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冷战之后，西方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普世价值成为全球主流意识形态，但在中国，以“多党、普选、三权分立”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已日益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不赞同中国实行西方民主原因很多。有的从国家统一的角度认为，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如果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民族共识，一旦实行民主极易导致国家分裂。前苏联、前南斯拉夫的解体以及伴生的触目惊心人道性悲剧，就是前车之鉴。可资对照的是，台独、疆独和藏独都极力主张中国民主化。因为这是他们达到分裂意图的唯一机会。当然也有的国家通过和平的方式一分为二，如捷克和斯洛伐克以及现在正处于解体过程中的比利时。但对于一个有着极其悠久和强烈“大一统”民族诉求的中国来说，国家分裂的前景必然是第二个南斯拉夫而不会是捷克和斯洛伐克。
还有的从国民性的角度，认为任何民族都有其文化和传统基因的。这种基因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于中国来说，传统上就反对竞争性的政治集团博弈。强调的是和谐，君子不争。《荀子》的《国富》篇有这样的论述：“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不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近 代学者王国维曾有中国文化的三十字真言：“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争，任天者定，任人者争，定之于天，争乃不生”。中国民间颇为流传的故事“三个和尚挑水喝”，就是这种典型的民族基因的表现。因此在一个讲究中庸、和谐、不争的文化氛围中要想让竞争性的政党制度生根发芽，是几乎不可能的。
当然中国的民族劣根性，也将令西方的民主在中国完全走样变型。鲁迅曾说过：“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而海外异议观点则更为尖锐：“中国的意识形态的惰性或惯性简直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共产主义到中国走了样，资本主义到中国也全走了样。基本规律是，去菁华而取糟粕！变神奇为腐朽！”综合来说，中华民族强调灵活变通，但缺乏规则意识。现在民间一方面把高房价列为民怨之首，另一方面当国家出台调控措施时，却又排着队离婚以规避，就是典型的一例。
还有的从宗教的角度出发，认为民主搞的成功的都是基督教文明国家。历史上，由于神权和皇权的竞争，西方社会已经习惯于权力的多元。再加上宗教改革之后，逐渐形成了宽容和妥协的文化。而这都是中国欠缺的甚至完全相反。比如儒家文化的中国是现世的，无神论的。尽管许多自由派学者自己身体力行信仰基督教，但谁都明白要想把中国变为一个基督教国家是根本不可能的。
此外，西方是通过渐进方式，逐步建立起成熟的民主制度，可以说是从种子长成大树。英国如果以1688年的“光荣革命”成功为起点，到出现政党、再到最终实现普选用了两百多年的时间。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也基本如此。美国黑人1965年才有了公民权，瑞士1971年 才实现普选。这个过程经过漫长的充分发育和演变，是伴随着经济市场化、宗教世俗化、文化多元化、国家民族化、社会公民化、法制化等发展起来的。但是，自从西方彻底完成民主化后，这种情况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所有转型国家都是采用瞬间突变甚至是休克方式完成的，可谓整树移植：开放报禁、党禁，立即实现普选。像韩国、台湾、俄罗斯、东欧、印尼等等，无一例外。其代价之高昂，令人瞠目。大国俄罗斯不得不重新走向威权。在这一波民主化过程中，波兰是一个曾试图进行渐进式民主转型的特例，但结果却超出所有人的意料。1989年， 面对困难的局面，波兰共产党与团结工会进行圆桌会议，分享权利。一部分席位进行自由选举，波共则掌控其余大多数。结果在选举时，波兰民众拒不投波兰共产党候选人的票，甚至团结工会出面呼吁都无济于事。最后获选的波共代表均退出了波兰共产党，团结工会瞬间取得了执政权。然而，并没有做好执政准备的团结工会很快便陷入执政无能、内部分裂和腐败的境地，并迅速被选民抛弃，而过去的共产党改组后重新执政。但这个轮回过程中，整个社会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个原因可用一句话作为总结：高级民主一但产生，就不会再提供低级的合理性。以中国为例，如果现在实行民主化，能否像过去的西方一样以财产为由不给农民投票权？以性别为由，禁止妇女投票？
当然，中国模式历经三十年检验的成功以及西方长达三年尚未结束的经济危机，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为，没有理由放弃自我而转向西方。虽然中国也存在着贫富差距、腐败等问题，但放眼世界，这却也是全球性的现象，非中国所独有，而且很多采用西方模式的国家如印度、俄罗斯都远比中国严重的多。
不过如果认真观察全球各国民主化转型的过程，我们会不得不承认，这种转型普遍产生的高成本，在今天全球化时代，已经无法再重演，中国也根本无法承受这种代价。
无论是西方还是其它区域，转型代价最小的只有盎格鲁撒可逊文化的英美两国。英国经过一次内战和克伦威尔的独裁，随后通过光荣革命就从此走向民主化的坦途。美国由于是移民国家，没有任何封建传统，除了独立战争和一场内战以外，再也没有经历过全局性的冲突和流血。更何况这两场战争实际上和民主转型并无多大干系。一个是为了独立，一个是为了统一。但除了这两个国家，任何国家的民主化转型进程都充满了跌宕起伏、严重的社会冲突，这包括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战争和政变。
不妨以西方另一个主要成员法国为例。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今天，法国经历了五个共和、两个帝制、一次复辟、两次君主立宪，还有一次巴黎公社。平均每二十年就发生一次大的制度变革。而每一次变革都是暴力：战争、革命、政变、起义。第四共和是二战胜利后建立的，结果仅仅十四年，就走向崩溃：政府完全靠借债（外债、内债）和银行透支维持。政治上则由于阿尔及利亚危机，发生了伞兵军事政变，后来漫延到科西嘉岛，中央政府派去镇压的治安警察倒戈。这个时候，总统科蒂向议会发表谘文，指出内战正在迫近，呼吁军事强人戴高乐将军组阁。最后建立今天的第五共和，才最终化解危机。显然这个转型模式的代价在今天的世界是不可接受的。这也是为什么，我2009年在台湾观选时，一位学者讲：台湾民主是一个奇迹。因为从威权向民主制度演变没有发生流血和暴力。不过奇迹都是概率极小的事情。大陆如果进行民主化尝试，必然难以避免暴力与流血。可是以大陆的规模，将是什么后果呢？
如果说法国转型过程付出的代价更多的限于本国，那么德国的转型成本则造成了全球性的灾难。一战结束后，战败的德国发生了革命，并建立了魏玛共和国。魏玛共和国拥有一部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宪法，但最终却令希特勒借助魏玛共和国的民主获得了德国的统治权，演变成法西斯国家，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几乎毁灭世界的同时也彻底毁灭了自己。后来在西方国家的占领下进行重建，才发展到今天的民主国家，日本也经历了相似的过程，也是在给世界带来空前灾难和自我毁灭之后，才在美国的军事占领下实现了民主转型。尽管德日是民主转型的例外，但付出巨大成本却是共同的。
不仅天主教、新教国家如此，就是同属基督教的东正教国家也如此。这又以俄罗斯最为典型。
一战末期，俄罗斯发生二月革命，成立临时宪政政府。但由于无法满足人民“停战和面包”两大诉求，尽管给了民众甚至比西欧政府更多的政治自由权利，但仍然迅速失去了人民的支持。正如普列汉诺夫在其封尘八十年才公布于众的遗嘱中对布尔什维克成功走向历史舞台所做的分析所言：但由于食不果腹，一贫如洗，而且还被迫继续做战。甚至（民众）都没有发现这一点（民主权利）。要是战争在1917年春天结束，要是临时政府毫不拖延地解决了土地问题（实际还是面包问题），哪么列宁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就没有任何机会了。而他本人也将永远被从肩负历史使命的行列中一笔勾销。结果短短几个月之后，民主宪政体制的临时政府在无力解决俄罗斯面临的严峻挑战之后，就被承诺带来和平与面包的布尔什维克几乎兵不血刃的轻而易举地取而代之。对于“二月革命”，即使到今天的俄罗斯，包括普京、刚刚过世的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都持否定态度，普京的智库首领尼科诺夫则宣称：二月革命“毁掉了一个伟大的国家”，因此不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然而，这一次失败的民主化尝试却在七十多年后再次在俄罗斯上演。上世纪八十年中期戈尔巴乔夫开始的改革最终再次导致俄罗斯拥抱西方民主，于是又付出了十年的民主惨重代价：休克疗法使国民经济缩水一半，国家濒临崩溃，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任凭西方欺凌，甚至出现和平时期人口减少的罕见悲剧。直至普京上台，重新修正叶利钦的做法，出现了西方国家眼里的民主大倒退，才使国家摆脱危机，重新复苏。正如西方也不得不承认的是，普京挽救了俄罗斯，恢复了俄罗斯的秩序和大国地位。对于这十年，普京有一个评价：这是俄罗斯三百年历史最黑暗的时期。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