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饥荒死亡人数与方舟子讨论 — 大饥荒五十年祭

来源: hanshi 于 2010-08-26 23:57:37 [] [旧帖] [给我悄悄话] 阅读数 : (13607 bytes)

方舟子：你好！

自从你揭露唐骏造假以来，本人开始注意你的博客文章，你关于科普、反对伪科学、打假等方面的文章大部分都很严谨，重证据、重事实、讲逻辑，我很赞成，很支持。但是当我看到你若干年前的一篇文章《关于大跃进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一点感想》时，觉得这和你的一贯作风不符，不够严谨，不太重事实，有些地方只凭想当然就做出判断。比如对于几种不同的统计结果，你说“我们可以根据常识就可以判断哪种结果是可以相信的。”三年大饥荒是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你又没有亲身经历过，也没听说你曾经实地调查过，你所谓的常识对这件事情是不适用的。我的老家在安徽省凤阳县农村，是大饥荒的重灾区，我亲身经历过这场灾难，是幸存者。当时我在本地上中学，对那几年的情况是比较了解的。我谈一些当时的历史事实与现在的看法，也许对你会有启发。我并不认为你否定大饥荒饿死人这段历史，而是觉得你对一些重要的、关键性的事实不了解，所以对这场大灾难的严重性认识不足。

三年大饥荒虽然全国都有，但各省、各县的情况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一定不能用“平均”的概念看问题，否则就会不理解、不相信。哪个省哪个县的第一书记最左（紧跟中央的极左政策）、最霸道、最无人性，哪个省哪个县的灾难就最重、死人就最多。有一个统计材料说安徽省的死亡率最高，是18.3%（我认为比较接近实际），邻近的省份江苏是2.88%, 浙江是0.55%。你的家乡福建的死亡率是2.02%，你们县也许更低，你的长辈可能就不会给你讲述饿死人的事情，所以你根据“常识”说什么也不相信平均十几个人会饿死一个，也不相信平均三十几个人饿死一个（因为你不相信饿死2000万这个数字），这是可以理解的。我的一些一直家在北京的朋友原来也是半信半疑，当我亲自告诉他们许多悲惨的事实后他们才相信。在比较正常的环境中看问题，50年前的那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它确实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其实，“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真正起因就是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

为什么三年大饥荒会饿死那么多农民？主要是三大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中央搞高指标、高征购，反瞒产私分（这些都有中央文件可查），结果国家把生产队和农民家里的粮食（包括口粮）一粒不剩地全部掠走了，后来国家又给了每人每天2两的返销粮（主要是白薯干、豆饼等最低等的粗粮，跟饲料差不多）。第二个原因是毛泽东亲自主张并一再坚持的公共食堂。起初不允许农民在家里做饭，把许多家的锅都砸了，后来不砸锅了，但农民家里已经没有任何粮食，只能煮点野菜或烧点开水。国家供应的那点粮食全部放在生产队，由队长、会计和食堂管理员控制，这些人偷偷把一部分粮食拿回家，所以农民每天实际能吃到的粗粮连1两都不到。比如一个生产队几十口人，管理员交给炊事员2、3斤白薯干，捣碎后煮了一大锅汤。社员端着盆来打“饭”，管理员拿着一把大勺子，看你顺眼就从下面捞点稠的，看你不顺眼就从上面舀一勺汤。回家后这半盆“稀饭”喝掉清汤后只剩下半碗碎白薯干，一家五、六口人怎么吃？于是又加点野菜重煮一下。如果有哪个社员干活不卖力，或因病没上工，或者偷了队里一棵白菜，除了挨队长打骂以外，还要被罚不给饭吃。农民的生命完全掌握在生产队长和食堂管理员手里，他们想叫谁死，谁肯定活不成。在同一个时期，千千万万的农民都是这样在死亡线上挣扎。老弱病残者首先一个接一个被饿死，到后来青壮年也陆陆续续倒下。一直到1961年4月毛泽东派胡乔木到韶山调查，毛泽东的表弟文冬生说：“(食堂) 再办下去，人会死光！”，毛泽东才勉强同意解散这个害死了千百万农民的大食堂。第三个原因是不允许外出讨饭。安徽所有的火车站、汽车站、船码头和大路口都有专人把守（河南也是这样），看到外逃模样的农民就抓住送到“外流站”，经过打骂和挨饿之后被遣返回原地，这在当时叫做“拦外流”。所以当时只有很少的人逃出去（不是你所认为的有很多人逃出去），他们都无法坐火车、汽车，大多是趁夜间徒步行走，一般都走不了太远。也有少数青少年冒险扒火车（运煤车），可以跑得远一点。如果当时没有这个可恶的“拦外流”政策（安徽省是有文件的），允许农民逃到邻近的江苏、浙江或江西，那也绝不会饿死那么多人。可怜的农奴，连讨饭、逃生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在这三项恶政的合围之下，农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如果只有其中的两项恶政，安徽农民也不会饿死如此之多。

为什么我认为安徽省的死亡率18.3%是比较接近实际呢？因为根据几次不同人的统计，凤阳县都是在25%左右。我认为凤阳的这个25%，比实际的只低不高呢，又为什么呢？因为我家所在的公社和大队我是很了解的，虽然暂时我还没有做详细统计，但我估计死亡率大致在35%至50%之间。我们家族的五家人在五九年上半年共24人，到六零年下半年还剩下12人，饿死12人，正好占50%，如果连同9家亲戚，原先共67人，饿死33人，占49%，这个数字还包括了两家当干部（大队会计和小队长）家里基本上没有死人的，否则比例是54% 。除了当大、小队干部和食堂管理员的，普通社员基本上家家饿死人，全家死绝的有不少，在我的家族和亲戚中就有三家。全凤阳县死绝的有2404户，占总户数 的3.4％ (见《墓碑》)。凤阳县的死亡率在安徽省是比较高的，但是还有几个县（无为、亳县、宿县等）比凤阳还要高，还有一些县（定远、嘉山、五河等）和凤阳差不多。安徽省18.3%的死亡率其实包括了全省大、小城镇的大量非农业人口和农村的各级干部，如果只统计普通农民，那死亡率要高得多。

再看看安徽亳县的情况。六零年任县政府干部的梁志远在《五马公社“帅旗”背后的悲剧》一文中说：“1960年12月，我派县委生活检查组王心离等同志前往五马公社，征得公社党委同意选定一个生产队进行人口调查。到李吉楼大队李吉楼生产队后，通过逐户排查，这个生产队1958年原有505人，调查时仅有194人，而1958年秋外出当工人8人，外地上学4人，当时外流未归的105人，不计客死他乡的人数，共死亡194人，占原有人口的38.4%。

另据调查吴小阁大队，吴×庄生产队，原有38户178人，死绝9户，余下实有人口95人，占原有人口的53%。

据市技术监督局退休干部，中共党员杨心宽在其家庭所在的泗合大队杨庄逐户调查，全村原有68人，到1960年底除有4人外流未归外，实有18人，两年死亡46人，占原有人口的67.6%。” (载《炎黄春秋》杂志2008年第8期)

安徽饿死人绝大部分都在1959年11月底（秋收之后不久）到1960年5月底（麦收之前）之间的半年时间里。而河南省饿死人则比安徽开始得早，结束得也早。由于在1960年春天河南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的情况反映到了中央，震动了高层，中央才采取了补救措施，但是依然以为这是个别地方的孤立事件。由于魔王曾希圣封锁消息，中央此时还不知道安徽饿死人的情况比河南更为严重，未能及时调来粮食拯救安徽农民的生命，所以饿死人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收麦子。从六零年6月麦收之后，高征购、强搜农民救命粮的做法停止了，生产队收获的粮食除了交公粮以外，还留下了一部分口粮。到六零年秋后，“拦外流”的暴行也停下来了。虽然大食堂还没有解散，但大锅里的稀饭比以前稠多了。再加上农民还可以从地里捡一些麦穗，在家前屋后种一点茄子、南瓜之类，虽然营养还是不太够，但是已经完全饿不死人了。

从全国来看，虽然安徽的死亡率最高，但在绝对数上四川比安徽还要高很多。还有河南、湖南、甘肃、贵州等省也有大量农民饿死。前几天看到一个材料，毛泽东让胡乔木去毛的家乡调查，胡调查后给毛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们原听说邻近韶山的原东郊公社现龙洞公社死人情况严重（从1958年10月到1961年3月，三个大队死707人，占现有人口百分之十三点五），拟去该处调查。结果因为道路不便，临时到原东郊公社现陈赓公社的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匠大队的几个生产队看了一下，发现这几个大队的情况也很严重，楠香和石匠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达百分之二十左右。” 这个材料应该是可靠的，因为胡乔木是绝对不敢对毛泽东撒谎的。从这里可以看到湖南省饿死人情况也很严重，就连毛泽东的家乡也未能幸免，因为他们同样也积极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这也说明毛泽东思想确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只要认真执行，都会有同样的效果。效果不明显的（比如浙江、福建），都是因为主席的思想受到了干扰（正如林彪所说）。

你说：“所谓非正常死亡，并不意味着活活饿死，而《人祸》等书却全当成了饿死。事实上，更多的应是因为营养不良导致各种疾病而死亡。…本来应该再多活几年的，也因为医疗系统崩溃而提前死亡了。” 不知道你说的这个事实是从哪儿看来的？你说“更多的应是”意思是说大部分不是饿死而是病死的，你太不应该这么想当然地瞎说了！真正的事实是，在五九年冬天和六零年春天死亡的农民绝大部分确实就是活活饿死的。在五九年秋天，真正生重病的农民是很少的。对于某个病人来说，如果能吃饱饭，本来他可以活到六二年春天，可是到了五九年冬天因为基本上没有粮食吃，他熬到六零年一月就死掉了，死的时候肚里除了野菜基本上没有粮食，死的原因主要是饿而不是病，难道这不算是被饿死的吗？至于什么“医疗系统崩溃”，是根本没有的事，当时县里和公社的医院都照常上班，当然去看病的主要是城镇人口，农民很少去，因为没有钱，也走不动，对他们来说，最好的药就是粮食！不管原来有病还是没有病，主要因为没有粮食吃而死亡的，都应该算是饿死的。就连1961年各级政府统计死亡人数时也没有分成饿死的和病死的（他们应该知道分开算能减轻罪责），而是统统都算是饿死的，因为事实就是这样。你方舟子为何要别出心裁，还要分成饿死的和病死的？而且毫无根据地认为病死的“更多”，照你这样的算法，饿死的人数就减少了一大半。严谨虽好，但不能违背事实。

饿死就是饿死，就是一个个原本鲜活的生命，由于奴隶主长时间不给粮食吃，只能吃点野菜，一个个瘦得皮包骨头，最后慢慢地倒下，油尽灯灭，默默地死去，没有反抗，没有挣扎，没有呼喊。… 这种饿死人的现象在中国大地上不是个别的，而是大批大批的，大片大片的。多么可怜的中国农民，多么可恶的野蛮暴政！！什么叫“非正常死亡”？那是1961年各级政府在上报死亡人数时使用的词，那是造孽者为了减轻罪责、文过饰非而玩弄的伎俩。“饿死”二字太过刺眼，造孽者自知罪孽深重而又不愿承认，所以50年来的官方文件一直都没有使用这个最准确的词（刘少奇向毛泽东口头汇报时使用过：“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遗憾的是，直到如今，有一部分学者还在沿用“非正常死亡”这个文过饰非、淡化罪恶的词，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他们为了避免刺激利益相关者，可是这也会让人产生误解，使不少人以为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不等于饿死人，以至于以严谨著称的方舟子也认为“非正常死亡”中的大部分人不是饿死的。

关于什么算是“营养不良”我还想说几句，因为在网上发现还有不少的年轻人和方舟子一样，认为多数是因为营养不良导致生病而死。那个时代的农民，由于常年吃不上肉，肚子里没有油水，吃菜以咸菜为主，所以在农忙时一个青壮年农民一般一顿要吃3碗米饭（正如《沙家浜》中唱道：“一日三餐九碗饭” ），需要1斤多米，一天则需要2斤半到3斤（如果早、晚都吃稀饭可以省点，但是干重活不行）。如果每天只能吃到4两到8两，当然就不够消耗的，时间一长就会发生营养不良。( 现在的城里人有人一天吃8两就够了，因为天天有肉吃，每顿好几个菜，又不干体力活，所以不会发生营养不良。) 发生营养不良有什么感觉呢？头晕、乏力、心慌、走路不稳，有许多人浮肿，用手指按一下小腿，出现一个窝窝，好半天不消失。浮肿病没有药可以治。“光山县某地有个农民找医生看病，医生说这个病好治，有两碗粥就好了。因此将这个医生逮捕法办了。”（见原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的回忆录《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安徽省从1958年冬天到1959年秋收以前就是这种情况（死人较少的福建等地六零年大概也是这个样子）。这一段时间虽然口粮很少，经常挨饿，但政府号召“低标准，瓜菜代”，所以有时也还能填饱肚子。虽然营养不良，浮肿病人很多，但是人们还能坚持，死亡的情况很少，并没有发生象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导致大批人生重病而死亡。到了1959年冬天和1960年春天，当每天吃到肚里的粮食降到2两以下，甚至1两都不到的时候，那就远远不是什么营养不良的问题了，而是一步步走向死亡的深渊！许多人生活在城市或者饿死人很少的省份，他们只知道困难时期人们吃不饱饭，营养不良，而不知道有些省份大量饿死人。他们不知道一个人每天吃半斤左右的粮食和吃不到2两甚至1两有多么巨大的差别，前者使人挨饿、营养不良，而后者却会使人活活饿死。 你说因营养不良引起的死亡“当然也是悲剧，但其程度跟活活饿死不同。”可以看出，你也认为“活活饿死”的性质是很严重的，但是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其实很简单，你只要花一天时间到重灾区的农村了解一下，真相就会很清楚。

杨继绳先生花了十多年时间在全国各地收集资料并采访当事人，写成了《墓碑》一书。不管阅读者是否赞成他的观点，但书中大量的原始资料是非常宝贵的，比如其中关于安徽凤阳的一段中收录了1961年1月《中共凤阳县委五级干部扩大会议简报》，这是中央发现河南和山东饿死人后发指示纠正“五风”的会，会上有许多公社的社员和干部代表发言揭露饿死人的具体情况。发言中有一些凤阳土话，使我能确信这个材料的真实性。建议年轻人有时间看看这本书。

如果你对追寻历史真相有兴趣的话，我建议你抽时间到安徽的凤阳县、亳县或无为县，河南的信阳地区，或者湖南的韶山，调查几个村庄，找几个60岁以上的农民聊聊，你一定会大有收获，能帮助你解决许多疑问。在具体事实的基础上，你会有新的看法。

顺便提一下，说“大跃进非正常死亡人数”是不准确的，因为大跃进主要是指1958年大炼钢铁群众运动，虽然1959年的高指标、浮夸风和大跃进还有点关系，但是到了关键的1960年就不再算是大跃进时期了。说“三年大饥荒”相对准确一些。安徽老百姓的说法很简单：“六零年” —— 这和大饥荒、饿死人是同义语。

这上千万的冤魂逝去已经50年了，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地方可以申冤，中国的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还不知道这个残酷的历史真相，不少人还认为说大饥荒饿死人是造谣，是给伟大领袖抹黑。最近发生在甘肃的真正的自然灾害仅仅死亡了一千多人，官方还大张旗鼓地搞全国哀悼，而对当年死亡了上千万人的特大惨案却至今只字不提。天理何在？天理不容啊！

我不想和谁去争论饿死的人数到底是七百万、一千万还是几千万，我只想说出我所知道的历史事实，纠正一些没有根据的推测。年轻人对那个黑暗的年代没有切身体会，从现有的不准确的官方资料中很难全面了解到那个时代的残酷真相，所以我不会责怪他们的一些看法。至于接近历史真实的总人数，我相信20年或者30年后应该能够得到。等到利益相关者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政府和民间一起来做这件事是不难的。应该是一个村子一个村子有名有姓地登记饿死人员名单，然后汇总，而不是根据统计局和公安局的数据进行推算。这件事情肯定会做的，因为三年大饥荒这段历史太重要了，对后世的警示作用太大了，在若干年后的历史书上一定会写上长长的一段。也许在天安门广场和各个重灾区都会竖立起一块“大饥荒纪念碑”。最好在重灾区的每个村子都立一块碑，刻上受害者的姓名，听说有个别地方的农民已经这样做了。我想，乌克兰在70多年后的今天为大饥荒所做的事情，中国在20多年后也应该能够做到。

我写这封信，其实并不是很认真地想和你辩论什么，只是因为看了你的这篇文章后产生了很多联想，想记下来，做为“大饥荒五十年祭”，写信是一种表述方式。所以你回不回信都无所谓，如果你能谈谈你现在的看法，我会非常高兴。


寒士
2010.8.22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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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方舟子《关于大跃进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一点感想》
http://xys4.dxiong.com/xys/netters/Fang-Zhouzi/essays/glf.txt
2）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
http://news.163.com/05/1117/09/22OHCC3R00011247.html
3）《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http://blog.sina.com.cn/s/blog_40d44d2b0100kgjl.html
4）茆家升《人民公社食堂：苦难与罪恶的渊薮》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508/23/1377491_26717924.shtml
5）杨继绳《墓碑》
http://yang19500214.blog.163.com/blog/static/4646104520093692357180/
6）梁志远 《五马公社“帅旗”背后的悲剧》
http://www.cclawnet.com/yhcq/yhcq2008/yhcq20080806.html
7）张树藩《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http://www.wangchao.net.cn/junshi/detail_122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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