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是我党历史上唯一不能写入党史或党章的重大事件。不能写入党史是因为关于那件事至今还没有经过党的全体大会讨论通过任何一项决议。即便讨论了，也无法在党的大会上通过，一是因为许多老同志无法认同我们的军队向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和青年学生开枪，二是因为没有人敢出来承担责任，三是无法给那件事定性。由于党内缺乏共识，关于那件事的说法就前后不一。先是说那是一场反革命暴乱，后来说是一场破坏安定团结的动乱，最后把那件事轻描淡写成“一场风波”。既然只不过是一场风波，那又为什么不准党内外讨论呢？像文革、反右都是我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我党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公开给那些被冤屈的同志平反昭雪，为什么对于“六·四”这样“一场风波”中的受害者却不能平反昭雪呢?
这个问题好回答也不好回答。简言之，“六·四”虽然死的人远少于“文革”和其它政治运动，但这却是我党有史以来最棘手的一个问题，没人敢碰。
“六·四”以前，尽管我党犯过很多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我党都有改过自新的能力。
即使文化大革命对我国造成那样的劫难，我党都能够最后靠自己的力量，粉碎“四人帮”，否定自己的领袖毛泽东，结束“文革”，使我国走上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每一个新的王朝建立之初，总是有这种自我纠错和革新的能力的。但那种能力却永远是很有限的。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不管用了。
“六·四”就是这样一个分水岭。从那以后，党再也不能靠自己的能力来治理腐败，拨乱反正，获取大多数群众的支持了。每当一个政权丧失自我反省自我改过的能力时，这个政权就开始走下坡了。中国历代几乎每一个朝廷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却没有任何一个皇帝可以扭转这个趋势，所以中国几千年来一直重复着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所描述的“政息人亡”这种历史悲剧。“六·四”就是这个中国的古老悲剧的重新开演。
“政息人亡”的历史悲剧之所以在中国不断重演，是因为从秦始皇到今天，官方都找不到一个好的法子来治理腐败。治国就是治吏，治吏就是治理腐败。从古到今，我国都是从体制内找答案。孙中山先生首先看到了这个中国几千年的死结，决定从体制外找答案——他推翻了满清，建立了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曾经模仿美国建立了一套议会制度，三权分立，同时也开放党禁报禁，梦想当中国的华盛顿。但很快他就玩腻了，回到了体制内，决定当皇帝。蒋介石不敢称帝，但他惩治腐败的法子还是和皇帝一模一样——体制内找答案。所以22年后他被体制外的我党所取代。毛主席还没上台就想到了有一天会和历代皇帝一样被赶下台，所以他发誓要用民主来结束“政息人亡”的循环。但他还是没有能够跨越体制，他没完没了地整人，搞得党内外怨声载道，所以他死后不到一个月他的老婆和亲信被一网打尽。邓公一开始也想从体制外一劳永逸地解决大权独揽、权力高度集中的问题，但他终究没有那种魄力和勇气，最后还是回归旧的体制。他死后，我党之中再也没有谁敢挑战这个体制了。
“六·四”说到底就是中国历史上最近的“在体制外找答案”的一次尝试。我党的领导并非都是外界传言的那样酒囊饭袋。他们知道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他们也知道，“六·四”虽然失败了，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独裁和专制政权都不可能永久，其结局无非只有两种：或是被另一个独裁专制政权所取代，或是被一种民主制度所取代。我国现行体制无论出现哪种结局，镇压过“六·四”学生和百姓的人都会被后来的掌权者钉上历史的耻辱柱的，就和那些斩首“六君子”，镇压黄花岗起义的人一样的下场。李鹏同志写了一本自传，想撇清他在“六·四”中的责任。我党不批准他那本自传的出版，其实并不是和外界传言的那样害怕他把责任都推到邓公的头上，也不是要把所有参与镇压“六·四”的人都绑在一起，而是认为那种责任不是一本书、一个表白可以推卸得了的。老百姓不会那么笨。
前面说了，我党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平反纠错的经历。例如，我党的早期曾经给很多被王明、张国焘整肃的同志平反。解放后，我党错打了很多“右派”，“文革”中又错误地打倒了很多知识分子和老干部，我们都给他们平反了。但那些平反都是路线斗争的结果。谁赢了谁就可以否定党的前任领导所做的一切。搞来搞去这还是体制内争权夺利，可为什么这种争权夺利以前大都出现好的结局呢？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党内虽然也有不少的投机者，但毕竟还是有一大批有理想的好同志。那个时候加入共产党远不如加入国民党来得实惠，所以我党那个时候总的说来是纯洁的。
中国历史上帮助皇帝打天下的总有一些忠心耿耿的老臣，这些老臣敢于拼死进谏，他们的话皇帝不愿意听也要听。彭德怀就是我党的老忠臣。刘少奇、周恩来就是肝脑涂地的宰相。但主席不相信他们，偏偏信了一帮奸臣——四人帮的胡言。主席死时，忠臣已被杀了一大半。到了邓小平时期，忠臣一个又一个被整下去或退下去，就越来越稀少了。“六·四”以后，我党的忠臣可以说基本上被一扫而光。如今要入党的，都是为了当官，捞钱。党内干部能够生存下来的，爬上去的，除了投机者便是贪官污吏，他们连《党章》都没读过，根本就不了解我党的发展史，他们的理想就是捞更多的钱，把孩子一个个都安排到政府里当大官，或者送到美国去享福，谁会傻到会去给六四平反？今天我们党内有哪个人有华国锋为民除害的那种胆略，胡耀邦为民请命的那种慈悲，邓小平拨乱反正的那种雄才？
给“六·四”平反的最佳时期已过。邓公在世时就应该把那件事办了，那样做虽然我党有可能暂时失利，但长远看来我党会永存，不会消失，更不可能被打倒。党和国家都会更加兴旺。今天在中国真正的共产党人已几乎绝迹，大多数是权贵资本家和利益集团代言人。还有极少数有良心的人，但他们体制内处境艰难，我们这个体制容不下他们。我们这个党早就不是共产党了，而是既得利益党，资本家党，腐败党。如果我们给“六·四”平反，中国将会发生三件事：一是民选政府官员，二是法治社会，三是舆论自由。这三件事一落实，问题就不是我党失去政权那么简单了，而是我们很快就会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党的干部被独立的反贪局审查。即便按照我们今天的法律严格查一下，这些人也都该进监狱的，很多人要被枪毙的。“六·四”平反之后，中国廉政公署的传票会像雪片一样飞到欧美各国刑警那里，通缉那些在国外安享天年的离退休干部。美国加州的许多豪宅会因为屋主无法再缴纳房产税而被政府查收，荷兰的红灯区会立即失去三分之二的生意，法国香榭利大街的商店会一下子冷清一半，德国的奔驰和宝马工厂将会有大批工人失业，就连泰国的游乐区的生意也会突然间爆跌。如果说十年前世界需要中国腐败，那今天的世界就已经离不开中国的腐败了。
如果说给“六·四”平反只会影响党的干部的利益，那可就小看了我党的眼光了。“六·四”以后我党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就是给我国知识分子办了许多好事。你也可以说是把他们和党绑架到一块去了。中国这几百年来闹事的都是读书人。把这些人管好了，天下就太平了一半。毛主席对他们来硬的，实践证明那不行。我党“六·四”对他们大开杀戒，确实是不对的。江总书记靠“三个代表”就把他们彻底搞定了。今天中国那么多的教授、博士，一打听都有车有房，却不见中国的科技赶超欧美哪国。包起二奶，玩弄起女学生他们比公务员还厉害。这里的秘密谁都知道。他们要是再敢造反，都不用拿他们的政见和玩弄女生是问，随便找几篇他们的论文一查就可以让他们栽了。给“六·四”平反，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直接的好处，相反却有可能断了他们的财源，丢了他们的红颜和小蜜，他们会同意吗？今天的中国已不是20年前的中国了，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不是20年前的知识分子了。你去中国随便一所大学里打听一下五月四日是什么日子，恐怕不少人会回答是情人分手的哀悼日。至于六月四日，他们会说奇怪网上竟找不到这一天。
不要怪这是学术腐败。我们二十年来的经济成长哪里是靠这些搞学术的。你看那全国十大首富里有几个是科技创新者？我国的经济发展靠了两大利器：腐败和廉价劳动力。没有腐败这个第一动力，哪个领导干部会去发傻搞什么GDP?
都说我们成功的秘诀是摸着石子过河，那是赵紫阳搞过的一套东西，我们早就不用了。我们的干部是摸着自己的钱包过河。他们的钱包越鼓，过河的干劲就越大。所以我们的经济会这么繁荣。所以这一部分人就能富起来，所以就有一大批人富不起来。腐败吗？确实很腐败。可又能怎么办？二十年前邓公就看到了一个矛盾：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他想不出好办法。江总了解这个难题，这就是让全国可以腐败、敢于腐败的各阶层一起来腐败。大家都腐败了，谁也就别说谁了。你可以假公济私，我就可以勾兑地沟油；你可以贪污公款，我就可以掺三氯氰胺；你可以买卖官职，我就可以打磨假晶片。这就叫“闷声发大财”。到了最后，全国人民捞钱都捞疯了，人格都不要了，脸皮都丢尽了，良心都喂狗了，也就没有亡党亡国的忧虑了。
但邓公当年说的一句话我们却不能不放在心上。邓公说，杀二十万，换取二十年的稳定。
听清楚了：他说那只能管二十年，没有多说一年。现在二十一年过去了，邓公可从来没有延长过这个保鲜期。胡哥你就是再大胆也不能瞎做这个主。
如果这个时候把“六·四”问题拿出来讨论，甚至要给“六·四”平反，是多么难的一件事。
二十年保鲜期已过，我党已经坐在好多个火山上了，会给自己再添一座活火山吗？就算我党想通了，那全国那么多的公务员们、大款们、精英们、教授们能想通吗？靠喝学生的血养肥的，总不会把喝进去的血吐出来吧。毛主席说，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可天下大治也会变成天下大乱的。
所以，“六·四”虽然是一场小风波，却也是我党有史以来最棘手的一个问题，至今没人敢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