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西兰的民主谈中国的政治改革

作者: 西风瘦马 ?来源:新西兰联合报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已经证明，民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民主制度可以使最少的人受到伤害。新西兰一百多年的民主发展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从威权政治走向民主政治将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些以为只要引入西方的民主选举机制，中国就可以迅速走上民主之路的想法，实属一厢情愿。
中国在经济领域与世界接轨之时，政治体制无法独善其身。当今的中国，官僚主义和腐败之风越趋严重，地方官员与民众的对立情绪日渐紧张，楼市等资产泡沫越来越大，再加上重大自然灾害频频发生，这些潜在的不稳定因素缠集在一起，将可能引起社会动荡。
中国的政治改革迫在眉睫。共产党采取经济上改革开放，政治上　长期维持现状的政策，无疑是自掘坟墓，最终将重蹈国民党当年在中国大陆所走的官僚资本主义的覆辙。

新西兰民主制度的启示
1853年，新西兰举行首次国会选举，人民有权当家做主。1893年9月19日，总督格拉斯哥勋爵签署选举修改条例，使新西兰成为妇女行使民主投票权的第一个国家。
经过一百多年的民主发展，新西兰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在当今工业化席卷全球，环境污染严重之时，新西兰仍能维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全赖成熟的民主制度所赐。
在民主制度下，新西兰人民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区议员、市议员和国会议员都是通过民选产生。从1935年起至今，工党和国家党两大政党轮流执政，相互制约。现在国会中的其他小党-行动党、绿党、毛利党、进步联盟党等小党代表了社会中各自的少数族群和阶层的利益。
从2007年起，新西兰已连续三年获得「世界最清廉国家」的称号。至今为止，只有两位国会议员因腐败被控入狱。一位是行动党前国会议员唐娜·阿瓦蒂·瓦塔，另一位是工党前国会议员菲利浦·费尔德。
然而，民主并非十全十美。它除了导致社会效率低下外，还会造成国家资源的巨大浪费。相当一部份新西兰人并不羡慕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也无意加速追赶邻国澳洲的经济步伐。他们满足於现在的生活方式，对国家借钱过日子毫不介意(截至2009年9月30日，新西兰政府的净债务为212.5亿纽元，相当於国民生产总值(GDP)的11.8%)。
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下，总理约翰·基似乎很难提升振兴经济。面对全球萧条的大环境，政府开源难，节流更难。在一部份国民坚决反对有条件开矿的示威游行後，执政党唯有将计划搁置；国家党提出的任何削减福利开支的措施都很难实施，因为选民不希望任何现有的利益受到损害。三年一次的大选迫使执政党急功近利，甚少对国家的长远发展进行规划。新西兰与澳洲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外债也越借越多。
奥克兰市政府曾耗时多年推动的「东区走廊」高速路工程计划最终在一部份人的反对声中被迫下马；奥克兰Waterview和Mt Roskill两区之间一条长4.5公里的道路工程争议多年，方案一改再改；备受争议的「反掌罚法修正案」虽然被劳民伤财的公投否决了，但最终未政府也没有采纳。距离新西兰主办2011年世界杯橄榄球赛已不到一年的时间，一个大型活动庆祝中心的地址至今仍无法确定。民众意见不一，各级政府都打著民主的旗帜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没有多少官员真正在乎工程是否能按时完成。
另外，「混合比例代表制」(MMP选制)是民主发展过中程出现的一个怪胎。MMP选制的本意是希望最大限度地照顾到小党和少数选民的利益，但这个选举制度在实施中　出现了事与愿违、本末倒置的结果。
新西兰自从1996年起实施MMP以来，屡屡出现小党「绑架」大党，多数人必须「屈服」少数人意志的怪现象。民主的本意被扭曲，国家的经济发展遭拖累。MMP让政府施政效率更低下，国家建设中出现的内耗加大，人材流失越趋严重，经济发展每况愈下。假如新西兰有朝一日步冰岛後尘破产，则MMP制就是压倒新西兰经济的最後一根稻草。其实，新西兰人在追随德国人选用MMP时忽视了重要的一点，德国MMP制是建立在日尔曼民族的勤劳基础之上。
总而言之，新西兰人为民主诉求耗费纳税人数以万计血汗钱的事例比比皆是，因民主出现工作效率低下的情形随处可见。这也难怪许多华人常常对新西兰民主制度下的低效率和巨大资源的浪费感到无奈，甚至愤怒。

东西方民主意识的差异
东方人浓厚的封建意识是接受民主思想的最大障碍。封建思想以血缘为纽带，以亲属远近为等级，以个人为中心。封建思想中最常见的表现是等级观念、包办思想、封属特权。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封建思想早已深深烙在中国人的潜在意识中。
西方人坚信天赋人权。他们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并非只限官员和平民，同时也包括父子在内的家庭关系。东西方人在民主意识方面的差异，可以从耳熟能详的《国际歌》和《东方红》歌词中看出。《国际歌》宣称「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而 《东方红》　唱到「他(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没有取得圆满的成功，并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所致，而是受西方民主影响而孕育出来的种子在中国这个封建社会的土壤上无法生根发芽。
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主要是靠暴力和专制的结合。没有暴力和专制，中国就如同一盘散沙。长久以来，这种观念不仅深深地扎在统治者心中，也让平民百姓对暴力和专制之说习以为常。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并非只给中国送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新西兰也同样催生了「新西兰共产党」(简称CPNZ)。1921年3月成立的「新西兰共产党」在初期活动中并没有受到新西兰人的重视。直到三十年代初，「新西兰共产党」才在经济大萧条中吸收了上千名党员。在至今长达七十年的时间里，「新西兰共产党」在政坛上从没有占据真正的地位，它只是一个极不起眼的小党。「新西兰共产党」之所以一直没有受到新西兰人的青睐，乃因选民对其暴力学说不感兴趣。
不过，「新西兰共产党」於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领导的失业工人抗争运动一直被後人传颂。2009年上演的电影《暴动人生》，再现了当年陷於经济大萧条中，新西兰劳工阶层的贫困生活状况；讲述了以吉米·爱德华兹为首的共产党人组织劳工以及失业大军为争取自身权益而抗争的故事。这部由政府资助拍摄的影片还首次重现著名「皇后大街暴动」的真实历史。新西兰人遵重历史，公正和客观地评价新西兰共产党在1930年代的积极作用，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新西兰人较高的民主意识。
中国封建社会遗留至今的另一个恶习，就是为官者只能上，不能下。面子比生命还重要。但在新西兰，政治人物上上下下实属平常事。2001年10月，国家党党魁比尔·英格利在上台後，力荐海归才一年的约翰·基进入国会。2003年10月，英格利因大选失利被拉下马。2006年11月，约翰·基成为新一任国家党党魁。约翰·基原来的上司英格利成为了副手，彼此上下级关系调转，但两人合作愉快，并顺利带领国家党於2008年上台执政。
西方的民主选举过程无论有多麽激烈，一旦尘埃落定，各方都会理性地接受选举结果。这一点充分体现了西方人的包容及法治精神。在1999年大选中，优先党仅获得4.26%的选票，没有跨过进入国会的门槛，但由於党魁温斯顿·彼得斯在陶朗加选区险胜，使得优先党避免遭受全军覆灭的命运。在陶朗加选区的34,245张有效选票中，彼得斯得到了10,225票，比第二名的国家党的候选人凯瑟琳·奥雷根仅多出63票。选民坦然地接受了差距极小的选举结果，没有人提出开箱验票，也没有政党呼吁重新选举。
反观东方的民主选举仿佛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2004年的台湾选举，连宋以两颗子弹影响选举为藉口，不服计票结果，集结群众举行抗议活动，警民冲突不断。蓝绿双方都将下台看作是世界末日的来临。
有一位来自台湾的朋友曾告诉我，新西兰选举法漏洞太多。例如，在大选投票日当天，选民在没有携带选举卡投票时，只要说出姓名和住址即可，而无需提供任何身份证明；如果打算让某个选区的候选人胜出，住在不同选区的支持者可以在一个月前涌入该选区租房，届时就可获得这个选区的投票权。事实上，正是因为新西兰人有著良好的民主意识和守法观念，法律条文的规定才显得宽松。
今年6月，习近平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新西兰时，绿党党魁诺曼博士在国会门口打出西藏雪山狮子旗，且口中不停地高呼「西藏自由」。随後，他大肆渲染受到中共保安的攻击，期望借用民主的旗帜提高个人和绿党的支持率。然而，诺曼博士利用特权之举只是受到其他政党的冷嘲热讽，并没有赢得民众的同情。在随後的民调中，绿党的支持率不升反跌。选民良好的民主素质，令一些政客的笨拙表演难以达到目的。
民主的本质是平等的自由，而其前提则是遵纪守法。中国人由於深受封建思想的侵蚀，法制观念淡薄，只追求自身的自由，　忽视了彼此的平等。
在新西兰，中国特色的免费试工不知何时开始在华社中悄然试行；华裔老板支付给员工的薪水少於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不是个别现象；雇员加班没有分文补助费用在华人圈内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奥克兰华人社团有将近百家之多。为了争夺会长一职，时有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闹剧发生。千奇百怪的恶斗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争夺会长宝座。民主选举不但成为这些团体的装饰品和幌子，也被一些人当作沽名钓誉的遮羞布。一些常把民主和自由挂在嘴边的人，使出的招数　带有浓厚的封建意识。
每到大选来临时，一些华裔精英穿梭於各政党之间，四处讨价还价。他们抱著「有奶便是娘」的心态，追求个人的最大利益。这些人从政不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从基层开始，而是抱著「乌鸦变凤凰」的心态，希望一举成名，光宗耀祖。
在2008年的大选中，华社出现了一些违背选民意愿的竞选策略，导致民主的本意被扭曲。华裔候选人之间的争执，「领老人投票」的风波都让新西兰人对华裔选民深感不解。封建思想作怪，使中国人在新西兰这个百年民主老店的选举活动完全变味走样。
中国从来都不缺乏民主斗士，但当他们走到一起时，总难逃脱内讧的命运。海外民运人士的发展历史始终贯穿著「内斗」。他们为「争权夺利」斗得头破血流，为「分赃不匀」撕破老脸。
1999年1月8日，在美国华盛顿国会众院的「听证会」上，王希哲在美国媒体面前挑战魏京生和刘念春，上演了一场「同室操戈」的闹剧。双方随後口诛笔伐闹到了美国的「公堂」，在洋人面前打起了「官司」；围绕「民联」、「民阵」合并为「民联阵」的「恶斗」，王若望身心疲惫，含泪败下；王炳章、徐邦泰等人有关《中国之春》杂志也曾闹到美国法庭上。
1989年的「六、四」悲剧从另一侧面曝露出中国人在追求民主过程中出现的极端性，「宁为玉碎，不为瓦全」。2010年 5月，泰国军队与红衫军在街头发生的流血惨案，也证明了在国民缺乏民主素质的情况下，民主制度不可以直接照搬到发展中国家。泰国人和中国人一样都缺乏民主制度中的妥协、包容及法治精神。

亚洲民主发展的反思
台湾的民主发展故然可喜，但也不得不看到，经历了陈水扁执政的八年之後，台湾整体经济江河日下。现在的台湾民主选举不断，纷争不停，内斗不止，折腾不休。台湾的立法院已经成了两党立委肉搏的擂台，民进党对国计民生法案总是为反对而反对。实行民主制度的台湾没有效率，议会不断空转。如果没有中国大陆的大力援助来舒缓经济危机造成的压力，台湾恐怕连未来翻身的本钱都没有了。陈水扁今天的下场，不但是他本人的悲剧，也是台湾选民的悲剧。台湾式民主没有减少贪污，反而让贪污变得肆无忌惮。台湾走上民主之路没错，问题在於步子迈得太快。
时至今日，一些台湾人已经开始反思这种民主乱象。有台湾网友表示，「台湾经过十多年来的民主实验证明∶「台式民主制度」沦为既无效率又荒唐的政治闹剧；在台湾人民的民主素养未臻成熟之前，或许再回复到过去「一党独大」的制度，才是今後台湾该走的路。」
并非只有台湾人检讨民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美国国际事务专栏作家佛里曼最近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表示，「宁愿看到美国实行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就是一天也好，让所有重要的法案一次通过，并且执行到底，也不要所谓的「一党民主」，徒有民主的空架子」。他的观点有违西方民主的精神，但　道出了对民主感到无奈的另一面。
放眼亚洲，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日本和南韩的经济腾飞并不完全是由民主所赐，更多的是来自国民的自尊心和民族的凝聚力。菲律宾曾被美国人誉为亚洲民主的橱窗，但美国式民主制度与菲律宾的政治文化相结合，产生出菲律宾现在的民主怪胎，一个曾经是亚洲的富国如今变成了贫穷国家。
西方国家从来都没有将位居「亚洲四小龙」之首的新加坡看作是民主国家。李光耀的大儿子李显龙总被认为是世袭式的传承了总理，小儿子李显扬和夫人何晶都在政府属下机构担任要职。在西方人眼里，无论怎样看，新加坡都更像李氏的家族企业。
新加坡的《国内安全法》授予政府在必要时「不经审判」就可以「无限期拘禁」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士。新加坡政府除了把反对党领袖给告到破产之外，也会用公共建设来施加压力，让选民不再投票给反对党。
不可否认，新加坡虽然被指责为非真正的民主国家，但它经济持续繁荣，人民安居乐业。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对新加坡情有独钟。2010年7月，国际调查机构盖洛普一项针对135国的26万人的调查显示，新加坡在「潜在净移民指数」的排行榜内名列第一，约有800万名外国人打算移居新加坡。

「社会主义」早已名存实亡
194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毛泽东向世界宣告，中国已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後，共产党认为，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
1958年，由於中苏出现意识形态的纷争，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历史阶段的学说。
1978年底，邓小平正式放弃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大胆引进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为了名正言顺地推进经济改革，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一些学者曾质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下社会主义的预备阶段。由於没有「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补充，这个「理论」似乎并不完整。其实，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过是为名存实亡的社会主义找来的一个藉口罢了。以当时中国的政治气氛来看，任何人都不敢公开挑战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避免被人质疑而坠入无休止的争论中，邓小平非常技巧地用此加以变通。
目前中国这种非社会主义、非资本主义的体制与其说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倒不如说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初级阶段」。由於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步伐极不协调，中国很有可能演变成「权贵资本主义」，而非进入社会主义的中级阶段。
在中国老一辈的共产党领导人当中，只有邓小平一人敢於挑战权威，摆脱教条和僵化思想。他提出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摸著石头过河」和「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等名句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尤其是为香港回归制定的「一国两制」构想，更是显示了他高超的政治智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领导人现在应该公开和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了。马克思主义的三大部份-马克思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实际上早已被邓小平抛弃。「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共产主义必然胜利；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创造者」的论调已被证明是无稽之谈。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更是与现代民主发展的趋势背道而驰。难怪现在有人质疑，「共产主义」是一个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恩格斯早年提出来，但晚年抛弃的命题。
德国人遗忘了马克思主义，俄罗斯抛弃了列宁思想，中国人不应仍死抱著腐朽的理论不放。新加坡如今实行的到底是什麽主义，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没有相关论述，列宁的《怎麽办》里也找不到准确答案。中国领导人与其相信过时的理论可以像数学方程式一样解答各种社会问题，倒不如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寻求有效的解决之道。
当富士康公司员工的十三连跳让世人震惊之时，胡锦涛在六一儿童节和孩子们一同唱起了《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冷酷的现实与梦幻般思想教育的脱节正是富士康公司员工悲剧发生的问题所在。中国正处在政治改革的十字路口，百废待兴，这种陈旧的口号与现实生活矛盾的现象比比皆是。
中国领导人应该拿出勇气，放弃「社会主义」的假像，否则，共产党将深深地陷入政治理论自我矛盾的泥沼中，加剧人民群众对其领导的信任危机。

政治改革势在必行
中国第二代领导人排除重重阻力，推开了长期封闭的国门，让中国的经济与世界接轨；第三代领导人为中国的经济腾飞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第四代领导人现正处在内忧外患的十字路口，政治改革议题无法回避。
当今的中国，出现个别的贪腐现象并不奇怪，但可怕的是监督制度失灵，贪腐已在各级官员中泛滥成灾(邓玉娇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目前的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各国与中国的经济摩擦不时出现，边境纠纷麻烦不断，美国对中国的围堵也已逐渐成形。西方一些国家利用西藏、新疆、台湾制造矛盾，这些地区成为随时都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
中国领导人必须从根本上寻求应对措施，以政治改革为突破口，改变以往见招拆招的被动的局面。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内因腐败下台的官员级别越来越高，贪污金额也越来越大。中国政府虽然打击腐败的决心很大，但效果并不显著，其中的原因主要有∶
一·监督机制失灵，惩治力度不够。只有改革对权力的监督机制，使制度架构真正形成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才能有效遏制腐败。反腐败绝对不能只寄希望於任何人的道德修养，必须依靠制度约束人性贪婪的一面。
二·缺乏舆论监督机制。中国现在的媒体只是地方官员吹嘘政绩的工具，没有成为揭露腐败的利器。
三·各级纪委没有起到有效的监督作用。受体制的局限，纪委缺乏权威性和独立性，难以起到应有的阻遏作用。
四·官员薪资相对较低，权力之下的金钱交易诱惑太大。政府应引进新加坡成功的高薪养廉体制度，以此减少贪污现象的出现。
中国的高官因贪污和腐败被绳之以法让人民看到了共产党肃贪的决心。但不可否认，这些中箭落马的官员中有一部份只是权力内斗的牺牲品，肃贪并没有对所有官员起到阻遏作用。中国政府只有从制度上入手，多管其下，才能从根本上阻止贪官一再挺而走险。
当共产主义理想出现泡沫化後，中国人在短时间内很难再轻易相信任何政治理论和道德说教。中国的执政党与其循规蹈矩地推出各项政治口号，倒不如参考胡适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更有效。
宗教信仰对共产党而言，一直是一件非常棘手的问题。中国政府以往采用的高压政策总是让简单的问题变得复杂，不但自身的国际形象受损，而且无形中增加了对立面，同时也为西方国家提供了讨价还价的筹码。政治改革是解决因宗教信仰产生诸多问题的唯一方法。
从古至今，民众上访都是一个政府清廉程度的晴雨表。共产党只有下决心解决官场上的腐败现象，才能减少民众上访压力，清除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得人心者得天下」。为了避免台湾渐行渐远，大陆政府仅仅依赖军事力量的阻遏只会适得其反。现在采用的经济拉拢政策也只是喂饱了台独份子，让他们有喘息的机会，对两岸统一未必完全起到正面作用。共产党只有实行政治改革，缩小两岸政治体制的距离，才能收服民心。马英九上台，只是为彼岸的领导者赢得了一点时间，他和国民党根本无法阻止台独势力的发展。中国大陆只有以军事为後盾，用政治、经济力量收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之效，达到制止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目的。
美国对中国的围堵是不争的事实。一个经济、军事强大，但政治不稳定的中国对美国的长远利益构成潜在、不确定性的威胁。中国要想化解美国的围堵不能仅依靠军备竞赛，只有早日进行政治改革，朝民主方向前进，缩小政治及经济改革步伐的不协调性，依靠政治和军事的双重力量瓦解困境。
《开国大典》与其说是歌颂新中国的诞生，倒不如说是反讽现今的政治现状。影片对国民党当年腐败的鞭挞，不就是对现在执政党的一个警示吗？马英九对台湾的最大的贡献就是让国民党脱胎换骨、重新赢得了民众的信任。共产党应该吸取国民党贪腐下台的教训，借鉴马英九改造国民党，与黑金政治划清界线的经验。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口号提出至今已超过20年，但共产党说得太多，做得太少。一场「六、四」风波让执政党对政改心生恐惧，邓小平当年有关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紧箍咒至今没人敢解除。其实，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及气氛下，邓小平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之举对稳定中国大局，避免社会出现动荡有著一定的现实作用。
邓小平当年如果不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旗破解中国人对毛泽东的迷信，中国的经济改革就不可能展开。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今天的中国领导人应该拿出勇气挑战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紧箍咒，否则，政治体制改革只是一句空话。
改革需要有一定的民众基础，更需要政治人物的推动。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爱尔兰总理雷诺斯、以色列总理拉宾、巴解领袖阿拉法特，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等的成功之举都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现又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政治改革的阻力与当年邓小平所面对的经济开放的阻力类似。第四代领导人要想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就应大刀阔斧进行政治改革。如果共产党不铲除党内滋生贪腐的土壤，不管双规多少违纪官员都不能根本解决信任危机问题。老百姓对政府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拖」只会加剧问题的严重性。
共产党党内民主的改革也迫在眉睫。各级组织要真正营造畅所欲言的气氛，为官者要有基层民意的支持，而非只是一味地向上级负责，唯有这样才能杜绝任人唯亲、阿　奉承的风气。各级党委书记直接选举机制应该引入党内，以此选贤举能，否则「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为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等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民主国家重要的标?之一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新闻媒体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和批评，赢得了「无冕之王」、「第四种权力」等美誉。
中国新闻媒体的显著的特点是新闻言论高度集中和统一，缺乏独立性。几乎所有重要的报刊杂?都是执政党或政府的机关刊物。中国执政者无非是担心一旦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这个权利很有可能会在「市场化」的口号下受到金钱的支配，被海外政治势力利用，导致混乱，甚至动摇执政地位。看看新加坡是怎样对待言论自由，也许对中国执政者有所启发。李光耀对待诋毁的办法是利用法律的手段，将别有用心者告上法庭，让法律将其制裁。
事实证明，舆论对於贪腐是一把成本最低和最有效力的监督利器。仅仅有制度，没有舆论监督，反腐败也不可能取得实质效果。
每届政协会议虽然开得轰轰烈烈，但娱乐性多过政治性。共产党应该解决政协委员缺乏民意，民主协商缺乏制度保护等问题。政协委员首先应能起到将基层民意反馈给政府的作用，这样才有可能从「政治协商」向「协商民主」的过渡。
乡镇直选、城市街道直选应加快落实，而非停留在口头上。这种可控的政治改革不但可以缓解社会矛盾和冲突，也可以让中国人有机会体验民主活动。
中国的政治改革停滞不前，一直是海外华人心中的痛，也是部份海外势力制衡中国的利器。现在的中国人并非失去了追求民主的热情，只是欧洲共产国家的分裂，「六、四」悲剧带来的後遗症，给不少中国人增添了对未来民主发展不确定性的担忧。
西方国家希望中国走向民主，但他们并不在乎结果。中国人期盼民主，前提是不要国破家乱。以中国的现状而言，走向民主最稳妥的方法是改革，而非革命。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实行的休克疗法风险指数太高，不宜中国仿艾，和平演变才是最佳方法。
那些试图神化民主的人，也许忘记了希特勒也是由德国人民选举上台的。我对中国最终走向民主没有任何异议，但问题是采用何种步骤？西方列强从未放弃对中国的贪婪之心，一个动荡和混乱的中国是世界上各种政治势力分瓜中国的最好时机。历史就好像一面镜子，它能让我们从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

主要参考资料:
宋文申,《大内讧∶王希哲状告魏京生》
《洛杉基 (Rocky) 的网?》,《「一党独大」与「一党民主」，台湾何去何从？》
亚洲时报,《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
《从新加坡看台湾民主价值》
新台湾新闻周刊，《台湾民主历程，徐顺全赞叹》
国家政策论坛，《乱世用重典？--谈新加坡的鞭刑制度》
MBA智库百科,《马克思主义简介》
NZPA, "MMP referendum question released", stuff.co.nz
NZPA, "First MMP referendum in 2011 ", stuff.co.nz
CATH BENNETT - Sunday News, “The Worst Riot in NZ history” ,16/08/2009
“Queen Street riot remembered”, North Shore Times, 30/07/2008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Communist Party of New Zealand”
New Zealand general election, 1999 -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