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前后的邓小平

　　彻底否定毛泽东的理由，不该是传说中玩弄了多少女人，不该是杨开慧还在监狱，没办理离婚，就与贺子珍重婚的史实，而是以残暴的手段，以封建礼教统治自己的国民，全方位以不切实际的标准要求国民，以空洞的口号迷惑民族，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评价毛泽东的关键在于，他信仰共产主义还是崇拜封建专制？数次路线斗争是为了主义还是为了个人权利？他使中国进步还是倒退？前三十年成就中，他是动力还是绊脚石？简单两点就可以否定毛泽东，为了个人权利不惜牺牲民族利益，逆社会潮流让中国倒退到封建专制。简单地概括毛泽东，那就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邓小平正好相反，一生走过，为人低调，做事很多，却落了诸多不是。
　　基层百姓最瞧不起的，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承诺“永不翻案”，结果很快就出尔反尔。中国官场权术传统影响，共产党体制缺陷以及斯大林党内残酷斗争示范，中共中层以上官员或多或少都与权术脱不了干系。邓小平也不例外，也说过很多违心的话，也向邪恶势力做过某些妥协，因此邓小平在复出以后做了什么，成为评价他的关键。邓小平复出后，初步解放思想，平反冤假错案，让共产党回归人性化，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废除干部终身制，改善了党内斗争以往的残酷气氛，以及他晚年务实的理论体系和不辞辛劳的南巡，为扭转毛泽东培育的封建专制，和平向民主社会过渡奠定了基础，经济发展让老百姓普遍获得了实惠。
　　六四风波不仅加剧了基层民众的误解，还让民运人士把邓小平和毛泽东通统列为专制魔头，连赵紫阳秘书鲍彤先生都认为邓小平和赵紫阳在六四期间是死对头。通过六四前后的蛛丝马迹冷静分析，笔者以为胡耀邦、赵紫阳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左膀右臂，随着二人的先后落马，杨家将的临阵背叛，六四标志着以邓小平为首的民主改革派在党内的溃败。邓小平多次讲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笔者认为那只是为了应付党内既得利益集团以及毛派嫡系。在文革期间，邓小平身受民族愚昧之害，顾忌八九群众运动再次导致社会动荡，再加上民主改革派受到多面围剿，为了保全民主改革派在党内的力量，最终只能向党内反对势力妥协，秦基伟六四上午才代表邓小平看望戒严部队，意味着党内各派达成妥协。
　　众所周知，时任人大委员长的万里，改革开放的代表人物，在美国访问时旗帜鲜明地反对部队戒严，回国取道上海并受到市委书记江泽民的迎接，二人交换意见后万里更改了表态，也对后来邓小平仓促选择江泽民接班有着重大的影响。如果邓小平内心反对民主政治，李鹏和姚依林在当时是“反自由化”先锋，顺理成章应该接班，可是邓小平在八九期间阻止了那一势头，并在党内传达的文件中反复叮嘱二人要支持江泽民工作。六四时新闻报道了军人被害的背景下，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高级将领时强调，“看看我们的人民军队，面对手无寸铁的群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可见邓小平心目中理想的军人形象，以及他向部队宣扬的是非观。
　　六四的血腥始终是邓小平的软肋，无论邓小平是主谋还是妥协，对中华民族来讲，六四都是一场灾难，没有赢家。从六四的格局看，学生临时领导层出现分歧，谁也不知道那次运动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什么，已经没人能够驾驭群众的热情，只要政府不答应学生请求就很难取得善终。换位思考，站在邓小平的位置，既然已经在党内妥协，笔者的智慧真想不到更好办法，如何确保时局稳定。如果邓小平不妥协，或者民主改革派全军覆没，或者中共出现大分裂，中国也只能以更加血腥收场。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一直致力于淡化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为中国顺利进入民主政治铺垫气氛，六四妥协的深意也在于此。当时北京的大街上人满为患，如果不是邓小平的智慧和爱民，换任何其他人坐镇，都很难以最小代价，驱散狂热民众，重新回归国家安定局面。
　　六四给人的感觉是恐怖， 6月20日的北京，公共汽车上听不到言语，没有欢笑，上车就有座。根据社会调查分析判断，六四大致轮廓如下，部队刻意虚张声势，甚至动用坦克，营造恐怖氛围，只求驱散群众。六四只有小股部队在西长安街动武，向天开枪为主，枪声不断，但还是伤害了少许群众；东长安街的部队，高喊口号营造气势，缓慢向天安门推进；不知什么原因城南的部队被群众冲散，个别军人被愤怒的群众伤害；城北的部队被群众温和地阻止在马甸桥以北；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群众，在刘晓波等劝说下，主动撤离了广场。西长安街小股部队打过去后，群众又重新聚集，出现了烧军车现象，次日上午马甸桥也出现类似情况，一些部队在旁边对烧军车现象没有进行干预制止。
　　不少舆论批评邓小平垂帘听政，认为他跟毛泽东一样，是迷恋权利的恶魔，八九前后在中共高层可以呼风唤雨，是老年政治的根本。邓小平在六四后宣布退休时曾经说过，“我一直想找个合适的机会退下来，可是现在看来这个机会等不到了，所以这次无论如何要退休”，“现在看来顾问委员会积极作用不大，建议下届中央全会时取消”，从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对老年政治的强烈不满。先是倡导组建顾问委员会，八九又给中顾委拆台，可见邓小平在抵制中国老年政治过程中所做的贡献。六四后邓小平为了保存党内民主改革派力量，维护改革开放的旗帜，积极抢占“第二代领导人”高地，而且忍辱负重，掩盖了六四期间的真相，默默承担了民族对他的误解，强烈显示出他对中国稳定向民主社会过度的愿望。
　　六四以后，政府虽然打着邓小平理论、改革开放的旗帜，实际上政府基本被杨家将左右，甚至江泽民与杨尚昆一起看演出时，还要咨询他是否有必要站起来谢礼。国家一直笼罩在极左思潮之中，舆论媒体的重心放到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上，经济政策左右摇摆。六四时有势力建议要开除赵紫阳党籍，遭到邓小平强烈反对，“1984年至1988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赵紫阳的问题，应该交由后代去评价”。胡耀邦刚下台时，党内有股势力主张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同样遭受到邓小平的强烈反对。六四后邓小平曾经说过，“欢迎海外的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祖国经济建设”，甚至包括六四期间逃离出去的民运人士，可见在邓小平的骨子里，从来没有把民运分子当成自己的敌人。
　　南巡讲话，是邓小平在政治上的强出头，与毛泽东文革时的强出头有着本质的区别，邓小平纯粹是为了路线之争，为了纠正党内极左思潮，在没有血腥的前提下，回归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从人民日报初期拒绝报道邓小平南巡，直至中共政治局常委迟缓的认可，可见邓小平在八九时期的官场失败。南巡精髓就是“三个有利于”，反对做事情姓资姓社的争论，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这些理论与他早期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反映出邓小平内心世界对民主社会的向往。可是打掉杨家将后，党内民主改革派力量依旧受到既得利益集团和毛派嫡系的束缚，所以只能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模糊政策，暂时只求把蛋糕做大，等待民族素质提高以推动民主进程。
　　中国历史从来模糊，几乎一直被政客把持，被后人根据需要肆意解读，近代史和中共党史也是如此。历史的模糊以及是非评判标准的缺失，让官员从不计较荣辱，难说今天的清廉是否会在未来断送子孙的幸福，因此透明地记载历史事件是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邓小平的坦荡胸怀，三起三落，只做人民的儿子，充分地体现在实践之中，在中国高官中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理应成为民族之魂。如何评价邓小平，完全可以成为民族选择高官的标准，恶性两极分化不是邓小平的本意，是既得利益集团在毛泽东精心培植的体制下变本加厉的结果。民族期待中华后有更多来者，少些权术表现，发展不再模糊，继续和平推动民主政治，让中国早日走进世界文明之列。

庄民
2010年5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