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news.QQ.com 2008年11月17日13:12 新华网
近来，学术界有些人宣扬“普世价值”。他们说，“国际通行”的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就是“普世价值”，在这些“普世价值”面前没有必要区分历史、阶级和社会属性，中国不应强调特殊性而自外于这些普世价值。“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功绩”就是“人权、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日渐成为我们文明中的核心价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历程，就是不断学习和实践人类普世价值的过程”。还有人提出“解放思想应该有核心目标”，这个核心目标“就是要确立普世价值”，主张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社会、文化方面的理论创新，都必须以“普世价值”为尺度，与国际上的民主、宪政等观念接轨。一时间，“普世价值”成为时髦的流行语。
那么，他们所说的“普世价值”的实质是什么？中国是不是要沿着他们所说的“普世价值”去发展？这些都是事关我国前途、命运的大问题，需要认真探讨。
他们所说的“普世价值”并不是普世的
什么叫“普世价值”？也就是说，价值的“普世性”指的是什么？宣扬“普世价值”的人认为，第一，这种价值观念适用于所有的人，不管哪个阶级、哪个个人都赞成并实践这种价值，即它具有普遍适用性；第二，这种价值观念适用于任何社会，不管哪种社会经济形态都存在并适用这种价值，即它具有永恒性。
很明显，这种论断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他们说的价值观念是普世的，那么中国早就应该是赞成并实践了的，怎么会“自外于”这种价值观念呢？反过来说，既然拥有13亿人的中国不赞成或没有实行他们所说的“普世价值”，这种价值观念怎么能说是“普世”的呢？可见他们所说的“普世价值”并不真正是“普世”的。人们都清楚，所谓“国际通行”的“普世价值”，其实就是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体系，就是指西式的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法治等等。
某些西方学者对这一点看得比较清楚。按照我国宣扬“普世价值”的人的说法，英、美、法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博爱、法治等是“普世价值”，中国必须遵行。然而恰恰是这些国家的某些学者对这些价值观念的普世性表示怀疑。法国前外长韦德里纳与法国国际和战略关系研究所所长博尼法斯在新近联合出版的新书《全球地图册》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有人质疑韦德里纳是否“过于偏激”地放弃了人权、自由和民主等“普世价值”，他回答说：“我一直坚信和捍卫这些价值，但我不无伤感地告诉您，西方世界10亿人口在全球60亿人口中占少数，我们认定的‘普世价值’未必真的就是‘普世’的，现在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能力强迫别人接受我们的价值观。”显然，得不到大多数人认同的价值不能算是普世的，这一点，连一些西方学者也是承认的。
可见他们宣扬的那些价值观念的普世性是自封的，并不真的就是普世的，其目的是想借口“普世性”把那些价值观念强加给别人，而不允许别人有所怀疑。
价值观念从来都是具体的，抽象的共同的价值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独立存在
我们并不否认普世价值，但价值总是具体的、社会的。人的基本特性是社会性，人是在社会中进行生产和生活的，脱离社会的个人无法生存。像鲁宾逊那样不同其他人发生关系的人，只存在于小说里，现实生活中是找不到的。在生产和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必然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由于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不一样(在阶级社会里就形成不同的阶级)，追求的利益也不一样，所以不同的人对同一种事物的价值判断必然也是不同的。
当然，为了使社会正常运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人们也会形成一些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这些行为规范或者是约定俗成的，或者是由法律规定的)，但即使是公认的行为规范，不同的人也赋予不同的内涵。宣扬“普世价值”的人往往把不同阶级、不同人群存在的价值观念中的共同点，抽象出来把它叫做“普世价值”。例如，资产阶级讲民主，无产阶级也讲民主，这两种民主的性质和内容是根本不同的，但两者之间也有一些共同之处，有人就把共同点抽象出来，然后把民主说成是“普世价值”。
但是，这种抽象的民主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独立存在。从哲学上讲，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没有脱离了个性而独立存在的共性，共性总是与个性结合在一起，总是体现在个性中。人们可以在思维中把不同事物的共同点抽象出来，形成概念，但能够在现实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的只是个性的东西。打一个比方，人们可以从各种各样的具体水果———苹果、橘子、梨、香蕉等———中抽象出共性的东西，把它概括为水果，但在市场上只能买到具体的水果，而买不到抽象的水果，因为水果这一概念只存在于具体的水果中。同样，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抽象的民主、自由等也是不存在的。毛泽东说过：“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的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他还指出：“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8、209页)
正因为这样，邓小平针对我国存在的民主发扬不够的问题，在提出“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的同时，强调“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别开来”。(《邓小平文选》第2版第2卷第176页)他明确指出，有的人讲的“民主化”的含义不十分清楚，“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邓小平文选》第2版第3卷第240页)不能抽象地谈论民主，不区分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更不能说只要主张民主，不管是什么性质的民主，就都是社会主义。
其实，历史上早就有人鼓吹抽象的民主，考茨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考茨基在反对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苏维埃政权时，也宣扬所谓的“纯粹民主”，也就是抽象的、普世的民主。针对考茨基的谬论，列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历史，那就很明显：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考茨基谈论“纯粹民主”的目的是“蒙骗工人，以便回避现代民主即资本主义民主的资产阶级实质”。(《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600、601页)近90年过去了，列宁的这一论断，今天读来，仿佛就是针对眼前鼓吹“普世价值”的人说的。
自由、民主、人权、公平、正义、法治等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但三权分立、多党制、极端个人主义等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普世的。而那些宣扬“普世价值”的人，正是在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下，推销西式政治制度、价值观念，这才是问题的实质和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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