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多年前来美还不太久时，一位对中国人比较友好，去过中国访问几次的美国人和我聊起中国时，说中国的问题是组织得不好，搞得一踏糊涂，政府很愚蠢（stupid）。我想怎能说中国组织得不好？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五倍，却做到了家家有户口，大多数人都在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工作。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个人利益是服从集体利益的。特别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 从小受到“一切服从组织”的影响太深，“组织”这个词早已深入人心。批评人有时会听到“无组织无纪律”；遇到有共同语言的小团体还会说“找到组织”等等。再说改革开放使经济有了迅猛的发展，说中国人没有组织概念，政府“愚蠢”是毫无根据的。
随着在国外的时间越来越长，受中国思维的影响减少了。笔者越来越认识到那个美国朋友的正确。早在近十年前，笔者安惠伟就感到他所说的问题非常重要，甚至就是令我们所谓“大国崛起”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愿望的关键原因之一。其实，他说得并不完全正确。在中国没有组织吗？有，在中国有着普遍的相对健全的“从上到下”的政府组织（本文也把它们称为“计划领导组织”或“上层组织”；或干脆就把政府也称为“从上而下”的组织）。可是，在最大的资源、真正世界第一的人口中，中国大陆却基本上没有或有着极不相称的弱小的“自下而上”的基层组织（本文也把它们称为“草根组织”、“自发自律组织”、“公民组织”或“下中层组织”）。
什么是公民自发组织？它们是一种组织， 如联合会、协会、职业协会等等，大家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需要、志向、理想或行动目标（如造成一个产品）等动力联合在一起。在这种组织里大家是平等的，做事是自愿的，组织是公开的，来去是自由的（不同于黑社会组织）。而人们在组织里担任职务的高低是看你出力的大小，参与的热情。没有太多向上奉承拍马，投机钻营。更多的是公平、奉献和无私。这种组织的运作，不是靠政府的具体的安排，而是靠自律。尽管有时组织规定严格，但成员仍感自由。因为这是他们的自发组织，规定、游戏规则也是自己订的。还应该指出组织间应该是相互交通的。这种组织的宗旨往往不是直接的赢利，而是理想、志向，但是在市场经济下，当然不能排除有利益驱动在里边，但这也与“私营公司”有本质的不同。因为私营公司的目的是老板或老板们雇上一批人，从上到下地指挥这批人为老板赚钱的。这种基层组织，在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强国里，除开它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之外，都是极其普遍的。可以说，区别发达国家和非发达国家的标志，不是“民主选举”，而是公民的参与、实干、自律，全体公民调动起来的积极性。这些靠的都是“组织”。如果组织得不好，“素质教育”是空谈，选举是空谈，甚至重要的“法制”都是空谈。如果没有组织，笔者就不觉得西方的民众素质就好到哪里去，当然有一定可能比大陆某些的落后地区的民众好些。笔者好几次听美国朋友说过，如果没有各种各样的组织、社团包括教会，美国会是一片混乱。
现在再回到美国朋友的那番评语，“中国组织得好吗“？如果组织得好，怎会到现在中国社会上还是一盘散沙，人人各自为政，互相拆台？为什么从上到下都在号召或说教人民团结，而却是世界上从下到上最不内部团结的人群之一？为什么见义勇为的行为越来越少，“围观群众”越来越多？假冒伪劣横行，黄赌毒猖獗？为什么疆独暴乱前的那么多迹象却没有组织起来的群众的反映？为什么国人素质差却屡教不改？为什么宁可花钱买”进口的“产品，也没人组织起来为理想而不计报酬代价地一起搞出自己的产品？为什么在这些混乱无助的大众里只有国外强大的组织和它们组织起来的品牌在横冲直撞无孔不入？是的，手无寸铁单枪匹马的草民在这些打扮得五光十色和人性化的强大组织面前，只有顶礼膜拜、举手投降、束手就擒。为什么没有一群人组织起来，过整洁、朴素、有理想、有奔头、实干的生活？......笔者可以把很多看到的怪象和大陆人们没有那种发自内心的自下而上团结起来的动力和行动联系起来。...... 是的，这也包括中国足球，这决不能用愚钝的人所说的中国民族不适合足球运动等鬼话来解释。...... 其实，在中国，"从上到下"的组织是有的。在一片杂乱无章的汪洋大海里还是会有自己的”组织“出现的。官员到来时，一群人一定会前呼后拥，组织周到。在中国，政府、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还有民营、私营企业也是从上到下的组织。可是，这些有限的组织，比起十几亿人口的广大群众来说，是显得渺小局限和苍白无力的。说起私营企业，在二十多年前全民经商时还似乎有些自发群众组织的架势。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可是一旦私营企业成长了以后，它们就变成了少数派，而且自上而下占据了市场。这时因为社会上并没有与之抗衡的更大量的群众自发组织，而且这些企业从一开始就不是内部平等自下而上的群众自发组织，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组织上是类似的。国内外的公私企业都是从上到下的。
在世界强国的国内社会里，到处都是群众组织。如网上的计算机软件开发组织，各种各样的行业协会，职业、技术、农业组织，联合会，教会，公民组织，非政府组织，等等。而很多大大小小的公司则是从上述各种各样组织中提升出来产生的，是处在金字塔的塔尖。在公司内部虽然是从上到下的管理形式，但它们的员工特别是领导是从自发组织的汪洋大海环境中成长的，意识也是受到各种自发组织深远影响的。在亚洲，日本和新近的韩国可以算是西方标准的强国。他们曾受中国深远的影响，也曾经是一边倒“从上到下”统治的国家。为什么日韩强大而大陆还在徘徊？解放思想，打破从上到下的精神枷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固然重要。但是，还有一样中国暂时还没有的，那就是日韩都是单一抱团的民族，具有超强的狭隘的组织性。无论是怎样自由和民主，思想多么解放都不会乱。这还是组织好，就发展好的例子。对的，韩国也应当看作强国，小心它和日本一样。他是一个内部抱团的单一民族，现在又因为自己的奋斗，求得了自身的自由和民主。而且还全社会团结一致，不追求虚浮，发展经济、工业和科技。它们已经开始耀武扬威、野心膨胀了。
有人说，大陆和强国的最大差距，就是没有“自由选举”。这时，又会有人说那为何也有不少民主选举的国家也是一团糟，所以“科技创新”，“素质教育”，“社会主义”，“老毛”或者“老邓”才是最重要的。笔者安惠伟现在只是从本文的“组织”的观点，说说对上诉观点的看法。笔者认为，大陆要发展，就要最大限度地调动所有人的发自内心的积极性，例如解放前后的一段时间，建国初期，改革开放时期民众的积极性（对于香港台湾来说，香港回归后、台湾开放后的一些年里也是这样。可不要把这些年里成龙、连战等一时的热情当做对大陆政治的拥护）。感觉到现在似乎只有公司老板和官员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要调动全体公民的积极性，同时要保持稳定，这就需要“组织”。组织是个大学问。在人们的组织性、纪律性，自律能力、公民责任都没养成之前，去搞什么“自由选举”国家的领导，就象当时还没有改革开放、还没有”个体户“时，就要去搞国企私有化，玩对冲基金，收购国际大公司，那完全是一种“休克疗法”，使得天下大乱、四分五裂。当然，自发组织有了一定的发展后，是可以配套地实行对民众利益直接相关的中下层干部选举的。这样也可防止贪污腐败。这些中下层干部实际上是有能力的，经济改革的一些操作性工作就是由他们来完成，可正是这给了他们其中一些人贪污腐败的机会。这些人腐败，是因为有那样的体制，有那样的机会，但他们没那样好的品德。本文的重点不在这，本文主要想讲的就是组织。组织是这么重要，而且不能走极端地只重视“从上到下”或只重视“从下到上”的组织，这在本文的后半部分就会谈到。当时老毛写“论十大关系”时，为什么没有加上论“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的组织的关系呢？中国要发展，一定要健全、深化、成熟、平衡发展“组织”，不但要有重要的从上到下的政府组织，也要有强大的自发基层组织。
笔者想说明一点的是，本文不是那种宣传搞政治革命的文章。本文只是提倡在现阶段的体制改革和完善，起码现阶段不能要有政治革命。看看西方国家为做某事，多党之间互相扯皮。做为一个普通国民，你会不会焦急万分？想想在大陆，政府如果要保卫钓鱼岛，而如有另一党派却说解决民生问题更重要而反对政府怎么办？如果一个党派要推举一个有能力但犯过错误的人作领导解决一个重要难题，而另一党派非要作对，或推举一个能力较差但四平八稳的人作领导，双方互相攻击怎么办？在紧要关头时，这不令人看得心里发慌吗？明白人都知道，超大型的选举也有弊病的，特别是在选情胶着时。而且，舆论是很容易被媒体误导的，并不是所有群众的眼睛所有时候都是雪亮的。怎样保证媒体公正也是一个大难题。即使在美国也知道，政府对大型媒体有适当的控制权是需要的。我们要知道，只有强国才有本钱来搞两党竞争，互相攻击。这样有时确实可以互相提高。但这样做的前提是，世界上各项事物的发言权，所有事情的发动权是掌握在强国手里的。即使这样，紧急事件发生时，强国的两党也是一致对外的。而在弱国和发展中国家，世界上事情的发动权一般是不在你手里。象这个样子，你还是准备不集中精力搞发展，你是还要几个党派窝里斗吗？真正危机到来时，你再仓促应对别人的多年准备吗？所以起码在还是弱国的阶段，有个正确、专心、舒畅、安定的政治环境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本文不提现阶段国家上层的选举和多党制。自发组织也主要是指非政治性的自发组织。那这样，怎样来防止一党专政，防止拥有绝对权力而产生腐败的弊病或一条错路走到黑的弊病呢？这确实需要大家开动脑筋。发展广泛的民主；大力开发民情从下到上表达的管道；大力发展从下到上的自发组织；实行所谓的“党内民主”；和逐步实行中下层领导的民选或许是可行的解决办法。本文希望政府在了解了自发组织不可缺少的必要性的情况下，去主动地充满自信地促进非政治性的自发组织成熟发展。自发组织可有无数多种，不要因为害怕政治性的自发组织而影响了大有益处的其他大多数的组织发展。不要担心改革会产生不安定，因为“组织”本身目的就是稳定；特别是当社会组织成熟了以后，再加上政府的保障。其实，发展自发组织可以不用太涉及到政治的。任何职业性的、公益性的、业余性的组织不都是可以搞成自发组织形式吗？发展自发组织不是政治革命，但由于他的组织形式，说明他是介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改革中间的一步，是一个可进可退的相对稳重的步骤。很难想象一个公民从下到上的积极性、组织纪律性和包容性都未培养好的社会能够搞好政治改革，这也说明他是一个必经之步骤。
为什么中国在世界上是个特殊的国家，就是因为中国在历史上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有着特殊的民族凝聚力。在古代直到几百年前，在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象样的组织。而中国是世界上从上到下组织得最好的国家，也是在这个组织下最勤劳智慧、钻研努力的国家。直到现在，我们的文化还强调组织和团结，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其实这都是很好的。这些组织的文化是中国人在经受了这么多磨难后还有着这么强烈的自豪感的原因之一。除此而外，千万别听外人的诽谤，说什么中国人象苦力。勤劳智慧，苦干加巧干绝对是中国人最优秀的传统之一。如果加上自下而上爆发出来的动力、组织力和领导能力，绝对如虎添翼。到了当代，一成不变的组织概念已经过时（也可能是大革命带来了现代组织的观念？）。过去、古代那种从上到下的组织还是重要，但光有这个也已远远不够了。从下到上的组织早已占据了坚实的地位。
从个人来说也是这样。从上到下的管教，只会产生死板、循规蹈矩和奴才。这也包括管教者，因为管教者又受更高级的领导来管教。最高级的人之前也一直受管教，整个社会的人都是这样。自下而上的组织，可以激发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和合作性。各组织间的团结协作也使社会稳定和发展。打个比方，现在的家长，已都希望自己的子女坚强自主，能干开朗；希望儿女们能在大风大浪的自己地闯荡中磨练出坚强的能力；而已经没有家长希望他们在严厉的管教下象小绵羊只会懦弱畏缩、循规蹈矩了。可是他们又不敢对小孩一概不管，听之任之，放任他们去独立闯荡。这时，如果子女们和别的好小孩已经形成了好的小团体，家长也放心了，心态也稳定了。组织就是这样，既可促进社会稳定又可促进社会发展。
有人说，大陆和强国间的主要差距，是没有科技创新和自主知识产权。是的，随着经济和工业的发展到更高的高度，原来只有很少人或没有人认识到的更高层次的问题走上台面。大陆和强国间科技创新的巨大差距才终于使最后那批国人和领导承认。但是，“创新”很容易成为一个空口号。是要大力提倡个人的想象力、创造力吗？这很重要，因为没有个人就没有集体。但也要知道，增强想象力创造力，不是单干。单打独斗，也许会产生个别的武林高手，祖传秘方，名师高徒；可是其实，组织才是最重要的。而对于组织，又有几种选择，如从上到下的组织（象所谓的“举国体制”）和从下到上的自发组织，等等。那要提高国家创新力，是要搞“举国体制”吗？是的，这也及其重要。这种“计划下”组织的形成，可以快速提高重要方面的竞争力。但是，我们决不能象中国历史，从未产生过“从下到上”的自发组织了。真正有效的全面创造和创新，除了上面说的之外，也要依靠自发组织的促进作用。“自发”和“组织”，组织重要，在不少情况下，自发也最重要。要创新，就要敢想和敢干。“自发”和“组织”就是对敢想敢干和制订游戏规则并形成气候的巨大推动。在小组里、在自发组织里、在学会年会上或刊物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互相讨论交流、一起动手，互相比较、竞争、提高，脚踏实地地实践和借用别人的实践，又有严格自律的规章，自定的完善的“游戏规则”，才会更大地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和动力。
大陆常说，中国的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一个优越性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的，这确实是非常需要的。他的优越性使我们用较短的时间在两弹一星、国家经济基础各行各业、行业种类上大致和西方相应。而且，各行各业里也培养了不可小看的强手。但是，一分为二，让我们看看他的局限性。且不说实际上任何西方强国政府也都是集中力量抓重点（是人都想得到）。大陆的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搞“举国体制”“计划体制”，不是说体制内没有“诸葛亮会”的小组,但总的来说，大目标、大方面还是由领导决定的。领导还可把各单位、人力计划性的“强拉”在一起。也就是说，在各处隐藏着的各种各样的新生事物，如果还没有进入领导的视野，就不会得到重视，不会快速得到应有的关心和解决。首先,现在竞争进入 “白热化”，竞争对手完全可以有意不让新生事物进入大陆的视野；就算东西亮相，甚至可把外壳造成没有变化，而内部完全更新。在大陆，要等到新事物发展壮大到在强国中已形成了公司，或有了影响。等国内领导察觉醒悟，国内外巨大差距已经形成。这时，“举国体制”才开始起作用。政府和政府单位开始从上到下组织人力物力去搞。这已经比别人迟了一大截。而且没有熟悉本方面的人力基础。其他似乎相关领域的“专家”还要去重新研究，学习强国普遍群众凭热情干劲搞出来的东西。说来可笑， “举国体制”还是最近或是改革前的做法。而在过去十几二十年里，干脆领导连人力物力都不组织，直接拿钱去买现成的过时货。我们老说自己的工业比强国“起步晚、底子薄”，但是，现在很多重要新兴行业是解放后产生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大力发展群众自发组织，把群众的水平提高，让他们自己去发现去参与组织和投入，我们难道还要永远说自己“起步晚、底子薄”，被人“踢屁股”（kick butt)吗？
读者曾经有没有想过，在国内我们所看到的实物、建筑都是政府和领导层组织建成的。而在西方，放眼望去，人类发展到现在所建成的大部分，从高速公路到摩天大厦，从巨大的机器到微小的分子，起先都是国外的劳动者们在没有政府领导发号施令的情况下，利用自身的力量、自发的组织、自发的交流，来发现、发展、规范、运用。这需要何等的力量、何等的组织、何等地协作、何等的整理前人和别人的资料信息。政府的参与往往是有了成熟的实践后才有的。我们有什么理由鄙视别人的力量，别人的主观能动性，别人的团结、别人的组织。国内某些政治正确的人说不能“照搬”国外的东西，他们也应该对这些国外的“无产阶级”组织和行会公正地承认接受吧。
不知大家知否，现在的新兴方向，如软件工程和生物科技，很多都是由互联网上的开放组织添砖加瓦地在公开参与和讨论的情况下完成（当然生物领域吸引了更多政府资金来支持自发组织）。特别是软件开发的大部分概念、技术和模快，都由全世界的各种自发组织群策群力一步一个脚印在过去不太长的时间里来达到。可笑的是，中国人口那么多，在这些自愿的组织或个人里，却鲜少见到什么大陆人，更不用说有什么公共推举出来的带头人。要知道，要在软件领域达到世界领先地位，前人走过的每一步，你都不能少走。你自己都没有参与过，难道你是什么神人，可以一步登天？更可笑的是，在这些学科火热发展的前些年，一些这些领域的代表平台和开放源代码网站，居然被大陆屏蔽（现在不清楚是否还是这样），说是网站含有一些境外自发组织支持“藏独”“xx功”的言论（这种大家共同发言的网站一定会有令人不快言论的）。如果碰巧，难道连对人类科技有贡献的人因某时有错误言论你也把他的贡献屏蔽？真是太低估自发组织成员的头脑和自律能力了！难道他们也和屏蔽者你一样愚蠢吗？
大陆常常自吹科技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有时连科技到底是什么都不清楚。否则怎么象个怪胎，有的地方还催药出了一点肌肉，有的地方连哺乳的婴儿水平都不到。不是说细节决定成败吗？其实没有人们自发地组织去做，那到底是不是细节你不会清楚。大陆科技现在还很差的例子随处就可看到。昨天我就偶然听说大陆销售的进口大米含有转基因成分是由绿色和平组织而不是由大陆机构发现。我还听说另外一个小故事。一个留欧的不爱高谈阔论的高水平科学家出国前搞过一个各国都关心的公开农业课题。他在国内因条件太差没搞出来。去了欧洲后利用自己已是行家的水平和西方优良的条件终于把问题解决。可当他挂名把这个消息用学术新闻的方式通告出去，各国科学家包括日本、韩国、埃及都有科学家来信或亲自旅行到实验室讨论或索取资料。可国内科学家去联系的影子也没有。而中国在那方面的农业科研到几年前还很差。难道这就是国内报纸上老说达到世界水平的中国科研的表现吗？是不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领导还未把注意力集中到安排科研人员往这个方向努力上来？科研人员的科研兴趣也要由不懂装懂的上层领导来安排吗？
“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的组织的思维是有些不同的。举个很不确切、可能错误百出的例子，例如要发明一个汽车一样的交通工具。“从上到下”的思维就是，这有什么难？只要有一个车身，四个轮子，一台发动机，有油箱、方向盘和刹车就是汽车了。化厚为薄，很好掌握。想多了可能都是没事找事。而“从下到上”的思维是：一个“从下到上”的组织可能只专攻车轮一样东西，不关心除了爱国之外其他的口号之类的东西，“除了车轮还是车轮”，把车轮搞得世界上最棒。有弹性，转弯、山地决不会爆胎等等。而又有其它各种“没事找事”的兴趣小组织专搞皮座椅，专搞怪发动机，等等。一个总设计师来把它们都组装起来。这时，他不排斥各种讨厌的自发组织一定要让自己产品上马的要求，终于把含有这五花八门部件的汽车装起。而五花八门的部件要配合在一起，各个组织之间还要花时间坐下来讨论采用什么标准，使大家接在一起。同时标准还要有开放性，能容纳将来的发展。最后，不同方式发展出来的汽车是不同的。从上到下思维发展出来的汽车可能相对简朴粗糙，但能用到的功能都会逐步拥有。而从下到上思维发展出来的汽车可能就会更好、更舒适、更先进、更高级。从上到下汽车发展完善的路径是，要把产品拿到实践中去检验提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但是坚决排斥不听从设计师领导的团体的“吵闹”。因这是化薄为厚，无理取闹。这种从上到下思维始终就是把握一条关键，“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唯物辩证法”，以不变应万变。而从下到上思维也不计较什么固定的口号，但结果却引入了不同组织独立的花样百出的实践，“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唯物辩证法”实际上都用上了。... 对不起，上面只是一个不确切的比喻。
笔者回国时，曾经听人说起大陆的水平不差。例如说有个大学生多厉害，埋头苦干，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把一个计算机操作系统写出来了。又听说中国人多厉害，不管是什么高级玩艺，如Wii或IPod之类，只要到了手上，不花一天半日工夫，一台比原来更好的东西就能给造出来。如此种种，笔者不在这多说了。对于前者的操作系统故事，操作系统的定义其实很简单。一套软件在计算机上运行，使计算机有输入、输出功能，并且能运行一些实用软件，如打字等，这就是操作系统了。这就跟刚才举的汽车的例子一样。而后者的电器故事，那更简直就是仿制，严重的是偷窃了。（当然这只是例子。我也听说在IPod之前，国内就有类似的东西。还有有些特别高精尖的东西，必要时是需要仿制的，当然这不应成为主流。）大陆的软件水平实际上比吹嘘的差多了。如现在世界上已经逐渐开始普遍起来的计算机语言Ruby就是日本发明并首先运用起来的。也不用说索尼、任天堂里含有的软件了。而中国的软件大部分还停留在小作坊和一盘散沙的状态。告诉你，会写Windows程序不是会计算机软件，因为他把底层的东西给掩盖了。有这么多人口，却没有加入到写计算机底层软件的自发团体中去，这就是为什么大陆的计算机水平比欧洲国家、俄罗斯、以色列、日本、韩国都差的原因之一。以上所有故事，笔者是明白讲故事人的意思的。他们就想说中国人是非常聪明厉害的，什么都难不倒中国人。但是，笔者想告诉他们的是，这个是国人的优点之一，不少西方人并没中国人聪明。但这个特点从中国的古代就有了。即使在中国落后的朝代都具有着。但是，仅有这个已经大大地过时了。一些其它国家也已掌握。而当今的世界强国已经进入到了新的时代。这些优点不能丢，现在一刻也不能停止应用，否则会更加落后，但仅有他们已经远远不够了。比别人努力，但功效却差一大截，这说明方法不对。等把科技的真正方法找到后，这些优点再象一直运用地那样运用起来，是会如虎添翼的。
上面都是真实的事例，这里也有一个假设的故事。世俗人类有一天在深山老林里，发现一些远离其他人类的一群部落，他们尚处于燧木取火阶段。其他人类好心，把火柴和火柴制造厂引进到了深山里的最聪明勤奋的部落里。这个最大部落的生活水平从此有了一个巨大的提高。外界人类还把部落代表请到外界人类居住的城市参观。这时部落里有一些愤青对已取得的飞跃沾沾自喜起来，但他们接受不了外界的生活。他们批判把自然界最终消耗破坏的外界人类，批判外界人类的哲学。他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的发展道路已经找出。。。在僵持不下时，部落里的智者终于出来说话：你们都住口。反对这反对那的留给外交部的人去磨嘴皮吧。要牢牢记住这一条，落后就要挨打，发展就是硬道理。废话免谈。其实，这个智者说得对。实践之外还有实践，真理之外还有真理，没有尽头。部落里的人应该知道，以前的实际上是外界人类把你们养起来的假象。当外界人类把火柴拿走，他们的老“真理”就是一场空，更“真”的真理才出来。你要反对别人，也要等到自己已有健全的体系才行啊。到那时，你说不定觉得支持开放更好呢。请读者不要对这个幼稚的故事生气。似乎这里的部落指的是大陆，但笔者绝对没有这个意思。谁愿意把已有卫星探月的同样的人说成是部落人，笔者这里只是想方便说明问题。还有笔者也是崇尚接近自然的生活的。看看现在，许多大陆的企业都说更愿意雇中专生，而大学生、研究生找不到工作；但在西方国家，连从外国来的博士、硕士都能找到很花脑筋的工作；反观在国内的尖子，都以去外企做一些修饰性的外层工作，一些体面的任何国家都可做好的文科工作，有养你的虚假的工资为荣，你似乎感觉到两者科技的实际差距在拉大是吗？看看温总刚提出政改就被某些由文学愤青转化来的草包们围攻，真希望他们也多动动脑筋。好了，这段也有可能笔者说得太绝对了。
“举国体制”、“政府计划组织”还有一个弊病，就是他无力把所有力量调动起来。打个比方，计划是由“头”来决定。除“头”之外有什么下属，有多少组织，组织要做什么，都由这个头来决定。计划不可能安排一样东西由所有的省份都去做它。这就决定了贵州不可能会被安排到比上海做的项目更好。贵州的发展好不好，不由贵州人的主观能动性自发来决定，而是由头来决定。可怜的贵州、宁夏、河南和其他地方有一样能力的聪明人，如果你没有通过考大学到北京上海，你已经一生只能当“蓝领”，售货员，迎宾小姐。中国的年青姑娘当售货员，迎宾小姐也特多。中国地方那么大，人口那么多，大部分群众一辈子也不会有北京上海的科研院所得到的某方面的计划安排。而韩国、西班牙那样的“小国”，也有一个“头 ”，也有几个大城市。怪不得因为大陆全体公民和地方的积极性、创造性没有自发地发动起来，中国的科技不比小国好到哪里去。一些奋青以为已经把西方的产业带动的办法学到，实际上好像还不太象。
只有“举国体制”、“从上到下”的计划来“办大事”，这种作法首先就是要承认自己差，基础薄弱，经济薄弱。反过来，这样做也决定了你最好的极限也只能做到二流。实际上，科技上不是只有“钱”是最重要的，理想、自发组织也重要。理想也可以生钱。而且，不是在另外的场合又说我们经济已经发展了，手里已经有钱了吗？不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明白要创新争第一了吗？现在应该不能回到单一只搞“举国体制”了。在基础没打好的情况下去单一搞强行计划，说不定只会“拔苗助长”，搞出东抄西借的怪物。
笔者安惠伟在这里绝对没有反对“举国体制”的意思，只是强调了在搞举国体制的同时，在科技创新方面也同样应该大力发展自发组织。举国体制为大陆的科技和工业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事实上，在举国体制内部，也有充满活力的小组，也有专家，也有创造（笔者也看到了不少这样的专家，成了专家后往往最后还是移居国外。其中又有些在国外“作孙子”直熬到受到一定会有的歧视后，才认识到大陆从上到下“官本位”原来还是有“优点”，又想回来作官了。这不是令人哭笑不得的悲哀吗？）。各行各业聪明智慧的工作者苦干加巧干，刻苦攻关，解决了一个有一个世界难题。但是，综上所述，这种体制的弊端也有不少。
看到这里，是否大家认为笔者的观点是要搞“从上到下”的基层组织而放弃“从上到下”的“计划领导组织”。绝对不是。因为那样做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其实，计划领导组织可以说更重要。因为首先，“自发组织”确是“组织”。在普及和成熟了以后，是会比单枪匹马的个人组成的社会更加稳定。但它们毕竟还是“自发”的。这就有一种各自为政的帮派的混乱的危险。（民主国家的民主法制也是相对的。其实也就是为着那些巨大的帮派以及国家或国家帮派服务的。因为这个“帮派”的特性，连他的政策外交都是相对的）。大家都记得小时候时兴玩的什么东西都是由一股股风气影响的吗。大家做什么、社会甚至政治也会由自发组织的一阵阵风气来影响。这就一定须要有计划领导组织来统一规划管理来避免这些弊病了。同时，笔者觉得为着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在公民组织发展的初级阶段，政府是不能允许政治性的自发组织的。并且，也需要有政府的严格监督，让自发组织都是公开、公平和开放的。不允许拉山头，搞宗派。
第二，一个自发组织当做大之后，必然会产生领导阶层。当人数众多和层次增多后，“自上而下”的关系也自然形成。组织内外都需要更加统一的计划领导。
第三，这也是笔者安惠伟非常担心，而迟迟多年不敢写这种“制造混乱”的文章的原因之一。这就是中国有着许多不同的民族。允许、鼓励或者支持自发组织是否会引发分裂？自发组织实际上就是为着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每个公民自发的积极性、创造性、组织性。在少数民族地区，有没有能达到相同效果而更容易管理的方式？或者是控制组织人数，在组织里派代表。或者限制不同背景成员的比例。政府的参与管理肯定是须要的。总之，事在人为，这需要政府有更大的智慧和能力了。即使在美国，国际留学生众多的大学里，虽然各个国家自己的学生有着自己自发的组织，组织也必须在学校登记。学校还要在每个自发组织里派驻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辅导员呢。
第四，允许自发组织后，是否会产生“黑社会组织”等有害组织？这点其实和上面是一样的，也需要有强有力的政府和上层计划组织来严格管理了。一个自发组织的好坏，是由具体那个组织的宗旨决定的。不是发展自发组织的政府政策决定的。政府须要铲除有害的组织。我们还需要了解，不管政府有没有允许、鼓励和扶持自发组织的政策，在现在市场经济的相对宽松的环境下，黑社会、分裂、刑事犯罪和各种各样的有害组织都会出现的。这种有着强烈不可告人目的的组织，说不准早就存在。现在在政府的扶持自发组织，支持正义（也支持科技）的政策号召下，广大群众组织了起来，正义组织普及和成长了起来。有害组织的计划就说不定不那么容易得呈了。
第五，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家长制传统下，自主行动管理、不相信权威的愿望已经普遍不够强烈了。试问会有多少人愿意为了什么理想组织起来？（一个人在还是单身时期更易参加组织？）这时，又需要已经认识了草根、基层组织重要性的政府来激发人们久以泯灭的火焰了。其实，在美国自发组织无处不在，但并不是人人都是组织成员。在一个统计时段甚至大多数人们不是自发组织成员（虽然一个人一生中总有过参加组织的经历）。这就需要政府来给这些“脱离”组织的人们来有力领导了。同时，我们须认识到，不需要人人都要参加组织的。我们只需要组织普遍存在来提供先锋带头作用。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阅兵中，通过天安门有个标语的内容大概是“大力发展基层组织”？不知为什么媒体没有对他进行大书特书？是无知还是认为没什么，没有醒悟？还是笔者的大惊小怪？当然，这也只是个口号。和大家一样，笔者也发现，国内口号也说了不少了，可怎么老是没有一个大动作呢？这就说明没有前瞻性、没有视野和眼光了，没有这些就没有把握和自信，这就需要我们国外的思考过的人来大力提议了。真希望不要再喊口号了。说了那么多体制改革，可如果没有从下到上焕发起的自发动力；没有良好的广泛的组织；没有把官本位砸碎、打倒并踏上一只脚；没有坚强管理国家发展、同时又为群众组织保驾护航的政府，就不叫体制改革。没有在第二步对那些直接掌握群众利益的中层以下领导实行民选，就不是体制改革。有一种说法，说大陆的体制改革就是能让公民有序地参与民主。如果这个“有序”还是和以前一样被领导和管教地参与，这就不叫体制改革。如果这个“有序”是通过自发组织来参与（“组织”就意味着“有序”），而又在政府组织的引导下，这才叫体制改革。当然体制改革还包括了其他东西。就象足球，只有技术，没有干劲，踢不好足球。而这个干劲不是教育出来的，不是牢记什么“一个基本点，两个。。。，三个狠抓狠打，四个。。。”的华丽排比句说教出来的。而是从心里涌出的自信、兴奋、 快乐、又野兽般的干劲，有同伴组织依靠的干劲。
好了，言归正传。再讲讲为什么在大陆大力促进从上到下的自发组织的同时也绝对需要政府从上到下的保驾护航。笔者想象，即使越来越多的自发组织出现，大部分也是什么“烹调协会”、“交谊舞协会”等娱乐、生活性质的“联谊会”。这些丰富生活的协会固然重要，也比没有任何自发群众组织好很多，但是对国家发展更需要的似乎应该是技术兴趣协会、金融协会、自发打黑协会、实业协会、公益协会等等，这时又需要政府出来加以引导了。其实人们可能还会说，不用引进什么西方的自下而上的自发组织了，中国早有了。大陆社会中遍布的关系圈，不就是自发组织么？说起关系网，自发组织积极推动者可能会认为我们在学习西方好东西的过程中包袱太重。其实不要紧，在古今中外还没有看到过前进中只遇到有利而没有不利因素的。“关系”是中国特有的，但大家不要妄自菲薄。关系是好的，他体现了中国文化沉淀的深厚。但是，“讲关系”的好处，在从下到上的自发组织里并不明显。大家并不能把“关系”里的“私情”部分带入自发组织中。这时就需要政府来规范维护从下到上组织的公开、公平和公正了。自发组织的目的是做事的，是有理想的。而“关系网”的目的可能更纯粹是为着私下的关系和利益。政府应保证关系网不能被带到工作中来。笔者建议既然有了真正自发的从下到上的自发组织，政府甚至可提出不再提倡“同乡会”等关系组织。对于“有所为有所不为”，笔者是比较欣赏的。
一篇文章曾说过，在中东的穆斯林国家，大大小小的自发组织到处都是。可是一个在欧洲经商的阿拉伯大亨却哀叹，为什么我们阿拉伯人和这么多组织，关心的是安拉和宗教诫命，却没有人理会科学、文明和经济实业？为什么不能象西方国家的民众那样关心科学、发明、实用、工业、发展？所以，有这样的反例，特别是在中国的国情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不可缺少的。民众的关心潮流、组织的动向趋势，都可以由政府来领导，宣传部门来引导（美国也是这样）。而且，还可以由政府派代表轮流去基层引导组织向“正面”发展。这也是给这些代表一个“上山下乡”锻炼的机会。民众组织起来的热情和干劲，也可由政府来鼓励和指导。例如，现在不是有大批的大学生毕业后没工作吗？政府可以号召他们自发组织起来。他们在国内从上到下灌输过量大部分无用知识的教育下，基本没有多少创业赢利能力。但是可以在找工的同时鼓励那些有理想有志向的毕业生去熟悉钻研将来要在专业上掌握的技术。去组成不以赢利为目的的自发组织。自己想不出题目不要紧，政府组织可大量地派出各行各业的专家出题目、设目标、出谋划策，去义务地作“辅导员”、“科学代表”，去播洒为社会为科学为工业为各行各业作贡献而不求赚小钱的理想种子。甚至可规定只要在自发团队里积极参与作为，虽然没有工资，但在自发组织里的时间可以在将来正式工作后算为工龄。是的，中国经历了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很多民众也已养成了盲目接受命令的奴才习惯。这时，才须要有一个有魄力的强大政府来提振信心、鼓舞士气，做大家的保护伞和信心支柱。当然，也不能缺少自发组织来真正调动全体人们的积极性了。（比较大陆和台湾。台湾领导没有大陆政府的魄力，但因为蒋经国后没有自发组织的限制，科研能力在某些新领域是超过大陆的。但最近又听说，在大陆的“外”资企业，只有台资企业最不乐意允许工人成立工会；又听说郎咸平建议大陆的外包企业和台资企业要学学佳能外包的细胞式（小团队）工作方式而不是单干奴隶式工作方式，可见台湾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六，自发组织和公民参与永远都有着巨大的重要性，但是要等自发组织成熟、健全、完善、发挥作用，却又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等大陆自发组织发展起来的时间，人家实力说不定已上升几个朝代。这时，强有力的政府及其组织，就是整个社会的保障。而且，没有政府，问题的解决就没有保证。随便举几个例子，就可看出政府的保障作用。如：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怎么办，自发组织出现帮派化情况怎么办，领导（不管是指派的、或是民选的、或是自发组织的）贪污垄断怎么办，等等。还有，需要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公民意识增强后，公民组织才会发展。这就需要政府搞好经济。当然，如本文所述，没有公民组织的发展，经济不会真正发展上去。这是相辅相承的。
第七，发展了自发组织，并不是过去的技术积累都是浪费，艰苦的攻关可以省略。其实，发展了自发组织，只是扩大活跃了我们的思路和方法，解放提高了我们的思想。而需要攻克的堡垒还是要攻克，水平仍然要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的提高。在很多情况下，真正出来为大家冲锋陷阵打天下、取得荣誉的还是企业等从上到下的组织、中上层组织、领导计划组织。中外都是这样。因为基层组织是基础，是调动积极性的草根，是力量和活力的源泉，而中上层组织是精华、是拳头、是力量和水平。他们处在金字塔的塔尖，是世界上其它大部分弱国和强国的主要差别之一。不要忘了，大陆六十年来取得的举世惊奇的成就，战胜的一个又一个艰险是谁领导又是谁来实现的。大陆已经建成的相对齐全的工农业经济体系是怎么建成的。这中间藏龙卧虎有多少人才专家，也有一些世界级的领导、人才和技术。绝不能搞什么休克疗法，毁城容易建城难。大力发展自发组织，甚至在中上层组织内发展自发组织，只是为着搞活全体公民的思想行动，并有机地把人心组织起来，焕发出自心底的积极性。同时，也可以在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中发现更多人才。说起大陆政府组织里的专家，他们也似乎受不了政府从上到下的单一管教了。笔者也看到了不少这样的专家，成了专家后往往最后还是移居国外。其中又有些在国外“作孙子”直熬到受到一定会有的歧视后，才认识到大陆从上到下“官本位”原来还是有“优点”，又想回来作官了。这不是令人哭笑不得的悲哀吗？对但一从上到下管制的讽刺吗？
纵观世界各国，强国都有着广泛、自由、实干的自发组织，也有着建立其上的强有力政府和政府组织。而更大多数的弱国，他们的人民都没有好好地组织起来，更谈不上有强有力的政府了。他们的人民，都知道一个强大公平的政府是他们最最宝贵的盼望和最最需要有却得不到的。而在大陆，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已经在上帝的眷顾下摆在人们面前。但是成为强国的必要条件，普遍的觉醒的公民自发组织却没有。想想列强的历史，大概是先有公民的自发组织，再产生了强势的政府，再逐渐形成了强大的国家。而中国大陆，完全可以在已有强有力的政府的前提下，在已知成熟广泛的公民组织是成为强国的重要必要条件的前提下，主动地自信地去大力发展他们。各样必要条件都具备和发展了，国家就发展。殊途同归，并不必计较是先自发组织还是先有强大的上层组织。
愤青们也不用再争吵什么拥毛还是拥邓了。没有老毛，强有力的政府建立不起来；而且可以看出来，老毛当时也是要在一盘散沙的国家里建起组织的。但这是一面倒的从上到下的组织。没有老邓，已建立起来的政府会变得僵化，经济濒临崩溃，对老毛的评价就不会有现在这么好。经济体制改革，使伟人老毛老邓他们建立起来的国家和政府更加完善。现在，旧的从上到下管得过死的体制打破了。但是，新的体制并未完全建立。经济体制大概立起来了，但社会上的基层组织还未完全立起。现在，为把公民组织起来，我想大家绝不想退回已经证明为死路一条的、只有从上到下的老路吧。应该建立新的、有活力的、要求更高的自发组织。所以大家只能一起努力,再也不去计较谁有什么贡献。想想中国的现代、近代和古代，其实都在采用着从上到下的组织管理。不要认为过去的皇帝多昏庸，现代多英明。其实他们包括清朝已尽了最大努力。“中学为体，洋学为用”，同样失败。大陆的社会经济现在已发展到历史最好水平，现在是须要有一种思想飞跃了。（对于慈禧太后，笔者不太懂历史，不敢认为她也尽了努力。因为她们这小撮满族统治者的“种族歧视”，是否但心自己满族的统治更胜过关心中华民族的发展？）.不要说笔者对老毛有意见。笔者特别敬重老毛的胆识和魄力。他老人家天不怕地不怕，打出了天下。只要湖南人不搞极左的那一套，不盲目自大，本人敬重湖南人、四川人，敬重他们的血性和钢铁意志（老邓就有个绰号叫钢铁公司）。希望湖南人、四川人和一切有胆识的中国人为大陆再立新功。
本文不是用来反对大陆政府的，而是希望给政府和还未觉醒的民众根本改进的建议。看看老胡、温总为民呕心沥血的样子，看看温总孜孜不倦地顶着少数无知的人们包括留学西方的草包留学生的极左言论而教诲大家要坚持体制改革时，就体认到政府是真心实意地为着国家好，真心实意地想改正缺点的。试问在中国历史上，还有过这样集中精力为民办事的政府吗？（古代的明君一样也是从上到下的极权统治的）。如果把政府搞垮，现今中国还可以找到什么势力有能力能把这样巨大的国家大致管理得这样井井有条。在国家还在发展中相对较弱的阶段，没有坚决听从政府指挥的军队，没有强大的政府出面，谁还能替人们在国际上挺起腰杆。我们要做的，不是反对，而是要支持政府变得更好。通过体制改革，变得更加强大，更加开放和自信，通过兴旺群众自发组织，而发现培养有品德、有能力、有动力的民众和领导人。与时俱进的政府在这过程中也会调整发展，通过措施例如民选来淘汰掉那些贪官污吏或阻碍发展的中下层领导。（说起草包留学生、或有些国内的的极左言论，是的，是有一些无知的极左分子为着坚信他们坚持的、稳固的体制，即使是西方搞得成功的民间团体随便说些什么对他们“信念”不利的话，这些有着坚定“信念”的人也会以为大厦将倾，吓得瑟瑟发抖、暴跳如雷。这些人在历史上有过的新生事物面前，从来是挡道者，或分享前辈拼来的利益者。当然，这些人中也有不少慎重的好人，也要一分为二嘛。）
写到这里，大陆又发生了广州的所谓“保卫粤语”的游行。这时，人们的担心又来了。自发组织会不会使类似的情况普遍发生，风起云涌？首先我们要看到，发生这种情况时，大陆还根本没有出台什么鼓励自发组织的政策。这完全是地方经济搞好了（特别是远离首都政治中心的地方），而得不到政府的特别垂青、照顾的矛盾而产生的。这就是本文所说的只有从上到下的管教而引起的不满造成的。广东尚且这样，将来少数民族地区更是这样。政府也应该照顾到广东从近代以来确实为现代化作出了比许多其他地方更多的贡献，也为其他地方的发展提供了许多算得清或算不清的好处和经验。但广东也应该想到政府为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倡讲普通话有什么不对？粤语是不可能消失的。认为只要是北方人就有“满清官场”的作派是井底之蛙；不抓教育，不学习文化不但远离了中华思想，其实也远离了人类包括西方的思想，是愚昧无知和大错特错的。（笔者不是专家，此段纯属瞎聊）
笔者想谈谈另一个最令笔者犹豫不决、迟迟不敢写此文章的忧愁。笔者担心，随着自发组织的不断发展，人们的当家做主的公民意识也会越来越强烈。在初期还没有实行中下层官员民选时，会不会有个别组织对个别无德无能、只上不下的“领导”产生不满而引发社会冲突？不同组织会否因为对这个问题或民主问题的不同看法而引发动乱？更有甚者，会不会有人担心，会不会有团体用当时老共对付老蒋的办法来对付老共？笔者是坚决反对为了所谓“民主”而不顾一切的。民主只能渐进。“民主”急进则会产生动乱。在国家还不强大时，严重到会令国家四分五裂。相比之下，民主事小，而造成分裂则是千古罪人。不懂组织自觉，不懂“民主”，没有体验过民主、自发组织的人怎能搞好民主？思考再三，笔者认为自发组织的重点之一，就是“组织”。促进公民自发组织，是提高全体公民的自律组织性和容忍不同观点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更是民主参与的一个很好的实践和锻炼方式。组织搞好了，社会也更稳定，公民也更成熟。个别的不满也可在自发组织和上层组织的共同关心下得到释放。政府可向公民宣称，“我们的政府，从此是一个支持鼓励公民自发组织健全发展的政府了。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府，公民的自发组织就没有保障。”如果对开放自发组织仍无把握，甚至可制订政策法规，只允许成立非政治性的自发组织。或者规定所有自发组织的总部都必须设在首都；组织的方向宗旨都必须经过政府批准。而公民可以自发地组成自己的分组织，但这些自发组织只能是这些在首都的总组织的分部，不能是其他名称和不同大方向的组织，成立后定期向总组织汇报。政府可以取缔其他的坏组织。这其实已经和当前情况很接近了。总之，事在人为，有所为有所不为，总有智慧办法来保证安定团结。等到五十、一百年后，公民的组织早已发展成熟。公民能力、热情和参与的积极性早已得到满足，更加广泛的民主和中上层领导选举就可顺其自然、水到渠成了。当然，政府组织将需要一起与时俱进的，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关于前面所说的动乱以及老共老蒋的问题，笔者建议政府应好好研究一下老蒋当时的错误和当时的历史。避免当时的错误才是关键。不搞只有从上到下的官本位、不搞贪污腐败就是关键之一。笔者还想强调的是，本文从没提政治改革。就象前面所说的，可以限制自发组织主要为职业性的、共益性的、生活性的、非政治性的组织，有所为有所不为。扯上政治，是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纷争，而中国还没有资本象强国那样搞两党政治。其实和上面所说的一样，是否会有这类“老共对老蒋”的组织，和政府发展自发组织的政策并没有太大关联，而是和政府是否是正确、得民心的好政府有关。没有自发组织政策，那些极端的坏组织照样会有。好象老蒋当时也是不允许自发组织的吧？有了发展自发组织的政策后，不但坏人有将被取缔的组织，好人也自发组织起来了，而不是靠政府强行管教而组织起来的。好人总比坏人多吧。 所谓大陆容易被坏人蒙骗的人多，这句话也不是永远都对的。这也是为什么从上到下的政府组织不可缺少，政府更要加倍努力、与时俱进的原因。总之，如前所述，自发组织并不是完全的政治革命。他只是向政治改革中间点迈进的一个可进可退、必不可少的稳重一步。
老毛说过，外国的经验要和中国的情况相结合。是的，笔者安惠伟的水平确实不够。笔者自己首先并没有很深的实践。本文过于幼稚、简单。其实，本文充其量就是把笔者体会的西方的更深层的东西介绍给大家。而关于大陆的情况，则希望人们千万能真正运用。而怎样应有，笔者并无经验。笔者之所以冒着被老成人的嘲笑，是因为大陆和西方的差距、和中国的平衡和谐文化、和唯物辩证法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大陆十几亿公民从下到上的组织和通道几乎为零、极度萎缩，或还处于担惊受怕的婴儿阶段。这和泱泱中华文明所讲究的平衡哲学比起来，是挺不正常吧。笔者还想说两句。很多来西方进修那么几年的访问学者，或者留学生，有不少是无知、“饭桶”、“草包”。他们来国外，不知是受国内的影响太深，还是不爱思考，总之并没真正学到东西。他们虽然挂着留过洋的招牌，可并不清楚西方的本质。这些人存在在各个层次上，与技能权位是两码事。拿技术来说，想想就知道，人家的东西是那么容易让你接触和学的吗？在另一方面，即使在西方成功的，也不能和国内需要的人完全划上等号，国内应有自己不拘一格的灵活标准。这可从这点上来理解：大陆的硬汉在国外很招人喜欢吗？又说起国内引进人才，说是要提供好留住人才的软环境。其实，把学霸、官本位都给拉下马，就是最好的软环境。搞官本位，只能提供有限数量的位置，而对广大有真本事的其他人才，却只能说，对不起，你来晚了，已经没有位置了。这么大的国家，真正有主见有能力的人才数量可能连韩国都不到，更不用说其他西方国家。这不是怪事吗？大陆要的是更多的学术自发组织的中坚和排头兵，而不是官老爷。（而待遇，确实应该给他们高些，这也是实际的荣誉。）让我们张开双臂，真诚地欢迎那些炎黄子孙回来吧。
老毛还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精神才是最主要的。和他比起来，如果公民没有精神，不管是从上到下还是从下到上的组织都是空谈。但这个重要问题不是本文要讨论的，但也要在这郑重提醒大家。
唠唠叨叨，笔者安惠伟知道自己不少观点过于主观、天真、简单，有些事情并不是那方面的专家。笔者的文笔也很粗糙，没有文学素养。但笔者想要说明的道理却是非常简单，希望政府能尽快出台支持公民自发组织、非营利组织的政策。如果说虽然没有政策，但大陆有些地方实际上已经这么做了，也希望政府能在全国公开宣传、大力推广并推出政策法规。记得有专家说过，大陆能安心搞建设的时间说不定还只有两三年的时间。大家对历史上大陆人民没有自发组织起来的困难局面应该是记忆犹新吧。等真的把发展的路子摸清，再有点波折困难也不怕了，波折过后更好重建。现在中国实行的是开放政策，民心还是支持改革开放的。此刻仍是出台新开放政策的好时机。如果当前一些矛盾激发，民心出现排斥新改革政策的倾向，那时要推行一些似乎西化，实则利国利民，实则通过吸收、创新、融会贯通而使中华文化更加自信的政策恐已太迟；或者是等到民众受到压抑的思想有一天终于爆发，那真是一片混乱，也是国之不幸，到那时再想出台一个慢慢“稳妥”的开放政策，可能就真是为时已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