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谈完了，我们再看拉美。拉美国家是所有第三世界国家中最早实现国家独立的，最早卷入西方经济体系的，而且执政精英往往是当年殖民者的白人后裔，文化主体则是天主教，85%的拉美人信仰天主教。尽管如此，其民主化过程之动荡不输法国。一再出现“再民主化”现象。
巴西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建立第一共和到现在已经一百三十年了。巴西刚刚独立时，建立起君主立宪制。中央的权力高度集中，各省没有自治权。建立第一共和后又实行联邦制，给予各州巨大的权力。1930年代表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瓦加斯上台后，又加强中央政府和总统的权力，削弱各州自主权。1937年，瓦加斯用武力关闭议会，建立个人独裁。到第二共和时期（1946至1964），又颁布《1946年宪法》，恢复三权分立。不过几年就又发生了军事政变，军政府针对分权造成的国家混乱，建立《1969年宪法》，重新实行中央集权。1985年文人政权恢复后，又颁布了《1988年宪法》，再次给予各州以巨大的权力。然而一个软弱和松散的中央政府无法有效应对国内外的挑战，仅仅五年之后，再度修改宪法，重新加强中央的权力。
巴西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一直在民主和专制之间摇摆。 如果中央权力集中，就往往集权、专制和独裁。如果地方拥有权力，则是民主和文人政权，此时国家则陷入分裂和混乱。但总体说来，还是中央政府强大时，也就是专制和独裁时期，巴西的现代化进程成效显著。根本的原因在于可以保持社会的稳定。其实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通例。法国就是在第二帝国时期完成的工业化。然而，这种动荡造成的代价极为惨重，巴西数度发生经济危机、债务危机，通货膨胀曾高达四位数！现在巴西虽然是金砖四国成员，也是G20成员，但仍然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严重、社会最不公正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高达0.64，所以巴西还被称为“比利印度”，是说富人像比利时，穷人像印度。而且巴西腐败极为严重。其腐败达到何种程度，可从现任总统卢拉的公开讲话窥一全貌：在巴西，到处都是腐败，在政治中，在司法中，在企业中。在社会中的任何一个角落。
在拉美，不仅巴西，智利、阿根廷、墨西哥民主化之后都经历了多次的军事政变，甚至民主就是依靠军事政变来推动的，政治动荡多于政治稳定。而政治稳定往往又是专制时期。墨西哥还在1968年奥运会开幕前夕，残酷镇压以学生为主体的游行示威，造成三百多人死亡的罕见悲剧，史称“特拉特洛尔科”惨案。尽管拉美整体形式上建立起了民主制度，但这仅仅体现在选举时期，之后总统就是作为宪法独裁者进行统治。任人唯亲和家族统治仍然是政治的真正实质，公民的各种权利也得不到保障。
伴随政治危机的则是一再而起的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1987年债务危机时，一美元竟然可以兑换2300墨西哥比索！当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拉美的基尼系数高达0.55。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是0.4，就是被认为贫富差距极其悬殊的中国，也还不到0.5（世界上最发达和最强大的民主国家美国也超过国际警戒线）。拉美贫富差距之大可见一斑。到现在拉美总人口不过五亿，贫困人口竟然高达2.25亿，占总人口的将近一半。此外值的一提的是，拉美的凶杀案为世界之最。
对于拉丁美洲，美国学者维克多.布尔默-托马斯在他《独立以来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写道：“虽然拉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这是一部失败的历史，而不是成功的历史。”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伊斯兰世界。土耳其被认为是伊斯兰世界现代化、世俗化、民主化最为成功的国家。然而，尽管是最为成功，仍然没能避免所有民主化国家所避免的高成本。
土耳其的现代化尝试始自17世纪下半页奥斯曼帝国时期。由于和欧洲的军事战争屡屡失败，不得不签订了大量割地的《卡尔洛维茨条约》。为寻求新的救亡图存和强国富民之道，奥斯曼帝国开始了改革之路。但真正全面、深刻的制度变革始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建立的共和国时期，也就是土耳其共和国之父凯末尔时期。凯末尔对土耳其的政治、宗教、司法和教育制度都进行了重大的世俗化改革，甚至超越欧洲各国而给予妇女选举权。不过整体上来看，凯末尔成功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其的开明专制。土耳其真正进入多党制的民主时代则是二战之后。1945年6月，执政党内的持不同政见者要求建立反对党。得到了伊诺努总统的支持。1950年，新成立的民主党赢得大选，土耳其实现了第一次政党轮替。然而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打着民主上台的民主党，很快便走向专制：加紧打压反对党和持不同政见者，严密控制新闻出版，一有示威，立即宣布戒严。甚至在选举后交出政权的昔日执政党的分支机构也被关闭。土耳其民主转型的第一次危机在1960年的军事政变下告终。但令谁也想不到的是，这虽然是军方第一次干预政治，但却远远不是最后一次。
军事政变后，土耳其制订了新的宪法，并在1961年10月举行了新的选举。重回文人政府。但还不到十年，即1970年，面对经济危机、社会动乱和政治不稳定，军方再次干预，向总统和议长提交备忘录，要求结束无政府状态和建立超党派政府。然而七十年代重复了六十年代的政治局面，由于政党林立，始终无法产生一个稳定的政府。尖锐的政党斗争和内阁的频频更换使政局处于瘫痪。到1980年，土耳其面临如下的困境：冬天不能供暖，导致大量的学校和工厂关闭。失业率上升到20%，通货膨胀高达140%，各种极端政治组织纷纷出现。左右两派的政治冲突升格为恐怖战和城市游击战，近4500人在冲突中丧生。在这种情况下，军方再次发生政变。军事法庭审判了587人，检查官要求对220人判处死刑。随后领导政变的埃伦夫将军成为总统。
在这种种的乱局中，伊斯兰势力迅速复兴。到九十年代，伊斯兰主义政党繁荣党甚至成为执政党。这也标志着一直引领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失去了主导性地位。
近一二十年，土耳其进入稳定期，可认为民主化转型接近尾声。但回顾这段历史，这又是在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相对于其它国家，土耳其最幸运的是，虽然屡屡发生军事政变，但它的这种政变却是良性的，是为了捍卫民主的。军事政变之后并没有建立军人政府，而是迅速还政于民。军方反而演变成一个独立政治力量，成为土耳其民主的保护者和推动者。这应该是土耳其民主转型中最大的独一无二的特色。
相对于拉美、土耳其这些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实质上完成民主转型的国家，泰国则属于转型了七十多年仍然还在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当然这样的国家很多，如海地，都民主化了两百多年，菲律宾也民主化了一百多年，仍然不能算完成转型。
在今日全球化时代，如果一个国家还想希望进行民主化，哪么它需要思考的是将如何面对转型成本和代价。举国上下应该思考的是如何面对国家分裂、社会动荡、经济危机和军事政变的局面以及心理准备。毕竟治大国如烹小鲜也，面对涉及千家万户身家性命的试验，自然是不得不慎。其实对于中国，以上一幕并不陌生。1912年建立中华民国----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之后，所有这些都已经经历过了。外蒙古的成功独立、西藏失败的独立尝试（但中央政府实际上已失去了控制）、军阀混战、从未停止过的内战、经济崩溃、连年灾荒。等到中华民国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中国人均寿命仅仅35岁，文盲率高达80%。但幸运的是，哪个时代付出的代价，中国还能承受，如果今天中国再因为民主化而付出相同的代价，中国还能承受吗？
所以无论是中国模式的成功、国民性的弊端、不同于西方的宗教认知、对国家统一的强烈追求、全球渐进式民主模式的消失以及各国民主化转型的高成本，都注定使得中国无法再选择西方推行的民主化之路。好在中国已经尝试开辟出第三条道路，其成色和生命力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中得到了充分的检验。这也将是再度崛起的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崭新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