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家人老说我傻。姐说我傻是恨妹不顶用，因为她要作晚饭，带我玩儿。一句话：我是她的累赘。
妈干脆叫我“傻大”。因为我个子比同龄的孩子高，说话办事跟身高不成比例。记得一天同院的贾波来找我一起去幼稚班上学，妈嘱咐我俩说：“出了门要靠墙走啊”。
过了一会儿，妈也出来去上班。看到我俩背靠着墙，脚跟蹭着墙，像螃蟹似地横着往前挪步，惊讶地说：“你们俩干嘛呢？衣服都蹭脏了。怎么才走到这儿啊？”
“你让我俩靠墙走的嘛”我不满地说。
妈笑坏了，并当作经典见人就讲。我不觉得那是傻，是听话。
长大成人回忆过去的时候，常常感到自己不是一般地傻。
我家就姊妹两个，姐随妈姓金，我随爸姓张。爸从不在我妈这里过夜。星期日过来一起包饺子；要是我白天去奶奶家玩儿了，爸晚上把我送回来后再回奶奶家；爸常带我们全家去吃夜宵，但饭后各回各家。
我居然没有从这些迹象中发现爸妈已经离婚了，只觉得那是我家天然自然的生态。
妈工作单位的院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有很多是点着妈的名：“××、你家为什么老吃肉？”“××、你跟右派藕断丝连”。还有很多，我不敢在那里多看赶紧跑了。小学一年级的水平还不知道“藕断丝连”的寓意。
我出生后不久，妈提出离婚，孩子一人一个。双方都想要大女儿，争执不下，法庭建议让大女儿挑选喜欢跟谁，剩下的一个给另一方。爸当时在劳动教养所改造，没有人身自由，由祖母代替出庭。判决前一天，奶奶、姑姑给姐买了很多她喜欢的东西，教给她第二天见到法官说什么。
法庭上，法官问我姐：你父母要分开了，你希望跟谁一起生活？
“跟我妈。”
姐这一句话，决定了我的命运！
当时我还太小，法院要求由祖父母出生活费，由我妈抚养几年。
我至今觉得法院判得太简单，爸都没有自由了，孩子很久没有见到他了，怎么能用那种方法问；忽略了我的人权，起码应该到我懂事时再开一次庭，给我一个选择的机会，哪怕让我们姐俩“石头剪子布”的原始方法抉择一次也好。
也不能怨我傻，爸和妈总是有说有笑，对我们孩子的事也是一起商量，妈要给姐买自行车也得让爸去把关。这和一般的家庭有什么两样。前几天用QQ跟当时住一个院的孩子聊天，他还说“你爸在咱院住的时候……”。看来他也没有看出我父母离婚的事。如果64—65年那种平稳的日子再延长一个时期，他们也就复婚了，也就没有我人生中奇特的经历了。
问及妈离婚时为什么没有要我时，妈说：“你那时还在吃奶，我要不要你，你都离不开我。要你姐，就等于两个我都要了，还能找你奶奶家要来抚养费”。
女人永远是会算计的。
1967年暑假的一天下午，我一个人在家。突然进来五、六个大人，打头的是前院住的范叔叔。
“啊、范叔叔”我吃了一惊。
范叔叔身高不到一米六，他的两个女儿跟我们姐俩差不多大。他夫人常来我家问妈毛衣的织法。两家有来往，但范叔叔没有来过我家，我妈上班去了，他们现在来干嘛？
范叔叔站在我面前一时找不出合适的话，搓着手说：“这个家，我们占领了”。
“占领？”
我越发不明白，从电影上知道攻陷敌人阵地叫占领。这儿是国营企业的家属宿舍，总不会大人也来玩儿游戏吧。
“别装傻了，赶快滚出去！”一起进来的中年妇女霍慧芝冲我嚷。她满脸横肉一颤吓得我再不敢多话。
我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
“抄家”是封建社会没收罪犯财产的一种方法。虽然已经破了“四旧”，但封建社会的惩罚手段却得到了发扬光大。文革初，抄“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的家，后来，一部分地区扩大到黑五类的亲属。抄家从红卫兵开始，后来各单位的积极分子也效仿红卫兵对本单位的“黑”户进行抄家。
各单位的走资派被打倒以后，取而代之的是革命委员会。范叔叔当上了革命委员会主任，抄家自然他打头阵。
不知他们要找什么，抽屉的信纸、衣服箱子、床底下、犄角旮旯都翻。
院子里的孩子们听到这里的声响都跑来了，我家是这个大院第一家挨抄的。他们兴奋地等待里面拿出什么出奇的东西来。等了一会儿见还没有什么就自己动起手来。
陈志军比我大两岁，幼儿园时就是个爱欺负人的孩子。他举起我家和煤泥的木箱说：“你们没见过这样的箱子吧。这是什么？这是升，地主剥削农民收租用的升”。当时做饭取暖烧煤球，不用的时候要用煤泥(黄土和无烟煤搅拌在一起)封住火，以便延长燃烧时间。我家煤泥箱的形状底小口大，很像升。
围观的孩子有议论的，有笑的。
看人们有了反应，陈志军更来劲儿了，跑到公用厨房拿来我家的擀面棍说：“你们看，这是什么？这是地主用来打农民的棍棒”。
陈志军还只是个小学三年级的孩子，他怎么知道那么多歪理，怎么学会了那么多当时给人定罪的言辞。
我从家里出来后，一直在家门右侧站着。看着孩子们激昂地说着的时候，有人在我脑顶上小声说“快往你奶奶家跑”。是欣姐姐。她是我姐的好朋友，跟我家住同一个小院。我的身高正好到她下巴的位置，她夹在看热闹的孩子里给我下指示。
奶奶家离我家走路十分钟就到。我跑到奶奶家，大奶奶不在，只有小奶奶一人在家。我告诉她来抄家的了，她说“快回去，看看拿走了你家什么”。
听了她的话，我又赶紧往回跑。
那种时候，最能看出人性：欣姐姐怕我遇到危险，让我快跑；小奶奶怕引火烧身，把我支走。
到家时，姐已经回来了。看到姐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姐晃着我的肩膀说：“别哭，不许哭！”
“哭、哭、哭死你！”出来放东西的霍慧芝冲我喊。
满身肥肉随着她的野蛮动作晃动，脸上的横肉随着她粗暴的语言颤动，真可以用“魑魅魍魉”来形容。她不住在我们院，跟妈也不是一个科的。也许正因为没有任何私人关系才能这么不顾情面的吧。
看了她的面孔，我明白了姐说“不许哭”的意思。
抄家结束了，被没收的几样东西有：真丝被面的被子、一把像古董的椅子、五个四方陶瓷盘子。那套陶瓷盘是从床底下抄出来的，砖红色四方形，是日本产餐具。
从这么普通的人家翻出日本盘子来，孩子们一下兴奋起来，把他们知道的话都用上了：“看，这就是当特务的证据。”
“当特务的报酬！”
孩子被喻为“花蕾”，正因为是没有经过风雨的花蕾才那么残忍吧。
范叔叔带着抄家的人走了以后，孩子们余兴未绝地说着当时流行的政治上屈辱人的话走了。
姐冲着那些孩子的背影，攥着拳头说：“太阳不会停在一个地方不动！”意思是说：太阳在运转，今天我家在背阴处，总有一天太阳会转到我家头上的。文革中，孩子们都变得政治了、哲学了。
看着被翻得乱七八糟的家，姐俩终于忍不住抱在一起大哭起来。哭，是孩子缓解不安，冲洗心中淤积的悲愤的唯一方法。真想就那么哭下去。可是姐说“别哭了，妈快回来了”。
最难受的不是我俩，是被当成革命对象挨批斗的妈。明白姐不要再给妈增加负担的意思，我停止了哭泣。
我们开始担心妈，不知她今天能否按时回来。为了不让妈知道我们哭过，姐俩洗了脸，一心盼着哭红的眼快点恢复。
没想到，妈那天回来得比往常早。
妈被剃了阴阳头。“阴阳头”就是从头顶将一半头发剃光，留下另一半。让你不光在单位没有面子，即使走到街上也让人知道你是专政对象。“阴阳头”是侮辱人的顶级行为。
抄家的时候，妈正在受难，几个人给妈剃了头。好像他们手下还留了一丝人性，没有给妈剃真正的阴阳头，只是坑坑洼洼地乱剪了几剪子，几个月后就可以长齐。
妈看我们姐俩都在，放心了许多，说：“爱怎么样怎么样吧。走，今天出去吃去。”
平时要是妈说“出去吃”的话，我会高兴得蹦起来，可是今天这副样子，我不愿意出屋。
妈被革命委员会宣判：开除公职，遣送原籍。
我家没有在这座城市居住的资格了，第二天就得离开。
第二天中午，我们在这个住惯了的家吃最后一顿午饭。妈作了我们姐俩最爱吃的炖冬瓜：海米、薄肉片、冬瓜片、粉皮，就这么简单的四样，炖在一起好吃极了。(有兴趣的，可以试作一下，千万不要放酱油。)
妈在这种时候这么下功夫给我们做饭，大概是想安慰受惊的女儿吧。细想一下，妈好久没有给我们做过饭了。妈白天上班，晚上不是政治学习就是批判会，回来得很晚。家务几乎都是姐干的。
坐在抄得乱七八糟的家中，大敞着门吃的这顿午饭是我一生想忘都忘不了的。
我所知道的妈的罪状是出身富农，跟右派丈夫藕断丝连。其他没有什么，所以下放那天没有革命委员会的押送。
上车前，妈让姐看着我和行李，一个人去买东西了。车站比以前更乱，到处都是“牛鬼蛇神”。
过了一会儿，妈手里捧着一串葡萄回来，那葡萄还是在哪儿洗过的。
“这个，上了车吃”妈把葡萄递给我。
我跟妈出过几次差，最喜欢坐在车上慢慢地吃东西。妈到这时都没有忘记。可是今天坐火车哪有以往的悠闲啊。
我们好不容易挤上火车，在车厢接缝处再也挤不动了。
妈让我坐在一个包裹上，我手里始终捧着那串葡萄。我喜欢葡萄，特别喜欢剥皮后露出里面那颗光滑水灵的翡翠球的瞬间。
我们就这样离开了自己生长的地方，狼狈地投奔妈妈的故乡---保定。
1957年的全家福:爸、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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