1989年的六四前后，我在日本的东京，每天 在上下班的电车里手捧日本的报纸，寻找有关中国的新闻，回到家里，屏住呼吸，观看有关中国新闻，然后，在那破旧的公寓里与邻居热议中国。那时的我是个彻底的爱国主义者，中国和我心连心。
记得六四那天，半夜邻居薛打电话给我：快起来看电视，北京动武啦 ！天一亮，大家互相打电话号召去东京游行，声援六四学生，薛和我觉得义不容辞，义愤填膺。我的前夫只嘟囔了一句：看，（学生）把天安门弄成什么样子了，不像话，他没去。我哥哥正在打工，我去招呼他请假去游行，他的日本老板说：国难当头赶快去吧。我哥 解下围裙跟我们一起走了。
当时有几千中国人，来到东京的繁华区新宿，高呼口号，声援六四学生运动。后来薛告诉我，你见到我先生老张了吗？我告诉你，他怕被特务盯上，影响他的前程，偷偷的溜了。我们俩个一唱一和的表达着对自己丈夫的失望和不满，不睦而合地说：真想和这样的男人离婚。
后来，我和薛真的都离了婚 ，只是不是为了六四。 六四后，我前夫的父亲从山东老家写了一封很政治的长信，大概意思是说：一群学生在一些不法分子的影响下，企图颠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伟大的党彻底粉碎了叛国叛党的一小撮不法份子…… 我说，这信是从“人民日报”上抄的吧 ，你家可真的不愧是贫下中农！前夫说，是啊，我父母老家祖祖辈辈都是穷的当当响 ，是新中国救了他们。我无语。
这以后的几年，每当六四那一天，我有时会一个人去参加在东京的“六四纪念日”，只是默默地。
今天，六四已经成为历史，依然有人为了那一天在付出悲痛的代价，柴玲看上去已经面目全非，她是我最感到失望的一个，她现在找到了一个与六四不怎么相关的籍口：流产女婴 。前几天看到中国的人口普查，男女出生比例基本趋于平衡，许多家庭更愿要女孩。不知这消息会不会影响柴玲的热情，让她的作文跑题。
六四那一页，已经计入中国的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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