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谁搞起的“亩产万斤”宣传？
反伪斗士作伪录：自己搞“亩产万斤”，栽赃说是钱学森搞的。
在不少媒体及网站流传一个谣言，好象是钱学森搞了“亩产万斤”。其实呢，那是中宣部负责科技的头头于光远那些人搞起来的。别忘了，当时，中国照搬苏联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工宣传控制科技学术的体制做法，----在那种体制做法下，您不听从政工宣传干部对科技学术的干预，您就可能成为国家的敌人，嘿嘿，那一来，别说搞科研了，您能避免政治批判和安静过日子就不错啦。
而钱老呢，咱把自己放在钱老的当时“海归”位置上，很理解他为啥要违心附和那种“亩产万斤”的宣传：若您不同意“亩产万斤”，于光远和何祚庥等宣传政工们就您扣上“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反社会主义”、“反总路线”等等敌对意识形态的帽子，在政治上把您置于死地，赫赫，那还怎么搞原子弹研究开发？当时呢，有实际例子摆在钱学森面前：何祚庥等宣传政工们把梁思成的保护北京传统文化的主张和城建设计扣上了当时所有能扣的政治敌人的帽子，把梁老置于政治死地，进而把梁老的城建设计主张也打死，使梁老根本不可能从事他的城建设计工作。
所以呢，面对梁老被置于政治死地而丧失科研学术机会的生活实际例子，面对表态说真话和保全原子弹研究的两者必居其一的选择，嘿嘿，别说“亩产万斤”了，就是“亩产亿斤”，若咱处在钱学森位置，咱也会给您热烈拍手叫好的，----只要您让咱平安无事地搞咱的原子弹研究开发、别让咱重复梁老被置于政治死地而失去科研机会的悲剧，您喜欢听啥、咱就给您说啥，哈！
附后是于光远自己的陈述，早已在海内外公开发表。那些文字明白证实：于光远等政工宣传的那些人自己就是“亩产万斤”的主要编制人之一。通过阅读，参考其它发表的东西，您也不难发现：“反伪斗士”何祚庥也是那个弄虚作假政治宣传的参与者之一，更是文革结束后对钱学森搞栽赃的主要活动人物之一。譬如陈述文字中说的“坚决反对‘人体特异功能’之类的伪科学”云云，嘿嘿，那个“伪科学”的证据是“耳朵听字”，而“耳朵听字”表演的“特异功能”就是于光远和何祚庥等所在宣传部门搞起来的，可他们却栽赃于钱学森，哈！（有关详情另论）。
政工宣传出来的“反伪斗士”们为啥那么仇视钱学森？嘿嘿，说来话长，简单一句：搞原子弹的时候，钱学森等人严厉地抵制了于光远和何祚庥等人试图用政治宣传干预破坏原子弹研究开发的种种言行；时过境迁，多年后，为搞打击报复，于何等人自封“反伪斗士”、企图用栽赃手段给钱老扣上“伪科学”的政治帽子、再通过“反伪科学”手段试图将钱学森置于政治死地。
然而呢，正如一些海内外学子朋友们早就说明的：于光远和何祚庥等“反伪斗士”他们能通过宣传部门工作方便而制造舆论轰炸搞欺骗民众社会，他们却欺骗不了知情人和高层领导。譬如，每当他们试图掀起个诽谤钱学森的浪潮的时候，核工业部门就表彰钱学森的贡献，最高国家领导人就探望钱学森和充分肯定赞扬钱老对中国发展原子弹事业的卓越贡献，----那就是对“反伪斗士”们试图诽谤诬陷钱学森的恶劣言行的公开抨击。咱很赞同那些学子朋友们的看法。有关详情，请看老帖旧文：
·《何祚庥为何把“耳朵识字”当万能武器到处栽赃？》，[直言了] 于 2004-05-28 14:51:50上贴。
·《科学的想象力，上；伪科学的棍子，下。》，网友：直言了，人民网>>观点 2005年08月07日16:14。
好了，说远了，下面是有关文字，说明政工宣传出来的“反伪斗士”们不但是“亩产万斤”的编制者，且是当时许多弄虚作假和作伪宣传的制造者。“反伪斗士”们以“反伪”名义作伪，嘿嘿，是有历史传统的。请您看看吧：
附：大跃进时的中宣部科学处---于光远、李佩珊访谈摘录。
原载《百年潮》1999年第6期第23-30页。
【编者按】中宣部科学处，原为中宣部科学卫生处，约成立于1952年，负责管科学工作。1954年改名为科学处，处长胡绳，副处长于光远。自1955年起，于光远任处长。成员有李佩珊、龚育之、何祚庥等人。文化大革命中科学处被撤消。本文摘录自李真真采写的《中宣部科学处与中国科学院---于光远、李佩珊访谈录》，原载《百年潮》1999年第6期第23-30页。
◇ 科学家同农民比高产
珊：我在《院史资料与研究》1993年第四期上读到薛攀皋关于“大跃进”时生物学部参加同农业种植能手比高产会议的回忆文章。文中有一段说：“会议一开始，一位宣传部门的领导同志讲话。他提出：科研单位要同农民开展种高额丰产田的竞赛，如果竞争不过农民，就要摘掉科研单位的牌子……”。后来我问薛这位领导同志是谁，他说是于光远。
于：我是参加过一个农民同科学家比高产的会，这话很可能是我讲的。会上指标越比越高，小麦亩产能到６万斤。我又觉得太玄了，就说“一万斤也不错嘛！”其实同他们的３万斤、６万斤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我还写过一篇文章反映那次会议，但没有发表。这时期我还在《红旗》上发表过一篇讲小麦高产意义的文章，可见我那时的积极性，这都是我那时头脑发热干出来的事。
珊：记得1962年广州会议上，你曾为在《红旗》上发表这篇文章作了自我批评，好像在那次会上你是唯一作自我批评的人。
于：还有一件事，聂总曾带张劲夫和我两人一同去中南海游泳池见毛泽东，要张汇报科学院的情况，要我汇报全国科技的情况。因为那时我正负责编内部刊物《科技动态》，做具体工作的是于若木。
珊：我也参加了，只编了几期。后来科学院编出了《科学简讯》，这个刊物就停了。
于：我当时汇报得很糟糕。我讲了山东的农民把苹果苗插在正在长的南瓜上，结果苹果同南瓜一起长。这是写在山东省委的报告上的。那时我思想上有一条，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省委的报告还能有错？无论如何，我担任着重要的科学工作，向毛主席汇报这种不科学的东西，后来越想越不是滋味，这是我一件丢脸的事。在这之后我就在科学处的工作方针上加了坚持科学性这一条，近十多年我坚决反对“人体特异功能”之类的伪科学，就是坚持科学性这一条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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