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上小堂
国民素质：秦砖汉瓦能建成摩天大楼吗？
一个建筑物，有两个基本要素：材料与结构。不同结构的建筑物对材料性能有不同的要求，这种要求可能很严格，也可能较宽松，有一个分布范围，但不会没有要求。好比摩天大楼，就需要有很高强度的钢材与混凝土，用秦砖汉瓦是肯定建不成摩天大楼的，只能建成紫禁城、长城和四合院。而不同的材料也只适合于不同的建筑结构，比如中国现在有些仿古建筑，还得用些与秦砖汉瓦类似的材料才像那么回事。而用钢结构来建造仿古建筑，比如高楼大厦戴个“钩心斗角”的帽子，就显得极为不伦不类。
国民素质与政治制度的关系就如同建筑材料与建筑结构的关系一样，有个相互匹配的问题。当然这取决于我们如何来界定“国民素质”这个概念。如果国民素质除了包含国民对自然和社会认知能力与认知水平，还包括国民的价值理念，那么政治制度当然与国民的素质有很强的相关性。
世界上一些国家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之所以成为可能和能长久维持，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大多数民众普遍认同自由民主的价值。一些国家的集权政治制度之所以成为可能和能维持长久，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大多数民众普遍认同与顺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丛林法则。政治制度不可能由少数精英完全决定。我不否认在某些历史时刻，关键的政治人物能决定历史发展的方向，但那一定是在民众中正反意见不相上下，旗鼓相当，至少是不相差悬殊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的。人们看到美国宪法的文本是几十个人关在屋子里写出来的，就以为就是这几十个人决定了美国的政治制度，这真是天大的误解。如果是这样，美国的独立战争如何可能发生？又如何能够取胜？美国的宪法精神早已深入到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心中，至少是相当一部分人民的心中。宪法制定者只不过是将这种精神用清晰的文本表述了出来。华盛顿不寻求连任也是如此，这既是他自己的正确而明智的选择，也是相当多美国民众的意见。我就不相信，美国民众大多数人都支持华盛顿连任甚至终身不离任。
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辨析。一个问题是，价值理念有无高下之分？对于文化相对主义来说，就认为没有什么高下之分。不同的文化模式有不同的应对自然问题和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在文化相对主义看来，西方以自由民主价值理论为核心的文化模式与非洲丛林中的酋长部落的文化模式就没有高下之分，都是一套维持人类生存的解决方案。但文化绝对主义则认为，文化有高下之分。我是认同文化有高下之分的。但文化的高下主要取决于价值理念，主要表现政治制度及社会制度之上，而在生活方式之上并不一定有高下之分。在生活方式上多元文化有其价值。我们可以说自由民主价值比独裁专制价值要先进，但却不能说西餐比中餐要先进。可是有些生活方式也有高下之分，比如说马桶排泄系统就要比大粪坑要先进。当然也不排除极少数人觉得蹲大粪坑感觉更好，觉得有助于“锻炼身体”和“体验生活”；或者习惯了，不蹲大粪坑就无法排泄。
第二个问题是价值观念与认知能力认知水平是否相关，以及前者是否可以包含于后者之中。我以为价值理念与认知能力认知水平有关，但前者不宜包含于后者之中。我以为认知能力认知水平有助于获得更先进的价值理念，但无论什么样的价值理念都可以独立于认知能力与水平。比如说，现在新加坡人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知能力肯定要比美国独立时期的美国人高，但却还不具备那时美国人的所秉持的价值理念。因为价值理念既可以借助于宗教、传统与习俗而确立，也可以通过提高认知能力与水平来达到。中国要实现自由民主，就只有通过提高国民的认知能力与认知水平来达成。
第三个问题是就中国目前的国民素质而言具备不具备向自由民主制度转变的基本条件。我认为是具备的。因为中国经过一百多年的探索与对失败的总结，已经有为数不少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只有自由主义才能救中国”，有了对历史和现实，中国和世界的对比认识。这就好比有了修建高楼大厦所需的承重材料，可以凭此开始搭建一个基本的主体结构，然后再填充些秦砖汉瓦，也可以在一段时期内初步建成一个砖混结构的建筑物。当然在搭建过程，我们更需要积极采取措施改变和提高材料的性能。
我以为，自由的人民是不可能接受专制制度的，而不自由的人民是完全能适应、接受、认同和喜欢上自由民主制度的。因为只有自由才能带给人民快乐、幸福、宁静、平和与富足。这就像生活水平很高的人很难再接受低水准的生活，而低水准生活的人却很容易接受高水准生活一样。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去巫山不是云”。一个人只要知晓和体验过自由生活，就很难再接受不自由的生活了。当然，我们看到，在特定的环境下，民众也有放弃和逃避自由的愿望。就如弗洛姆所揭示的，德国人民在生存空间受到挤压时，受到希特勒纳粹的蛊惑而放弃自由的过程。所以民族主义与专制制度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
诚然，目前中国大多数民众并不知晓和认同自由民主的价值，中国大多数民众在观念和行为上仍然崇尚权力而漠视权利。即便是知识分子，也只是一部分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思想观念上认同自由民主的价值；而在行为上，在不假思索的习惯性行为模式中，中国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与民众崇尚权力而漠视权利的行为也并无二致。知识分子同样会遵循一些与自由民主价值相悖的习惯性行为，同样会在外界的压力下顺从与自由民主价值相悖的而且已被知识分子觉察到的行为。所以，中国确实并不能够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一个象模象样的自由民主制度。
但请注意，一定要注意区分建立起自由民主制度与向自由民主制度转变的不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并非天真地认为，罗马可以一天建成。但是，自由民主制度不能在短时间内建成不能成为中国不推行政治改革，不向民主自由制度迈进的借口。我以为，如果当权者真有诚意推进自由民主政治，就应当排出政治改革的时间表。清末还排了个5年实行君主立宪的时间表呢!不要时不时，十几年前说坚持若干年不动摇，过了十几年还说同样若干年不动摇，以为全国人民都不识数呀!
中国现在推动自由民主的动力来自何处呢？只能是处于体制之处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处于边缘游离状态的小知识分子。现有的官僚利益不会有政治改革的动力，指望官僚集团内部产生离经叛道的政治人物来扭转中国发展的方向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现今的官员选拔制度杜绝了这种可能性。现今的高级官员都是在“久经考验，大浪淘沙”后的硕果仅存，他们不可能具备政治上的道德感和勇于承担政治风险。在80年代，早期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到是有可能产生离经叛道的政治人物，因为他们中毕竟还有少数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一旦认识到历史的真伪善恶，翻然悔悟，是有可能做出离经叛道的选择的，就如戈氏一样。
主流知识分子已被政治权力“诱奸”，一心一意为主旋律伴奏，正痛并快活着呢，也不可能；“海归”也大多与主流知识分子一样“诱奸”了；民营企业家和高级职业经理人在当今政治权力控制着关键资源的状态下，为了获得利润，不得不与政治权力结盟，仰政治权力之鼻息，不得不贿赂政治权力，好赚取与榨取低层民众的血汗，他们既摆脱不了政治权力的控制，没有独立的政治诉求，更谈不上去影响政治权力。
广大底层民众深受社会不公正与生计的煎熬，对社会现状非常不满并具有变革社会的强烈愿望。但他们的诉求非常容易走向和被导向到依靠圣明的领袖来消除社会的不公正，所诉求的手段也非常容易走向或被导向暴力。这也正是“*****”和“新儒”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现实基础。
小知识分子，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果能成功地引导底层民众通过理性，在保持个人独立和自由选择的前提下形成力量去争取自由民主，去一项一项地争取个人的权利，逐渐向自由民主的社会迈进。那么中国是有望建成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的。但是最大的困难在于，中国现今的知识分子由于在生活方式与生活范围上长久地与民众隔离，已经失去了与民众保持密切接触的渠道，丧失了对民众的影响力。知识分子要想恢复传统社会中与民众的密切关系与影响力，只有主动地像晏阳初、陶行之那样深入到农村和社会底层，这是非常艰难的；或者等待集权政治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不得不实现的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的深入推进。
再来看一看“国民性改造”问题。毫无疑问，如果中国要从集权政治制度转向自由民主制度，建立并长久维护自由民主价值和制度，肯定是需要对“国民性”进行“改造”或者“改变”的，需要将“秦砖汉瓦”改造成“钢筋水泥”。现在“改造”这个词有些不好听，因为它与中国近现代的更加强化的集权专制对国民道德和品性的摧残密切相关。从近现代的历史来看，中国从近代的一系列的失败中最终意识到，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性”，这是没错的。但前人在对“国民性”改造中，对“国民性”的认识，提出的改造目标和方向却错了。
从新文化和五四运动开始，中国的历史进程就朝向强化国家权力，强化中央权力的方向不断推进。五四运动，只反“父权”，不反“君权”，而且强化“君权”。在孙中山、鲁讯等看来，中国人就是一盘散沙，中国人缺乏爱国心，中国人大多是看客，中国大多只关心家族利益，而不关心国家利益。所以，他们要致力于将中国人从家族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完全投身于国家利益之中。换句话说，他们只想要“忠”，不想要“孝”。所以他们要反儒，其实他们也不是彻底的反儒。强化中央权力的一个不断递进的过程，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对此共同推进，最终使得宗法家族的权力结构在乡村消失，代之以中央集权的延伸；导致政治权力与思想权威的同一化，知识分子失去社会价值解释权，丧失了对民众的影响力，完全沦落为“为工农兵服务”的工具。
孙中山认为，外国人一方面批评中国人缺乏自由，另一方面又批评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他认为这两种批评是相互矛盾的。孙中山认为，在传统社会中，中国人本来就不缺自由，农民纳完粮，就和朝廷再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中国人向来不缺自由。所以，他认为，用自由去打动民众没有什么用处，而要用亡国亡族的紧迫感来打动民众。其实中国人缺乏自由与中国人在国家层面是一盘散沙一点也不矛盾。在传统社会中，中国人身受君权和父权的双重桎梏，一点也不自由。但传统社会组织化程度低，君权在受到技术和组织手段限制的情况下，不可能完全直接控制臣民，所以，民众在专制制度下，仍有相当大的活动范围，实话说比现今的中国人受到的限制要少。但这不能称之为自由。因为那种比较大的活动范围并非是建立在平等权利基础之上的，并非是认同自由价值基础上产生的，而只是由于专制权力力所不逮而剩下的。所以就如外国人所批评的那样，传统社会中国人是不自由的，同时也不能在平等权利下在保持个人独立性的条件下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力量，在超越家族范围的地方层面培养起自我组织与自我治理的能力，实现地方自治。传统中国人只能统一在家族权力之下，或者统一在中央集权之下。当朝廷腐败透顶，组织能力急剧衰竭，行将就木之时，中国人在国家层面当然就是一盘散沙。
现在的中国人，当然不是一盘散沙。我们已被改造为“秦砖汉瓦”，建成了一个巨大的超级金字塔。这个金字塔已经出现了松动和裂缝，也有了一些新的材料，或者说有了一些具有变异倾向的材料。我们已具备将它改造为另外一种结构的基本条件，但难度比100年多前也许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