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宏斌: 是谁造成“体制上的缺陷”?


中国要是垮了对谁都没有好处,无论对基层群众还是精英集团。

真正威胁到国家兴亡、民族生存的洪水猛兽不是南海纠纷,更不是黄海军演。这些和问题的实质有着层次上的差别。

一位西方学者对世界中早期文明的消失作过细致的研究,结论是它们无一例外地都是因为“竞争力的丧失”。说白了,就是不得民心。中国的学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样深刻的认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悠久和灿烂。

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替。远有各古老文明的消失,近有苏联的解体,中华民族近代的灾难...无一不是内部率先开始腐烂。

律已足以服人,身先足以率人。一个廉洁爱民的政府、公平和谐的社会乃是民心所向,历史的必然。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其领导集团就要有一种为民族和民众勇于作出个人和集体牺牲的精神,就要有一种对国家的责任心,就要有一种与良好社会风气相吻合的先进价值观。那种认为仅靠法制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人是多么的肤浅!

国家之间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领导集团的竞争,说到底还是价值观的竞争。中华文明从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逐步演变成了近代的一家独放、万马齐喑封建文化和权威政治,从而导致了社会活力被无情绞杀。与此相反,当时的西方推崇平等,藐视达官贵人,鼓励探索和争论。这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蕴藏在社会和民众中的巨大能量,导致了西方的崛起。

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新中国的成立给这个古老的民族注入生机,当时代表着先进价值观的GCD人基本上实现了社会公平,尽管使用了暴力。

中国的GDP超越日本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实质性的改变,更谈不上强大,从有关人士就黄海军演对外发表的讲话就可见一斑。中国现实是腐败盛行,世风日下,存在着巨大的社会和政治隐患。

每逢历史的关键总是存在着两种声音:第一种代表着忧患意识,反复强调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毫不松懈地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第二种代表着所谓的理性主义,强调资本主义国家也曾有过腐败,这些在社会发展和转型中“出现的问题”既不要大惊小怪,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中国还存在着“体制上的缺陷”。

好一个“腐败不可避免论”!好一个“体制上的缺陷”!危及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竟然被如此轻描淡写,甚至还将脏款也美其名为“灰色收入”,还要对其合法化,用原话讲就是“规范化”。在这种大环境中,一些身在领导位置的官员早就是个人利益之上,为子女和亲属不惜直接和间接地动用手中的职权。这种社会风气和世界观不要说与世界其它发达国家进行竞争,就是自身的存亡都成问题,有何先进可言?!

中国现代社会究竟有多腐败?

封建社会最腐败的时期是乾隆年间,和珅是最大的贪官。后人经过研究发现和珅家产实际是在一两千万白银左右,其中地窖内藏银300余万。

按最多二千万两白银的估计,和坤为官二十年,平均每年“灰色收入”高达一百万两,是当时国家年财政收入的 1/70;改革开放的实际策划者胡鞍钢在2003年估计既得利益集团所得的“灰色收入”与国家财政收入相当,最近一位学者的估计是国家财政收入三分之一。即便是按最保守的估计,当今腐败集团通过各种手段截流了三分之一的国家财政收入,在比例上比和坤还贪23倍!

贪官们在肉欲方面的成就绝对可载入《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民间流传中国古代皇帝“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 ,后宫更有“三千佳丽”,这只不过是中国文人们的虚构。美国《侨报》曾对史料进行的精确的分析和统计后,指出中国皇帝的妻子大都只有3~5人。比如汉高祖刘邦有妻5人;魏文帝曹丕有妻2人;蜀昭烈帝刘备有妻3人;东吴大帝孙权有妻7人;东晋元帝司马睿有妻3人;南朝宋武帝刘裕有妻3人;南齐高帝有妻1人;梁武帝萧衍有妻子3人;陈武帝陈霸先有妻2人;北朝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有妻3人;文宣帝高洋有妻3人;北周孝闵帝有妻1人;隋文帝杨坚有妻3人;唐高祖李渊有妻1人;后梁太祖朱温有妻3人;隋文帝杨坚有妻3人;唐高祖李渊有妻1人;后梁太祖朱温有妻3人;北宋太祖赵匡胤有妻3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有妻1人;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有妻5人;元太祖铁木真有妻44人,为历史之冠;明太祖朱元璋有妻4人,清太祖努尔哈赤有妻12人。

“腐败无能”的民国政府大员基本上都是一夫一妻,只有四川大军阀杨森有12个老婆,坐上了头把交椅,因此召来绯闻、野史一片。

而当前不少地方腐败官员色到变态,色到不要脸。据报道,湖北省天门市前书记张二江有情人一百零七名,妻子一名,正好“一百零八将”;江苏省前建设厅长徐其耀包养一百四十名情妇,甚至在认罪悔过书上竟然写道:“没有GCD,就没有徐其耀”,让人哭笑不得!安庆某贪官的《色情日记》曝其先后与大概500多名女性发生过性关系。这些贪官和既得利益者的腐败和无耻程度比中国历史的封建皇帝和大贪官还要大上个几倍、几十倍!

乱世需用重典。当前社会的某些混乱现象要想得到根本的整治就必须加大威摄力度和透明度,就必须让群众参与监督,增加死刑的数量。否则,任何反腐措施都无济于事,任何反腐口号都只是作秀而已,就像有人形容的:只会叫,不会咬。一九九五年四月身处政治局的一位贪官事发,结果处理的比较暧昧。此后外逃贪官和有关贪腐的大案如同洪水猛兽,一发不可收拾,这就是前车之鉴。

而刑法补充案主张对13类经济型犯罪和老年罪犯予死刑方面的“外交豁免”,至今也不公布自己的财产,甚至还要把“灰色收入”合法化。这些人有意识地制造“体制上的缺陷”,为自己日后的行为做好铺垫,简直就是公开地不要脸!

退一万步,即便是腐败现象得到有效的抑制,也只是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和和谐,离民族崛起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一个民族的崛起有其内在的原因。说抽象点是文化的先进性;说白了就是更符合自然界、 人类社会竞争的普遍发展规律。大自然和人类的竞争是公平的:优则生存,劣者淘汰。群体为优,个体为劣;强者为优,弱者为劣。具体到国家就是:看谁的社会更公平,看谁的领袖更强势,看谁的体制更有活力,看谁的民族更有凝聚力。

中国精英们是软弱的、自私的群体,阶级本性的使然。中国几千年的世俗社会既为中国知识分子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也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我们从人类文明的最高峰沦落到“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就是这种负面影响的使然。当西方的精英们为宣扬“自由、平等”的理想而遭囚禁和流放时,中国的精英还俯身在封建统治者的臭脚下山呼万岁;当西方的精英们为捍卫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宁可被绑在柱子上烧死时,中国的精英把英国特使不向中国皇帝下跪的场面篡改成英国人原本不跪,但是一见乾隆爷的龙威,便不由得“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当西方的精英们鼓励学子们勇于挑战权威、勇于揭露真相、勇于探索真理时,中国精英给学生灌输的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将求学视为日后升官发财的敲门砖。中国有这批无耻文人,不衰都难!

笔者在和一位科技部官员谈到最近这段时间是科技“失落的三十年”,他也痛心地说:很多问题不是科技上的问题,而是大环境的问题,是世界观的问题,是文化上的问题。我希望这位官员能够像戴旭一样站出来讲讲真话,让精英们也脑袋清醒一点。

天下必将走向大乱。随着不可再生资源的耗尽,国家、文明之间的竞争会更加白热化,战争不可避免。当政者的每一个决策都将关系到民族的兴衰,甚至存亡。他们或者顺应历史潮流,名垂千古;或者葬送自己民族的未来,遗臭万年。在此历史的关键,每一个尚有荣辱感的中国人都会望着天空,为自己国家的未来捏一把汗:我们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明天?

(作者:潘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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