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短暂的几个月无权无势的普通红卫兵对部分特权干部批斗或贴大字报，这叫迫害；文革后把敢在太岁头动土的人以三种人的名义打成反革

甚至连站错队的也不放过，比如那个大胆给毛泽东写信，为知青说话，指出上山下乡存在问题的李庆霖老师，仅仅因为毛泽东赏识其说真话，文革中被提拔，“改革”后他就被搞成反革命投入大牢十几年，直至风烛残年；比如焦裕禄在兰考的副手张钦礼，就因为文革中在周总理的亲自保护下躲过了当年搞浮夸制造河南大饥荒的省、地领导的迫害而不倒，文革后当邓小平亲自给河南省大饥荒的首魁平反，“推掉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时候，张钦礼去被打成反革命一判就是十几年，直到去世前才出狱，去世后居然有十万多人不顾当地政府警告为其自发送葬；比如演样板戏《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的主角，就因为文革后期得到了赏识和提拔，也被打成反革命入狱十几年；比如，许多真正的一线劳模，就因为文革中被选为代表进了党代会、人大、政协，“改革”中他们也成了隔离审查的重点对象，搞得死去活来，逼得有的劳模都想自杀。这些人根本没有直接“迫害”过任何人，有的甚至为纠正文革偏激做出过校正贡献（李庆霖），就因为他们在错误的时间站错了队，“改革”派们就拿他们来出气，把他们投入了大牢，让他们把牢底坐穿。而真正提出“老子英雄儿好汉”和转移文革对象批斗知识分子逼得老舍气愤投湖的“改革”派子弟们以及制造几起屠杀血案的人，却在文革结束后被“平反昭雪”，或借势提拔或发财，或颐养天年（与造反派对峙、下令开枪屠杀300多人、被毛泽东、周恩来亲自下令逮捕的青海军区赵某人，文革结束前夕叶剑英就私下三番五次打电话逼兰州军区负责人违反程序放人，文革后这个屠夫便被光荣平反出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