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过了这么多年，每年这个时候都有人提及评论这个时间。可是发现多数人对这个事件了解不够，看法太简单而偏激。呼吁平反呀，国耻啊什么的。作为一个当时在北京经历了那场运动的人，我忍不住谈谈自己的看法。
当时作为一个热血青年学生，我赞同学生对反官倒反腐败，以及对更多民主的诉求。但我不赞成绝食这样的极端方式逼迫政府。有序有控的声势浩大的游行，足可对政府造成震撼。赢得民众支持。该上课时上课，周末游行，完全可以达到目的。从这种绝食的方式上看，所谓的学生代表和组织者，要么是幼稚，要么就是别有用心。
绝食不可取，但毕竟是年轻人，爱冲动，有些极端可以理解。这点从大多数民众对学生的支持就可以看到。作为政府领导们，都是60以上的爷爷辈的人，为什么没能做到理解，宽容，积极高调的同学生对话，反而是宣布是动乱？即使是真的有人背后指使，作为掌握国家机器和军队的政府，为什么害怕和学生高调见面对话，而粉碎敌人的阴谋？政府对学生的置之不理，激怒了我们广大民众。绝食一周后，连大学校长和著名党外人士的公开信都不予理睬，当时觉得政府实在是不可理喻。民愤极大。才有了后来的在京各大单位职工的大游行支持学生。
那么具体到人，谁应该负责任？学生不管是被谁利用还是简单冲动，或者是单纯觉得热闹比上课好玩，都不能怪学生。因为他们年轻。所以当时的执政者就是造成这场学生运动失控，以及后来不得不动用武力的罪魁祸首。李总理恶名远扬，不比再讨论。当时，赵是一把手，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拥有者，他做了什么？根据当时小传单的消息，5月22日时，实际当权者邓在武汉，可能绝食时，他不在京，那么赵就更应该负起责任。为何没能及时到广场去说服学生？后来的很多小传单幕后消息包括军队要进城等都是从他的智囊团，国家体改委处散发出来的，很明显，他是错过处理这个事件的最佳时机的主要责任人。即使是没有利用学生的想法和做法，他都要负主要责任。更何况现在看来他很可能就想利用学生。他在大势已去的时候当着全世界人的面，对戈尔巴乔夫抱怨说，邓这些年一直掌控权利。失去权力了才跑到广场上，鼻子一把泪一把的演戏，以至于到现在很多人都认为他是民主改革派。其实他是罪魁祸首。如果绝食的前两天处理得当，民众都会看在眼力，学生再闹，民众就不可能那么再支持，警察就不会失去功能。军队进城就名不正言不顺。除非确是因为赵有军队的支持，有武装政变的可能。
赵丧失权利让民众了解到局面失控的原因是高层内斗。所以，5月25日左右，大多数民众都已经了解学生运动大势已去。至少我当时所在的研究所里能感觉到这种情绪。 事实证明，北京百姓也明白了这一点。因为提前很多天造势的5月28日全球华人大游行并没有多少人响应。在北京也都是外地学生在当天游行了,但那气势和先前的5月22日（具体日期没记住）的游行根本不能相提并论。5月29日，我经过的广场，都一篇狼藉，只剩下几个帐篷，没看到人影。我想家在北京的同学，大概都得到父母的指导，不再参与。除非他们的父母没有任何消息来源，或者没有一点政治敏感。让我奇怪的时，为何后来又有北师大学生竖起自由女神像，学生又聚集起来。这样军队进城也就不避免了。从这一点上说，学校有责任，没能给学生分析形势，晓以利害。如果学校能像父母一样关系自己的学生，就该尽力劝阻学生。反正不是自己的孩子，也许他们故意让流血发生，看政府笑话。
军车被堵的地方，是主要流血的地方。死伤都是学生吗？可能大多数是，但暴徒都是躲在前面的学生后边扔石头砖块。死伤者多是没有父母学校教导的外地学生。这种情况下，开枪镇压也可以理解。因为都几个星期了，局面没有能控制的迹象，警察早已失去功能。所以六四事件本身不单纯，有过程演变。名称也从动乱改变成事件。呼吁平反六四这种说法就太简单了，最多就是重新检讨当时政府不作为，造成局面失控。但话说回来，即使赵李在绝食当天去开诚布公的和学生对话，许诺惩治官倒腐败，进行体制改革，就一定能结束那种局面吗？我想，至少能让广大民众看出政府的诚意，如果还是继续闹，那么学生背后有势力操纵的说法就能让民众信服了。没有民众的支持。学生早吓破胆。得知军队要进城，5月18日晚，学生乱成一团，广场学生几乎吓破胆，不停派人到学校请求支援，期望人越多，给军队造成心理障碍。5月19日凌晨得知军车被堵在进城路上，学生才胆大起来。加上军队被堵后，军人表态不会对学生开枪，造成学生误读，更加肆无忌惮，拒不收场。如果政府处理恰当，就没有民众堵车支持和壮胆，学生怕也早做鸟兽散了，六四或许能够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