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反思三十年改革开放：是全方位的情感宣泄还是全方位的理性化批判？

来源: fanjun 于 2010-07-05 19:05:12 [] [旧帖] [给我悄悄话] 阅读数 : (15345 bytes)

周恒时

作为文学城网站的大腕，宋郑鲁大概是称得上“理论构建者”的唯一之人。 老宋的使命坚定而明朗：为中国的新保守主义理论增砖加瓦。 不过近一，二个月来，老宋的地位似乎受到了挑战， 付明泉的三部曲大作“我们的政策和原则 论当代中国的军事内政和外交”，上周在文学城论坛豪迈登陆。 这大概已是他近一，二个月来的第十篇撰文，标志着“左倾思潮”在文学城网站的进一步成长壮大。 明泉更早些时发表的“我们必须反思32年的改革（1978-2010）的失误”一文，当然也是及时之作，现已置顶博得众多眼球。 作为保守主义者既充分肯定中国政治与经济现状的人士，宋郑鲁注意与极左划清界限并看到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成果。 相比之下，付明泉的思想呈现出左中右不同的品质，耐人寻味，难以划入某一派别；但我们只要把他的政论放入当前左中右辫论的大范围之中，就可看出其社会影响总体上可归入“左倾思潮”。 明泉有为毛泽东思想辩护的文章数篇，甚至对文革旗手江青抱有好感；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在他眼中，好像只是导致了一个畸形社会，并无多少亮点可言。

明泉对三十年改革开放所作的反思，值得称道之处是对贪腐惊人程度的清醒认识与猛烈批判，但令人遗憾迷惑不解的是，他对改革开放的动力和深层次原因，除了简短的三言两语，未作任何详细的说明与分析。在他的意识或下意识之中，中国的民众与有识之士在过去三十年的意念和奋斗不太重要，现实是如何演变而来也不太重要，最重要的是看到现在的问题。 当1978至2010，这一段在中国文明史上可能是最重要的历史，在他的论述中被掐头去尾，现实恍惚成了一头青面獠牙的怪兽，于是中国看起来必须与“市场经济”作彻底的决裂，重新回归到毛泽东思想照耀的年代。

作为保守主义的理论构建者，宋郑鲁的思路和笔调基本算得上老到稳健，与他的政治文化使命相得宜彰。相比之下，付明泉的思路和笔调显得浪漫夸张，在翻腾跳跃中，不时留下逻辑与事实上的重大缺陷。不错，明泉的思维体系具有庞大的特征，因为他的爱国热忱感人至深，他拥有了博大的胸怀；而博大的胸怀又使他的思绪纵横捭阖，一旦下笔，军事内政外交则尽收眼底。 作者少为当前某人某事烦恼，所写题目大多与政治和社会总的局势密切相关。 但另一方面，明泉庞大思维体系中出现的诸多漏洞又不禁使人想起旧文人的一大通病：气势磅礴喜好“大”作，却习惯性地疏于考证忽略逻辑回避事实。

好的写作远非只是用优美的词句表达出自己的思想或喜好憎恶（文学除外）； 好的写作要求作者尽量沿着历史和现实这两条路径，搜索分析把握一切与议题相关的重要因素或已发生的所有重要事件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并发现事物在客观世界中发生发展的规律和轨迹。 明泉的写作好像是专注于表达自己，对是否把握了议题在客观中所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前因后果，缺乏应有的科学态度。 为了证实上述批评，我们不妨对明泉最近的三部曲大作“我们的政策和原则 论当代中国的军事内政和外交”作一番扼要的分析。

“第一篇 中国军事 我们需要踏实的科学精神”约2600字，阐述中国军队需要什么样的指导战略思想。作者当然看到了武器装备，“顽强的意志力和凝聚力”在战争中的必要，但作者反复强调的是“政治方向”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军队。” 十分耽心军队走向唯武器论和军队受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腐蚀，作者在本篇结尾，着重引用毛的话语：“决定胜负的是人民，而绝对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所以，科学在明泉的眼中就是别忘了毛泽东思想，人民和民族气节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 作者的结论以及对科学概念的误用，并非使人大为反感，它反映的不过是部分知识分子的平均水平。 本篇中第一次令人迷惑不解的是，当作者正面引用林彪有关尖端武器的重要性讲话时，作者难道不觉得有点自相矛盾？ 众所周知，就是在大饥荒年代，中国都决心搞出导弹原子弹。 毛说“一万年也要造出核潜艇，”林彪说，“战争准备中间最迫切的、最重要的、放在第一位的，我认为就是解决武器，特别是搞尖端武器。”所以到底是武器重要还是思想重要或两者同等重要？遗憾的是，作者明显地倾向于思想而不是科学。

明泉忘记了领袖们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内部领袖们常常要说真话，对一般民众，领袖们常常要说套话大话打气的话； 领袖们对内讨论武器的重要性，对外对下则宣扬人民和精神的决定性意义。 这种内外有别或“虚伪”恐怕才是真正的“科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者引用了“资产阶级”作家林语堂的优美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拳拳爱国之心，却没想到引用一两位中外军事家的理论来加强论述的科学基础。 当然，作者在几处引用了毛和林彪的只言片语，但直到本篇末尾，作者的“科学精神”都没有看到战争的性质在二战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第一，攻占它国并把其纳入自己版图，这种赤裸裸的殖民主义战争已成为历史；第二，核弹时代的来临使传统的战略战术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 人民战争讲的是在本土抵抗外敌，什么是核弹战争：不是用远程核弹把对方炸得全无踪影而自身毫发未损，就是双方作好准备，同归入尽不怕世界末日。 核大国之间的战争只有在双方政府都落入了疯子狂人之手，才可以想象；这就是为什么冷战时代，美苏双方一直克制，决不进行面对面的战争。

“第二篇 中国内政 必须保证的社会公义性实现和社会分配体系相对公平，”约1600字，意思大致有三层：三十年“新经济”基本失败 ，中国的社会现状几乎是一片黑暗，所以必须尽快进行分配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本篇近90%的内容描述社会的各种问题以及经济改革在一些方面的失败，没有一字提到新经济政策的成果，至于改革开放的背景与动因也只有廖廖数语点明：“日常生活贫困的社会现实”，“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逐步进入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国家联盟体系中”。我们不知道作者到底是不太了解三十前的历史，还是不愿告之读者历史真相。 那么什么是改革开放的真正动因呢？

从普通民众的角度来看，改革的动力当然来自要吃饱肚子过上安稳日子的基本要求；但从党外党内有识之士的角度来看，改革的动力还来自更深层次的思考：计划经济的“大锅饭，特别是农村的“人民公社”，已是难以为继；以苏联为标志的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到上世纪80年代基本上是偃旗息鼓，不仅经济上落伍，在人道与人的自由发展方面也尽显不足。 相反，以美国或日本为标志的资本主义已获得明显成就，显得一片繁荣。 中国必须走一条新的社会主义道路，这种道路既符合自己的国情又顺应人类文明发展总的趋势。换言之，“市场经济”，尽管有大小各种缺陷，它比纯“计划经济”可更大地发挥人的能动性与创造性，更合理地利用资源。不仅如此，“市场经济”一旦与某种思想上的自由主义结合，还是逐步消除黑暗封建愚昧的良方。 经过文革灾难的中国人民，对封建权术的厚黑残忍，对自身遭受到的愚弄已有切肤之恨，有理由期待在现代文明基础之上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 所以，当三十年前，党内高层决定对毛泽东作重新评价时，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文官和许多高级将领，表示了坚决支持。 一个新的，理智的，尊重人的生命，追求现代文明的社会由此诞生，尽管它的成长历程将充满荆棘，人们依然满怀希望。

然而，在明泉看来，中国人民三十年来所企盼并为之奋斗的新型社会，由于官僚们的贪婪无厌，早已是胎死腹中。从本质上说，作者的世界观是纯道德化的：如果社会上很多人感觉痛苦，生产工具，生产力和科学文化艺术方面的进步将毫无意义。令人称奇的是，作者对中国现状的观察与一些自由主义者基本相同：经济私有化+政治集权化可能是一种最差的社会形态。作者肯定：如果中国继续“劫贫济富”让社会的财富集中在权贵手中，同时又不让人民监督，那么中国社会的悲惨程度将远大于“清明的封建等级主义社会，民生民主资本主义和广义公有经济的社会主义。”

文革浩劫之后，中国其实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与世界文明接轨，快速发展经济，走向民主社会主义。 二是回到文革之前岁月，实行独立的“计划经济”和“良性”的一党专制。 作者对毛泽东思想照耀下文革之前的岁月也许有着一种隔代怀旧情结--儿子怀念父亲火红的青春岁月。这种隔代怀旧一方面是合理的，因为它是对金钱至上的反击，但同时它又是模糊盲动的，因为这种隔代怀旧使人不愿仔细观察历史演变的轨迹，遗忘过去的痛苦（大饥荒/文革浩劫）又不能正视眼前的辉煌：新城区拔地而起，高铁令世界瞩目，农民不再挨饿可进城做工经商，大批城市居民接近西方生活水平，中国的经济几乎一瞬间成了世界文明的一大基石。 当然辉煌与黑暗并存，由此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的特殊现实。 遗憾的是，这样一种隔代怀旧情结把辉煌变成了一个可以忽略的小亮点。

马上进行分配改革增加弱势群体的收入是作者提出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案， 但是这个方案是否远远不够呢？ 弱势群体增加一点收入后，公平正义是否马上降临？ 一方面，作者看到了政治集权的恶果，封建传统是贪腐的重要根源，另一方面，他却缺乏勇气提出促进人民民主，加强人民监督诸如此类的建议。 作者难道真的害怕有些人反对普世价值大骂汉奸的呼声？ 毛太祖不是也曾唠叨民主和人民监督吗？ 没有人民监督，政府大权独揽，又如何防治制度性腐败？ 给弱势群体增加工资，制度性贪腐仍可大行其道，“人民公仆们”仍可公款吃喝，公款游玩，公车私用，低价购买高档住房。 批判社会的黑暗面时，作者充满了勇气，探求问题的解答时，作者却变得缩首缩脚，由进攻者摇身一变成了逃避者，实在令人大惑不解。 民主一词难道真的成了思考的禁区？ 政治集权在明泉看来是有违人性，但他却轻易地避开了民主或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让自己的思绪扑通一下跳进下一章节，给人留下一个大的谜团。

“第三篇 中国外交 挺起我们的脊梁,”约1700字，中心思想是：中国在过去和现今已忍受太多的屈辱，中国要是真正的大国，中国人要成为世界的一等公民，我们就应放弃“韬光养晦，”实施毛泽东的招式：“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从本篇的内容来看，作者并非要理性地探讨中国的外交政策，而是借此宣扬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并非是一条平缓的河流，它因着内部与外在因素的成长和刺激而高低起伏。 十几年前，因为大陆向台湾海域发射导弹威慑台独，美国第七舰队驶过台湾海峡。 记得那时中国人的反应比较平淡， 直到一年多后，中国使馆在东欧挨炸，中国的青年学子才有了强烈反应，但过后不久也归入平息。

中国强烈的民族主义好像只是最近五，六年的产物，其首要原因应该是中国国力的迅速增长而由此大增的大国民族意识和文化信心。 中国的经济已具世界级规模，世界的经济增长已离不开中国。 依据改革政治家的构想，中国国力的增长不但会提升民族自豪还会增进中华文化与西方文明的融合。不幸的是，改革政治家的预想，目前看来，好像暂时落空。 西方部分政客和文化精英对中国崛起担心害怕，不时煽起的“中国威胁论”使中国的青年感到西方的敌意，其结果当然是反西方反美国情绪， 这种对西方的敌意然后又由于另外两个因素成倍地加强放大。 第一个因素是西方的藏独主义。 两年前藏独主义者和西方媒体利用北京奥运来临之际对中国疯狂攻击，他们反理性，反历史，反现实的卑劣做法使不少中国人，包括不少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大感失望。 第二个使中国民族主义偏离正常轨迹的因素是近几年冒头的极左思潮，由于反对“市场经济，”这种思潮把西方资本主义当成自然天敌，把中国在数十年前被西方封锁时期的硬汉思维和硬汉做法当作目前外交政策的样本，主张用以牙还牙和战争手段来建立国势国威，尽早解决台湾问题并准备与美国在亚洲一见高下。

明泉的外交政策思路当然是上述各种因素综合的产物。 与极左思维不同的是，作者还好并没有大力宣扬武力，主张武力解放台湾或着手准备与越南印度日本美国的军事战争。与极左思维相通之处，作者厌恶老邓或维新派的“韬光养晦，”因为它招致太多屈辱。 在作者的眼中，西方还是100多年前的西方，还是60多年前的西方，其殖民和侵略性霸权主义心态毫无改变。 老邓为何提出“韬光养晦”，作者的解释异常简单：“加入到西方国家的同盟体系”。 明泉的这种简单做法，可能是因为他不太了解老邓的真实意图，或者是他打算隐瞒读者。 详细说明目前外交政策的背景及动因，是构建新的外交理论的基本要求；不幸的是作者又一次牺牲了写作的客观标准，而急于表明：老邓的外交是对毛的背叛将会导致丧权辱国。

老邓给中国留下的遗训主要是两条：对外，“韬光养晦，绝不出头；”对内，“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要点。”这两条看似针对性不同的遗训其实是同一个硬币的两方面，密切关联相辅相成。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是符合人民与国家的根本利益，二是防极左封建，三是可避免过分的国际斗争心态，并有利于和平统一台湾。“韬光养晦，绝不出头”当然是确保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它借着中国道家两千年所积累的智慧和文化力量劝说党内军内高层：几千年延绵不断的中华文明主要依靠的不是一时一地的争锋斗勇，而是长时间的坚韧不拔和对人类和平繁荣的坚强信念。 当然，当敌人兵临城下甚至已打破国门之时，我们必须奋起保卫家园。 然而，老邓的交代并没有说中国应做好战争准备，其原因是明显的：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针对中国的殖民主义战争可能性已变得很小，威胁人类文明的法西斯军事帝国主义已被打败，美英这些信奉自由主义的帝国不仅是近一百多年来世界文明的主体，而且对赤裸裸奴役别国人民已失去兴趣。 如果过分地强调对敌斗争，一是不能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二是很可能再次引起国内的动乱，血腥的“阶级斗争。” 经历了大饥荒和十年文革浩劫之后，党外党内的有识之士形成了一个共识：对中华民族最大的威胁很多时候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中国如果垮了，那就是被自己打败。”

付明泉对中国目前的外交政策持否定态度，一是可能他没有很好理解“韬光养晦，绝不出头”字诀后面藏着的各种道理，二是他看不到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代国际政治主流，三是因为他的民族主义使他忘了中国内部诸多问题的严重性很多时候远大于国际问题，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是逐步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前提。 当然战争的危险远非完全消失，台湾的地位就是中美间战争的导火索。幸好，尽管美国政府觉得有支持台湾政体的义务但并不支持台湾独立。 苏联倒下之后，美国的极端反共分子大有转移目标到中国之势，幸好，美国的大部分精英和政客并不把红色中国看成是对他们的威胁。 老邓外交方针八字诀的部分作用就是提醒后人尽量不要为美国的极右分子提供口实。

一个理性的爱国主义者应当珍爱和平，在关注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尊严时，懂得在和平时期,社会公平正义是第一要务第一原则。 只有人道和公平正义成了社会的普遍操守，中国才会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 当然，有的西方人对中国会永远带有种族偏见，但这决不是妨碍我们文化自我更新提高的理由。 我们不要把部分西方人士的对华敌意或西方媒体发表的反华言论，误认为是西方整体的看法。每一个社会都具有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政治和的经济利益集团。因为意识形态的争锋或文化的冲突，而把对方看作敌人的时代已快已成为历史； 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冲突，应该通过文明既文化的方法解决。 当人们习惯性或下意思中把美国看作敌人之时，别忘了中国的四代领导人都有不同的亲美言行，别忘了美国在抗日战争中提供的巨大援助。在西方尤其是在欧洲，民族主义，即一个民族的自我崇拜，正已成为一种过时的意识形态，现今它好像只体现在体育赛事和饭碗的争抢当中。

盲动的民族主义有时是因为缺乏对历史和现今的全面了解：知道英勇的抗美援朝，却忽略了党内军内一些高官的反对，忽略了如没有苏联的支持中国不敢出兵应战；知道中国在中印边界战争中大获全胜，却没有细想中国军队为何又马上放弃了收复的疆土；知道中国敢与苏联为珍宝岛干了一仗，却不明白战争不会扩大，因为同为社会主义的双方争夺的只是弹丸之地；知道海洋主权非常重要，却不想知道海洋主权比陆地主权模糊复杂；知道中国核弹技术大有发展，却忘了美国的核战优势仍然巨大；知道战争有时必要并有助树立国势国威，却忘了战争也可带来灾难中断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

结论

概括起来，明泉的大作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严重缺陷：

1． 没有对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和动因作充分的说明；

2． 完全忽略了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就，同时也未探讨削弱政治集权的方法；

3． 讨论外交时，缺乏对目前外交政策形成原因背景的仔细分析；

4． 西方美国成了假想之敌，但几乎没有提供任何理由；

5． 没有看到战争的性质在二战之后发生的巨大变化；

6． 没有用政治经济学，社会文化分析语言展示目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资源 分配，阶级构成，权力结构的成因，面貌与后果。

明泉的语言大致上是文学性的，远离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分析理论的影响。 他的文笔流畅但会使人想起文革时期和当今“乌有之乡”登载一些的大作，气势磅礴却亏欠事实与逻辑。 读者看到的不是对社会和历史的详细说明与分析而是一份情绪宣泄的大作或社会动员的宣言书，通过对社会全方位的声讨以获得全方位的快感或压抑的释放。毋庸置疑，众多的人文学知识分子在纷乱的资本主义时期倍感压抑，在目前的中国，底层的小官僚们比不少博士教授更是神气十倍。然而，一位知识分子一旦决定严肃地批判社会，个人的境遇就应该隐退，科学或对客观的尊重就成了思考的标准。

科学精神是情绪宣泄的反面，迷信宗教浪漫主义的反面甚至是哲学的反面。 尽管古西腊哲学拥有经典形式逻辑和对自然的深刻思考，但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却首先来自英国近代的思想家们：对客观的详细观察和归纳方法的运用取代了抽象的演绎推理。 用罗素的话来说，就是理论和认知世界的范式由倒金字塔形状回到了它的正态。 我们知道马克思理论是科学性思维与人道主义结合的典范，但我们有时忘了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其主旨是高度尊重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物质文明的基础性作用。 如果共产党人必须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他们也应记住马克思对封建主义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记住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之前对资本主义的赞扬：“资本主义在不到一个世纪中所创造的财富超过人类以前所有世纪创造财富的总和。”

我们有时爱引用拿破伦的一句名言：“不要唤醒东方那头睡狮，”但我们好像并未理解这句话的另一半含义：与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比较，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只是一头昏睡的狮子。 鸦片战争开始后数天，马克思在一短文中预言：科学与资本主义将唤醒中国，中国也将会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 这种东西文明的交汇就是我们今天的大局，大道，或“尚书洪范”中所说的“王道”。 我们古代的先哲劝说人们要尊重客观顺应历史的伟大潮流：“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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