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改迎来新的机遇期

对于中国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不是解决由哪个党派或政治力量来执政的问题，而是在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模式中，通过对政治运行体制的进一步整合，达到社会的最优化管理，彻底解放生产力，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富强兴盛、长治久安。

沉寂了两年多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话题近日再度成为舆论的热点。而催热这个话题的不是学界和媒体，正是中共高层。

20日至21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视察四大经济特区之一的深圳时提及“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媒体报道说，本月，正值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先锋”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大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中共有意借此机会高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除了温家宝南下深圳视察外，本周四（26日），深圳还将举行特区成立30岁庆典大会，胡锦涛届时亲临大会并发表讲话，料将把这个“以创新见长”的城市定调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典型，以及政改‘先行先试’的试验田”。

事实上，“政改”议题在中共十七大前后一度热络。也正是在那时，有中南海智囊之称的俞可平在中共中央党校报章《学习时报》上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2008年1月，也就是十七大闭幕后一个多月，《人民日报》又推出《民主政治》周刊，为政改营造舆论环境。但从这一年3月的两会后，因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边疆地区出现不稳定因素（西藏拉萨3·14事件和新疆乌鲁木齐暴力事件）、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国内民生问题亟待解决（医疗改革、教育改革、高房价、保增长、保就业）和社会深层矛盾凸显（分配公平呼声高涨）等，刚发动起来的“政改”舆论造势活动暂被搁置一边。

如今，上述问题或有所缓和，或正在按部就班地加以解决，因而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已迎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机遇期。这当然不是因为深圳等四大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更主要在于中国的经济金融体系改革和各项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如就业、医疗、养老等），不仅呼唤“政改”为之提供保障，也在于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为“政改”提供了稳定的环境。

换言之，中国“政改”计划的顺利启动，需要两大条件作为基本保障：一是良性的经济环境；二是稳定的社会环境。因为，对于中国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不是解决由哪个党派或政治力量来执政的问题，而是在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模式中，通过对政治运行体制的进一步整合，达到社会的最优化管理，彻底解放生产力，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富强兴盛、长治久安。而从目前条件来看，这些条件基本具备。

中国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为政治体制的改革提供了借鉴。与经济体制改革一样，中国在政改过程中应避免制造新的社会冲突、挑起族群矛盾和产生阶层分裂。为此，在中国经济社会正处转型期的现阶段，政改的展开也必须走循序渐进的道路，首先依然有赖于公民意识和素质的培养。正如政治学者所言：民主政治需要的“不是顺民，也不是暴民，是有理想，有担当，有爱心的公民，是能够自立参政，自主维权，自律守法的公民”。只有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透明和公平，也只有这样才能防止社会矛盾激化，防止在“民主”的名义下，多数人对少数人实行“暴力”，防止低效率甚至没有效率的“民粹主义”。

其次，有赖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共在党内推进民主的成效。中共自十六大以来便把推动党内民主作为其政治改革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议程。而中共党内民主的核心是党的领导层民主选举、用人机制上的民主选拔程序和监督机制。如果党内民主解决不了，当然无法去谈民主执政和民主社会建设。

按最新公布的数据，中共现有党员7799.5万名。这个数量大大超过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口数。因而从这一层面上说，党内民主改革可作为社会民主的一次具有示范意义的尝试和实践。

第三，有赖于真正厘清党政关系，以及政府在具体的施政中必须解决好决策的民主透明机制、公权力使用的法律约束机制和公共利益分配的公正公平机制。在整个社会管理过程中，执政党应扮演什么角色、有哪些职责和权力，政府扮演什么角色、对谁负责，谁来监督执政党和政府的行为等并没有清晰的、在国家制度和法律层面上的界定。这也导致民众将诸多社会矛盾产生的原因归咎到执政党身上。一些明明是地方政府因决策失误、滥用公权力或在利益分配中忽视民众利益而引发的社会问题，最后也要执政党来“埋单”和背骂名，有点得不偿失。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这必然要求中国的政治体制提速。正如温家宝在深圳所言：“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为政治体制的改革铺平了道路，而从另一个方面说，只有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够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并为中国的经济腾飞开辟新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