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促理性 网民不答应

来源: whywhy??? 于 2011-02-24 07:25:54 []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阅读数 : (21829 bytes)

针对中国民众深恶痛绝的社会不公现象，中共喉舌《人民日报》近期连续四次发表评论文章聚焦收入差距，其中第三篇试图说服民众要“理性”看待社会公正的文章《理性看待当前的社会公正问题》招致网民炮轰。

　　署名信力建文章《为何人民日报突然找到了“理性”》说，《人民日报》这篇深谙中国式辩证法之道的文章所在意的不是说人话，而是面面俱到。因此整篇文章充斥着“既是又是”这类高大全的论说方式，什么社会公正既是历史的又是相对的还是具体的，看问题要站在人的立场上也要站在社会的立场上等等。不知道作者有没有想过意图站在全知全能角度发言本身就是一种理性的谵妄表现，因为人不是上帝，有限理性的个体怎么能说出涵盖所有真理的话来呢？

　　针对《人民日报》文章提到的：“实现社会公正，需要采取切中肯綮的举措。其中，最为重要的举措就是实现科学发展，不断做大蛋糕，努力分好蛋糕。” 信力建说，1620年11月11日，102个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船飘落到北美的弗吉尼亚，当时他们吃不饱穿不暖，随时都面临着生命危险，经济极端恶劣，但是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蛋糕大小的问题，而是签订一纸公约，正是这张遵从自由公正原则的“五月花号公约”奠定了后来的北美文明。难道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程度还远不如几乎一无所有的拓荒者？岂能通过经济发展解决权利公正问题？

　　信力建说，很显然，我们现在面临的不公正不在于蛋糕大小的问题，而是绝大多数国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落实的问题，因为少数权贵利用非法的公权力肆意侵吞强占原本属于其他国民的权益，这个集团凌驾宪法和法律之上导致整个社会失去了基本的公正。一旦不涉及这样的根本问题，所谓建立公正都不过是空中楼阁。

　　《人民日报》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存在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社会里，真正的社会公正是无法实现的。只有在推翻了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社会里，社会公正的实现才具有现实可能性。” 信力建认为，这段反复滥用的总纲明确告诉大家：中国的国民只有死后，“社会公正的实现才具有现实可能性”，你们生前是不可能看到这一幕的。为什么？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并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有多久？要多久有多久，2010年实现不了，那就2020年；2020年不行，就2050年，再不行就2100年。

　　信力建说，这些只敢使用假名的理论者的理性策略：历史谈不通了跟你讲经济基础，经济基础走岔道了又开始揣摩心理学了。你怎么能说服他们的理性呢？你和他讲道理，他和你耍流氓；你和他耍流氓，他和你讲法制；你和他讲法制，他和你讲政治；你和他讲政治，他和你讲国情；你和他讲国情，他和你讲接轨；你和他讲接轨，他和你讲文化；你和他讲文化，他和你讲孔子；你和他讲孔子，他和你讲老子；你和他讲老子，他给你*****！文章至始至终都体现了两种理性：一、发言者代表权贵纠缠细枝末节让人陷入混乱的话语策略；二、要求国民都要向猪学习，学习那种不把自己当人看的工具理性。对于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来说，你根本就不需要理睬历史怎样你才能做出怎样的理性选择，在中国，公正就是一个将被私有化的公权力还原为本来面目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着荆棘与挑战，只有每个人都具有公正之心，紧抓问题关键，不断表达诉求争取自身权益，这就是以理性眼光看待社会公正问题。

　　署名丁咚文章《社会不公是民众心理期待惹的祸？——驳<人民日报>任理轩署名文章<理性看待当前的社会公正问题>》说，《人民日报》文章以“马克思主义”自居，对中国的社会不公现象进行了“历史的”、“唯物的”、“辨证的”分析，然而却荒谬地得出了“唯心主义”的结论，认为中国的“社会公正”问题之所以越来越严重，是因为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公众的主体意识越来越强，对社会公正的期待也有了“跨越式”提高，超越了社会发展步伐。

　　丁咚说，《人民日报》如此苦心孤诣立论的目的是想说明，中国“在实现社会公正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此作者重点列举了经济、社会领域的三个论据，然而对公众来说至关重要的政治领域的“社会公正”，作者则一笔带过，语焉不详。这恰恰表明了中国在实现公民政治领域的“社会公正”方面乏善可陈，甚至存在广泛的问题。但文章在随后罗列的“社会公正”问题时避重就轻，仅仅把“由于体制机制不完善导致的权钱交易等腐败问题”当作政治领域社会公正的主要问题，刻意回避了公民在享有政治权利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丁咚说，这篇文章通篇采取“先入为主”的态度，试图通过舆论导向，廓清社会上对“社会公正”问题存在的种种“错误认识”，消除公众的疑虑和不满，并将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中国在社会公正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上来，转移到那些似是而非的政策举措上来。然而它所立论的观点、论据、方法乃至于提出的对策，都是苍白的，缺乏说服力的，只能引发公众更强烈的反感，引起人们对社会公正问题更深切的担忧和更执着的探索。

　　针对《人民日报》文章强调的：“如果个人缺乏公正之心，总想在社会分配中多占便宜甚至不劳而获，必然导致极端个人主义，带来社会的非理性，使整个社会陷入无序状态。” 丁咚说，这是“居心险恶地将社会不公的罪责栽到无辜的民众头上。”

　　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没有公开就没有公正，读<理性看待当前的社会公正问题>后有感》说，任理轩用了将近8000字的篇幅，试图解读涉及社会公正的方方面面。看完文章后，约莫数了一下，“公平”一词使用了16次，而“公正”一词总共出现了169次，但与公平和公正密不可分的“公开”，却一次也没出现。一篇标榜“理性”大谈公正问题的文章，却只字不提公正的源头和公平的起点——公开，实在很难让读者“理性的”看待这篇文章，说句不中听的：难道公正就如谎言一样，说一百次就成了真理，将“公正”反复唠叨一百多次的就证明很公正了？

　　乌有之乡网站一篇署名田嘉力文章《评<理性看待当前的社会公正问题>》说，作者在洋洋洒洒上万言的论述中，最终也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才是 “理性”看待社会公正。恕我直言，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作者所谓的理性看待，无非是让全社会同意富者更富、让贫者更贫，然后大家全都保持笑咪咪的样子，所有的人全都不过激、不抗议、不争辩，这就是“理性看待”了。社会公正也就在大家的笑咪咪中实现了。

　　《理性看待当前的社会公正问题》2月16日发表后引起热烈反响，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新闻网、新浪网、凤凰网、腾讯网等众多网站纷纷转载，这篇文章被新浪网首页置顶，并放开评论，几乎遭到了网民的一致抨击。不过，《人民日报》次日刊文《理性看待才能妥善解决》自我回应说，专家学者、实际工作者和广大网友对文章给予了积极评价，对社会公正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大家认为，社会公正问题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只有理性看待社会公正问题，才能妥善解决存在的问题。相信党和政府有智慧也有能力解决好社会公正问题。

　　附一：为何人民日报突然找到了“理性”

　　作者：信力建

　　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任理轩的文章《理性看待当前的社会公正问题》，作者用了将近8000字的篇幅，以一种往而不返的精神和大而无当的说理方式试图说服国民要“理性”的看待社会公正。耐着性子看完这篇被网民痛斥的文章，除了开头结尾峥嵘偶露，说了几句人话外，其余地方不是深文周纳，小脚婆娘；就是故弄虚玄、大弹老调。真不知道对于一个62年来或者1962年以来没有出过“假消息”，一直代表人类、宇宙真理的报纸，其发出的文章说几句能贴近国民的话怎么就这么难呢？

　　一篇深谙中国式辩证法之道的文章所在意的不是说人话，而是面面俱到。因此整篇文章充斥着“既是又是”这类高大全的论说方式，什么社会公正既是历史的又是相对的还是具体的，看问题要站在人的立场上也要站在社会的立场上等等。不知道作者有没有想过意图站在全知全能角度发言本身就是一种理性的谵妄表现，因为人不是上帝，有限理性的个体怎么能说出涵盖所有真理的话来呢？按照卡尔·波普的说法，理论之为科学，就在于其可错性，亦即有被驳倒的可能性。理论唯有被证伪才不是谎言。一种理论似乎在各种可能条件下都能自圆其说，从而试图堵住方方面面的批评，这类话语不是理性，而是洞穴人的信念。因此高大全往往的结果就兼具两方面的杯具：一块破布哪里都想遮住却哪里都春光乍泄；理论根本无法实现从而沦为假大空。这篇貌似强悍的文章细究起来也不例外。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存在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社会里，真正的社会公正是无法实现的。只有在推翻了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社会里，社会公正的实现才具有现实可能性。”这段反复滥用的总纲明确告诉大家：中国的国民只有死后，“社会公正的实现才具有现实可能性”，你们生前是不可能看到这一幕的。为什么？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并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有多久？要多久有多久，2010年实现不了，那就2020年；2020年不行，就2050年，再不行就2100年。戏弄历史耍“拖”字诀的人知道人总是健忘的，即便不健忘，人的寿命也是有限的。明日复明日，社会公正的实现反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作者的推断就出来了：国民们，你们一定要淡定，不是我们不想给你们公正啊，是时机未到啊，你们还处在“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社会里”有什么办法呢？所以，国民们千万不要抱怨，也不要抗议，更不要向突尼斯和埃及的国民学习，那都是不理性的表现，不理性的人后果就是随时都可以被视为精神病人关去精神病医院。因此，国民们要接受你们所处的历史阶段，要理性的看待社会公正问题，你们看不到真正的社会公正不要紧，你们的儿子孙子总有机会看到的。

　　马克思主义以玩弄历史决定论为宗旨，当然，这样的历史决定论过于残酷搞笑了，可笑的是，人民日报的理论大师们解释不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是 “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社会”这个问题，也不敢直说当前谁是“压迫和剥削阶级”，谁是“被压迫和被剥削阶级”，所以还是总设计师高明，解决不了就束之高阁，皇帝的新衣不要谈论，必须对实际存在的等级差异视而不见。这样一来终于有了“我们不能脱离现实发展水平去盲目追求社会公正”的结论，因为社会公正是相对的具体的嘛。谁不知道社会公正是基于现实和个体的差异性诉求，这种诉求总是在博弈中寻求相对的公正而非终极的公正？但是理论大师们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人的天赋权利必须无可辩驳的被置于社会公正的首要地位并予以制度上的保证，这些天赋权利包括：政治自由(选举和被选举担任公职的权利)以及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良心自由和思想自由；人身自由以及拥有个人的财产的权利；由法治观念所规定的免于任意逮捕和剥夺财产的自由。也就是说这些第一性的权利公正无论在哪一个政治理论论述公平正义都刚性要求，这是一个社会建立公正的基础，而财富分配的公正反而是次要的。但是人民日报的公正偏偏就可以对世界普世价值弃之如敝履，且倒果为因，大谈特谈社会公正与经济发展的问题，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所谓的公正就是分几个有形的蛋糕，而不是无形的基本权利的公正。10个人分 10个馒头，人手一个是公正；难道2个馒头10个人分就不能实现公正？如果人的权利和机会是均等的这一切都不是问题。遥想1620年11月11日，102 个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船飘落到北美的弗吉尼亚，当时他们吃不饱穿不暖，随时都面临着生命危险，经济极端恶劣，但是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蛋糕大小的问题，而是签订一纸公约，正是这张遵从自由公正原则的“五月花号公约”奠定了后来的北美文明。难道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程度还远不如几乎一无所有的拓荒者？岂能通过经济发展解决权利公正问题？

　　很显然，我们现在面临的不公正不在于蛋糕大小的问题，而是绝大多数国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落实的问题，因为少数权贵利用非法的公权力肆意侵吞强占原本属于其他国民的权益，这个集团凌驾宪法和法律之上导致整个社会失去了基本的公正。一旦不涉及这样的根本问题，所谓建立公正都不过是空中楼阁。

　　这篇文章更可笑的还在后面，文章接下来说一党专政给中国国民带来了很大的好处，所以你们应该选择感激而不是抱怨，抱怨也太不厚道了。就此认定当前社会矛盾凸显很大程度上是国民心理预期过高造成的。“需要注意的是，人们心理期待的提高并不总是被动地跟随社会发展亦步亦趋，在一定条件下，人们的心理期待会超越社会发展步伐，从而使社会公正问题更加凸显。”并轻描淡写的说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只是“成长中的烦恼”。说来说去就是说国民把当前的社会不公看得太严重了，没有看清楚历史发展的阶段和经济发展的程度。文章不探讨权利如何分配，却利用历史和经济的宏大巫术形成一堵封闭的围墙，让每一个个体碰上它都只能徒呼奈何。在这样一种系统中，毋须建立促进思想之交流和学习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因为真理已在他们的手中了，打着历史进步的招牌，政权就可以宣称对个人自由的压制，甚至不公正也是合法的。一旦你接受了这种宏大巫术，你就会忽视个体的基本权益，忽视法律对于所有人一视同仁的公正，反正一切在你出生前已经被决定了。实际上，现实的规则并不是如此，世界上除了中国、朝鲜这类国家，没有哪个国家是等到消灭了阶级对立才找到最终的公正，恰恰是因为对立冲突，不断妥协才会找到人与人之间、人与政府之间相对的公正。国民对于公正的要求并非是水涨船高的非分要求，而是长期呼吁基本权利不能真正落实的愤怒，你可以说这愤怒不是理性，因为没有人愿意优雅理性的被欺压。

　　这样一来，我们发现这些只敢使用假名的理论者的理性策略：历史谈不通了跟你讲经济基础，经济基础走岔道了又开始揣摩心理学了。你怎么能说服他们的理性呢？你和他讲道理，他和你耍流氓；你和他耍流氓，他和你讲法制；你和他讲法制，他和你讲政治；你和他讲政治，他和你讲国情；你和他讲国情，他和你讲接轨；你和他讲接轨，他和你讲文化；你和他讲文化，他和你讲孔子；你和他讲孔子，他和你讲老子；你和他讲老子，他给你*****！文章至始至终都体现了两种理性：一、发言者代表权贵纠缠细枝末节让人陷入混乱的话语策略；二、要求国民都要向猪学习，学习那种不把自己当人看的工具理性。对于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来说，你根本就不需要理睬历史怎样你才能做出怎样的理性选择，在中国，公正就是一个将被私有化的公权力还原为本来面目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着荆棘与挑战，只有每个人都具有公正之心，紧抓问题关键，不断表达诉求争取自身权益，这就是以理性眼光看待社会公正问题。

　　这篇漏洞百出的文章因为被新浪首页置顶，并放开评论，所以回复的人很多，几乎遭到了网民的一致抨击，不管怎样，网络革命时代这样的古董好歹也让人们围观了一回。支持的人不到10%，80%的人借此抱怨当前社会的不公，10%的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作者相当虚伪，完全抱着一种维持现状维持现有体制的心态，指手画脚地教育人民认命。正是这种心态成为了这十多年来中共国的主导思想，导致了现在政治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最后，我要说的是，理性不是让理论家不说人话，或者借理论来恐吓常识，更加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优雅，否则，一块裹脚的破布什么丑陋都遮不住！

　　附二：社会不公是民众心理期待惹的祸？——驳《人民日报》任理轩署名文章《理性看待当前的社会公正问题》

　　作者：丁咚

　　2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载了任理轩的署名文章《理性看待当前的社会公正问题》，洋洋洒洒七八千字。“任理轩”显然是笔名，看来这位作者倒有些自知之明，晓得文章一出笼，势必要被公众的口水淹没，因此不敢露出真面目。

　　这篇文章煞费苦心地为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日益严峻的“社会不公”问题进行辩护。作者以惯用的 “八股腔”对“社会公正”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认为“社会公正是历史的”，“社会公正是一种历史现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社会是否公正有着不同的衡量标准，社会公正也呈现出不同的内涵。”“社会公正是相对的”，“看待社会公正问题，应防止落入平均主义这种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颇具诱惑力的窠臼中。”“我们所追求的社会公正，是要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但不是要否认差别、消灭差距，而是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将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进而充分挖掘每个社会成员的潜力，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社会公正是具体的”，“社会公正要求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权利在社会成员之间合理分配，各种义务合理承担，但具体如何分配与承担才是合理的，在具体的领域又有具体的内涵和具体的标准。”

　　可笑的是，文章以“马克思主义”自居，对中国的社会不公现象进行了“历史的”、“唯物的”、 “辨证的”分析，然而却荒谬地得出了“唯心主义”的结论，认为中国的“社会公正”问题之所以越来越严重，是因为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公众的主体意识越来越强，对社会公正的期待也有了“跨越式”提高，超越了社会发展步伐。

　　文章如此苦心孤诣立论的目的是想说明，中国“在实现社会公正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此作者重点列举了经济、社会领域的三个论据，“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人们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自主选择的程度大大提高，个人的能力素质对个人的成功起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社会流动逐步畅通，社会成员不再简单地被划分为干部、工人以及城市居民、农村居民等身份。尤其是城乡壁垒逐步打破，城乡之间的流动更加顺畅，广大农民可以进入城市谋生甚至可以转变为市民。”“加大扶贫力度，农村贫困人口从改革开放初到现在减少了2亿多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城乡义务教育全部免除学杂费；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低保等制度的实施使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得到保障，而且低保标准在不断提高。”

　　然而对公众来说至关重要的政治领域的“社会公正”，作者则一笔带过，语焉不详。这恰恰表明了中国在实现公民政治领域的“社会公正”方面乏善可陈，甚至存在广泛的问题。但文章在随后罗列的“社会公正”问题时避重就轻，仅仅把“由于体制机制不完善导致的权钱交易等腐败问题”当作政治领域社会公正的主要问题，刻意回避了公民在享有政治权利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更为吊诡的是，文章不从现有政治体制、法律制度等方面分析“社会公正问题日益凸显”的深层原因，即使提出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将之诿过于社会转型带来的必然结果，并片面地将社会公正问题归咎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公众的心理期待，从而“为尊者讳”，开脱责任。

　　文章最后强调，理性看待社会公正问题，妥善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应突出三个重点，即认识到位，将社会公正作为事关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举措得力，实现科学发展，不断做大蛋糕，努力分好蛋糕；形成合力，政府承担主要责任，社会发挥协同作用，个人培育公正之心。

　　这篇文章通篇采取“先入为主”的态度，试图通过舆论导向，廓清社会上对“社会公正”问题存在的种种“错误认识”，消除公众的疑虑和不满，并将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中国在社会公正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上来，转移到那些似是而非的政策举措上来。然而它所立论的观点、论据、方法乃至于提出的对策，都是苍白的，缺乏说服力的，只能引发公众更强烈的反感，引起人们对社会公正问题更深切的担忧和更执着的探索。

　　文章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公正问题的存在是必然的，而公众对社会公正的心理期待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

　　然而事实是，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好、最善良的老百姓。在突尼斯，一个菜贩的遭遇诱发了一场革命，而在中国此类现象屡见不鲜，但公众却在现实面前低头，忍气吞声。与作者观点完全相反，公众对社会公正的期待是“历史的”、“相对的”、“具体的”，不仅没有超越社会发展的步伐，超越时代，倒是在大多数时候显得过于礼貌和文雅。

　　首先，公众对社会公正的期待是“历史的”。社会主义自称比资本主义更先进、更文明，在社会公正方面也应该更优于资本主义。虽然处在“初级阶段”，但按照理论家们的定义，从根本上来说，社会主义社会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既然如此，社会主义社会里实现社会公正的水平，理应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充分，更完满，即使是在所谓的“初级阶段”。中国公众在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态里对社会公正提出更多更高的期待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他们并未依仗于此，反而在社会公正方面提出的要求都是最基本的。比如，中国公众对政治权利的主张，完全在《宪法》里对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范围内的，并没有超越历史阶段，提出过分的要求；又比如，公众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期待也并未比资本主义国家民众的要求高，实际上，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距甚远。

　　其次，公众对社会公正的期待是相对的。中国公众从未追求绝对的社会公正，历史上所有提出“平均主义”主张者都是利用民众朴素感情的政治投机家。公众对社会公正的期待，都是基于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提出的与之相应的要求，一个货车司机对社会公正的期待，绝不是希望过一个亿万富豪享受的生活，而只不过是希望保持温饱乃至小康的生活处境；一个乡村教师的憧憬，也不过是能够按时足额拿到工资，退休生活有保障。他们对社会公正的期待都是相对的，而从未像本文作者所指出的那样，超越时代、超越自己的社会阶层非分妄想。

　　第三，公众对社会公正的期待是具体的。中国公众在希望享有起码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同时，并未忘记自己所要履行的相应义务。除此之外，他们的期待都是实实在在的，毫无夸饰。比如对政治权利，公众所期待的不过是最基本的人的尊严和公民权利，这些权利都是在宪法里已经做出明文规定然而事实上在现实中从未认真落实过的。而且，公众在希望实现自己的基本权利的同时，并未打算损害别人的权利。比如本文作者指出的，“我们不能将经济领域的等价交换、公平竞争甚至优胜劣汰原则简单套用到社会领域，无视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需求。”相反，公众比这位作者更具同情心，对待弱势群体，绝大多数民众希望给予特殊照顾，以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

　　至于作者提出的三个对策更是官样文章的“代表作”。所谓的“认识到位”是典型的“人治”思维的反映，是赤裸裸的官本位思想。将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引起领导重视，只会加剧原本已经严重的官本位主义，加剧“人治”，这是与时代精神相悖逆的，也是反进步的。中国改革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要从根本上消除“人治”的土壤，消除官本位主义，建立人本主义，以法治国。作者不仅没有遵循这一进步的历史潮流，反而继续鼓吹“领导重视论”，从长期来看，势必将加剧社会不公，引发更严重的社会危机。

　　所谓的“举措得力”完全空洞无物，一本正经说些官话套话。科学发展是没错，问题是如何实现科学发展？作者对关键问题视而不见，喋喋不休唱高调。又比如“切好蛋糕”，所论者不过是“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等陈词滥调，并未根据社会公正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有效的措施。由此也说明本文的着力点不是为了解决社会公正问题，而是教化公众驯服，不要“超越经济社会发展” 对社会公正进行盲目期待。

　　而在所谓的“形成合力”中，作者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一是强调了政府的主要责任。二是强调了社会协同作用。三是强调个人要培育公正之心。

　　这里对政府责任的强调，是对前文“领导重视论”的进一步深化。作者称，“没有公共权力作保证，没有完善的制度为保障，社会公正的实现很可能寸步难行。”这种观点仍然在突出公共权力在解决社会公正中的主要作用，然而正是公共权力的泛滥和失去制约导致社会公正问题大量出现，不仅培育了一个广泛的特权阶层，而且围绕这个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特权阶层和利益集团相互支撑、相互支持，使贫富分化趋于严重，一方面少数人掌握了大量权力和利益，另一方面多数人享有的权利微乎其微，为生存而挣扎。

　　强调公共权力在维护社会公正中的作用，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 “公共权力”？我们需要多少“公共权力”？政治体制改革喊了多年，也试行了多年，但公共权力不是减少了，而是扩大了；不是受到更多的监督和制约了，而是大量被滥用，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愈加普遍就是显著的证据。在此情况下，作者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对政治体制滞后蜻蜓点水、言不及物，片面倡导公共权力在实现社会公正方面的作用，无异于缘木求鱼。

　　强调公共权力在维护社会公正中的作用，却对维护宪法权威和以法治国只字不提。大量社会公正问题的存在就是因为有法不遵，或者法律制度没有规定到。因此，维护社会公正就需要突出宪法、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以宪法为根本，以法律为准绳，切实将法治作为彻底克服人治的根本措施。

　　而对个人公正之心的强调无疑在呼应文章中人对社会公正的心理期待超越经济社会发展。作者别有用心地指出，“如果个人缺乏公正之心，总想在社会分配中多占便宜甚至不劳而获，必然导致极端个人主义，带来社会的非理性，使整个社会陷入无序状态。”再次居心险恶地将社会不公的罪责栽到无辜的民众头上。

来源: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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