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托利主义和中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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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托利（Tory）是英国的保守党，新托利主义不具备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力，但是会成为挑战“中国模式”的提问者。

2009年的11月，一位来自英国三流大学的政治学者出现，给保守党带来了一种久违的智慧。他叫菲利普·布兰德，被政界和媒体称为“卡梅隆的哲学王”，类似于中国的帝王师的角色。他父亲的继子，或者说非亲生弟弟，叫丹尼尔·克雷格，007的最新扮演者。也许，布兰德正在扮演一个类似007的拯救者角色，他对于卡梅隆未来政策的启发，相当于十几年吉登斯对新工党的第三条道路。

布兰德提出了“红色托利”（Red Tory）的概念，试图为英国保守主义传统再造新道统，鼓吹与全球化抗衡的“本地化“（localism），他抨击资本主义的罪恶，要求建立道德化的市场模式，他抨击工党的福利国家理念，要让家庭重归本位，启动英国社会新的活力。在英国政治的传统光谱中，保守党是蓝色的，工党是红色。卡梅伦出任党魁之初，引入了一股绿色，强调环境政策。在今天的保守党的logo中，恰恰是一个绿树下的蓝天。但是他最初的绿色环保议题，与布朗当政初期的蜜月同步，无法撼动新工党的强势，而且政策理念很快被执政党吸纳。


当英国经济深陷金融危机泥潭，卡梅隆的机会终于到来。事实上，卡梅伦在自己每年的年会（英国政党的党代会）发言中，都渗透出了布兰德思想。比如在2007年的演讲中，他提出“家庭是最好的福利”。剑锋所指，就是新工党领导下恶化的社会问题，特别是青少年犯罪和失职家庭危机（dysfunction family）。 卡梅隆还宣称，布朗在担任财相和首相时，损害了英国的金融经济系统，长期以来以“借贷”为主的工党政府最终造成了现在的无法挽回的局面。更让工党感到不安的是，卡梅隆从不知如何泄露的部分工党预算开支的计划着手，批判布朗是一个“政治骗子”，称其以前所谓对英国公民的承诺和保证（不减少公共开支），都会随着工党新的财政支出缩减计划而付诸东流。“政治骗子”这一招显然发挥了作用，在英国，任何政治领导人如果失去了公信力，对其政治生命都将是致命的灾难。在2009年9月的一项 “谁会是在缩减公共开支计划中最值得信赖的人”的民意调查中，卡梅隆被评为最值得信赖的人，而布朗却被评为最不值得信赖的人。

“醉翁之意不在酒”，2009年以来，保守党的民意调查一直占据领先优势，在2010年大选中，极有可能在等待13年后，重新成为执政党。卡梅隆希望工党能为这次金融危机“买单”，从而让选民失去对于工党的信任和支持，而为保守党赢得大选打下基础。

用复兴保守主义，用道德沦丧来贬低工党最为骄傲的经济成绩。但是，在这个时候，卡梅隆似乎显示出了自己在Bullington时代的城府与谋划，卡梅隆在布兰德和他背后的智库ResPublica横空出世，被推向台面之后，谨慎地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距离。布拉德与鲍里斯一样，都是一幅重量级的粗壮体质。他激进的思想思想，与鲍里斯依然叛逆的行为一样，对于英国人构成了强大的冲击。这在追求平衡和传统的英国政治中貌似危险，但唯有这种激进与叛逆，却也是一个英国政治精英天生的特权，因为他们有责任担负起对这个国家伟大的变革。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激进，可以毫无理由地去摧毁新工党在过去十多年积累的惰性，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之后，英国人感觉到需要一些新东西。

一旦保守党执政，中英关系的走向将是值得两国人民关注的焦点。我们也做一个简单的分析。毫无疑问，保守党必须要重振英国经济，发展与中国的合作是一个热点。但是，中国在全球化得益的经验，使其对保守党潜在的“新托利主义”中浓重的保护主义取向有着严重的抵触。这很可能是两国政府在意识形态上一个分歧。

此外，英国在与中国关系中，有两个短板值得关注。第一就是西藏问题，第二就是香港问题。前者，英国政界一批议员在2009年9月份访问了西藏之后，提出了“梵蒂冈模式”。这是在英国外交部取消对西藏特殊地位承认之后，一个新的动向。这个观点，可以说触动了另外一个中国政治的敏感区：宗教问题。表面上英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做出了让步，实质上却更隐蔽地切入到中国政治和外交的薄弱地带。后者，保守党此次力推香港移民李泽文先生参选议员，末代港督彭定康为他站台。伴随着2012年，香港选举临近，保守党实质上为未来香港在中英外交中的价值，作好了提前的储备。在这两点上，英国将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交战略进行了新的盘点组合，体现了高超的外交技巧。这种外交议题，才是真正考验中国的外交软实力，也是中国外交走向世界的一个难得锻炼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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