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未来（全八篇）
付明泉
2010年春夏
第一篇 32年来中国特色改革引发的中国社会深度危机
付明泉
从1978年由邓小平引领开始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实行了32年了，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相信此刻的中国需要改革，中国共产党要改革，中国军队要改革，但是对于如何改革，怎么改革是不清晰的，也因此，他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后来又提出了三步走（解决温饱，小康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其实这个依然是个大概的目标，也依然是模糊的，在国内，从晚清帝国开始，封建派，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都争执不下，但是有一个是各方的共识，那就是，国家需要变，社会需要变，制度需要变。在党内，也不是邓小平第一个提出了开放。
如果不是想变，据毛泽东身边护士长回忆，老年的毛泽东也不会在吃了安眠药忽然惊醒，谈到要约总理谈同意美国球队访华的问题，毛泽东也不会支撑大病初愈之体，会见基辛格和尼克松。如果不是想变，周恩来也不会拖着癌症之躯和浮肿的脚还去机场亲自迎接尼克松，也不会有那次周恩来称为“我们的握手跨越了世界遥远的距离，跨越了没有交往的25年”的历史性会见。
晚清末年，梁启超在变法通义中说： “法何以为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他指出环境变化了，如果我们不变化，那么就会有大问题，他又指出： ”夜不秉烛则昧，冬不御裘则寒，渡河而乘陆车者危，易症而尝旧方者死”。
经过了将近了３２年的改革，中国社会到底如何了？如果我们根据中国改革的资料分析，我们发现，中国改革经历了大概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农村改革为主，主要是全面实现邓小平提出的分产到户，个体为主的经济时代，第二阶段是转到城市，以实现厂长承包制为主体的国有经济改革；第三阶段是以股份，外资进入为标志的集体经济的全面瓦解，从而转为个体经济的阶段；第四阶段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改革。我认为，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革算是改革最有效的一个阶段，虽然有些问题，但是还是起到了调动农民积极性的作用，在解决了中国人口吃饭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是从第二个阶段开始的改革，出现了巨大了问题，主要是政治体制的严重滞后，法律的不健全，出现了大量的法律和制度漏洞，步子迈大了，速度过快了，从而引发了一连串严重的社会问题。
首先，原来的工厂有厂长和组织，从建国开始的建立的国有经济制度，使得每个小的社会单位有党组织的监督和管理，而行政和这个党的底层支部之间互相牵制和监督，而厂长的负责制，使得基层组织一下涣散甚至瘫痪，这个本意是要加强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的改革成了各级厂长私有化，个人化，无法无天的处理公有资产打开方面之门。正因为如此，从这个时期开始，国有资产开始大量流失，但是就个体份额来说，还是不够大的，但是全社会多年全体工人创造的国有集体经济开始大量进入个人手里。
第三和第四阶段是完全失败的，这个事情，大建开发区，投资区，建设区，出卖土地，损公肥私，暗地交易，权钱交换开始形成风气。而所有的招商引资，外资入股，股份改造，都成了各级大小官僚敛财的手段，而拥有权力的特权者和子女亲属们开始利用垄断行业的特点和权力拼命敛财，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出现了大量工厂倒闭和关停，而受害者不是领导，厂长，而全部是最底层的工人。
经过后三个阶段的全面失误，政治体制的严重落后，法律体系的漏洞百出，以及中国特色的权力和官僚体制，使得全国暴力拆迁，暴力圈地，毫无民主参与的国有企业改造成为普遍现象。大资本家那种贪婪的，暴力的本性开始全面呈现，毒牛奶，黑心棉，黑砖窑，童工煤矿，跨国走私都是大中企业的行为，而且都有严重的官商勾结，全国政府和社会呈现了全面的腐败。
而特权阶层和官僚大资本家阶层对此解释是“社会改革必然的结果”，“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是不是我们也因此可以说晚清腐败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北洋军阀统治也是社会发展必然结果？文化大革命的被迫害的知识分子等等也都是社会发展必然带来的问题？种种显现都表明，中国社会经过32年的改革，由于一连串的来自高层的政策失误，盲目的政策和错误的执行已经使得中国的社会已经从政治中，经济上，道德体系，社会结构上陷入了全面的深度的危机中。
第二篇 “道德不能在高处”的社会不会是稳定的社会
付明泉
什么是成功？ 古人讲，举头三尺有神灵。古代只要不是极端变态的哪怕平庸的君主都有三怕,一为神灵，一为祖宗，一为民众。北宋神宗皇帝曾训斥进谗言的大臣说，“你让我如此做，还想让我身后进宗庙么？”
温饱而知礼仪，人类和命运搏斗中，必然包含着和贫穷的搏斗。但是人类生活追求绝对不仅仅是温饱，也绝对不是仅仅脱贫，如果是这样，人类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人类的追求，绝对不是纯粹的物质成功和物质无限的享受和所谓的追求本性的享受和本性的释放的物欲层面的享受，这些物欲的追求和享受其实是很基本很原始的，这方面，很多动物其实比人类做的更好，比如雄狮和猎豹。
两晋南北朝时期腐朽的士族用人乳喂猪，为了劝客人酒而杀丫鬟无数，败亡速度之快，也是历史罕见的。
道德，绝对不是虚伪的，也不是虚幻的，更不是海市蜃楼的，道德，永远都是高于一般意义成就的达摩之剑，而一个道德不能在高处的社会，道德不能成为人衡量成功失败的重要标准的社会，一个道德崩塌的社会，一个唯利是图，一个唯达到一般物欲目的和满足就算成功，而一个物欲方面取得成功就被奉为英雄，物欲失败就被贬为狗熊的社会和政权，必定是腐朽的，溃烂的，是不会长久和稳固的。
第三篇 中国将走向何方？--毛（泽东）式的革命和邓（小平）式改革
付明泉
2010年4月
提起毛泽东，黑白两级的评论十分明显。我喜欢历史，我总在想，如果毛泽东早几百年，做一个皇帝，即使不是千古一帝，也一定是一个文韬武略的君主，这点是毫无疑问的。毛泽东在《沁园春 . 雪》中也谈到了他对秦皇汉武唐宋宋祖的评价，如果做为皇帝，毛泽东至少是并列其中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想也很少有人能反对。但是作为一个20世纪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毛泽东的争议就成为了必然。
毛泽东出生于封建社会，就是清帝国的晚期，他后来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觉得这个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但是他不可避免的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人是不能脱离时代的。毛泽东是有帝王思想的，这个是不用怀疑的，也是很正常的，从袁世凯称帝到蒋介石做总裁，没什么那个时代的人没有帝王思想，因为自古就是改朝换代，再次分封大臣，没有什么其他形式。而到了20世纪，尽管美国有总统，法国有共和，但是我们还是无章可循的。这必然使得人们依然去选择古代的祖先模式而不是西方模式。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试图建立一个新的政体的国家，这个是毫无疑问的，这既是历史世界形势使然，也是他们自己相信的主义的必然。但是如果实现这个政体实现理想到现实的实现，如果实现这个政体的理论到实际的可行，确依然是无章可循的，而在这个领导集体中，毛泽东比他的战友洞察的更深，更远，这个也是他的战友们基本都认可的。他的历史地位不是自封的，确实是历史形成的。
毛泽东发动了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这个革命很难从那个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找到，甚至被后来者称为是“十年浩劫”。很多人形容这个革命就是为了破坏中国，就是毛泽东为了当皇帝或者维持独裁，维持自己的大权，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很不客观的，一个人要做一个大的事业，靠龌龊肮脏和狭隘的市井思维是不行的，必须是自己首先觉得自己是在从事一个高尚的伟大的事业。从这点意义上说，毛泽东也不可能仅仅为了以上私利和目的。毛泽东发动这样一个革命，也许是他真的洞察到一些中国当时世人还无法洞察的问题，他谈到的很多问题,如中国如果实现私有化或者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会出现的连锁反应和社会问题, 其实很多是具有预见性的，今天是无可辩驳的证明了。
但是文革确实是不成功的，尽管很多极端崇拜毛泽东的人不允许人们说这点，但是事实就是事实，连毛泽东晚年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我们肯定一个人，不能盲目否定，脱离历史，也绝对不能盲目崇拜，一切都要崇拜的程度，那时疯狂的，歇斯底里的，是不符合历史的客观的辩证法的。毛泽东式的革命也许用邓小平后来形容自己的话更准确些，那就是出发点还是好的，都是好心犯的错误，但是既然是错误，好心坏心造成的伤害是一样的。
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否定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者，作为一个思想家，作为一个战略家的雄才大略，也不能否定毛泽东的绝对清晰的思维和过人的才华。毛泽东喜欢读书，他的渊博来源他的思考方法，他的斗争经验和他的博览群书，这点，没有人可以否定。毛泽东的性格是激情的，他喜欢用横扫，荡涤这样的词汇，他的激情让自己沸腾，也让民众沸腾，这个激情可以是排山倒海的，可以是汹涌澎湃的，也是可以造成巨大的破坏的。
和毛泽东不同，邓小平不是一个浪漫的人物，也不是一个激情式的人物，这依然和他的性格和阅历有关系，他更喜欢风平浪静的，不动声色的完成“大事”，这也是他被批判者说成权谋的原因。和毛泽东相比，邓小平更适合做一个西方的政治家，他的含而不露，韬光养晦，隐忍收放，纵横联合策略用的都是十分得当。
邓小平不爱读书，这点从他的很多讲话和他的很多所谓理论中都能看的出来，他在法国的留学没有学习法语被说成被生活所迫，我觉得不尽合理，实际上那时的赵世炎（后来牺牲）等很多人未必比他的情况更好，但是都在刻苦学习法语。邓小平不喜欢这些，他更喜欢实际的，见效快的，更能接近生活的东西，他对文艺和文学没有兴趣，对过于读书也没有兴趣。读书到底有用与否，对中国那个时代的政治人物有时还真的很难说，古代文人也牢骚说出了“刘（邦）项（羽）原本不读书”的话，其实，说到底，智慧是最有用的，读书和不读书，都是为了增长智慧，所以只有各种途径来了智慧，都是好的，那些读了点书的文人也不必要总是牢骚，因为也许他们是读了书，没有长智慧而已，就如吃了很多高营养物质，而没有真的吸收。
邓小平不爱读书，但是学习能力还是很强的，他更多是从实际生活中学习，这就使得他的理论其实谈不上是理论，不是那种有头有尾的文章，而更像是日常的谈话记录和随行发挥，这也必然使得他的理论似是而非，前后矛盾，这是因为你不能用一贯的，连续的理论的观点来看他的文章，而必须用当时的历史环境，他的处境，他的政治气氛，他的心态等多方面来理解他的思维。
邓小平看不到毛泽东革命的“高瞻远瞩”的效果，他看到的反而是毛式革命引起的满目疮痍，他认准了中国不能贫穷，他觉得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富裕，他认准了老百姓就是要过日子，不能理解这些革命理论的折腾，而这点确实引起了全国的共鸣，也是无可否定的。当然，问题的关键是由于邓小平本身的局限，邓小平本身也无法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提出更好的建设理论，这就必然使得邓小平的改革除了提出开放，分产到户，厂长承包等提高积极性以为，找不到更好的约束和理论力量，就必然使得邓式改革造成诸多的社会问题。
而在政治观点上，邓小平和毛泽东是一致的，因为他们属于一个政党，这也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邓小平政治上跟随毛泽东大半生，让一个政治上的人超越一个跟随大半生的导师级人物，其实是很难的，这和学术不同，这不仅仅要思维超越，更重要的可能要否定自己大半生的历史，这是很难的，也是基本不可能的。
中国官方说，毛泽东使得中国人民站起来，邓小平让中国人民富起来，其实，更可以理解为毛泽东的革命让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试图建立的政权取得了胜利，而毛泽东希望通过二次革命（文化大革命）保持住“政权的革命本色永不变”。但是显然，这次革命，人们支持的不够，认识的不够，这是因为这次革命多少脱离了人民希望胜利后很快幸福稳定的生活的主观愿望，而过于超前和脱离实际，尽管毛泽东的出发点依然是保持长久的均贫富和大多数民众的幸福安康。而邓小平的改革确实让中国民众一下子找到了亲切感，也切实的改变了一些中国民众的几十年毛泽东时代的贫困，但是由于邓小平式改革开始就是急功近利的，就是没有太多办法和策略的，当分产到户，厂长负责等几个程咬金式的板斧施展过后，已经只有“一百年不动摇”和“必须坚持改革不动摇”的口号式目标而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的具体的如何建设真正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建设理论，结果必然只能以“摸着石头过河”而来进行所谓的理论指导。
现在一些人，提起毛泽东，就破口大骂，甚至以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吻来骂毛泽东；似乎从明朝末期就已经开始逐渐落后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古老的中国的贫穷落后都是毛泽东造成的；而有些人，一提起毛泽东，就是无限的崇拜，似乎毛泽东没有任何事情是错误的，没有任何事情是可以批评的，那种崇拜，比文化大革命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很多读者看我写毛泽东，就来信问我是不是喜欢文革时代？ 我不喜欢文革时代，这点我可以确切的说，这并非出于谣传，我父亲曾是一个普通的教师，他听到一些人在批斗一个文教局长，听说这贾局长很有才华，就问，哪个是“贾局长？”，马上有“小将”大怒，你什么人？他都牛鬼蛇神，你还叫贾局长，我父亲说，哦，哪个是贾牛鬼蛇神，马上又有小将大怒，“他是真的牛鬼蛇神，你怎么说是假的？你反对毛主席么？”这只是冰山一角，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时代！当然，我还是相信毛泽东要建立的时代，绝对不是要建立这样一个社会，但是那毕竟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我们赞美毛泽东，是要连他的任何错误一样要赞美么？
毛式革命和邓式改革，都已经成为完成式，今天的中国，会走向何方，依然取决于民众和世界形势，而不取决任何空中楼阁式的纸上谈兵的疯狂激进的毛泽东崇拜者们，不取决于看到西方月亮都比中国圆的民运人士，也不会取决于希望保持剥削压迫保持贫富差距特权等级差距宣传上智下愚的“特权精英阶层”。
第四篇 赵紫阳的下台--邓小平时代无可奈何的落幕
付明泉
2010年4月27日
1989年的秋天，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黯然下台了。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讲话的场景是挺让民众难忘的，他的表情是伤感的，他的语言是真诚的。当然，赵紫阳的下台，并没有在中国社会引起太大反响，因为当时的中国人也都知道，他并不掌权，中国真正的大权在邓小平手中，这点，邓小平也承认了这点，他后来也坦诚自己是第二代领导核心。
中国最高领导者时代的结束往往并非在他们去世或者辞职的时候，正如林彪的出走标志着毛泽东时代的终结，而赵紫阳的下台，实际上也是邓小平时代的结束。1989年夏天，当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运动引领起全国的反对腐败运动的时候，邓小平是愤怒的，这很可能让他想起红卫兵的时代，那对他来说最残酷的政治冬天。邓不喜欢“无法无天的”“激进的”中国青年的“运动”和“闹事”。这不符合邓的政治观。而在文革时代，邓小平对毛泽东发动的，周恩来和很多军方紧跟毛泽东的将领们和政治人物支持的“天下大乱达到大治”的政治运动是没有任何还击之力的，邓小平当时唯一能做的就是检讨检讨再检讨，或者对时局保持沉默。那时的红卫兵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而毛泽东是中国当时不可撼动的领袖，毛泽东的任何一句话，就绝对可以决定任何将军，元帅，还包括中央里的最高级别领导人--很多是毛泽东当年提拔起来的政治委员--的任何政治命运前途。而毛泽东当时给邓小平当时的定义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赵紫阳在民间和海外，都被说成是因为“同情学生运动”而下台的，而在国内官方，则被定义为“犯了分裂党（不是反革命）的错误和犯了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这实际上也可以解读为赵紫阳没有尊重“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党内规则，或说为他和元老或者和邓小平的意见是相左的。
当邓小平面对1989年的学生运动的时候，邓小平和文革时代不同了，邓已经是中国掌权者，而赵紫阳是他1978年后逐渐一手提拔起来到中央总书记最高位置的邓派改革人物，而赵紫阳对开始理性后来激进最后沦为闹剧（这点连当时在场的广场四君子之一的刘晓波博士也承认最后的广场运动更像一个闹剧）的学生运动的支持和所谓同情，显然是不能被邓小平所容忍的。这其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时学生运动的领袖也好，组织者也好，根本不能指挥和统领全体学生，哪怕仅仅是天安门广场上的，更不要说全国的，除了前期，后期根本无法拿出一个统一的意见进行对话。在当时的总理内阁多天的拖延之后，赵紫阳也没有拿出一个应对和解决的最好办法，对话很多天，解决不了，而所有元老和保守派，改革的既得利益者，都害怕这场运动最后造成自己既得利益的损失和对自身的文革一样的冲击，这就造成邓小平作为最高掌舵人，必然要出来全面解决这一问题。
全国人民是同情这一运动的，这点不可辩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如何解决这场运动，如何结束这场运动，而这种乏力和无解决性，这也恰恰因为组织者的无力和总体的基本无组织无计划，这事实也和后来官方定义的“有组织有预谋”是相矛盾的。赵紫阳试图在这场全民支
持同情的反腐败的学生运动中，实现中国走向一个大的政治变革，而非邓小平掌权元老们控制的国家政体，这样一个尝试显然是很难获得成功的。
而赵紫阳的下台，从暂时上解决了内部的矛盾，确也让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最后一个擎天玉柱彻底坍塌，这也标志着邓小平掌舵，胡耀邦，赵紫阳发力的邓小平时代的改革战车失去了进一步前进的动力，实际上，在这场邓式改革中，年轻的改革派胡耀邦和赵紫阳最后都是发现中国改革的关键在于政治改革，而且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但是由于邓小平历史观的问题，即凡是自己参与的运动的都是对的，凡是有损自己历史声誉的运动都是错的历史观，使得邓小平无法做到这点，这就必然造成了赵紫阳胡耀邦和邓小平之间的矛盾。邓的中国特色，实际上是官僚显贵特权政治+资本主义经济方式+中国传统封建特色的社会，这不仅仅是试图建立理想社会主义社会的毛泽东等不能接受的，也是让看到西方资本主义优点的改革派所不能接受的。最后就必然出现，邓小平为代表的元老举起右手横扫坚持真正社会主义社会的所谓毛式“保守派”-----现在“特权精英”阶层等一提毛泽东希望建立的社会就要拿文革举例，实际上，文革只是一个特殊政治运动时期，并非毛泽东时代的全部，也不是毛泽东要建设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状态，毛泽东实际是要建立坚决消灭特权官僚买办资本主义，限制管理约束民族资本主义，实现全民所有照顾大多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利益的社会和政府。----邓小平最后也举起左手横扫提倡进行政治改革，学习资本主义政治的改革派。“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可邓在进行了资本主义式的经济改革后，依然希望保留所谓社会主义上层模式，这必然使得这个模式成为仅有官僚特权精英基础，而失去工农联盟和广大知识分子联盟基础的空中楼阁。 尽管有后来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的并有对他引领的改革的最后的讲话，但从赵紫阳下台，已经是整个邓小平引领的时代--邓小平式的中国特色的改革时代的无可奈何的落幕。
第五篇 每个善良的中国人都有权利和义务参与建设一个光明的中国
付明泉
2010年4月18日
中国官僚之腐朽，非一日两日，中国显贵之贪婪，非一天两天，中国特权之麻木，非一年两年。中国社会的黄，赌，黑，贪，乱，贿已经全面泛滥。缺乏战略高度的，急功近利的缺乏远见的似是而非的所谓黑猫白猫论，摸着石头过河论，开放引资，出卖矿产破坏性开发地下资源的邓小平理论绝对不能指导中国的未来。中国社会的社会道德已经到了千年的底线；中国社会的千年古训已经被发财梦扫荡一空；中华民族的无数传统美德在强大的利益诱惑面前正在逐步丧失；“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腐朽封建社会的现状再次发生。
从毒害婴儿的黑心资本家的毒奶粉【1】，到山西8岁砖窑小童工【2】；从官员集体嫖宿幼女案【3】到山东人大主任公开炸死情妇【4】；从挪用养老金救灾款【5】到直接贪腐上千万的王益案【6】；从司法的妙龄少女跳河被解释为旁边人在做“俯卧撑”【7】到“看守所无端死去青年被解释为他自己“玩躲猫猫”【8】；从邓玉娇刺死来寻欢的官员案【9】到官员公款嫖妓消费【10】；从刚建好大楼的倒塌【11】到煤矿的频频事故【12】； 中国的大官僚买卖资本家因为缺乏监督和游离法律之外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而草菅人命，官商勾结，变形上市，兼并土地中国官场已经呈现了全面的贿赂公行的制度性腐败；而特权阶层对中国民众生命和正义的诉求之麻木已到了极端程度。而主流媒体控制住了全面的舆论，中国一点要求言论自由的呼声，要求正义的声音很快被控制和淹没。
中国是亿万中国人的国家，不是少数特权权贵的国家，中国是亿万中国民众的国家，不是少数资本家的国家，中国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广大爱国学生，广大普通职员的国家，不是少数官僚买办的国家；中国是亿万苍生的国家，不是少数所谓“精英分子”能抓钱的“能人阶层”的国家。中国的土地，中国的森林，中国的矿产，中国的水源，是祖先留给亿万中国人民的，不是留给少数权贵和特权阶层的，中国的婴儿儿童少年是中国的未来，毒害中国少年者，即为中国人民之公敌。
以毒奶粉毒害婴儿，以非法劳役毒害少年，以黄赌财的精神鸦片毒害少年，以无业无前途的劳役毒害青年，以下岗之害毒害中年，以医疗不理毒害老年；以毒食品和无任何自由毒害全体民众，乃为改革32年来社会之状况。
今天的社会，不是毛泽东要建设的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13】，不是孙中山先生要建立的节制资本的三民主义社会【14】，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每个善良的中国人，都有权利和义务改变今日之腐朽，参与建立一个光明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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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鹿毒奶粉案，波及全国婴儿；安徽导致婴儿死亡和大头娃娃的无丝毫营养的奶粉案。
【2】山西煤矿非法工人，有8岁小童工案。
【3】中国贵州习水县官员集体嫖宿幼女案。
【4】山东省济南人大主任段义和在闹市用炸药炸死情妇案。
【5】四川，救灾款挪用案，抗洪抗旱款挪用案。
【6】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贪污1100万案。
【7】贵州瓮安案，一个妙龄少女被富家子弟约出后离奇死亡，被解释女孩自杀，自杀时嫌犯在旁做俯卧撑。
【8】云南青年李乔明新婚没钱，砍树被抓，在看守所受重伤、不治身亡，被说成“玩躲猫猫”自己游戏忽然死亡。
【9】2009年5月10日晚发生于中国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野三关镇的一起宾馆女服务员基于自衛目的，刺死、刺伤镇政府人员的刑事案件。
【10】多起，近年中国官员用公款在中国国内和到西方国家嫖妓案。
【11】多起，近年中国刚建好大桥大楼大坝，学校房舍倒塌案。
【12】多起，近年忽略安全生产和条例，管理和设备陈旧导致的煤矿事故矿工死亡案。
【13】毛泽东选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多篇文章
【14】孙中山 《总理遗训》
第六篇 中国的革命还远远没有结束
付明泉
2010年5月
毛泽东在他发动的文化革命中曾说过：“这样的运动每七八年就要来一次”。被后来的改革精英和右派人物攻击为毛泽东的罪证。实际上，如果你稍微拉近一点看毛泽东和中国的近代史，你就会发现，毛泽东所说的运动更确切的可以解释为在中国的法制不健全情况下，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下，在中国特殊的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中，中国的全民对特权官僚的反贪污反特权的运动是要常抓不懈的。
邓小平在1978年开始了一场改革，他也称呼这为一场革命。但是他改变了一个称呼，而成为改革开放。实际上，这场革命革掉的更多，革掉了所谓的左派和毛泽东的“革命”理论，从经济政治外交上，全方位实现了革命，在经济上，实现亲欧美，亲资本，亲西方。而在政治上，则实现所谓独立自主，而改变毛泽东时代的对穷国的统一战线政策；在治国上，改变了独立自主，而变成招商引资，能租借的绝对不研究，能引入的绝对不自己做的方针，对农村实现分产到户，工厂实行厂长负责，转而是股份改造，最后是外资引入。外交上，实行所谓的韬光养晦和不出头，不发声，不表态的三不政策。经过这样的“革命”措施，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人的自私自利本性极大的促进了个人生产力的发展，但很快，出现了贪污腐化，损公肥私，共为私用，贪赃分钱，工人下岗，农民失地，资本外流。从强占土地到强占民居，从强占工厂到强占幼女，“能人”和“权贵”阶层用无所不能用其极的方式，实现了一场全面的对当年全民资产私有化的占有的式的革命。
毛泽东曾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我们很快就要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阵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花费很大的气力了，但是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花费很大的气力”。而在1966年后，他再次意识到，巩固这个胜利是需要一个接一个的革命来完成，这个革命的核心任务依然是控制任何“新的剥削阶级”和“新的特权阶级”，毛泽东认为，如果出现了这样的阶级，中国将再次进入周而复始的王朝兴衰率。有民主派认为那时应该实现民主，实现军队国家化。这是不现实的，就是今天，这些在国际大环境下，都依然举步维艰，难以实现，更何况在那个国民党刚刚撤退到台湾，依然要反攻大陆，国际欧美国家试图扼杀中国的时期,如何现在那些民主？
也正是如此，毛泽东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即对人民内部实现民主，对敌人实现专政。然而，他很快发现了新的可怕现象，那就是新的利益集团，党内和党外的新的特权阶层，甚至包括他本人。他陷入深深的忧虑和思考，他最后用他全部的晚年试图和这些利益集团一战，这在体制内靠个人权威的战斗，也注定很难取得成功。
然而，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和继续革命理论是有意义的。如果你拉近镜头看中国历史，几乎是一律不变的新兴政权，官僚集团，贪腐无耻到极点，民不聊生起来推翻，从而进入下一个周期律的过程。毛泽东不是没有考虑过民主和宪政，但是他在最初建立的这个体系下，是无法实现这个的，但是深谙历史的毛泽东深刻的预感到中国社会的潜在的巨大问题和贪腐造成的政权兴衰周期率。他采用既然不能时刻清洗，就要定期大洗的方式试图荡涤腐败和特权集团的污泥浊水。
中国的贪腐问题，不论用何种方式解决，如果不能根治，中国的革命就不会结束，这个革命到底如何，以何种方式完成，结果和效果如何，不是任何人可以预计的，也是不以任何群体的私人意志为转移的，但是有一点是完全可以预计的，那就是，中国的革命远远没有结束。
第七篇 面对今日之中国 我们如何能保持沉默
付明泉
2010年4月
国父孙中山说：“世界形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然而，问题的关键是何为顺之，何为逆之，满清帝国的慈禧太后觉得“坚持皇权不动摇，坚持祖宗之法不动摇，坚持特权制度不动摇，坚持国家制度不动摇”是顺应形势，光绪皇帝觉得“世界唯有变化才是不变”才是适应形势。毛泽东觉得“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是顺应形势，而他之后的特权精英觉得“做一个能人，做一个发财的人，做一个不泽手段达到自己目的的人”是顺应形势。
今日之中国，有道德的人，坚持原则的人，良心未泯的人，已经很难发展，已经很难有事业起步的机会。整个官场，商场和全社会就是一个巨大的贿赂网，全民向钱看，美其名曰，“发展才是硬道理”。美其名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那“仅仅发财就是社会主义”么？“仅仅发展就是社会主义么？”，"占领农民的耕地，强拆良民的住房就是社会主义”么？“仅仅招商引资，融资上市就是社会主义”么？
今日中国，不学习西方的先进的科学，先进的政治，先进的经济运作方式，仅仅以开放发财借口，实现对过去已有文明道德的全面摧毁，实现对祖宗几千年水源，矿产，稀有金属的全面“断子绝孙”式开采开发；重新捡起古代任何阶层人都羞愧谈的“发财取之无道”“上智下愚天下白痴贵民贱民”的腐朽理论；用近视的发财功利行动取代了考虑长远的兴修水利功在千秋修建“红旗渠”一样的事业。
中国，是10几亿中国人的国家，不仅仅是一些元老的国家，不仅仅是官吏的国家，不仅仅是特权显贵的国家，不仅仅是精英的国家，不是任何核心和政党的国家。中国的国土资源，矿产资源，水源资源，电力资源，森林资源属于全体民众，不属于少数特权权贵。伟大的中华民族，从来都是英雄辈出的国家，面对今日危难的中国，我们如何能保持沉默。
第八篇 中国未来的三条道路
付明泉
2010年4月16日
中国的现实和未来实际上有三条道路，正被很多人鼓吹实行和选择着。其一是回归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道路；其二是走有特色的有特权的官僚特权资本控制的半封建半极权的垄断资本主义道路，其三就是建立以宪法为最高准则的大多数民众拥有民有民治民生民权民主的资本主义道路。
有人一提起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道路，马上想到提心吊胆的和所谓乱折腾的革命穷日子，但是其实忽略了一个观点就是革命的对象到底是谁？而今天的发财到底是谁的的问题。这也是人们对毛泽东时代的极端偏激的看法模糊的原因。如果你历史的来看待，文化革命的时代，那也只是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特殊运动时期，那个时期既不会永存，也绝非会永远如此。最终社会主义和毛泽东要建设的理想社会依然是一个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威权控制之下，实现对大官僚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消灭; 对民族资本和私人企业，在与外国资本竞争时进行国家力量上的法律法规下的给与有效保护扶持，对内，则对他们实现一定的限制和控制，防止他们违反法律，防止他们形成垄断，防止他们制造假货，防止他们贿赂政府官员和过度剥削民众；而全面实现民众所有的企业和经济的大发展，并对社会弱者进行必要的基本的救助和扶持，使得大多数守法民众有基本的发言权，生存权，居住权，教育权，就业权和发展权。
而第三条道路，被当今的特权阶层宣称如果实现--即是西化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则会天下大乱，特权显贵说这会是资本主义的全面泛滥和无政府的封建割据。这些说法是很牵强和想象主义的东西和对未走出国门的民众的极端的错误引导思潮。是特权显贵和“精英阶层”改革32年来“既得利益集团”为自己的独断专行和享受特权并游离宪法之外找借口。事实上，资本主义有很多优秀的东西，所谓的改革开放当初鼓舞民众的，不是也是宣扬的也是学习这些资本主义的依法治国，发展贸易，有中产阶级和贫苦阶层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的优秀东西么？
中国未来的道路，走哪一条，不取决于民主运动人士的主观意愿，不取决于高官精英和特权显贵的意愿，也不取决于笔杆子和枪杆子，中国最终的道路，将依然取决于中国最广大民众的意愿和他们对形势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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