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法办，不要“马上就办办”办

　　日前，山东济宁出了个“马上就办办公室”。相关人士表示：“马上就办办公室”在济宁已推行了一年多，是“效能济宁”的一个部分，目前多个部门都已经成立了“马上就办办公室”，就是为了提高行政效能，增强执行力和公信力。

　　拖拖拉拉还是马上就办，是工作作风问题，要去除推诿卸责的毛病，方法很简单：订立制度。出台制度规定公务员在为公众办事时应马上就办，规定办事的时限，不得吃拿卡要和推诿拖延，如果违反“马上就办”的规定，会受到相应惩罚。如不“马上就办”，就可能被法办。这种内在的制度压力，自然能迫使公务员提供行政效率。

　　以制度推进“马上就办”，既简单有效，符合法治精神，又能节约行政资源，为什么不订立这样的制度，而是成立“马上就办办”呢？这反映了不同的思维：遇到某个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设立某个制度，还是设立一个机构。这两种思维，一种是法治，一种是人治。“马上就办办”———办公室治，实质上就是人治。

　　为什么有些人偏爱这种“动辄设立一个相关办公室”的“办公室治”，而不喜欢依法而治呢？

　　其一，“法治”没有“办公室治”这样轰轰烈烈，能显现地方政绩的动人氛围。“出台个制度”总是无声无息，而“办公室治”最大的特点就是动静大。只有动静大，才能形成氛围，才能让上级领导看到，才能变成可以加分的政绩。这样，即使像这样的“办公室治”没什么效果，目的也已经实现了。

　　其二，“法治”不像“办公室治”这样能满足一些人的权力欲。如果一切由法律和制度去治理，“不马上就办就要依法受到严惩”，一些人就没有权力了。“办公室治”则不一样，它的领导一般由地方相关主管领导兼任，这个办公室掌握着行政效能评判上的权力。有没有马上就办，法律和制度说了不算，“马上就办办”说了才算。

　　没有“法治”，只有“办公室治”，能解决马上就办的问题吗？不能。没有“法治”内在的制度压力，“办公室”这种外在驱动力靠不住。一来，这种办公室往往是临时的，一阵风之后就没有了；二来，“马上就办办”催促别人去“马上就办”，如果“马上就办办”同样有拖拉懒散、推诿卸责的作风，谁去推动和保障它“马上就办”？按叠床架屋的逻辑，只能是再设一个办公室在“马上就办办”后抽鞭。

　　所以，马上就办，只能依靠法办，不能依靠“马上就办办”来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