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上高中。我们的校长和北京另外几所中学的校长联名发表了声援学生的公开信。六四之后，那位老校长就退居二线了。
我一直和姥姥姥爷住在一起，在北京南城的一个大杂院里。那里算得上是个三教九流聚居之地。隔壁牛子叔接了他爸爸的班在轴承厂当工人，牛子的爱人玉枝在菜市场卖菜。我姥姥很不喜欢牛子和玉枝，说这两口子“人来疯”。沈家老二是开出租车的，在院子里最有钱，进进出出很牛气。谢家老三在北京南站（那时叫永定门火车站）当售票员。他父亲谢爷爷在社科院排版，是我们院子里最有学问的人。
大概从五月下旬开始吧，牛子就把他们家的电视搬到了院子里。当然家家都 有电视，可是大伙儿还是愿意凑到一块看，聊起天来也方便。每天看完电视，大家就把谢爷爷请出来，让他给讲讲严家其院长是怎么说的，还有社科院其他的老先 生们是什么看法。每个人都关心着局势的发展。
那段时间北京城里的治安空前的好。人们好像一夜之间都变得有礼貌了，和善了，顾全大局了。
风云突变也只是两三天的事情。那天深夜我是被枪声吵醒的。我们家住在永定门，六部口的枪声我们听的清清楚楚。
六月六号学校复课，我也回去上学。放学后回到家，看见牛子和玉枝的屋里坐满了人，差不多全院子的人都在。我姥姥也在。姥姥把我 拉到一边，神秘兮兮地说：“老三在火车站救了一个受伤的学生，饿晕在火车站了，用沈家老二的车把人弄回来，给藏在谁谁谁家里了。” 我姥姥说话时的神情活像是藏匿了八路军伤员的妇救会主任。
屋子里的人正在热烈地讨论。那个学生伤的不能说话了，该打听出来他家在哪儿，设法把他送回家去。但是要先给他治治伤，把身体养好。这几天得把他藏好了，别让街道派出所知道。还要凑钱给他买火车票，还有谁来给他做饭等等。玉枝说看见管片民警找人谈话了。几个 老太太马上嘱咐自己家的小子：“就是打死了，你也不能说！”
每个人的脸上都是一副又紧张又兴奋，还掺和着点儿大义凛然的劲头。我突然觉得有些搞笑 – 要是再给每个人系条白手巾，就能演《地道战》了。
那个学生在我们那儿被藏了两三天吧。伤好了一些。 大家给买了新衣服和火车票，还是由沈家老二送到火车站。谢家老三请了一天的假，一直把他送到石家庄。他的家并不在石家庄，比那要远的多。老三虽然不放心，可也不 能再往前送了。
院子里的人一直记挂着那个学生。那学生当然不能寄一封平安家信来，于是等通缉的学生名单和照片出来之后，牛子就又把电视搬出来了。大家天 天关注着看有没有那个学生。看到没有长的相似的，才松了一口气。
关于六四的功过是非，精英们谈论了很多年了。我只愿记住这些平常人们的反应，记住那些最简单的良心和最直接的勇气。他们让我觉得生活美好，让我相信我们的国家总会越来越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