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造对华恐慌是美国战略杠杆

环球时报刊载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教授余万里的文章指出,现在看来,2008年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上已经成为一个转折的年份,“3?14”与火炬事件让全体中国人感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歧视和偏见,奥运会盛大的开幕让全世界感受到崛起中国的强盛,金融危机全面爆发让西方体会到衰落的焦虑。这一年“文明冲突论”的作者亨廷顿去世,西方重拾“重建世界秩序”的话题,扎卡利亚借用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使用过的同一个概念提出“他者崛起”,意指中国、印度、俄罗斯等非西方力量的崛起对西方主导下的现存世界秩序的挑战。

  2008年初笔者在访问美国的时候,一位美国知名专家说:“中国的崛起在华盛顿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机遇……”2009年,奥巴马执政掀起了中美关系的一轮高潮,包括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奥尔布赖特等美国重量级战略思想家在内的学者提出了“G2”、“中美国”之类的乐观设想。然而,这种乐观判断似乎为时过早了。2010年中美关系开始向另一个极端摆动,华盛顿的对华政策气氛也出现了急剧的降温,新的对华战略思想正在悄悄地酝酿,新战略中的某些趋势可以窥见一斑。
未来的美国对华战略绝对不可能建立在“遏制”的前提下,而将继续其“合作与防范”两手并重的对冲模式。遏制是来自“冷战”的概念,意在把对手关在瓶子里不让它冒出来。如今的中国已经全面卷入经济全球化的循环,中美之间已经形成深刻的相互依赖的利益结构,把如此之大的一个中国“收回瓶子里”,这已经不是想不想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的问题。

  必须保持清醒的是,中美的合作在短期内不可能解决相互间的矛盾、冲突与防范。在过去的40年中,中美始终是在控制矛盾和分歧的前提下通过扩大合作来寻求关系稳定的发展,在不断寻求合作的同时,台湾、人权等矛盾始终如鲠在喉。在金融危机下,中美发展在短期内出现了此消彼长的趋势,但是中美两国在总体实力上的巨大差距仍然没有根本性地改变,这决定了美攻中防的态势在短期内还不可能扭转。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美国正在寻求对华政策的新的“战略杠杆”。从2005年开始,美国人已经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崛起已经无法用外力阻挡,金融危机期间,他们甚至发现自己有求于中国的远比中国有求于自己的多。如今在外汇储备、对外投资、传统制造业、航空航天、交通通讯,乃至奥巴马政府最看重的新能源领域,中国都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发展态势。在经济和市场上,美国人发现自己可打的牌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牵制和平衡中国的发展及其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美国必须寻找具备优势的“战略杠杆”。
第一、在地区安全领域,动员其盟国体系,利用周边国家与中国的矛盾构筑防范“中国威胁”的同盟。在过去的一年,美国成功地利用了“天安”号事件、中日钓鱼岛冲突以及东南亚某些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要求大踏步地“重返东亚”,整个过程不费一枪一弹。美国的“重返”无形中对中国形成了巨大的战略压力,而中国就此做出的任何反应,包括军事现代化的进展都会因为周边国家的恐惧而自然而然地进一步加强美国营造的同盟体系。

  第二、在金融和人民币汇率上,利用其国内政治特点保持对中国的压力。虽然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和世界经济,但美元依然维持着世界通货的地位,世界各国都不得不承受其输出危机的代价。尤其值得思考的是,在人民币汇率上,几乎任何具备经济学常识的人都清楚汇率不是解决美国失业问题的钥匙,但在金融危机之后,克鲁格曼、伯格斯坦等主流经济学家突然转而鼓吹人民币汇率制造“全球失衡”的论调,其中的“项庄舞剑”之意恐怕不是人民币几个百分点的升值可以满足的。

  第三、在国际舆论领域,利用其价值观和软实力的优势制造“中国傲慢论”及各种新版的“中国威胁论”。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原本是美国与西方国家的不让步导致大会的失败,却不料在会后突然传出中国外交官如何“咄咄逼人”、如何“不尊重他国领导人”,此后“中国傲慢论”成为贴在中国外交上的一枚新标签。2010年7月,一句“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成为另一个“罗生门”式的谜局,希拉里在中国周边国家信誓旦旦地宣扬“中国威胁”的这一新证据,而这既非中国的正式立场,也没有人证实谁在何种场合说过。最后,美国人还是忘不了他们最拿手的人权牌,神圣的诺贝尔和平奖再度沦为诋毁中国的工具。

  在刚刚结束的胡锦涛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中,双方表达了“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是一个具备战略高度的、高瞻远瞩的定位,符合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共同利益。在当前的中美战略博弈格局中,必须尽最大可能地维护“战略机遇期”的稳定,不能意气用事、舍本求末地为美国的“战略杠杆”所动,在大局上当以不变应万变。中美关系的未来在根本上取决于双边实力对比的结构,而当前中国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自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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