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程序疑點
面對在國際社會激起的軒然大波， 公安部發言人稱艾未未涉嫌“經濟犯罪”被調查，親中共的香港《文匯報》更具體指稱是因為犯有“漏稅”以及毀滅“漏稅證據”罪。接下來，與艾未未關係密切的志願者文濤“被失蹤”；-艾未未發課公司出納胡明芬“被失蹤”；發課公司設計師劉正剛“被失蹤”, 艾未未司機張勁松“被失蹤”；截至最近，艾未未的律師劉曉原也“被失蹤”了。
同時，顯然是為了損害艾未未聲譽的關於艾未未私生活的“爆料”、 指責其作品“淫穢”的評論也紛紛在網絡和一些報紙上出現了。迄今為止，警察沒有向家屬出具其被帶走原因的任何書面文書，沒有辦理傳喚、拘留等法律手續，沒有按法律要求通知家屬。
疑點是明顯的：如果官方有確鑿、足夠的證據，為什麼不堂而皇之地按法律程序將其拘留、逮捕，-而是將其帶走進行“調查”？他的員工為什麼也同樣是“被失蹤”，而不是按法律程序傳喚或拘留？
有一種做法，是中國公安機關經常使用的，那就是先將人抓起來，然後“審出”證據來。法律專家們將這種違背法律程序的做法稱為“以審代偵”。那麼，公安機關是否在用這種方法對付艾未未呢？我認為情況可能正是如此，他們正試圖“找出”證據。
這種做法是法律所禁止的。它為警察刑訊逼供、強迫公民自證其罪、製造冤案，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而在本案中，尤其嚴重的是，艾未未的設計師、出納、-司機都被帶走“調查”。警察有條件通過以許諾釋放為交換，威脅予以拘留、逮捕、處以重刑，或採用肉體折磨，迫使他們做出對艾未未不利的供述，以坐實艾未未的“漏稅”、“毀滅漏稅證據”罪。
那麼，艾未未究竟是否真的涉嫌犯罪呢？對此人們並不知道，而只知道他被失蹤了。即使艾未未真的有“經濟問題”，考慮到艾未未的異議身份，政府顯然有選擇性執法的嫌疑。
長期以來，政府經常以經濟或其他刑事犯罪或犯罪嫌疑，來損害良知人士的聲譽。下面我就談兩個以前的案例，其中一個是我本人的經歷。
另一位良知人士
首先要談的許多人都熟悉的、著名維權律師郭飛雄的所謂“-非法經營罪”。1993年至2001年期間，-郭飛雄曾從事民營出版，-亦即通過購買新聞出版署批發給出版社的書號出版發行圖書。
2005年，郭飛雄以北京晟智律師事務所法律顧問的身份，到廣東-南海、佛山、番禺等地參與民間維權工作，特別是為太史村村民罷免村主任提供法律諮詢。此後，郭飛雄又聲援FL功，並與高智晟共同發起了“接力絕食活動”。
2006年，警方翻出郭飛雄幾年前從事民營出版的經歷，以“非法經營罪”將其拘捕。最終，郭飛雄被法院處以刑罰5年，今天仍然在獄中。
郭飛雄是否真的犯有“非法經營罪”呢？他從事過民營出版，這是事實，但是，他並沒有犯罪，因為出版由國家壟斷，民間、-個人不得染指，侵犯了公民的言論、出版自由，是違背憲法的。
我也曾涉嫌“經濟犯罪”。講述這個故事，需要將時光倒轉到19年前。那時，我是北大法律系的講師。
我的經濟犯罪
1992年7月，一個自稱來自於湖北沙市的人敲開了我在北大的宿舍的門。他告訴我，是我的一位老師、法律系的一位著名教授介紹來的，想報考北大法律系的研究生，希望我傳授一些經驗。我和他談了大約一個小時，告訴他有哪些必讀書、必讀雜誌、要注意哪些學術動態。臨走時，他問我是否可以將行李暫時寄放在我的房間，我不假思索就同意了。
他一去不復返。大約1個月後，北大保衛部一位姓孫的人敲開了我的宿舍的門。他告訴我，在校園抓住了一位詐騙犯，供出來行李寄放在我的住處。他詢問了來龍去脈后，怪異地要求我將經過以書面方式寫給他。一個多月後，那位保衛部人員又來找過我一次，繼續進行所謂“調查”。
1992年10月30日，也就是我預定去西德柏林自由大學做訪問學者的前一天，北大給全校-30多個系發了一份通告，說是破獲了一起重大的校園詐騙案。通告的最後一句話是：“該詐騙犯的行李放在法律系講師王天成處”。當天晚上7點多鐘，天正要下雨，風沙飛揚，我被一輛警車帶離了北大。
抓捕我的真實原因是什麼呢？因為我和64的参与者在1991年組建了“中国自由民主党”，从事民主运动。共有20餘人被抓捕、審判。我是最後一個被抓捕的。北大是個敏感的地方，為了掩人耳目，警察花了更長的時間布了一個局，試圖給人一個印象：我是因為涉嫌詐騙而被捕的。
我最後被定的罪名是“反革命宣傳煽動”和“積极參加反革命集團”。但是，5年後，當我刑滿釋放回到老家——湖南的一個小縣城，那裡盛傳的是我因為“盜竊國家經濟情報”而被判刑，消息的最初散布者是縣公安局。當然，最初的消息源不是縣公安局，而可以肯定是北京。
這個故事聽起來像天方夜譚。沒有切身經歷的人，也許不敢相信政府會如此下作。
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國度：要求自由、民主、公義、法治的人不受法律保護，他們會被以這種那種罪名或“犯罪嫌疑”投進監獄。
艾未未或許不會有我那樣“幸摺薄Ｎ业淖罱K罪名是政治性的，他的很可能是“經濟犯罪”。政府正在“找出”他的罪行，-試圖使他污名化。
然而，我們迄今並不知道艾未未有什麼罪。恰恰相反，更明顯的是，官員、警察已經犯了罪：從國際法看，犯的是“強迫失蹤罪”；在國內法上，則是“非法拘禁罪”。
--作者王天成，旅美法律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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