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氏理论的五大盲区

孙氏理论的五大盲区

相比极左大员张宏良的铲除汉奸论调，孙锡良的所谓“五个错误判断”虽是批评政府，但语气上与张的气急败坏相比，还是平和许多。 张宏良是恨不得中国明天就到回到毛的极左疯狂年代，但孙还算是清醒：中国不可能倒退到毛的时代，而且，毛虽是国内政治的狂人，毛在国际关系上基本还是小心谨慎，理性为上。

毛和周从来就未把钓鱼岛的归属看作是中日关系正常化的一大障碍，邓和江的对日方针也大致遵循这一思路。如果说张宏良的言论是篇无头无脑的讨伐檄文，看不到中国现今的对日方针启始于党的第一代伟大领袖，孙锡良的五笔“画龙点睛”倒似乎有一点“高屋建瓴”之理论气势：

1． 中国错把自己看作大国；
2． 中国高估了本国的经济能量；
3． 中国错把经济发展看为高于一切；
4． 中国低估了西方敌对势力不灭的“亡我之心”；
5． 中国政府忽略了网上民意。

中国到底是不是大国？ 中国如果不是大国，四十年前也不会有中美联合抗苏，也不会有流行数十年的所谓中美苏国际政治大三角。 即使时光倒流几十年，一个人口第一，疆域第三，历史悠久，雄踞欧亚大陆的中国，一个人民虽穷困衣衫滥偻却拥有核弹和强大军队中国，面东可以与日本决一死战，向西可以击溃印度。

无视中国作为大国这一事实，实为无稽之谈，但孙氏的大学教师身份（工科博士生）好像可以把这种无稽之谈转换成“大胆出新。” 在孙氏的眼中，三四十年过去，中国尽管在经济文化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在世界上的地位并无重大变化：中国不时还面临西方媒体围攻，中国与西方政治文化还是格格不入。

孙氏的言下之意大概是：如果西方媒体，政客或民间不把中国敬为大爷，老子就要破罐子破摔，不信，今日之北韩就是明日之中国。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面貌的巨变并未给孙带来多少快意，只有当年喊得震天响的反帝反修口号才会使他回肠荡气。 孙闭眼不见，中国的经济的巨大总量已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或当今世界文明之基石。 尽管中国的经济还缺乏高科技含量和世界性名牌，中国十几家大公司的营销和股值已进入世界前列，中国的高速列车也确为一大突破，一大亮点。

不幸的是，一个像孙氏这样心胸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对生产力和社会文明的进步只会是兴趣瘚如。 只有与“列强”针尖对麦芒式的对抗，不顾一切的强力打斗才会使他们心潮激荡，觉得不枉此生。

孙氏批评政府的所谓的“五大错误判断”实则暴露了他自己思维上的五大盲区。

孙氏思维的第一大盲区：

孙看不到中国现今的外交政策，大致上是毛周时代的延续；毛周奉行对日关系正常友好，而钓鱼岛的归属并非是一个实质性条件。 钓鱼岛那天能回归祖国怀抱，当然甚好，但把当前的争执看作中国是否会丢失自己的内裤，看作民族是否还有血性，不惜整个国家改弦换辙，不惜动用武力为之一拼，不免夸张露出几分霸气。

李光耀曾说，中国第一代革命领袖并无霸权思想；毛当年的一条著名语录就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孙氏思维的第二大盲区：

孙锡良常常热血沸腾的爱国主义确实需要填加清醒剂，使他自己能看到历史的真相。1950年人民日报发文，陈说新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的几个理由。 然而，真正的理由是：苏联为中国国革命提供了巨大的援助而且中国还急需苏联老大哥作为铁杆朋友。

中国的政治家们想的很清楚：“失去”一个外蒙古，与建立一个伟大全新王朝的建立相比，只是小菜一碟。 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以中国军队的大获全胜结束。 令人离奇的是：中国军队马上放弃了收复的国土，立即退回到原有境内，并在战前的出发线向后又退了五至十公里。

与外蒙或藏南比较，钓鱼岛只算是本家房顶上“被风吹落的一块瓦，”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后无暇顾及。美国做了歹人，把这一无人小岛归入日本。 中国那时有实力与美国为一无人小岛，争得面红耳赤执吗？ 二战后的国家势力范围与领土，基本上由美苏两家定盘划分，美苏不但是打败了日寇，它们还算是有眼光有理性，同意中国代表亚洲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

孙氏思维的第三大盲区：

孙锡良不但是看不到大的历史背景，对钓鱼岛事件的现实背景，他也是不愿深究。 中国海军驶进南海东海高调演习，美国和其盟国随之也高调在东海南海军演，以维持二战后“自由世界之次序。” 在美国还存在极右反共派的今天，中国增加军备还是必要。 然而，打破西方等级次序的最好方法是通过经济而非军事的手段。

以经济为中心，一是可使中国经济生产力迅速赶上西方，二是还可瓦解美国社会对军事力量的痴迷。 苏联仗着大量的火箭核弹和十来个同盟国，与美国钉子碰铁不畏冷战，最后却是打了退堂鼓，中国为何还要去重踏复辙？

中国的核战能力远低于美国；中国民间和军内不少人幻想，中美如有一战，俄国也许会伸出援助之手。这些人也许忘记，俄国早已不是社会主义的长老，中国的失败不会使俄国脸上无光。 只要美国不把俄国人逼得太甚，一个白人国家又怎会真心实意与中国联合？ 俄国人要是尊重中国，又怎么会把一艘中国人的货船打的百孔千苍，又怎么会对一群谋杀中国商人的光头党混混网开一面？

孙氏思维的第四大盲区：

孙锡良关心中国政治军事外交，却不懂何谓政治，何谓经济。 孙不知道，一个大国的政治经济决策与走向经常是取决于历史的演变或巨大事件。 不错，斯大林式社会主义把俄国由一个农业或低级资本主义民族迅速转变为工业化强国， 中国共产党人受到极大鼓舞并决心效仿。苏共掌政七十年后卒然发现，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俄国的物质生活是多么匮乏，俄国人民的自由发展也是尽显不足，传统僵硬的社会主义已是站到了历史的反面。

与此同时，中国的当政者也有类似的发现：人民基本生活物质短缺，社会经济文化鲜有创新，封建奴性和专制的幽灵不但是导致了像文革这样的人间悲剧，还继续束缚着中国的前进动力。

文革浩劫之后的中国，可以选择正统稳健的，放弃毛氏激进蛮干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 但是邓和一群党内革新派们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对与西方进行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怀有强烈的兴趣。

计划经济在苏联已经失败，在中国的效果也只是一般，至少还远未解决几亿农民的吃饭问题，为何还要再走老路浪费时间，而不大胆尝试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如果说大一统的计划经济在俄国还可呈现出一种较高程度的文明形态，在中国，大一统的政府管制只会是封建专制文化的改头换面。 中国需要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形态以使封建专制愚昧血腥的幽灵感到窒息难以生存。

在党内一些革新派们的耳中会时时响起马克思的一个恶咒：封建主义远比资本主义更为黑暗，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能在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生成。

孙氏思维的第五大盲区

作为一位狭隘民族主义者，孙因为看不到或不愿看到中国近三十年来政治经济发展演变的轨迹，他把中国与西方的矛盾摩擦当作了中国的首要问题。

他不理解：在中国一切社会生活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是基于老邓和党内有识之士对国际社会作出的深刻观察：赤裸裸的殖民主义，军事上对他国的攻城略地，占领并据为己有，基本上已成历史；大国之间的争锋，随着苏联的倒台和全球化的到来，已由军事对抗转移到经济和文化或意识形态的领域。

中国必须抓住这一历史契机，振兴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把中国建成一个繁荣富强的文明大国。

中国当前的主要社会问题，一是政府官员腐败贫富悬殊惊人，二是政府权力过大，一般民众缺乏对政府的监督权，而导致公民责任意识的丧失,导致权钱对道德底线的践踏。 。

党一方面自吹占有道德高峰，另一方面又是腐化之源；党一方面希望民众遵纪守法互助友好，另一方面又公开或隐蔽地把维护自身的权威看作行事为人的最高标准。

如果说党内的部分改革人士能把人民和民族的利益，社会的文明进步，国家的安康福祉看作行事为人的最高标准，党内军内仍有不少大员把党对国家的绝对领导当成自己的终极信仰。

在中国，金融军工能源电讯交通医疗传媒教育等关键领域还掌控在政府手中，所以中国还是政府控制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 但社会主义必须是民主的，政府必须主动接受人民的监督，否侧一切将变为封建权贵主义。

中国的政治改革并非意味着西方式三权分离，它是只祈求一种言论自由，一种人民对政府的监督，一种开明：党公开承认人民的利益和社会进步，为行事为人的最高准则。

孙锡良的思想定会有重大改变，如果他能看到中国问题的症结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实权人物对马克思主义的痴迷，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以及对金戈铁马江山的封建主义心态：老子打江山老子坐江山，解决社会问题是你们的事，维护江山是老子的天职。

“正统的共产党人”把维护党的权威看得高于社会公德文明原则之上，极左人士追求公平而看不到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而极端民族主义者则看不到各国文化交流，和平与发展早已成世界文明的大潮和主流。

西方资本主义当然也给中国带来了阵痛和不少问题，但中国的主要问题应该是在中国人自己的意识形态之中：“民主不错，但民主还不如路边捡到100块钱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