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觉醒 zt from 南都周刊

上海觉醒 在鲜花怒涛中醒来的城市

特约撰稿_赵楚

11月21日，“11·15”火灾死难者的“头七”。微寒的上海，在刚遭受死神暴虐打击的街区，10多万人，没有组织者，没有明确的政治或社会诉求，他们平静而温和地用鲜花铺就了一座人们仿佛不认识的新上海。铺天盖地的鲜花点燃的乃是人心，是上海久违的市民精神，也是上海市民社会重新复苏的一个信号。

它开创了一个先例，一种“非社会的社会运动”——没有组织者，没有明确的政治或社会诉求，没有任何暴戾或非理智的情绪渲染，人们克制、庄严而又坚定地走向丑陋的过火楼，端庄地低下头颅，鞠躬，或者点燃蜡烛，然后把大把的百合、菊花和玫瑰铺满街道。

在鲜花中迅猛升起的新上海

2010年11月15日，上海还没来得及在盛会和狂欢的余兴中醒来，一场发生在静安区胶州路一幢教师公寓的大火，突然把城市的主色调变为黑色：58条生命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烈焰夺走，数十人受伤，至今尚有数名失踪者难以核实。

横暴的死神用突如其来的迅猛打击这座素来欢欣和骄傲的城市。作为政府发起的工程项目，城市的各级官员在刚刚享受世博成功的表彰之后，遭遇此横祸无疑陷入无措的境地，社会、媒体，以及来自北京的国务院调查组肯定都会聚焦于领导和行政部门的责任，有无玩忽职守的情形，以及追究工程背后有无常见的灰色利益输送链条；作为素来以优雅和腔调自豪的上海市民，如此发生于眼前的惨剧把一个最震撼的问题强行推到他们眼前，使他们再怎样犬儒也无法回避：无论这座城市在过去百年有如何辉煌的历史，也无论30年来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有如何惊人的成就，当他们安处自己的家中都不能保证生命的安全，那么，这座城市是不是到了需要停下手中的生计，停下来思考并做点什么的时候？或许，正是这个慑人的问题引发了过去一周来世人震惊的“献花行动”。

过去一周来，数十万人前往火灾现场献花的事件已经引发了比火灾本身更大的关注热情。人们在网络和各地报刊上看到前所未有的景象：开始是几个(已不知道谁是最早献花的人，有人说是一位俄罗斯留学生)，后来是几十，几百，几千，11月21日，当死者的“头七”那天，高达10万人自发来到现场，上海城市交响乐团在入口处演奏莫扎特的《圣母颂》。坦白讲，这样的场面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尚属首次。以前曾有的大规模民众献花悼念活动都是因为伟人的离世，而这样由潮水一般的自发人群向无名者献花，表示哀思，这是全球都罕见的活动。它开创了一个先例，一种“非社会的社会运动”——没有组织者，没有明确的政治或社会诉求，没有任何暴戾或非理智的情绪渲染，人们克制、庄严而又坚定地走向丑陋的过火楼，端庄地低下头颅，鞠躬，或者点燃蜡烛，然后离去，把大把的百合、菊花和玫瑰铺满街道。

这是一场无声的、突如其来的鲜花喷发，在11月微寒的城市，在这个刚遭受死神暴虐打击的街区，无言的鲜花之海展示一座人们仿佛不认识的新上海。如果说突兀的枉死是对城市的一个挑衅，那么，怒涛般的鲜花就是一个最正大、最洪亮的回答：这座城市并非冷漠和犬儒之城，她真爱生命，对同胞的痛苦和悲痛有血肉相连的关切，她没有被悲痛打垮，而是在灾难面前用真挚的爱把人们连接起来。当你看到那优雅、诚挚和挂着泪珠的脸，当你看到朝人群致谢的死者家属，你会最清晰感受到这一点。

这是令所有人不会再对之抱有偏见的新上海，她令这个国家的所有人感到同样的痛苦和悲痛，令他们的心为爱和生命震颤。

献花行动的涵义

无可讳言，在这个拥有像“多难兴邦”这样成语的古老又崭新的国度里，频发的各种自然灾害和大型生产安全事故并不鲜见，若就一次造成的生命损失而言，上海“11·15”火灾并不是最大的，但它造成的影响却是最深远的，要理解这一点，人们必须反复重温献花现场的那些场景。

在胶州路现场，街口警车停驻，警察手持步话机不时联络，人群安静而平和，但你可以感觉到在沉默的鲜花和点点细小的烛火之上，有一种安静、沉默却令人惊恐的力量在空气里散布，衬托着黑黝黝的死楼，直立在即将落雨的天空。

很明显，很多献花者只是这个城市的过客，很多花束上卡片写着名字，那是外地的朋友们专程委托上海的友人献上自己的心意；着黑色正装、头发一丝不苟的老克腊(老上海对老派绅士的称呼)，白发在风中乱颤的老妇人，他们从这座忙碌而杂乱大都市里各个角落来到这里，他们是在这个不可挽回的损失之中彰显生命的可贵和美好，他们献上花束，鞠躬、静默，向美好的生命致敬。没有一丝传统中国葬礼的喧闹，只有肃穆和自然的悲悯表达，在这里看着那些死者的一张张照片，你会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到：人类的面容即使再普通和平凡，只要你静下心来去观照，那也是多么美好和动人啊！58张脸，就像58朵各有异彩的鲜花；默默人群中的几千、几万、几十万张脸，就像汹涌流淌的斑斓花海。这是献花行动的真正涵义，她不是要改变什么，而是要呈现被劳碌和商业所遮蔽的、久已被人们遗忘的东西：生命和爱。于无声处，不变的大改变。这是符合任何定义的行动。

如果说这座城市曾以她物质的成就被人们赞叹和鄙夷，今天，她是以另一张更深沉、动人的面孔对着世界，鲜花的怒涛是由爱和生命的手推动，正如现场的一位父亲对他幼小的孩子所说：“你要记得今天你所看到的上海和上海人：肃穆，庄重，典雅，自发、真挚的爱意表达，对他人生命和生命本身的尊重，互助遵守秩序的风度。这是你将在其中长大成人的故乡。”

上海市民和各地朋友们在灾难和生命损失面前表达的深沉、自然和富于尊严的感情，并不是为上海人所独有的，恰恰相反，过去数十年中，每当某个灾难时刻来临，无论是四川、青海的地震，还是甘肃的泥石流，或者山西的矿难，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地方，你都会看到瞬间喷发的动人感情——强烈，真挚，威严，不嚣张却不能阻止，即使时世再艰难，生活再严酷，也无法把这种人性的光辉葬送。

美好的生活和未来只能由美好的人类思想、感情和行为去建构。这是每个人都能支付得起的代价而且自觉去投入并能从容分享的社会运动。它暂悬搁置都市的物欲和人性的悲哀，它唤醒无私的爱，平和的爱，它让远行者不孤独，让生者感动。

什么让城市和生活更美好？

世博会、火灾和献花行动，这些欢欣和悲痛的上海故事连接在一起，尚有另一重涵义，这也是人们纷纷热切地关注这座城市的原因，因为，这些出于偶然才连接起来的事件展示了一个当今中国普遍被困扰的难题。特别是在过去20年，以GDP增长为主要标志的城市发展思路，在带来惊人的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给社会管理和城市未来带来了不容忽略的挑战。诚如很多论者一再指出，粗放的以片面经济指标为标志的城市发展具有其残酷的一面，而过去人们对作为中国现代化浪潮最具代表性的上海的指责，可能恰恰出于人们对某种粗放、暴烈的现代化的恐惧。

“11·15火灾”不仅是惨烈的灾难，还有经历者真实、具体而沉痛的生活。人们献出鲜花给死者，但更应该倾听鲜花背后沉默的呼喊，更要拿出不怕麻烦的热情帮助生者。如何对待死者和如何对待生者是一座城市人性的两面。如果你记得那柏油和水泥上的鲜花，你不会不知道它大音希声的强大提问：在追求发展和增长的疯狂竞赛中，在日新月异、拔地而起的城市石屎森林中，有什么可以保证人们最后也是最高的需求——生命的安全？这是此次灾难与一般自然灾害截然不同的命题。同时，它也包含着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主导和管理城市的人们与城市的居民在日常和突发灾难时应该怎样互动？归根结底，面对史无前例和迅猛发展的都市，究竟要怎样创建和完善适应新生活的城市管理制度？

本届世博会的口号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一位年轻的献花者在现场举着一个手写的标牌，上面的字句是：“人在做，天在看。”无疑，这个刚劲、简明的短语清晰地提示了那句口号的另一面，没有对安全的充分保障，城市完全可能让生活更糟糕，甚至更危险。一个伟大的城市不仅有世界最高的大楼、有全国最宽大的马路和举世瞩目的大活动，她更应该有基于日新又新的善治和富于人性的城市精神。她关心人，她培育公民，而不是驯养工商业的奴仆，一句话，她令其市民感到由衷骄傲的不是任何外在物化的成就，而是由于其处处洋溢的更崇高的价值精神。这是上海火灾和献花行动给中国所有现在和将来的城市规划者及管理者提出的实质问题。

“头七”上午，在市民献花持续一周之后，这座城市的最高官员们也来到现场，表情肃穆地举行了祭祀。嗣后，上海市长韩正在市政府常务会议上说：“上海建筑市场表现出的混乱现象以及监管不力，是造成‘11·15’特别重大火灾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我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深感内疚和自责。市委、市政府考虑，把11月15日设为上海‘城市公共安全日’。”

但愿他们在进一步追责的过程中不忘上述问题——每一朵鲜花上都有滴血的题刻：这座城市是选择沉沦，用老掉牙的套话消解真正的沉重责任，还是选择升华，用公正和真相安慰死者，用改弦更张和新的道德契约与其居民重订信任的契约？

人在做，天在看，在鲜花怒涛中醒来的每一座城市，每一个人都在看。

菊花行动

南都周刊记者_黄修毅 郑文 实习生 郜艺 上海报道

一连六天，鲜花被默默地从这里移走，又默默地添上。

这天是第七日，“上海人都像是约好了一样，从家里跑到街上来了。”

靠近胶州路728号最近的地铁七号线，是专为服务世博而建的。由南往北的上行方向，在昌平路站前停靠的一站静安寺，是上海市中心独尊的名刹。闹市中香火缭绕，就像黄大仙之于香港，也似乎是商业文化盛行之城的一种症候。

地铁停靠昌平路，突然变换车门开启的方向。车厢里的大半乘客来不及意识到，就目送一束束白色、黄色的菊花涌出站台。鲜花停在乘客的膝盖上、臂弯里，但车厢里却少人言语。这好像是一种上海人特有的冷淡，沪语讲“低调就是腔调”。但他们微抿的嘴唇，又像含有同一种难以言喻的表情。

“上海不哭”，在地铁站口，一幅幅微博博友制作的招贴画四处张贴，又被派发到路人的手里。定睛打量，这个符号看似叉手在胸前求告，又有某种禁止的意味。

七天前的那场大火，吞噬了58条生命(截止到11月22日官方统计数字)。这是1949年以来上海死伤平民人数最多的重大安全事故。从脚手架上溅落的几颗火星，在上海的市中心点起了告急的烽烟，烧出一个穿溃面子的黑洞。

“祈祷吧，为没能逃出火场的人们，也为这个持续高烧的城市。”一条被频繁转发的微博如是呼告。

从常德路到胶州路，人流渐渐汇拢，在余姚路变成了单向行进，像一个不断得到补充的长蛇阵，在焦黑的胶州路728号(近余姚路口)前，短暂地驻足、凝望、献花、默哀，再钻出警力布控下的常德路和胶州路两个出口。据《新京报》记者统计，两个出口的人流密度，每分钟各通行120人。

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自发前来参与祭奠的市民超过了十万人。“不过两三里长的路，今天何止比南京路拥挤，比节日的长安街还要拥挤。”住在失火大楼对面胶州大厦的王老伯感叹。

街头巷议

胶州路上的梧桐木，叶子被燎得焦黑，东北风一起，仍然焦臭味熏人。比起在电视上看到的景象，眼前的胶州路728号，十楼以下已经被烧出了粉白的混凝土，人去楼空，在夜色中显得格外凄厉。

楼前是不愿散去的人群，从胶州路一直拐到余姚路。他们三五十人一圈，聚拢在叙说着当日惨景的街坊邻居身边。被围在核心的不乏知识分子，也有家庭主妇和老者。

“很多人都是抱成一团团死的，连骨灰都分不开。”类似的传言夹杂着想象，绘声绘色。但官方发布的“58人中有57人在家中遇难，只有一人在楼道中死亡”的报告，却点中了人们心中难以开解的死穴。

“谁会想到自己家里不安全呢？谁想得到这场火要整整烧五六个小时，像生煤球炉一样。他们是等不到了……”

“1996年香港嘉利大楼火灾，死了41个，有很多人是在楼道里相互堵死了活路。这次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至少说明上海市民是守秩序的。”

每一种声音，都有人应和，有人发问。而议论得最热烈的要数工程承包中的黑幕，和消防救援是否及时妥当。

一条“死灰复燃帖”曾传遍微博，尽管这一说法被《中国经营报》11月21日出刊的静安火灾调查报道《上海大火调查》所引用，但与官方在11月16日通报的“下午2点16分起火，首次接到火警”的说法不符，也成了人们想要求证的关键信息之一，但消防部门并未对此回应。

“不要以为他们是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恰恰是所有真相的源头，他们为什么自愿出来说话，因为他们心存希望，聪明的上海人不是这么好骗的，只有当你和他们如此近地接触时，才能深切感受。”此次“头七”献花行动的发起者之一、新浪微博博主王小塞如是说。

上海媒体的选择

“全国人民都在等着看明天的上海报纸。”事发当晚，《东方早报》副主编孙鉴的微博，透着一股当地媒体受到全国人民“监督”的压力。

第二天，不仅《东方早报》整整12个版，派出十几位记者在现场奔走采访，第一时间呈现了事故现场和起因调查，表现让媒体观察者为之一振甚至《新闻晨报》、《青年报》等一贯因犬儒姿态而被轻看的媒体，也一改逢大事上通稿的做法，分别辟出4到6个版面对火灾进行特别报道。

在民众逼视下的新闻操守，和低眉顺眼的惯性思维之间两相权衡，本地媒体在“11·15大火”报道中的抉择，上海多了几分血性。此后，《新京报》、《经济观察报》等异地媒体相继跟进，从事件梳理、事故原因排查，到挣扎求生者的经历特写、火灾逃生方案等，逐页揭开这次上海的隐痛。

火灾发生后第三天(11月17日)，《东方早报》在官方微博贴出了静安大火部分遇难者和失踪者名单(原件张贴于昌平路728号静安区第二青少年业余体育学安置点的公告)，迎来了媒体对此次事件曝光的最亮点。但危机似乎也在同时酝酿，18日零点，该报副主编孙鉴的微博上写道：“上海媒体，不准掉头……明天以后，我们一起做失踪者。”

但是，“不准掉头”终究没有兑现。这个时刻也成为了本地媒体在此次事件报道中的分水岭。据《东方早报》记者透露，11月17日报社即接到口头指令：停止对火灾事件背景调查的报道。自火灾发生，牵动着市民关注的“守望犬的流泪”，也成为本地媒体的绝唱，因为“过度渲染悲情”是不被允许的。

东方卫视的评论员骆新更是对媒体的退场深感耻辱，苦吟出两句“一周大事偏无火，号称深耕却浅吟。”

从本地报纸上，再次铺天盖地出现国家安监总局局长的发言和公安部消防副局的定论时，不买账的上海市民就去读《大公报》，再不然就读《华尔街日报》中文版。

对于本地媒体的难处，《东方早报》的记者感触良深的是，一位接受采访的老知识分子甚至反过来安慰记者，“你们报道的时候先要注意自己安全，然后再有自己的同情心和正义感。如果没有条件说真话，那宁可保持沉默。”

都是上海人

公权力的运作，因为媒体缺席，而退出公众视野。尽管新浪上的“11月21日头七献花悼念活动”召集帖一度被删，但那句“当我们用鲜花铺满整条马路的时候，他们会看到民心的”几乎成为一句公开的暗语。

用沪语唱摇滚的上海本地乐队“顶楼马戏团”，在一首《撒旦啊，撒旦》中曾调侃“奈永远只顾自家(你们永远只顾自己)。”如此刺耳，听来却有谶语的力量。

胶州大楼18楼的住户陈阿姨，女儿就住在受灾的教师公寓，两代从事教育工作。对于即将涉及的赔偿问题，陈阿姨扶了扶眼镜，两瓣薄唇一开，一、二、三、四点，权责关系说得干脆明白。曾在静安区教育局任职的她，剖析起自家处境，也毫不含糊，“知识分子没力度，但在遇难家属里面，总归还要有背景的人。”虽然对政府的办事逻辑耳濡目染，但要与之媾和，她一脸鄙弃，“这次火灾死伤那么惨痛，政府有责任是客观事实，全世界都知道，哪里没有讲理的地方？我们敢说，也敢承担。到如今，都看‘头七’那天。”

隔壁邻居花辰去年才把房子买到静安区，她从大学到工作，顺理成章留在了上海，如今孩子也已经读幼儿园小班了。因为对消防队的言论感到生气，这两天下班回家，她都忙于在网上发帖，申说自己看到的救援真相与报道不符的地方。“下午二点四十分下楼，聚集的人群还在发问，眼前是真的，还是演习。因为看着消防人员不着急。倒是驱散人群的警车，就像城管，喊得有穿透力，十八层楼上都听得清清楚楚。”目睹这场灾难，她四岁的儿子这两天跟小大人似的。甚至会在黑暗里问，“那些人还在么？”花辰决定带他去感受下“头七”的献花仪式，她认为此情对孩子来说，“是一次难得的人性教育。”

从火灾第二天起，摆在焦楼下的黄、白菊花就没有断过。尤其到了六七点钟下班高峰，常可见到一身职业装的白领，从远近的办公楼到现场瞻望，悼念。“凡人阿政”是第一个到现场献花的市民，当时，遇难者家人还没来得及布置遗像和花圈。他捧着从昌平路康定路花店买来的鲜花，隔着十来米宽的警戒栅栏，远远地默哀。背对着的警察，无从靠近，他只得把花束安放在斑马线上。

当天，网上开始疯传一张警察搬动花束的照片。“他的表情很有张力，虽然身份是警察，但毕竟人性是相通的，好像让跃跃欲试想要献花的我们，也感到一丝松动。”阿政说。

“政府不仅应该支持个人去现场悼念致哀，更要支持团体去现场致哀悼念。”阿政发出的这条微博被王小塞注意到。王小塞和歌手李大龙也正在张罗一个群体悼念活动，“但不能太过分，献花的分寸最好。我们不想去为难警察，不想造成一个暴力事件。”

由于遇难者信息的不透明一直为舆论诟病，他们提议每个献花的人，把头像上传到网上。因为每一个前往悼念者都是磊落的。11月19日晚，在Mao Live演出的串场间歇，王小塞、凡人阿政等四位主要微博献花发起者，对台下的上千名观众公布了这个活动。“上海不哭，为了让死者安息，让生者坚强。”的活动标语，经姚晨、任志强等微博名人的转发，到了“头七”前晚，网友认捐的花束已有七千多束。

菊花的汇流

11月21日早上七点多，王小塞亲自到花市提花。缩在面包车的加座上，满车的菊花，枝叶几乎盖到脸前。车泊在海防路西康路一块空旷的停车场外，晾着一片黄灿灿的菊花，足有两三千株。再卸下他运送的七千多枝菊花，场地上堆起一万多枝花，壮观异常。

“这种场合你一生一世也碰不到几次的。”一对中年夫妇路经此处，干脆停下脚步，拍照合影，折了两枝花，就往现场去了。

在焦黑的大楼前，流动早点摊档的黄鱼车，也载了一斗菊花。几个年纪小的姑娘剥开捆扎花束的玻璃纸，一摞摞地把花堆到摊头。年纪大一些的女孩则在路口免费派花。这一家人从安徽来上海做小本买卖，平日的摊位设在两条街外的安远路。

姐姐张翠花向一边的妹妹示范路人走近时，把花直送到他们的手里。面对有些将信将疑的眼光，小姑娘壮着胆子说，“是免费的”。张翠花说，他们家就住在胶州路，失火那天，一直看到半夜，“那么多人白白死了，心痛，一早起来连擀面的活儿也忘了。”

虽然一大家子十二口人挤在胶州路两室一厅的老公寓里，在这个城市谋生的压力是压倒性的，但是连着两天他们没有出摊，而是拉来一车车菊花，分送给前往悼念的路人。“我去年来的，但我们家大舅住在上海也十多年了。”张翠花说。

一直在停车场发放鲜花的王小塞，呼拥着朋友们再次进入现场的时候，已近下午两点。他们一人手捧五六束花，其中不少是外地的朋友所托付。天空飘起细雨，献花的人流从胶州路绵延到了延平路，此时献一圈花足要一个多小时。充当“人肉隔离带”的警察和安保人员，两两之间只留下一人宽的空隙。人们耐心地行进在冷雨中，原先摆成心形的花束，一束束地满出来，成了一条船。

事先的一些预计不周，似乎也成了完美的缺陷。一万束花仍难以满足参与哀悼者的需要，华东师范大学的乔巍组织学生派送了两万枝菊花，零星的自发送花更是不计其数。虽然没有安排充足的派花人手，但火灾现场周边四处有上海高校学生，通过网络召集的人手，派花，赠海报，联合签名，各司其职。

默契竟来得轻而易举。上海城市交响乐团的乐手们，等不及政府的正式批文，在“头七”的前晚临时召集，到现场才分发曲谱，没来得及进行一遍排练。在胶州路昌平路一处窄小的游廊下就地取材，三十几位乐手站成三个台级。小提琴手拉开的弓，甚至能抵到后排管乐手的肩胛骨。没有音相效果，却有共鸣的充盈。

圆号手曹睿第一次手提着她的乐器，站满了全场演出。她说：“我们的声音没有缺席，我们是一个上海公民的乐团，而不是一个政府的乐团。”

曹睿本身是外资银行的一名白领。“头七”当天是她第二次来到火灾现场。三天前，她也在微博转帖了“上海不哭”，“以个人的身份，献了一束花。虽然城市乐队排练地点在静安，因此有一种地缘的亲近，但这是一个社会事件，这也是一次我们的公民行动。”

“用献花铺满街的想法已经被超越了。”行进在人流中的王小塞，最想从附近的一个至高点俯瞰这场“菊花行动”，好像那样才足以领略这次大规模的市民自发行动，对于上海的意味。

上海“成人礼”

晚上9点过后，路口的戒备开始松懈，人们发觉从胶州路、余姚路都能够进入祭奠现场。一支支小蜡烛在楼前的空地上摆成了心形。而在白天的悼念中，没有明火，也不见烟气，为了维持井然的秩序，每个在场者都把各种习俗丢在了一边。

加措活佛在现场念了一个小时的度亡经，结束后即转身离开。博友钱小昆说：“他不是政协委员，他不是上海人，他是一个自费从外地赶来悼念陌生人的出家人。善良的根自会心手相连，无须统战。”

上海城市交响乐队没有施展开铜管乐，十几把小提琴演奏舒伯特的《圣母颂》，一曲奏毕，根据指挥和观众事先约定，大家没鼓掌而是默哀。警察终于放弃了对巴松管演奏员的纠缠，似乎感觉到众人无声逼视的力量。

在从胶州路有序退场的队伍里，看到被爸爸举过头顶的孩子，也加入到“菊花行动”中，让人不由想起五岳散人在微博上所言：“他们会怀着什么样的心情走完这段路？这是一个国民教育的过程，这段路是很长的。”

“都说广州人实际，但他们有番禺的散步；都说上海人市民，他们有胶州路献花。最市民、最不关心政治的地方，却有着很多关心政治的城市所没有的行动与精神，大概真正的市民才是未来真正的公民吧。”

一条献花帖的30个小时

特约撰稿_夏商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查看了一下那条发自11月20日12：34 的微博：

明天下午2点，我准备去现场献花祭奠……做一个简单的默哀鞠躬仪式，表达哀思。外地朋友不能到现场的可委托我献花，只要在转帖中注明：“替我献一枝白菊！”我统计人数后集中采购，一定帮你们送到！

在微博的右下端，显示一组数据：转发10435次、评论6046条。自从我今年4月开始发微博，转发量超过五位数还是第一次。

转发还在继续。事实上，在被转1654次之后，这条微博曾戛然而止。这让人诧异，像我这样善意的帖子也被屏蔽的话，总有点说不过去。我宁愿相信是系统故障，而非人工干预。

正胡乱猜疑间，家里的门铃响，门口站着七个警察，有制服也有便衣，指名找“夏XX”，那是我身份证上的本名。我请对方出示证件，其中两位便衣亮了下警徽，有点香港电影里阿SIR的架势。

我自然而然想到下午的献花帖，脱口而出：明天我不能去献花？对方否定，问我是否可进屋谈？我说：“不可以，我有洁癖，我跟你们走。”

11月20日晚17：15左右，我在天目西警局见到了自称是上海市公安局和静安分局的网络安全警察，对方态度很友善，端茶递烟。做笔录时，我才知道，确实不是为了献花，而是为了11月16日一条关于火灾的微博。

一个30岁左右的便衣说，找我的意图是，我那个帖子的内容是耳闻不是目睹，但经传播后给政府的安抚稳定工作带来阻力，希望我删掉原帖，写一个新的声明。

我解释说，我原帖里并没说此事属实，是求证，目的是为了让真相早日水落石出。警察认同这一点，表示他们也正在调查，也希望能尽快有个结果，向公众公布。“我们普通市民的消息来源很单一，通过互联网求证是最捷径的办法。”我最后解释说。

回家后，根据“指示”，我删了原帖，重写一条微博，希望网民不要再传播未经证实的原帖内容。这帖子刚显示，那边警察的电话就来了，口气里略有责怪，但还是比较克制，希望我删除“现场亲耳听到”字样。我很诧异对方会提出这个要求，马上又发了一帖，表示与事实不符，我只能婉谢。

发帖三四小时后，我的“献花帖”停转了，但我也意外发现，同城的博友王小塞也在做类似的事。

这位王小塞，是一个广告创意人，也是个热心人，前不久刚给我这个素不相识的人从阳澄湖带了8只螃蟹。虽然他微博上的签名是：“斯文中略带澎湃，邪恶中略显羞涩。外号：花爹。”其实是好孩子冒充老流氓罢了，微博上，这种故意作践自己的家伙我见多了。

王小塞的献花召集令是：无论你是带V的名人，还是不带V的草根，这一天，我们都是上海普通人。11月21日离11月15日刚好7天，这一天，我们一起哀悼大火遇难的同胞，用鲜花铺满整条马路。

当时，王小塞已在上海著名的花卉集散地——曹杨路花市，预定次日要用的鲜花。我私信他：能否帮我也代定菊花？我把1654凑成整数，黄菊和白菊各900朵。这个数字考虑到九九归一的涵义，既包含了转发的1654位围友，也包含了更多的爱心人士。

王小塞爽快地答应了。事后得知，他整整忙活了一夜。加上我的1800朵菊花，最终到现场的鲜花超过一万朵，另加花篮若干。值得称道的是，花店老板不但给了最优惠的价格，另做了一个很大的花篮送到了现场。

和王小塞落实了花的事，我发现“献花帖”奇迹般复活了，转发数从1654递增到3000多，因为@潘石屹、@洪晃、@北村等知名围友的转发，这个帖子的速度快到我看不过来。我一想坏了，这大半夜的临时加花也来不及了。

第二天起床看微博，“献花帖”已破8000转，赶紧给小塞打电话，问他挽联是否来得及改？王小塞说正在花店，马上让店主重写。我把要修改的挽联内容告诉他，一条是：沉痛哀悼火灾遇难同胞；另一条是：夏商任晓雯全家及10000名微博好友。

之所以写10000名，是预估数，事实上，到11月21日下午正式进入火灾现场，“献花帖”转发已过了10000次，说明我的预测大致是对的。

下午1点，我和任晓雯还有一些博友，去现场找小塞汇合。小塞的团队，组织工作做得很细致，给花束上编上名字、卡片，还写了几条给力的大横幅：“逝者安息，生者坚强”、“沉痛哀悼胶州路大火的遇难同胞”……但最扎眼的还是一块用鲜花编制的巨型花匾：“上海不哭”。

“上海不哭”难道是字面上所说的让上海人不哭？我认为恰恰相反，是因为已经哭了，但不要局限于哭，从哭中走出来，选择坚强！

当天警方封掉了周边的小路，只有一条狭长的临时通道可以进入。小塞考虑到如此数量的鲜花在祭奠现场肯定无法处理，于是在西康路找了个停车场摆放，通知数百名博友来拿。停车场到胶州路火灾现场步行大概需要15分钟，花多人少，有些围友献完花后又折回来，再继续排队献花，直到把万朵菊花献完。

我和@徐瑞延提着花篮往胶州路走，才知道这位“看房网”CEO是专程从杭州赶来，他说，这次从杭州来沪参加祭奠的人据他所知就有300多。

我们刚巧经过一个水果店，嘶哑的音响在放悲悯的乐声，那调子似曾相识，辨识了一下，应该是《大悲咒》。再走几步，传来真实的念佛声，问了路人，说是静安寺、玉佛寺的和尚在放焰口。这两个上海著名寺庙都在静安区境内，静安区因静安寺而得名。那路人还说，听说还有喇嘛也赶来念经了。

2010年11月21日18：21，在那栋烧空的大楼废墟跟前，满街的花束和花篮，也许上海所有的鲜花都聚集在了这里。我站定，默哀，把一万名博友的心意带到。这时，距离我写“献花帖”30个小时。

我从浦东迁到静安区将近10年，这座位于胶州路上的教师公寓是我常经过的地方，前些年想投资房产，觉得它地段闹中取静，还有过购置其物业的闪念。

站在那栋楼下，那天，我眼睁睁看着那些窗洞像炼狱般熊熊燃烧，理智告诉我，里面的人绝无逃生可能。想着那些住户，在理应最安全的钢筋水泥大厦里，正在午睡、看书、发呆、上网，却突然火焰破窗而入，来不及呼救就窒息、挣扎，鲜活的生命离开躯体，我的眼泪慢慢流了下来。

上海胶州路大火食物链

南都周刊记者_沈玎 郑文 实习生 李秋萍 郜艺 上海报道

常德路618弄，这一片即将动迁的土楼在周围林立的高楼中有些突兀。11月20日，张金第一次来到这里，他显得有些失望。原本他是住在昌平路上的一间废弃的办公楼里，与三个木工一起，那里至少还有一台电视机。

这是一片由十几间工棚回连而成的小院，一扇铁门将之与马路分割。铁门一边是水槽，另一边是不带门的公厕。每个工棚内，都有三套高低铺，可睡六人。张金挑了最里头的一间。

在弄堂口，天天坐着一位收破烂的大叔，“小伙子，晚上一人睡在这，你不怕？”大叔“不怀好意”地笑着。张金当然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在这里原来住着的是几十个佳艺公司的民工。胶州路728号大火之后，这些民工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人，也都已经搬出了。

听说肇事的河南籍电焊工人原来也就住在这，张金的工头偶尔谈论这件事。

无证的民工

11月21日，是火灾受难者的“头七”，近十万人来到火灾现场哀悼亡灵，一直到夜深，仍有不少市民远道而来。这一天，张金收工后，照常在马路对面打上一份9块钱的盒饭，吃完后躺在床上发呆，不出意外的话，晚上8点前他就能睡着。

“我们这些民工从未融入上海的生活，我们也不想融入。心里只想着，干完活，赚到钱。”张金今年25岁，湖北籍，他也算是受雇于此次火灾中“声名大振”的“上海佳艺建筑装饰工程公司”，但据他所称，只有他的老板的老板的老板，才能直接跟佳艺联系。

11月15日起火那天，张金正好在现场，他见到很多逃出生天的工友，脸被浓烟熏得漆黑。这些工人有的跟着工头干，有的是临时招聘的散工，形成一个如大杂烩般偶然交织的底层网络，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次日见报的新闻中，他们是很多业主不约而同不控诉的对象：乱丢烟头、违规施工……

11月15日下午两点左右，李敏正在昌平路附近一家单位做兼职。她是一个安徽籍的90后，一家人都在上海做粗工，她的叔爷爷当时就在胶州路728号的工地上。李敏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在这里，她遇到了另一位女民工，她的安徽老乡周秀芳。

周秀芳两个月前刚来到上海，与39岁的丈夫陶余武团聚。他们育有两个孩子，大的读高三，小的读初中，上面还有70多岁的老父母，毫无疑问，陶余武是这个家里的顶梁柱。

据周秀芳说，事发当天，他们本可以幸免于难。这天，身为杂工的陶余武原本不必上楼刷漆，但因为平时包工头对他不错，还雇用了他的妻子周秀芳在工地做饭，所以他自愿地留在工地，为工地多做些事情。

那天，李敏和周秀芳在火场一直守候到晚上，都还没有收到任何来自亲人的消息。

11月16日，她俩被通知到龙华殡仪馆辨认尸体。“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个画面，”李敏说，所有死人的照片就在她眼前，有的脸上布满灰尘，有的还带着血，有的面目全非，而且他们全是睁着眼的。”在此后的几个夜晚，李敏连续失眠，而周秀芳的精神状态，已近崩溃。

当时在起火大楼上共有多少民工，上海官方至今没有发布数字。11月16日下午5:30，在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程九龙将大火事故归因于四个无证电焊工的违规操作。这四名电焊工是河南籍，据其工友描述，“其中有三人为80后，为人淳朴，工作勤奋”。

“是上海佳艺雇佣了他们，工人只想着干活赚钱，这有什么错？”这次失火，对于张金来说，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老板(工头)决定加强管理，木工和木工住在一起，而身为电工的张金，则被安排住到刚刚腾空的常德路618弄的工棚里。

电工算是“大工”(技术工种)，张金每天能拿140元的工资，而很多“小工”的待遇，则可以低至百元以下。因为祸起四名电焊工“无证”违规操作，工头已经责令张金要考一张“电工证”，对他来说，是件麻烦事——考“电工证”需要什么手续他并不清楚，可能需要金钱，还需要点文化，或许还要时间，这让张金觉得不好办。他对记者说，这段时间在上海的工地，“大工”的日子已经不好混了。

胶州路教师公寓的原节能工程项目在失火后已经完全搁置了。11月20日，另一批抽调而来的民工进驻工地现场，开始搬运材料工作。工头马镇告诉记者，这个活是临时派的，“因为明天市里有领导要来检查，若是发现楼道里堆满东西，对消防有影响。”

趁午歇的空当，民工吴寅达和工友站在路边抽了根烟，他们又聊起了这起大火。“这一烧，我们可惨了……还能怎么办，老板都进去了……现在这边接管的是老板的朋友，他比老板还要厉害……老板的朋友说了，这个工程肯定是不要做了。现在就等另一帮子人来，这些架子(脚手架)要是不拆，工钱一分不少我们，这些架子要是拆了，我们可能什么都拿不到。”

包工头的生意经

11月17日下午，失火工地的民工代表来到上海佳艺建筑装饰工程公司讨薪，这家公司如今已是风雨飘摇。按行业规矩，民工并不与佳艺公司直接发生联系。但现在项目断了，“小老板”整个资金链都断了，他们只能来这里找“大老板”。

胶州路教师公寓小区是于今年9月被告之选为“静安区改善住房工程试点楼盘”的。小区居民告诉记者，自9月下旬开始，有近200多位民工进驻小区，开始搭建脚手架，准备进行改造。整个工程的花费据称达到3500万元。

记者在施工告示牌上看到，从今年9月24日开始，施工方静安区建设总公司受静安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委托，对小区三幢居民楼进行外墙节能改造。而具体施工单位则是“上海佳艺建筑装饰工程公司”，后者是前者的子公司。

佳艺公司继而将脚手架搭设工作分包给“上海迪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将节能工程、保温工程和铝窗作业分包给“正捷节能工程有限公司”和“中航铝门窗有限公司”。各个工程项目再分别包给不同的工头。

“这在行业内是很正常的现象，”上海绅X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老板赵先生告诉记者，“大的公司不可能直接面对散工，这也不现实。”赵之前曾经吃过民工的苦头，当时他手上有个项目要找人，然后就来了一帮人，人来了之后，什么活也不干，要开除他，他找你要钱。赵先生不给钱，民工就找上主管部门去闹，“闹到后来，有理也说不清”。

“这个人群太杂，文化程度低，又是临时工，所以没有信誉。”赵先生说：“作为大老板，只能去找包工头，让包工头把自己用惯了的熟工给招来。有的大项目，老板下面有包工头，包工头下面还有小包工头，关系一层层往下，这些都是很自然的现象。”

上海佳艺分包合同显示，分包所得为1200万元。这与静安建总承包资金3500万相距甚远。上海佳艺再次肢解转包的各施工单位，所得必然更少。从总包到分包，巨额差距之下，各下层承包商只能通过压缩工期、降低用料成本来获得更大收益。

裴友金是一名湖北籍的包工头，在上海已经工作了十多年，他早就明白，在这行要发财，不是靠手艺，而是靠关系。裴友金也曾做过政府工程，“一个项目我报价10万，别人报价30万，最后这个项目还是被报价30万的人抢去了，然后他一转手，再10万又包给我来做。”

“佳艺装饰公司能接到很多的政府项目，那他的背景肯定不一般。”裴友金说。

而佳艺也确实不一般。

佳艺“竞标法”

近几年，上海佳艺的业务增长一直十分惊人。在2007年6月到2010年9月之间，一举中标了60多个项目，其中以政府工程为主。佳艺的“竞标”，有一套独特的手法。

就在离胶州教师公寓小区不远的延平路123弄，有一个曾经被誉为“上海高档社区”的三和花园，目前该小区的业主也正陷入与佳艺公司的纠纷之中。

由于小区水管系统年久锈蚀，水质混浊，三和花园业委会打算进行水管改造，并请专人估算出工程报价，约为300万元。就在此时，静安区政府找上门来，声称三和花园的水管改造工程可以纳入“政府实事工程”，由静安区政府负责出70%的改造费用。

天下还有这样的好事？业委会欣然同意。静安区政府所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该工程必须交给区政府指定的公司来做”，这个公司，正是佳艺。由于项目质量由区政府负责验收，所以三和花园的业主对佳艺公司并无异议。

佳艺公司接手工程项目之后，给出一个新的报价，660万，一下子翻了一倍多。业委会虽然有不少疑惑，但由于在660万中，业主只需出30%，不到200万元，比起之前300万的预算还是省了许多，于是就敲定了项目。

诸念是三和花园6号楼的一位老业主，对建筑工程略知一二。施工第一天，诸念在楼下碰到了为楼板打洞的工人，“那人骑着助动车，一看就像马路上的散工，我就多留了个心。”诸念问那工人要了张名片，上面只有一个姓名，一个手机号，无公司名称，显然就是散工。

接下来一个多星期，在三和花园不断发生民工打洞打断电线、水管油污不清理、偷工减料等现象。诸念对佳艺提出三点质疑：一无营业执照，二无施工图纸，三无材料资质报告。业委会成员随后到静安区建交委汇报情况，要求更换施工公司。

当时，静安区建交委办公室主任张权接待说，“一个星期后给你们答复”。一周后，静安区建交委周科长、静安建总副总经理以及佳艺的代表，三人来到三和花园。周科长代表区建交委，当面承诺更换施工公司。此外，并未对佳艺的资质问题多作解释。

“然而这个承诺一直没有兑现。”业委会于秘书回忆，一直延宕了两个月，到9月28日，静安区建交委才委托静安区建设总公司送来了新合同。在新合同上，乙方变成了上海静安区建设总公司，法定代表人瞿幼棣盖章，代理人签字还是上海佳艺法人代表黄佩信。

三和花园业委会拒签了这份合同，“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区政府要一次次地为佳艺这家二级资质的小公司擦屁股？”诸念说。

11月15日，胶州路教师公寓的工程重大火灾发生。第二天清晨，在三条马路之外的三和花园里，就出现了身份不明的人，企图将三和花园水管改造工程的剩余材料悄悄搬出。三和花园6号楼的早班保安拦住了这些形迹可疑的人，并询问其身份、目的。来的人回答说，他们来自上海佳艺公司。

谁站在了佳艺的背后

媒体曝光的资料显示，佳艺公司的营业收入从2006年的3940万元，逐年上升到了2009年的1.1亿元。可是，即使是1.1亿元的营业收进状况下，佳艺公司报表显示，全年利润总额也才达到43万元。让人不禁困惑，钱都到哪去了？

常德路618弄是一条窄得不能开车的小弄堂，上海佳艺就坐落于弄堂里21号的一栋红砖老屋内。记者11月19日走进佳艺公司位于二楼的办公室时，里面的人都露出警惕的神色。一位高个子，染着白头发的青年立马张开双手将记者推出门外，“走吧，走吧，兄弟。”

让人惊讶的是，在2006年，上海佳艺就已经被列入了“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但已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建筑企业名单”。“一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建筑企业，原则上是绝对不可能接到项目的，何况是几千万的大项目。”裴友金告诉记者。

就在“11·15”火灾前一个星期，佳艺也找上了三和花园。他们提出要为三和花园进行外墙涂层粉刷，耗资约1000万元。当然，这仍是由政府埋单。三和花园业委会尚未就此进行回复，火灾便发生了。

“同样的事情，也许就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 三和花园业委会的于秘书对于事情的后果不敢想象。目前，上海佳艺的法人代表黄佩信已经被警方带走调查。讽刺的是，就在三个月前的8月，黄佩信刚荣获世博建筑整治的先进个人奖。

上海佳艺的母公司、本次工程项目的总包方上海静安区建设总公司，此前也在施工中多次出现安全问题，并有失火“前科”，今年7月7日，由该公司担任总施工方的上海百乐门大酒店装饰装修工程，就曾因施工不规范烧损外墙保温材料，造成火灾。

事故发生后第四天，又有四人被刑拘，其中一人为静安建设总公司项目经理。记者致电静安区建总组织与宣传科，一位男子接起电话，对记者有关“静安建总项目经理被警方控制”的问题，一概回答“不知道，不清楚”。

“那你告诉我谁知道情况，我去找他。”记者提出要求，对方回答道：“我们这里现在已经没有人了，好伐？”随即挂断电话。工商资料显示，静安建总是由静安区建交委出资5000万元注册成立，是政府全资持股的一家国有企业，持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

11月21日，是遇难者“头七”祭奠日。下午4点多，记者偶遇现场吊唁归来的遇难民工家属队伍。妻子搀扶着妹妹，泣不成声，胳膊上戴着黑纱的男人，则沉默不语。

有个家属挽着沪上某报社记者，试图将其带上汽车。但她被认了出来，遂被赶下车。据该记者描述，认出她的人，正是静安区建设总公司的人，现在所有的民工家属，都在他们的严密“管辖”之中。

两辆黑色轿车、两辆商务车绝尘而去，载着死去民工的家属驶往暂时用来安置的宿舍，也驶往未知的赔偿和生活。而他们生前的电焊工友，这些位于大火食物链最底层的人，还在一边忍受着灾难的不幸，一边承受着肇事罪责下的巨大心理负担。

至于是谁站在了佳艺公司的背后，是谁在纵容违规成为一种常态，无人知晓。

(文中吴寅达、李敏、周秀芳、诸念为化名)

外墙保温材料标准之争

南都周刊记者_王宏宇 北京报道

不想背的“黑锅”

李建波有点糊涂，现在这种情况下，聚氨酯到底该何去何从。

李建波是中国聚氨酯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曾是中国最大的聚氨酯生产商—烟台万华（600309）的市场部经理。上海“11·15”火灾后，各地暂停外墙保温施工自查，烟台万华股价一路下跌，甚至还连带波及了巴斯夫、拜耳、陶氏化学等国外化学厂商。“我们有300多家会员，多是上游厂商。这个行业里还有上万家下游公司，多多少少都受到了影响。”

这是个发展远比想象中快速的行业。据慧聪网的统计，2001年前，全国建筑节能外墙外保温系统产品有关的生产和销售企业不到500家，而今已超过8000家(不含原材料供应企业)，整个市场形成的总产值在500亿－600亿元之间。据业内人士估计，在形形色色的该类产品中，聚氨酯所占份额约10%。

11月17日，新华社发布以国家安监总局局长骆琳为组长的国务院调查组初步认定的火灾5大问题，其中之一是“事故现场违规使用大量尼龙网、聚氨酯泡沫等易燃材料，导致大火迅速蔓延”；而公安部消防局副局长朱力平则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聚氨酯泡沫，一旦燃烧就会产生含有剧毒氰化氢的气体”，“人如果吸入一口就会中毒死亡”，呼吁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规定，“杜绝聚氨酯泡沫用于外墙保温和室内装修，必须用难燃的物质代替”。

在李建波看来，这是两个定性完全不同的结论：“聚氨酯泡沫合格的国家标准是‘可燃’，如果是‘易燃’，那就意味着施工方使用的聚氨酯泡沫不合格”，应追究供应商的责任；而后者则意味着即便是合格的聚氨酯，也不能用于外墙保温和室内装修。李对这两种尽管只有细微差别，但区别相差万里的结论感到迷惑。

李建波听说有一个60多人的专家组正在上海调研，决定自己也跑一趟上海的现场，等几天再看看。11月23日，记者再次联系到他时，李说到目前为止的结论仍然只有这两个，“没有更多的说法”。

“如果真的(在外墙保温和室内装修)禁用聚氨酯，那会是个国际笑话。”李建波说，“聚氨酯是第五大塑料，家里的冰箱、沙发、服装，哪一个没有聚氨酯？美国也允许聚氨酯用于室内装修。我们有实验报告，绝不会一口气毒死。不让用聚氨酯，用什么来替代？如果真禁用，中国汽车不用造了，高铁也不用造了。”

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过一次。两年前，深圳舞王俱乐部火灾的顶棚，按国标规定应使用难燃的B1级材料，鉴定结果使用的聚氨酯软泡为易燃的B3级，属不合格之列，深圳由此决定在公共场所全面禁用聚氨酯材料。“我们后来去看，告诉他们，你整改了半天，酒店的床铺、沙发仍然是聚氨酯做的。我们找到深圳市能源局建筑处，用聚氨酯工业协会的红头文件发给他，请求取消此规定，对方后来给了个回复，说是‘误读’，就不了了之了。”

“我们很悲痛，但不能背黑锅。”李建波说。11月18日，聚氨酯工业网在头条挂出一篇与朱力平讲话逐条对应的《对聚氨酯材料误读的澄清》，“如果有关部门真的禁用聚氨酯，我们也一定会坚持到底，给自己找个说法。”

尴尬的标准

11月23日，在进行了42次准备后，季广其终于完成了他的第三次外墙外保温系统防火实验。实验设定在“苛刻的铝单板幕墙”条件下，使用了两种保温材料进行燃烧对比，一种是公认最易燃的EPS(模塑聚苯乙烯泡沫)，但结构“具有防火构造措施”；一种是不燃的岩棉，使用普通结构搭建。

实验显示，仅仅在施工中对结构进行过特别的防火处理，最易燃的EPS也能达到近似于不燃的岩棉的防火效果。这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防火所高级工程师对实验结果感到满意——这意味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推广成为可能。

他在实验说明里这样解释这次实验的初衷：欧美标准基本都规定建筑在22米以上部分应使用不燃的保温材料，确实以人为本，安全第一，但中国缺乏质量过关的此类材料，却有大量有机可燃保温材料，如照抄欧美标准，则不燃材料稀缺，有机材料又生产过剩，不利于节能开展。他表示，国外的标准制定的年代比较早，其实在实践中也都在寻求“突破”，尽管实验中使用的方法对施工管理要求比较高，但毕竟是一条解决的途径。

他欲言又止，最后告诉记者，上海大火是中国系统构建构造防火、材料防火和防火安全管理体系难得的“历史转折点”，“避开不现实”。

相比之下，季广其这次实验的合作伙伴，北京振利节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振利的讲话要痛快得多。黄的振利公司是中国最早研究外墙保温的民营公司之一，黄本人也是业内的专家，一边做企业，一边讲课，自称“全国做外墙保温的人，基本全都听过我的课”。他还是目前中国唯一一部外墙外保温行业规范《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规程》(又称144文件)的制定参与者之一。

“这场火早晚要着。”黄振利说。144文件于2005年发布时，专家组当时就提出文件中缺失防火规范，但因为没有实验数据，决定边执行边实验，将来修订时增补到规范中去。2006年，振利公司和其他7家单位联合向住建部申请了研究课题，开始进行一系列的防火实验。

2007年9月，实验项目由住建部科技司完成成果鉴定，“鉴定评价很高”，此后又补充了大量实验，收集了160多万个数据，修订144号文件的时机已经成熟。但“突破利益集团很难，到后来连座谈会也不让参加了。”黄振利说。

2009年2月，央视新址一场大火，144号修订的计划彻底搁浅。“央视大火应该好好总结。”黄给市长写了两封信，没回复。黄于是在公司网站发布了《致市长的一封信——央视大火的预防》，提出“外保温防火分级的必要性及建议”，仍然没有得到回应。

央视大火后，公安部与住建部联手发布了《民用建筑外保温系统及外墙装饰防火暂行规定》，与144号文件作为标准不同，这是一个行政命令，又称“46号文件”。黄认为“文件不可操作性更厉害”，“凭空想出来个防火隔离带”，又给公安部、住建部写公开信，指“企业应为标准起草工作的主体，这是中国标准化法规定的基本原则”，“暂行规定把全国现有的外保温技术规程中的技术核心部分，进行了行政规定，改变了所有外保温的构造。全国现有外保温技术规程岂不成为一张废纸？”他建议召回该文件，但仍未有答复。

在黄看来，包括聚氨酯在内的材料并不是问题，需要关注的应是结构问题。“凡是着火的，都是与当时实验结论相悖的，比如央视大火的空腔构造，上海大火的粘贴工艺。如果当时发布修订后的标准，就会有人要问责，为什么不早点发布？现在上海大火，还是一样。要拖到什么时候呢？”黄振利说，“市场亟需标准”。

“一年十几亿平方米，400亿元的市场，如果有了标准，不会着这么多火。先进标准出来，落后企业就会死掉一大片，优胜劣汰。一般的标准一年就可以编完，144号修编4年了，到现在还没有发布的迹象。”黄说。

高楼的忧虑

针对144号文件的修订，作为主抓该项目的负责人，住建部科技司节能中心副总工程师杨西伟也有自己的难处，“144号文件的修订早就应该完了。这个修编完，我们会大张旗鼓说，但没有定论不能随便说。实验多少都有企业赞助，有局限性。真正能说明问题的意见，应该在技术平台上说，由节能中心代表各方，听专家的，尽量避免利益因素掺杂在里面。”

“我个人也不是整天在搞标准，也做管理，我们是公益型的单位，但下面的很多科研院所都是市场化运作，如果标准被商业利益影响，得不到可信的东西和数据。好在大家比较慎重，没有咱们就暂时不弄。”杨西伟说。

当初144号文件的制定者之一，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物理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冯金秋说，上海房科院当初曾建议将聚氨酯泡沫喷完直接抹砂浆写入标准，“我们没有采用”。在他看来，144号文件是“经得住考验的”，“比如这次大火，144号文件里明确规定过适用范围是新建建筑。”

在此之前，网上曾有人说公安部主导的46号文已经颁布一年，按照常例已经过期了。有传言说“住建部希望松动松动”。不过，冯金秋担心“一着火可能不敢这么坚持了”。不过，11月22日，住建部给专家们发了一张表，要求“连夜填好”，对所有市场上在用的保温材料作个评价，他还是按时填好交了上去。

北京住总集团的副总工程师金鸿祥也填了这张表。上海当初提出要在既有建筑改造搞喷涂，金反对，“粘贴聚氨酯板要好多了”。他也见证了144号文件制定时的纠结，“原先我们想在总则里扩大点范围，补充两条，一条是扩大到技改，一条是供既有建筑改造参考，后来都勾掉了。”

不过，他也说谈防火，有一个不能回避的国情，那就是中国的高楼实在太多了，而高楼也意味着更高的防火要求和更高的消防车。外墙外保温理事会理事长涂逢祥笑着说：“什么时候这个理事会能够像计生委一样就好了，令行禁止，省得高楼像小孩一样，成亿成亿地生。”

金鸿祥深有同感，“我们一年盖的房子顶一个欧洲，顶全世界的1/2。德国人到北京一看，哇，这么多楼，这么多正在做的外保温。1997年、1998年上海高楼数量超过香港，估计现在超过纽约都没问题。上海静安还算好的，虹桥开发区允许盖得密一点，3.2平方公里上面现在密密麻麻的都是高楼。”

大城市还好，小城市的灭火配备不高，就成了问题。“外国楼低，3-5层。巴黎市区也不过6层。其实我们的标准里，耐火时间的要求比外国都长，国外标准没有超过两小时，我们一级防火耐火时间就是3小时。但损失往往比人家大，就是这个原因。”

金鸿祥觉得，这次上海大火最大的启示是，“旧房改造的确危险，要重新评估”。至于材料的耐火性，则需要辩证地看。“有人说‘点不着的保温材料不是好保温材料’。现代材料理论是复合理论，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不能片面强调材料。有好必有坏，钢结构厉害吧，见火就趴下。不能因为钢结构趴下就不用了，一复合就没事了。”

事实上，目前市场上无论是岩棉、酚醛、聚氨酯还是其他材料，单独来看，都或多或少有防火、保温性能乃至成本和耐久性的问题，不存在一种完美的材料。这也是46号的问题所在。金鸿祥说，国际上防火的首席专家是个德国人，网上看了这个46号文，给了个评价：“高射炮打蚊子”。

埃瑞克·希伦是洛素公司的市场传媒总监，他所在的公司目前是中国最大的岩棉生产厂家，但产量有限，只占整个市场需求的5%。他没有评价中国政府在此次大火中的监管表现，但他表示，在欧洲，高层建筑早已禁止使用聚氨酯这种材料，允许聚氨酯这样危险的材料继续在高层建筑使用，“是不可思议的”。

张盼，北京莱恩斯公司技术总监，也是聚氨酯的反对者，“他们(指聚氨酯工业网)给的数据是充分燃烧下的数据，请问谁的材料可以保证在火灾时都可以充分燃烧？”他认为黄振利和季广其的结构性防火实验很不错，但也认为这只是过渡性的措施，施工过程不好控制，“我们需要15天，他可能需要45天”，而火灾隐患仍存，只有提升保温材料的燃烧等级，例如他所在公司生产的酚醛等材料，才是最根本的出路。

尽管结论仍未明朗，但是时候继续向前走了。张盼向记者出示了一份上海建委主管的建筑建材业网18号发布的《关于加强本市民用建筑外保温系统防火质量管理的通知》，里面特地提及酚醛，作为北京唯一的酚醛材料生产公司，他们有得忙了。

驱车行驶在北京东五环上，张盼指给记者看路边那些冒着叫停危险继续做外墙保温施工的大楼，说“公安部要防火，住建部要保温，有重点很正常，但只考虑自己的需求，就会乱套。”

上海找回市民精神

特约撰稿_傅国涌

上海，11·21

此刻我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今天(11月21日)，我是上海人，我站在那些亡灵的一边，站在千千万万献花的普通上海人一边，共同承担苦难，共同承担责任，来告慰那些死者的在天之灵。面对在惨烈的火光中化为灰烬的生命，活着的生命感受到了穿心透肺的疼痛，这种痛感成为一个曾经长久麻木的社会复苏的催化剂。一个拜金主义、犬儒主义盛行，膜拜强势权力，漠视普通个人生命的社会是毫无指望的。多年以来，世人对上海的印象并不太好，然而，胶州路大楼前如潮的鲜花和人流，刹那之间改变了我们的印象。上海，还是上海，这个160年来一次次见证了重大历史时刻的都市，这个近代中国的文明中心，拥有过一个强大而成熟的市民社会，市民精神曾在黄浦江畔得到过多年的彰显。

久违了，那种与自己生活的城市呼吸相关的市民精神。在今天的上海，我看到了市民精神在长期中断之后的回归，那完全是民间自发的、零散的、自愿的、毫无组织的聚集，也是纯粹的、干净的发自人心深处的哀悼，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尊重和在意，一切他者的无辜丧失都与我们息息相关，这些来自普通人在人性层面的正常反应，表明我们又一次在巨大的灾难面前向一个常态社会靠近了一步。

尽管有些人会不以为然，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偶然，根本算不了什么，小市民还是小市民，该过什么日子还是过什么日子，天还是那个天。但此时此地我却不这样看，今天的上海胶州路上，铺天盖地的鲜花，布满泪痕的面容，还有黄丝带与音乐，自发赶到现场演奏的上海城市交响乐团，那种阳春白雪的高雅音乐这样与城市的公共生活融为一体，让我们的生命变得如此切近，多少年来这恐怕还是第一次，还有那个举着“人在做，天在看”牌子的蓝衣少女，她的照片已传遍微博……

上海令人刮目相看，在这个超大型的现代化都市蕴藏着巨大的潜能，只是还没有机会释放出来，这次在灾难面前的表现就是小小的证明。面对“上海不哭，阿拉同在”的横幅，说到底，小市民与大市民之间其实也只有一步之遥，真正的市民社会也并不是遥不可及。

我的朋友默雷说：“上海市民不是没有公民意识，而是这种意识此前被抑制了。即使如此，某些人还是顽强地发出了声音：如老一辈的沙叶新，年青的韩寒等。每一个地方都有小市民，也同样有公民。只是上海作为中国近现代开埠最早的标志性大都市之一，最近几十年在引领文明思潮方面确是与其在中国的地位不相称，但其底蕴仍在，市民综合素质还是相当高的，一遇合适时机，就会爆发出来，虽然其表现方式可能比较和缓。但文明的底蕴，终究是要显示其力量的。”

上海公民社会的历史

我同意他的判断，曾经引领过中国的上海，在百年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是不可替代、不可抹杀的。晚清立宪运动最有力的民间社团“预备立宪公会”诞生在上海。代表上海工商界自治重心的上海总商会，在相当长的岁月里在中国的大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武昌起义发生之后，上海工商界掌握的商团在确保上海和平易帜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除了攻打江南制造局有一点战事，整个上海可以说平静如常，连商店都照常开门，这与上海当时市民社会的共识有很大关系。自开埠以来，历经半个世纪，上海不仅在道路交通、自来水、电力等硬件上领先于中国，在市民社会的发育方面也足以为其他城市的示范。

上个世纪30年代初，上海在“一·二八事变”中的表现，见证了市民社会的成熟、热忱和力量。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突然袭击上海闸北，十九路军、第五军等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在炮火硝烟之中，上海各阶层的市民，从实业家、银行家、民间报馆到普通市民几乎都站了出来，各安本分，各尽其责，将上海的市民精神演绎得淋漓尽致、可歌可泣。

在教育家黄炎培的日记、实业家穆藕初的年谱中，在当时的《申报》等报纸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生动而感人的细节。穿透历史的灰尘，我们可以看到面对侵略，他们如何自发地紧急动员起来，出钱出物出力，在战时状态下维持一个都市的秩序和日常生活，除了原有的银行公会、商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等民间行业社团和自主团体，很快出现了“上海市临时救济会”、普通工人自发组织的“上海各业工人反日救国联合会”，史上著名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也应运而生，拥有《申报》和另一家大报《新闻报》多数股份的报业大亨史量才被选为会长，实业家虞洽卿、刘鸿生、穆藕初，教育家黄炎培，律师张耀曾，银行家林康侯、徐新六、钱新之等人，以及杜月笙、张啸林等帮会大亨都是重要发起人，各行各业的精英，大批中产阶级、普通市民都积极参与。

《申报》、《新闻报》的读者们构成了上海市民社会的坚实基础，在这些报纸上不断刊出的募捐启事几乎都能迅速得到社会的广泛回应，几乎把全上海动员起来了。利用募集到的各种交通工具，源源不断地将食品、药物及大量战地所需物资送到前线，感动了蔡廷锴等抗日将士。“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下设慰劳组、救济组、交际组、捐款组等五个大组，地方后援、交通、粮食等十个委员会，工作人员达到2020人，临时组织伤病医院七所、难民收容所65所。这个团体可以看做是上海市民社会的象征。

“一·二八”战事平息之后，“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改组为“上海市地方协会”继续存在。1934年初冬，会长史量才遭到军统暗杀，上海市民社会失去了一位坚定而有声望的领袖。当“八一三事变”中日血战上海之际，上海民间仍然有值得我们敬佩的表现，各界精英定期轮流做东的聚餐会，不是一个休闲的名人俱乐部，而是谋划抗战的一个民间智库。

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在大战之前，1937年5月，金融界、实业界的许多代表人物几乎都参加了上海地方协会的公民训练大会，黄炎培提议组织一支年龄不限的特别训练队，将企业家集中起来训练。亲历其事的“灯泡大王”胡西园回忆，参加这个特别训练队的有130多人，都是各企业的头面人物，有吴蕴初、杜月笙、王晓籁，有“火柴大王”刘鸿生和儿子刘念义、刘念智，面粉兼棉纱大王荣宗敬的儿子荣鸿元、荣鸿三，民丰造纸厂的金润庠，中国垦业银行的王伯元，大中华橡胶厂的薛福基，家庭工业社的陈小蝶，美亚绸厂的朱公权，每天早晨6点上操时，浩浩荡荡，汽车就有一百十几辆。这样一支特殊的“老爷兵”特训队，每天出操却没有中断。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这些养尊处优的企业家，包括许多富二代，能够做到这样，实不容易。透过他们，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上海的一个侧影。

市民社会复苏的信号

曾几何时，上海是中国新文明最骄傲的中心，由此造就出一个深刻影响过那个时代的市民社会(或者说民间社会)。从精神层面上看，那是百年老上海最有现代气息、最有文明魅力的阶段。

老实说，今天上海的市民社会还无法与之同日而语，即使有年青一代的意见领袖韩寒这样的人生活在这个城市，毕竟今天的上海没有穆藕初这样的实业家，没有陈光甫这样的银行家，没有黄炎培这样的社会教育家，没有老牌《申报》所代表的大大小小的民间报纸，没有《生活周刊》这样的民间杂志，没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这样的民间出版机构，没有数量众多的行业自治团体和各种各样的民间社团，更缺乏产生类似“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这种社团的社会条件。

但是，在不同的时代里，在不同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空间中，今天的上海仍然可以有不同于前人的出色表现。在惨烈的灾难与冰冷的死亡面前，文字，文字是多么无力，眼泪，眼泪同样的无力，鲜花，鲜花也是无力的，然而铺天盖地的鲜花刹那间点燃的乃是人心，是久违的市民精神，这是市民社会重新复苏的一个信号，也是重建世道人心的一次机会。与穿蓝衣的说真话少女相比，滚滚的人流和献花的方式是何等的温柔、何等的节制、何等的低调，但鲜花的后面毫无疑问乃是同情、怜悯和爱，是人道、人性和人心，爱己及于爱人，将个体的生命与尊严放在一个至高的地位。这是每一个人表达爱的方式，也是每一个市民表达公共关怀的方式，是具体而直接的表达。

鲜花既是献给死者，也是献给生者的，鲜花终究要点燃一个春天，那是每个生命都得到尊重、每个人的权利都有保障的春天，当然也是一个市民社会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