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的时候我大学毕业留校不久，正在申请出国留学。我并不是一个有政治热情的人，从小受的中国式的教育，很少对体制，社会，文化进行反思。但是因为还年轻，所以理想和热情还是有的。
当时北大校园里很热闹，很多毕业留在北京的同学都常常会来看热闹。因为我还有个宿舍，所以也是大家落脚的地方。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静坐，后来颐和园北宫门那边档军车，我也常骑车去看。也是因为要出国了，把自己的冬衣、棉被都捐出去了。
北大是个卧虎藏龙的地方。我们楼里扫厕所的老头，有一次聊起来，他年轻是出洋留过学的。他扫的厕所非常干净，敬业精神很不一般。这是题外话。就在我看着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出学校大门而心情激动的时候，老头说，你们斗不过共产党，还是忙活自己出国的事吧。
王丹的班主任也住在一个楼里。王丹和李鹏辩论上了电视，回来挺兴奋的问他的老师：“我在电视上的形象怎么样？”我们都感叹他还是个孩子。
本来打算六四那天晚上骑车进城，同楼的青年教师说，今天动静不对，女同志们还是在家呆着吧。晚些时候，有人满身是血地从广场上回来了，人显然是受到刺激，有点神智恍惚，说：“他们真的开枪了！”我们都是“红旗下生，红旗下长”的人，根本不能理解解放军的行为。
第二天听到的事就更多了。我的朋友们都是头一次经历枪林弹雨的场面，原来对战争的浪漫感觉一下子就没有了。人在一夜之间长大了很多。我也有个大学同学脚上中了一枪，晚上住进医院，受到了英雄般的拥戴。第二天气氛骤然变化，于是悄悄地离开了医院。
八九年其实离文革结束并不太远，我读过大量回忆文革的文章。那时天真地想，这种荒唐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了。可是六四之后，马上就有人跳出来，揭发、检举所谓“参加闹事”的人，而且摆出一副不置人于死地而不罢休的架势。
仅仅过了二十多年，很多人就对六四置若罔闻，或者认为这件事根本没有发生过。也有人不承认纳粹集中营的存在，甚至九一一的发生。这真让我对人类感到非常悲哀。古人编《资治通鉴》是为了给后人提个醒，不要再犯相同的错误。在现在信息如此发达的时代，人们怎么可以这么健忘。
我们经历过六四的人有义务把自己的经历写下了来。因为这是历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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