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谁不向往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那他肯定是傻子；可是如果谁相信会有物质极大丰富那一天，那他肯定跟傻子也差不多。社会主义阵营失败了，可是错不在主义，也不在真共产主义者，而是错在其极端理想化，体系缺少科学论证，以及现实的可操作性，被封建专制投机分子利用。背离人性的高标准下，所有人都有小辫子可被抓，无法挺直腰杆，让民族少了阳刚正气，滋润了封建专制土壤。中国民主人士对共产主义的评价总是一无是处的，其实也不尽然，共产主义理论在西方现代文明进化过程中，其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如果没有想当初社会主义阵营的咄咄逼人，西方现代文明也不会更象“共产主义”那么诱人。
中国很多“民主人士”属于另类极端理想化，“人性”口号背后同样无知如何尊重人性，以圣人标准要求高官，“六四”时，学生领袖竟然拿赵紫阳打高尔夫球的照片，作为其腐化堕落的证据；他们以为只要实现民主，不惜以破坏经济环境为代价，老百姓会拿民主当饭吃，欢天喜地。和谐、可持续发展是成熟现代文明国家的显著体现，殊不知他们都经历过黑暗但是高速发展的资本积累阶段，经济发展质变以后才为后来现代文明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学说也正是诞生在那个时期。西方国家政要以及中国的“民主人士”无视西方现代文明发展历史，无视中国政要的尴尬境遇，乱箭齐发，客观上只能阻碍中国进步。
西方现代文明相对专制体制简直是天壤之别，客观地讲，西方现代文明并不完美，而且创建民主体制之初更是粗糙，如美国宪法1789年通过，之后又经历漫长时间附加了诸多宪法修正案，其中重要的有，南北战争后生效的废除奴隶制，保障黑人权利的修正案，1920年生效的美国妇女享有选举权的修正案。民主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可是少不了福利、医疗等保障的帮衬，制订福利、医疗等标准，除了惠顾弱势，还要兼顾国家经济在国际中的竞争能力，只能循序渐进地完善。国家经济实力决定着福利、医疗等标准，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学说，无论何时都会祸国殃民。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为了调动更多高官的积极性，积极支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建立民主法制社会，按理说既然市场经济要求民族尊重适度分化，大多高官应该在首先富裕起来的行列，中国应该首先建立高官高薪等激励措施，可是这些合理的需要在当时却摆不到桌面，考虑到民族的感受，包括党外“民主人士”的感受，那时粉碎“四人帮”还要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彻底否定毛泽东及其理论肯定行不通，“为人民服务”、“公仆”等脱离人性的教条，成了科学治国的紧箍咒，合理的需求最终无奈衍变成了暗箱操作。中共党内民主改革派顾全大局，排除各种阻力，只能抓紧一切时机把经济蛋糕做大，为未来民主社会创造基础。
二十年来最让党内民主改革派头疼的，“民主人士”的表现很类似于文革派，没点务实言行，不知现代文明与经济、民智的连带关系，只会鼓噪“暴力”意淫，换汤不换药还是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以极端理念忽悠民族，给共产党闹点难堪为乐。“民主人士”坚持“暴力”言论，违背了党内民主派和平推动民主的愿望，加剧了民主改革派对民智的忧虑，无法旗帜鲜明地呵护民主。由此共产党内各种势力都会阻挠言论自由，民族无法确定，民智、“民主人士”、党内保守势力，谁是阻塞言路的真正罪魁；民族无法知晓高官个人政见，所以在与腐朽势力斗争的时候，很难做到有的放矢，只能愚蠢地“眉毛胡子一把抓”。
民主思想充分体现着民众利益，可是中国的民主人士普遍脱离群众，相对来讲也只有“法”组织与民众走的近一些。脱离民众的支持，任何变革都是徒劳的，毛泽东革命成功，完全取决于充分发动群众，只是由于一味迎合，为了革命而革命，把中国带上了斜路，而“法”虽然以民主为旗帜，也与毛泽东革命有点相似。笔者对“法”缺少直接了解，只浏览到其少量观点，以点代面地讲，笔者敬重“法”组织的韧性与贴近民众的实践，可是由于一味迎合西方与“民主人士”，做共产党退党人数表面文章，缺少务实理论支持，偏激理解中国重大事件，崇尚“暴力”，而且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因此对中国进步负作用不小。
庄民
2010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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