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中国贪腐论
付明泉
2010年4月10日
中国之腐，非一日矣。 源则政令多出、百弊丛生、行言甚远、帮派林立；流则污浊不堪，愚氓怠慢。近之跑官卖官、贪污结私、贿赂公行、草菅人命、贪腐享乐，皆已昭然于官场；而公行于世间。 而书生则以言语措辞冒犯即被问罪，被加之重刑，而发出之文辞为避嫌而隐晦之字，已费于理解过于千年文字控制之厉，此防民之口已甚于防川。而于会议之上，高官满座，权贵集结，豪言万语，空话连篇。今日掌上雷动，明日权贵贪腐如常。明泉曰：呜呼，我堂堂华夏，文明千年，英雄辈出，才子林立，如梁公言：“立乎今日，以指畴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烜赫！”奈何有今日天下之贪腐，亵渎我民众，侮辱我祖先？ 奈何有今日权贵，使得我堂堂古国，民间千年道德尽废，而诱使民众区区只为追逐铜钱者乎，此与牛与马与奴与隶何别焉？奈何我堂堂大国，文武兼备，却汗流而俯首仅仰他国之鼻息乎？
明泉曰： “今日中国之腐，危害非仅在民众之生活，而在民众之生存也；今日中国之腐，危害非仅在中华之矿产，而在摧毁中华之文明也；今日中国之腐，危害非仅限于当代，而乃祸及我中华子孙也；今日中国之腐，危害非仅在亲属私情利益之庇，而在于动摇中国之司法公正也，今日中国之腐，危害非仅限于成人之体，而在于未来之中国少年以至千秋万代之安康也。”
今日也，中国之危机，如我国民，视而不见，听而不入，察而不思，处危局而袖手，临苦难而营私，达险境而旁观，何以负得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祖先之训诫也。
而中国之兴，绝非仅官员之兴，中国之富，绝非仅特权之富，中国之能，绝非少数能人之能，中国之福，绝非仅贵族之福，而中国之丽，绝非仅楼宇之丽，中国之儒，也绝非大儒之儒，中国乃大邦，唯有天下苍生之安，方为真安，唯有天下民众之康，方为真康，唯有天下庶民之均，方为真均，唯有天下百姓之宁，方为真宁。唯有真安，唯有真康，唯有真均，唯有真宁，中国始为真正之强，真实之强，真实之能，真实之贵。才有如任公百年前所言之震撼，为“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第二篇 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吃喝嫖赌抽的物欲社会么？
付明泉
2010年4月14日
人类发展了几千年，人类到底要建成一个什么样的理想社会，是一个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正义，公平，平等，博爱这些看似简单的词汇，实现起来确是万分艰难的。 在风雨交加的被役使去修长城的900个看起来太微不足道的最底层的民工，却以一个震烁千古也无限发人深思的口号开始了埋葬梦想千秋万世的大秦帝国运动，那就是陈胜吴广开始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当任志强说出了“青年人要以买到好房作为人生的崇高理想”时，我们不能想像，如果按照这个崇高理想，这还是那朝气蓬勃，活力无限的中国青年么？这还是那些具有五四精神的反抗落后压迫的中国青年么？这还是梁启超所颂扬的“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的中国青年么？这还是毛泽东在莫斯科说出的“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就像早晨89点钟的太阳”的中国青年么？
第一个从哈佛经理学院毕业的唐庆华先生曾说过“人类与命运的搏斗中，必然包含着与贫穷的搏斗”。我一直相信这点，但是另一个问题是：“人类与命运搏斗的全部含义是不是就是仅仅和贫穷的搏斗？”人类的全部生命和崇高的追求是不是就是发财梦的实现？人类的全部享乐是不是就是物质的全面“高规格”的享受？
人类文明社会有据可证的有几千年的历史，这几千年中，人类的个体生命的长度很长历史时期以来没有大的增加，但是人类生命的宽度和充实度却有大的增加；人类的物质享受的改变并没有增加人类的寿命，人类纯粹物质的享乐是比古代更好了还是更差了，依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是一个显然的问题是，人类的科学更进步了，人类的发明的东西更多了，人类享受的更丰富了，但是人类有这些就够了么？这些就是人类的全部追求么？
显然这是不够的，不然，人类就无法区别于动物界，人类从有文明记载起，就开始了孜孜不倦的精神追求和思想追求，从三大宗教到无数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都从人类的更高层次和更大意义上寻求人类生活的更广泛“更有意义”的价值。任何社会，任何阶层，人们曾形成的一个普遍的共识就是“人类需要精神世界的充实，人的最高价值依然是精神丰碑而非纯粹的物质享受”。爱因斯坦说：“艺术，科学和宗教是一个树的三个分支”。他又说，“我们人类对自己知之甚少，就如一条鱼，对其终生畅游的水有知道多少呢？”
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一直到凯恩斯，他们都在探讨经济学意义上的人类的发展和创造规律。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合适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卡尔马克思认定自己找到了真理，那就是共产主义的社会结构。他认定这是一个最能为人类谋福利的事业，他曾形容这个事业时豪迈的说:"如果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能为人类谋福利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她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一切人而牺牲，到那时候，我们能得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的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属于亿万人民，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将洒下热泪”。
当然，蒋介石先生不这样认为，他从苏联回来，坚定的认为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好的，但是实现的状态并不理想。出于各种私利和历史原因，他把共产主义描绘成了“青面獠牙，共产共妻”，这让很多拥有豪宅绸缎金条，拥有三妻四妾的大地主大资本家们很是恐慌，他们似乎已经看到那些“翻身”的穷人正冲进来，夺走他们的妻妾，拿走他们的金银绸缎，占有他们的房屋。当然，如果让他们看看今天的中国，他们不但不害怕，也许还能弄个官员当当。
据说，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也说出了“如果你个人大权在握，那你就不仅仅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而是进入共产主义了”。体现了他对共产主义实现的困惑和思考。而他所形容的共产主义，显然依然是物质至上的，特权专制的唯我独尊的所谓个人“共产主义”。
然而，改革32年来，中国社会呈现出了“发财就是真理”，“物质利益至上”和全面的“拜金主义”。能人主义，显贵至尊，有钱有本事的人类还为进化的远古时代就有的不高的物欲追求成了“盛世价值”。脆弱的道德鼓动和宣传抵挡不住物质享受和疯狂的物质膜拜。人类的精神世界开始转向了“发财就是真理”的“发财就是能人”，“有权就是高人”，“不论过程，成了就是英雄”价值观。整个社会出现的攀比和状态已经使得很多人理解共产主义就是有吃，有喝，有情人，有赌，有抽的社会状态。
如果这就是我们苦心实行的主义，那么在几百几千年前我们就已经实现了，如果共产主义真的就是高级的吃喝嫖赌抽的而不是人类的道德空前高尚奉献的社会，那么这样的社会，还是最好不要实现。
第三篇 中国当代最凶恶的“特权”资本主义
----林肯和毛泽东都痛恨的资本主义
付明泉
2010年4月2日
上个世纪30年代，到达延安的美国记者斯诺形容他见到毛泽东的印象时说，“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林肯，被美国民众认为是捍卫了美国统一和民主国家的总统。1863年11月19日，美国时任总统 亚伯拉罕·林肯在南北战争的决定性的葛底斯堡战役后发表了他的著名演说，他最后说：“我们要从这些光荣的死者身上吸取更多的献身精神，来完成他们已经完全彻底为之献身的事业；我们要在这里下定最大的决心，不让这些死者白白牺牲；我们要使国家在上帝福佑下自由的新生，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 林肯要维护的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府，但是希望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讲话中说，“我们要发展公营经济，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人民给我们帮助的重要性。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一九四○年的九万担，一九四一年的二十万担，一九四二年的十六万担，保证了军队和工作人员的食粮。” 他又说： “但是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这就是对人民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盐业和商业，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和办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他说:"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这是国民党的思想，我们决不能承袭。我们一时候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但是我们立即动手建设了公营经济。" 他在《为人民服务》的讲演中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在1949年6月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讲演中，他说：“一九四九年的七月一日这一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二十八年了。像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年青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不承认这一条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没有读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刚才进党的青年同志们，也许还不懂得这一条真理。他们必须懂得这一条真理，才有正确的宇宙观。他们必须懂得，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 对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是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
林肯和毛泽东要建设的国家是不同的，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也是和目前的中国的特权资本家阶层不同的，那就是，他们都要建立一个为了大多数民众的国家。林肯概括为“民有民治民享”； 而毛泽东提出的是“为人民服务”。 他们一个共同点都是要反对寡头不要民生的大资本家和资本特权的绝对垄断。
中国当代的资本主义，是毛泽东要建设社会主义所反对的走资派建设资本主义，也正是林肯所反对的寡头不顾民生的资本主义。正如我在我的另一篇文章《论毛泽东曾给出的精辟的定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阐述的“毛泽东在60年代已经预见到这个‘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要推行的资本主义，将不是一定程度照顾发展国民的资本主义，不能尚给能让民众有一定民生的资本主义，不是还能让民众拥有一定民权的资本主义。这个资本主义，会是寡头的资本主义，垄断的资本主义,权贵的资本主义，特权的资本主义，是官僚的资本主义，是特权下特色的资本主义。这个资本主义，说穿了，是权力控制下的特殊的资本主义，是比封建主义更残酷，对民众剥削更严酷的资本主义。中国民众不但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真正的民主，民权，民选，民治，和那种天赋人权的思维，相反，中国民众得到的，只是可怜巴巴的垄断特权赐予的“目的功利的‘毫无廉耻的’‘没有任何标准和道德的’‘利用权力盘剥和奴役‘民众的‘欺骗的垄断的嗜血的暴力的’所谓“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制度。”
改革32年来，中国当代的权贵阶层以发展经济为招牌，以学习西方，打开国门，发财致富为诱饵，以“反对毛泽东的所谓‘贫穷社会主义’为借口，实际上既丢掉了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建设大同社会，消灭剥削阶级的社会理想，也丢弃了资本主义国家中所捍卫的“民有民治民享”思想， 他们利用自己独特的权力，使得自己不需要法律约束和并游离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道德体系之外，换句话说，他们利用中国式权力丢掉了毛泽东试图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和捍卫社会主义道德，也丢弃了林肯等一直在捍卫的民生资本主义的法治社会和资本主义道德。剩下的，只有特权显贵的特殊权力的占有，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为自己和自己子孙的疯狂发财的掠夺，他们除了私欲贪婪的变换花样的剥削亵渎民众不顾民众死活，就只有了一点“厚脸皮”和可怜的临场发挥的“政治戏剧化”的“精彩”表演。
第四篇 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中国当代的非社会主义也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
付明泉
2010年4月4日
邓小平开始的改革，提出了中国特色这个概念，当然，后面加上了社会主义四个字。显然，这概念的意思是，中国依然要建设社会主义，只是这个社会主义是有特色的，当然不是前苏联特色的，不是马克思当年提出的欧洲特色的，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其实，这并不是个新鲜的词汇，任何主义和思想在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具体执行，肯定是具有特色的，就如美国的资本主义和英国的资本主义从政治，经济，社会形态上肯定是不同的。当然美国人没有提出美国特色的，英国人也没有提出英国特色的，但是毫无疑问，他们都是有特色的。
既然如此，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肯定是有特色的，尽管后来“改革精英派”一方面说，“毛泽东闭关锁国”， 一方面又说“毛泽东照搬苏联模式，和社会主义国家友好”，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既然那么“闭关锁国”，怎么还能照搬苏联呢？应该回到封闭的古代时期才对啊。显然，“改革精英派”本质意思就是，毛泽东没有倒向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没有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改革精英一方面努力告诉我们：“资本主义一点不可怕，其实我们以前过于强调意识形态了，以前我们过于批判资本主义了，我们不该如此，我们应该大胆的发展经济，学习资本主义的东西”。 随着国门打开，中国民众也间接直接看到了西方国家，看到他们天是蓝的，水是绿的，很是和谐啊，于是不觉感慨，中国过去真的搞错了，有些激进的民众更是高呼，“我们这些年上当了，如果我们早学习西方，也许我们早就人人是富翁，各个是中产，中国早步入小康了”。
我们姑且不说毛泽东时代是否有这样的基础去学习西方，是否可能达到西方的发达程度。我们只是说，在改革32年来，我们到底是不是学习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优秀的东西，即“法高于一切”的基本标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道德和规则的维护。这时候，“改革精英”又急忙来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很可怕，如果坚持了资本主义，民众没有活路，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即，不能立法，执法，行政三权分立，不仅不能搞，而且要加上“绝对不走西方的道路”。如果有民主和宪政那样怎么样？精英告诉我们，“中国会乱，百姓会苦，中国完了”。那么什么最好呢？改革派的“政治精英”和权贵告诉我们： 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第二，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说实行什么是社会主义，而是告诫民众，这个社会主义就是不能实现以法高于一切，以及民有，民治，民享，民生的社会形态； 而中国特色则告诉民众，我们要做买卖，要学习西方的有富人，有穷人的社会形态；中国绝不去实行广泛的选举和三权分立，也不实现什么共同富裕，国家政权采用专政的形式，当然，毛泽东时代对专政的说明是：“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对资本阶级的专政”，而目前精英实际实际实行的是“精英特权能人”对广大“愚昧没本事”的中国民众的专政，这样看来，这个中国特色确实是不能丢的，丢掉了，就绝对没有精英特权基层的好处。
这样看来，改革开放32年来，“改革精英派”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是核心强调的是中国特色，我们如果观察当今社会的状态，我们认为，用中国特色的社会，或者中国特色的特权社会，或者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主义社会更准确些。我始终认为，中国社会从经济基础到社会形态，已经无法找到马克思和毛泽东所坚持的社会主义的任何影子。本质上，中国并不怕普遍意义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怕具有资本主义社会大部分共同特点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崇尚西方民主的民主运动人士，中国希望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士，中国广大民众最愤怒的一点在于： 他们“享受”的社会变成中国式特权和垄断式的“精英特权显贵对广大民众专政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社会。
第五篇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论中国当代的社会现状
付明泉
2010年3月31日
一百多年前，号称世界第八，亚洲第一的满清帝国的北洋水师访问日本的时候，清帝国的海军将领看到的是日本儿童在湖畔用石头击打纸船的游戏，而喊叫的就是击沉清海军主力的致远和经远两军舰。中国官员很是吃惊，日本官员急忙说，“中国有句话，叫童言无忌云云”。之后，日本海军和中国海军进行了一场黄海大战，在日本长期蓄谋之下，终于导致中国海军的全军覆灭。
据报道，当问及儿童未来的理想时，中国当代的儿童居然有回答出了“当个贪官”。 而又有儿童的理想是“动手杀几个贪官”。这童言真的无忌么？这童言，带来我们的不仅仅是忧伤和惊讶，不仅仅是汗流浃背，不仅仅是瞠目结舌，而是真实的心灵的震撼。
中国改革32年来，中国社会已经彻底进入了无序无法无道德的境地。中国第一阶层的官僚特权阶层利用手中的权力，塑造了很多能人和强人，这些能人和强人是建立在强大的权力垄断基础上的。而在他们身上，集中了中国各个朝代权贵的特点，换句话说，中国2000多年封建王朝的很多权贵做出的行为他们都已经做到，简要阐述如下： 1. 圈地运动， 无偿或者低价占有耕地进行房地产（类似清朝入关时贵族的跑马圈地）2，官商勾结，大资本家，民营资本家行贿官员达到间接剥削民众和侵占国有资产，（类似明朝江南深入官场的腐败到北洋政府时期的低于垄断经济的军阀政治。 3，司法腐败，法律形同虚设，躲猫猫案（民众死于看守所，被说成躲猫猫），俯卧撑案（女学生被几个官员子弟直接约会出去，跳河，被说成几个女学生自愿跳河，官员子弟在旁边做俯卧撑） 已经做到了孔子提倡的“刑不上大夫”的“社会理想”。 4 官员腐败呈现广泛化，巨额化，直接化，自然化，全局化。贪污数额已经从几万，几十万，到了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贪污方式从招商引资，合资股份，人情礼份到了直接顾问，直接好处费，直接侵吞国家投资或者直接瓜分国有资产的方式。中国出现了万千清朝贪官和珅并存的局面。 5 基本民众的生活没有任何保障状态，食品，药品全面出现问题。典型案例如安徽大头娃娃奶粉（资本家制造的无任何营养的奶粉），河北三鹿毒奶粉，致死性疫苗（山西杀人疫苗导致无数儿童死亡），之后更触目惊心的问题是，奶粉和其他食品的大量有毒，资本家和政府监管能力的全面丧失和间歇性休克。 6 教育产业化，更重要的人才选拔的全面失控。出现了类似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的士族做官的家族联姻控制权力的局面。中国社会出现了权力的变相世袭和权力垄断，有才学者已经逐步无力进入中国的上层政治中心。权力垄断和权力世袭使得社会分配完全掌握在少数特权权贵手中。 7 似是而非的只问目的，不看过程，只考虑生产力，不考虑分配方式，只考虑少数特权者权力控制和世袭，不考虑社会阶层关系的理论占据统治地位，能人理论，聪明人理论，顺民理论，无原则只看结果思潮纷纷出炉，整个社会出现了百花齐放，但是既得利益者的花全面盛开，他们的话语主控局面。 8 为人民服务和照顾弱者的哲学失去社会各级权利者思维中的主控地位，取而代之是在非起跑线上严重权利不对等下的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强者万岁弱者该死原则。社会再现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最腐败没落的而非清明的封建社会的状态。 9 社会两极分化极端严重，而社会舆论和权贵特权阶层不断抛出的强者优秀论，弱者无能论，天生英才论，精英和愚民论，顺民崇拜论，专家万能论，利用权力的不平等和不对等，从思想愚昧广大民众。 10 抛弃资本主义中优秀的合理的成分：如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民主，民生，民权，民治，民有，民诉等思想。而仅仅取“上智下愚论”（说什么发展资本主义就必然有资本家和普通百姓），国有精英论（资本主义也有大量国有资产和掌门人，这些人是精英），科学专家论（动辄就用专家的说法，即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发表所谓似是而非的抽象理论来说服民众），庶民顺从论（孔子那套“人天生就不同，庶民就该服从主人” 的“从德顺”的理论） 11. 在利益至上，权力至上，享受至上基础上，特权显贵阶层引导民众行为非政治化，淡泊民主参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引导民众行为满足化思维娱乐化头脑麻木化，思维钝化并简单“西化”，中国当代社会出现了道德崩溃的现象，以丑为美，沽名钓誉，出风头，争好处，全社会变现出空前浮躁，道德观黑白颠倒。二奶，小三，妓院，风流浪荡，毒品，官商勾结，巨额贪污等西方和封建社会也人人喊打的东西在中国社会呈现了全面被鼓吹和炫耀并泛滥成灾。
第一个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梁启超曾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而我们也不能不怀疑，并提出疑问，不论那个主义是不是人类的真理，但是目前中国的社会方向还是不是还在坚持那个主义建设国家的方向，而特权显贵目前所做的事情还是不是“那个17岁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就提出‘如果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能为人类谋福利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她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一切人而牺牲，我们得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的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属于亿万人民，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的为人类牺牲自我的追求人类大同的高尚的事业。中国曾在20世纪前半夜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的说法，为了警示后人，1949年后被选为国歌的歌词，那么，今天，我们不能不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第六篇 中国官员丑态录---做官如演戏
付明泉
2010年3月15日
一个戏剧，主人公或涕泪滂沱，或凄苦无比的神态让观众为之动容。但是不论多残酷的或是灾难类型的电影戏剧，人们还是知道这是电影和戏剧，是来让人深思，让人欣赏，让人感悟的，还很少有人真的为此当作生活本身，这主要还是因为“艺术来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或者说，“艺术不等同于生活”。
然而可悲的是，在当今的中国，很多官员做官当作了演戏，他们的所谓顺应时代就是把做官从当老爷回归到了把自己当作演员，在他们眼中，民众不是奴仆了，但是变成了观众，他们行为更像表演，而非实际的生活行为。 古代美人有，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那么现在很多官员也可以做到一哭倾人城，再哭倾人国了。美人之哭，让人怜爱，官员之哭，让人动容。为什么动容，是因为他心里系着民众，民众被感动了。但是这个哭，一定是和人民群众真正的心连心，是观其境，发于心的感伤，在“男儿有泪不轻弹”的强忍之下依然“忍无可忍”的落泪，只有这样的泪水，才能让民众感动。
有人说，你怎么知道官员之哭不是真的如此？ 我不是心理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当然无权定义，更不能到人内心辨别真伪，但是我认为，行动是最好的老师。如果一个人真的因为一件大事，达到如此感伤，他在一个很重要的官位，这事对他触动一定是无比的大，这个大，可以让他赴汤蹈火，让他万死不辞，至少让他念念不忘，愈挫愈勇的去推动改变这个事情，如果没有做到如此，我不得不疑问当初他的哭泣到底是拉拢民心，敷衍场面的类似的表演的需要？
在大会小会上，很多领导慷慨陈词的批评腐败，甚至到了声泪俱下，不要说下属的小贪官老贪官心生恐惧，就连无所事事的官僚主义者也闻而生畏，民众更是欢呼雀跃，然而之后，民众才发现，这是一场戏剧，是一个表演，而民众自己都成了观众，领导的怒，领导的批，领导的伤，原来都是为了这场“表演”的需要。而经过了一段时间，就如一场戏剧和电影，人们逐渐遗忘。真如鲁迅所说：“随着时光的流逝来洗涤旧迹”。场面过了，话也说了，效果也达到了，戏也收场了。
毛泽东在1949年被他称为“就要进京赶考”前的西柏坡的中国共产党七次二中全会上，他说，“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毛泽东把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比作一场精彩的剧目，只是为了说明这个事业的困难和艰险，精彩和辉煌。然而可悲的是，当今的各级官员把自己当作了演员，在各个官位的舞台上尽情的表演，而且不仅仅是表演，还是不入戏的表演。
中国的很多大小官员全神贯注盯着上面的领导的颜色，盯着自己的官位和自身和子孙的利益的得失，他们将此美其名曰为“人性”。 不要说高尚的理想和崇高的追求，不要说“以身作则”，以及认识到中国官员在中国民众中的的巨大的榜样力量，他们甚至忘记了一个技工要以做好本职技术为第一要义，一个学生要以学习为第一要义，一个教授要以讲课和研究为第一要义，一个医生要以技术精湛救死扶伤为第一要义，而做官要以为公众服务为第一要义的基本社会责任。德国哲学家康德说，“人的行动源于内心的真正的道德准则”。而中国的很多大小官员，他们的内心准则既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或者履行自己的公众服务责任，而是“能占就占，能贪就贪，能骗就骗，能升必升”的以“做官造福自己和自己后代”的买官，卖官，跑官的哲学。
有了这样一套为官哲学，内心的准则和行动需要不一致的情况下，表演就成了这些官员们的最好的法宝和护身符。正如舞台的演员，他们时而微笑，时而哭泣，时而怒斥，时而温柔，但是都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让民众动容，让民众感伤，让民众鼓掌，让民众继续他们以前的毫无改变的生活。
我有时想不出，如果毛泽东一直泪水涟涟，如果周恩来总是勃然大怒，如果老一代将帅，各级将领各个面对对方的军团都是如同演员一样去表演，这是否能带领中国民众战胜那么险恶的敌人？如果民众发现自己跟随的这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和一切官员，都是在和自己演戏，他们会是如何的沮丧，压抑，震惊和愤怒。
民众的生活不是演戏，正如《红与黑》的开篇说的“现实，残酷的真实”。
第七篇 理想和利益的较量----张春桥和邓小平
付明泉
2010年3月10日
邓小平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是到了1997年，总设计师去世了，一个完成的大楼的总设计师去世了，依然可以巍然屹立，但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去世了，改革的事业还没有完成，就有些危机了，就如一个大楼设计了一部分，现在设计师没了，那么谁继续设计？如何设计？原来总设计师想如何设计，就成了一个永恒的难题。人已去，楼已空，现在唯一能看到的是几本固定的文选，似乎无法解决残酷真实变化的现实问题。
邓小平开了个盒子，这个盒子就是改革开放，改革永远都是让人欢欣鼓舞的，美国前总统肯尼迪也曾说过，唯一不变化的只有变化本身。世界是不是进步和变化的更好，不同的人还是有些争论，但是变化是大家一致公认的。变化不是坏事，但是关键是如何变化，怎么变化，变化的目的是什么。开放也是好词，至少在汉语中是积极词汇，不是个消极词汇，难道保守，固执就好么？但是关键的问题是，这个开放是如何开放，开放的目的是什么？开放的结果是什么？开放的受益者是谁？
被中国文学家郭沫若评价为“狗头军师张”的张春桥是一个被人遗忘的人物，他恶贯满盈，他害人害己，他落井下石，他野心害人，总之，这个狗头军师张看来是永世不得翻身了，甚至喧闹的当今社会大部分青年一代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么个人。自然，张春桥和邓小平是无法比了，按后来邓掌权后“正统”媒介的宣扬，“邓有军功，有革命的正牌背景，有过人的心胸，远大的气魄，开放的能力，美国访问的气概”，最主要的是，让全国人民都改革开放，步入小康了。
然而，当你看看今天的中国腐朽的特权阶层和在大小会议上高谈阔论的民族和官僚大资本家们，你真的不由自主的想看看那个一直反对邓小平的文人政客张春桥的文章。这个曾在上海执政发展经济的管理者，这个一直跟随毛泽东并发展了他的后期理论的文人，这个后来做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政治领导人，并非人们后来说的那样不堪和恶毒。
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文章开始的张春桥被毛泽东高度注意，在后来他被调到中央工作，张春桥一直发展和实践毛泽东提出的反资产阶级复辟，反对官僚特权阶级的理论。后来一些人胡诌张春桥的任何文章都是为了讨好毛泽东，如果这样说，今天的官僚的一切提案意见所谓发言是不是一点没有实在，都是讨好高层呢？这样说，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实际上，张春桥的世界观，价值观，理论见解就是如此的，是和毛泽东的晚年思想很接近的。所以也有史学家承认，张春桥是毛晚年除了毛以为，最能理解毛的思想，并最大程度发展和支持毛的理论和思想。张春桥和邓小平的分歧，从根本上说，是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
邓从本质是对资本主义有很大好感的，这点人是忌讳谈的，因为毕竟是个敏感问题，但是确实是不可否定的。尽管邓小平在很多文章中也在阐述社会主义，阐述中国特色，但是他本质是倾向资本主义的，这倒不是为了其他，是邓小平实用主义的哲学观和世界观造成的。他的中心思想，就是解决问题就是好主义，达到目的就是好办法。这个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关键的问题是，这个解决问题是不是解决了长期问题，这个达到目的是不是实现了根本目的，从小平的历史和他的行动来看，他看问题，更是见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他有短期目标，但是缺少长期考虑和中期计划。他对自己也诠释的无比清楚，那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而张春桥和毛一样，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对毛的理论和社会主义是相信的，甚至是迷信的，他的一切想法，是如何解决在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上遇到问题，如何能从根本上达到那个遥远的目标，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他和毛泽东一样，不认为小平的资本主义建设方式可以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和毛泽东一样，他始终不相信物质充足，人自然就会变的高尚，富裕后一切都好办的哲学。
在如何建设一个国家上，张春桥的思维方式也是和邓小平也是不同的，邓小平的方式是摸着石头过河，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式。但张春桥不同，他和毛泽东一样，是希望从战略的角度，防微杜渐的消除一切处于萌芽状态和星星之火状态的不稳定因素，以实现长期的稳定和平衡。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后，在北京见到毛泽东的时候，带着脏话表达了他对美国的无限仰慕和发达的欣赏，遭到了毛的鄙视。康德曾评论人做事情之所以看起来行动和语言不一致，根源还是内心追崇的标准，如果内心追崇和欣赏另外的道德标准和准则，不论他说什么，他必然会按着内心的追捧去行动。邓小平和张春桥的行动十分得以证明康德这个理论。
现在的中国特权阶级和官僚资本家，不论如何表演和演说，从骨子里是崇拜西方发达国家的，他们觉得西方的一切都好，除了中国特权这点不学习，其他都从骨子里仰赖西方，见到西方人物就如小学见到班主任，生怕一个发型一个衣褶没有弄好，被人嘲笑。对西方的承认和夸奖感恩戴德，对西方的训斥和指责非常难过，沮丧和恐惧。这样一种外国月亮比中国圆，亮还带着香味的心态如何能让自己真的站直腰杆呢？这样一个内心真正的准则如何能不使得自己的行动在洋人面前外强中干呢？
在英国紫石英号炮击中国解放军的时候，毛泽东说，我们怒斥战争贩子丘吉尔的狂妄声明。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也说，什么联合舰队，是要控制我们么？这样的话，今天的官僚特权阶层和中国大资本家阶层是无法说出了，这倒不是口气的问题，是骨子里的问题，是利益问题，而不是报纸杂志粉饰的韬光养晦和策略之计。
邓小平曾说，我们力量不如对方，所以韬光养晦。更有人拼命发展这套理论。这话听起来耳熟，仔细想想，听着和晚清末年说的洋人船坚炮厉，再战必亡十分相似。然而，就是靠这小米加步枪，中国人依然坚强的横扫晚清末年100多年的耻辱，也依然我们进入了联合国。
和毛泽东曾批判“唯生产力论”一样，在张春桥看来，那种单纯发展生产，单纯富裕，并不能让中国人腰杆挺直，也不能实现真正精神和物质双重意义上的国家富强和人民当家做主，反而走向反面，甚至培养出更多的对外软弱无骨的权贵和对内嗜血的腐朽特权阶层和一贫如洗麻木不仁的落后民众。而邓小平的理论的核心观点，“依然是发展起经济一切都好办，我们会腰杆就硬，人民就富，一切都可以了”。所以才有稳定压倒一切，闷声发大财，一百年不动摇的政策和理论。这个单纯发展经济，认为富裕了就富强，富强就强大的观点显然是十分偏颇的。宋代是个典型的例子，经济发展的很好，但是依然抵挡不住经济落后具有强大进取和征服能力的落后的女真和蒙古民族的进攻。而又如同个人，历史上那种豪门大户，富裕无比，柔弱无骨，毫无人格的非君子也依然不少。所以古人也从来没有认为只要经济富裕的人就会自然义士，就是君子，所有才有那么多对人的人格要求的古经。如果仅仅富裕就一切都解决了，古代圣贤书和三大宗教应该全部是发展经济和理财的经文了。
邓小平不能为改革开放造成的高房价，高特权，腐败阶层和大资本家的嗜血如命的一切错误买单，那么同样，我们也不能要求张春桥为文化革命的造成的一切错误和罪责买单。而从今天的眼光来看，那些左派人物和政治家有一点是比右翼权贵们干净的，那就是，他们除了一些中国式的特权来推行他们的思想，但是他们并没有用中国式特权为谋取巨额的中国特色的财富。他们更像一伙清教徒，极力鼓吹和推行自己的理论和思想，但是出发点是目的是为了共同富裕和社会的均贫富。他们的哲学观是“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不论他们是否做到。而今天的特权右翼大资本家和权贵，他们是权钱美色实惠具得，还要用一些理论来误导和贬低戏弄亵渎民众，“买不起房子就别买”，“买不起说明你穷”已经丧失了任何廉耻，利用自己特权控制得到利益后对供养给他们的人的赤裸裸的恐吓和辱骂，就如全国几亿农民一起控制粮食，对他们高呼，买不起粮食别吃一样。也如同一个长大的孩子，对养大他的年迈的父母说，你不能劳动了就不要吃饭一样可笑。他们已经丧失了任何廉耻，和左派的政治家不同，他们的人生准则已经应该是“做一能人，做一个享受的人，做一个欺骗他人达到自己目的的人，做一个发财不管他人死活的人，做一个自己吃饱喝足子孙万代具有财富的人”。
第八篇 达到目的和获得眼前利益就是最好的--邓小平和他的权谋人生
付明泉
2010年3月13日
被毛泽东临终前提名为党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华国锋黯然下台的时候，邓小平等元老们说他的错误是“坚持两个凡是”，也即华国锋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当然，邓小平能复出，显然华国锋没有坚持两个凡是，如果他真坚持了，也就没有后来这段他和邓的交锋，因为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完全是华国锋同意和批准才得以实现的。
这再次彰显了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的权谋的现实的直接的效果。邓小平被西方媒体惊叹，被称为“打不倒的小个子”。而这些打不倒，和“官方”媒体宣传的小平绝对正确正义等无关，本质是邓的实用主义的人生哲学和策略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起源和发展众所周知，是十分艰苦和残酷的，这种艰苦和残酷性不仅仅体现在这个政党起源时周边的国内国际的外部以及敌对的环境，还包括党内的残酷斗争。不论是历史上清洗AB团（认为有特务组织混到党内开展的大量杀戮）还是各种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整风运动，都可能因为一句话，一个政策，一个党内的反对派的得势，上面组织的误判和个人恩怨而被捕被杀。这种组织高于一切，个人服从团体，下级服从上级的团体在貌似和谐的气氛下，等级是森严的，出事是迅速的，矛盾是众多的。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广泛的人脉和实用灵活就显得无比重要。这远远超过所谓的僵化的纪律，古板枯燥的条文和望而生畏的马列理论。而邓小平天生的头脑，出生，后天的学习和锻炼，让他成为一个能适应这样一个组织和环境的高手。他如同功夫很深的打太极拳的老者，又如一个端坐紫金莲的高僧，时而活动，时而静止，时而隐蔽，时而打牌，避过了最大的风浪，直到自己安然掌权。而他到掌权的时候，又对对手绝不手软。
邓小平不像毛泽东那样，总是试图不确定是否真反对他的对手批评-教育-团结的方式，他如大型比赛中场外的教练，当发现哪个队员状态不好，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迅速换人，甚至直接永久淘汰。当然，当他做队员的时候，他会摆出很低的姿态，力求让教练认可他的球艺甚至是可以在目前这场大型比赛中迅速提高的。
在法国的勤工俭学，邓小平除了前后大约总计学习了7个月法语以外基本就是在工厂劳动，这主要是生存的需要，显然他的几个月法语学习显然也不可能取得有什么效果，在这个工厂工作时候，邓就由于倔强和反抗丢掉了工作。邓小平的第一次实用主义的灵活性体现在在1930年左右领导的左右江起义，面对军队的损失巨大甚至全军覆灭，作为负责人的邓小平脱身去上海汇报工作，这也是后来文革期间广泛批评的邓小平的脱离队伍的事件。而从当时的实际敌我力量对比来看，邓小平采用这样的方式，对保护自己无疑是明智之举。邓小平在党内被三次打倒，一次是李维汉打倒的，之后他的第二任妻子金维映也提出离婚，随后金维映改嫁李维汉。这场打击对邓小平来说是巨大的，而邓小平从拘留所放了出来，只是被派到处于前线担任观察员。邓小平在抗日战争和随后的解放战争中，并没有实质的参加战役，但是他的位置是特别的，是当时的军团的政治委员，这个位置类似古代的监军，是对军队起着是否执行党中央路线的监督角色。而显然，邓小平的最大优点是一直支持毛泽东，坚定的执行了上级的路线。邓小平在解放后，和刘少奇一起，先是阻击了当时号称东北王的党内号称最会搞经济的高岗，邓小平专门负责对饶漱石的调查，后来又接替饶漱石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 邓小平与林彪同时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在这之后，邓小平赞同毛泽东的反右斗争，历史记载，“这场运动让全国80万名党员被打成右派，290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在这场运动中，邓小平又和毛泽东站在了一起，并亲自主持和积极推行这场运动”。
当邓小平和刘少奇一起，试图推行自己的政策的时候，毛泽东和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分歧。邓小平被打倒后，他的灵活性再次显示，从目前公开的检讨书看，他很深刻的了解毛泽东抓大警小的方针，他急切的检讨了自己，批判了刘少奇并很快和刘少奇划清了界限。而在文革中，他分析毛泽东很准确，了解到毛泽东的批评-教育-团结和左派革命的思想，试图提拔新的政治委员来取代在毛泽东看来不能继续追随他的，而和他产生巨大分歧的不可靠的老政治委员。邓小平通过反复的检讨和与毛泽东最信任的的中央警卫局的汪东兴保持联系，使得邓小平的检讨一直能源源不断的进入中南海，有时是通过江青转给毛泽东本人的。
毛泽东深知邓小平的某种能力和价值，而一直把邓小平视为可以制衡其他派系的后备人物。毛泽东也一直在思考邓小平是不是真的改变了，理解并能在自己身后执行自己的理论路线。在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发现了以周恩来为首的派系的强大以及和自己的长期不同的理念，于是再次提拔邓小平来制衡周恩来为代表的人物，这也是邓的第二次复出，在指定邓小平主持批判周恩来的会议上，邓小平对周恩来说出了“你和主席只有一步之遥”的话，对周恩来的打击很大，也让毛泽东相信邓小平不会是他死后不执行自己路线的中国的“赫鲁晓夫”。也许一直深知毛泽东的疑问，邓小平在1980年面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提问时候，自己说出了“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的对待毛主席”，也许现实的折射出他和毛泽东的长期心结。
在1976年天安门的45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听取了汇报，最后采用了用工人纠察队大棒驱散第一次出现的他的反对派的方式。而历史惊人的相似，在1989年，邓小平也面临了反对他的反对派，但是他采用了更加暴烈的，形成他一生最不能抹去的污点的采用军队的和重火力的武力方式，这也使得邓小平的之前一切有关民主开明的谈话显得苍白无力。
历史的相似还体现在，60年代的邓小平被毛泽东认定是要发展大官僚资本，特权资本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被打倒，而多年后，等邓小平带领着很多他的追随者走出一条真正的他的路线政策，他不不得不用同样的方式给他的政治对手加上这样的罪名。不论如何，毛泽东后来执行的路线和反对邓的政策是一脉相承的，是不矛盾的，邓小平也是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才被毛泽东同意复出的。但是邓小平对反对派的批判，确实十分矛盾，甚至是十分滑稽的。他先是以资本主义分子的方式判刑了江青和张春桥等人，然后又以资产阶级自由化处理不当等方式批评他的执行者的胡耀邦和赵紫阳。而这些的本质，依然是邓小平实用主义思想的结果，他的思想本来是没有任何体系和原则的，唯一的原则是实用，所以当赞同自己的思想，就是好的，不赞同，就是坏的，他能拿出的也依然是毛泽东的当年批判他的罪名。
在这点上，被邓小平直接提拔的完全赞同小平的总书记赵紫阳是深刻了解的，他看到了小平的所谓全部“理论”就是不论其他，现实的解决问题就行，发财致富就好，于是提出了“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一切都好谈的问题，他深刻的把握了邓小平的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本质是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前提下的实用建设主义，也即胡适早年提出的“少谈主义，多谈些问题”的实用主义。
然而问题就出现在这里，毛泽东比邓小平更深远的看到了仅仅发展经济不能保证中国的长治久安，仅仅发展经济甚至不能保证中国的团结统一，必须有一个均贫富的思想，必须有一个马列的大旗来鼓舞全国人民；而邓小平通过学潮后才发现，毛泽东比他看的还是远些，高谈坚持党的领导，丢掉一切理论的结果是不行的，于是转了个圈后，邓又回到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观点。
邓小平和党内很多领导人不同，比如张春桥，比如赵紫阳，他们是丢掉了一切，也拒绝承认自己当年的所谓“错误”。邓小平的每次复出前和复出后，说的话做的事情都是完全不同的。他第一次被打倒后曾经批判刘少奇，歌颂林彪。第二次复出前批判了林彪的错误，并和毛泽东保证永不翻案（即永远不会说自己被打倒是错误的），第三次复出又和华国锋保证“世世代代高举毛泽东思想”，并密切进言和高举叶剑英，让庸碌的华国锋感觉到自己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代表而邓小平就是帮助自己接班掌权的，从而解放了邓小平，并提高到一个仅次于自己的党内位置。而邓小平也用两个凡是轻易的逼迫了华国锋交权，在处理掉更年轻的华国锋后，邓再次用干部年轻化，将所有文革被打倒的老干部推进了“顾问委员会”去发挥余热，从而为自己选择接班人铺平了道路。在发现两个接班人的急切改革和接班之心后，邓小平再次用实用主义和高效率，解决掉了两个自己选择的改革者和接班人--胡耀邦和赵紫阳。
邓小平隐匿掉了粟裕在淮海战役的巨大功绩，拒绝对自己50年代批判粟裕和反右派问题承担领导加大的主要的责任，他依然说，“那时的反右斗争是正确的，只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对于自己领导的改革开放，当出现问题时候，全部推给了两个自己的忠实执行者，回归到了保守的元老阵营，而用武力的方式解决了一场如果早些处理，本可以避免的流血巨大民主运动，这些都能看出邓的投机的权谋的实用主义的人生哲学。
邓小平的很多“理论”来自他人生和生活经验，在文革中的他本人的韬光养晦，让他躲过多次灾难，他将之推广到国际关系中；他家中子女众多，需要致富，他将之推广到全国的发财致富中，他的坚持做政治委员，在帮监督，不停的活动使得他最后大权在握，让他提出“一百年不动摇”的建设方针，然而，世界是变化的，发展的，运动的，如何能够一百年不动摇？ 这本身也是违背社会发展变化的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的。
只考虑眼前实用解决问题的哲学，在一定时期是有效的，甚至是高效的，但是毕竟是缺乏远见的，是会产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短视，而实用主义，只靠解决问题，不考虑影响和思想一贯性的人和国家，都会让人产生人格，人品和国家信誉的怀疑。
第九篇 历史的惊叹--邓小平和赫鲁晓夫
付明泉
2010年4月10日
有着黑白墓碑的独特的赫鲁晓夫墓成了前苏联的历史。而邓小平也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然而多年后让我们回头看这两个影响世界的政治人物，我们才发现是如此的惊叹。
斯大林死后，在苏共20大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震惊了世界，这个报告，之所以震惊世界，更震撼了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这是因为被奉为“世界的共产主义的领袖，领导苏联卫国战争的统帅”的斯大林一夜之间成了暴君，独裁者。整个阵营骚动了。不论斯大林到底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讲究君子做事情要“光明正大”的文明古国中，赫鲁晓夫的举动是让人鄙视的。当时的邓小平率领中国团参加中途离开，回来后受到了毛泽东等的肯定，之后就开始了中苏交恶，赫鲁晓夫一夜之间撤走了所有苏联专家，中国也开始了勒紧腰带去归还苏联的债务。
赫鲁晓夫全面批判了斯大林，中国对斯大林进行了三七开，即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斯大林到底如何，留给后人研究。但是赫鲁晓夫的举动让西方喝彩一片，而赫鲁晓夫也自认为自己远远超越了斯大林，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真正繁荣。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后，在北京和毛泽东见面的时候，带着脏话表达了对美国的发达的无限崇拜，让毛泽东十分鄙视。毛从人格和作风上真正鄙视这个光头，做秘密报告的政客。毛也拒绝再承认赫鲁晓夫是阵营的领袖。当然，真正的中苏交恶是从赫鲁晓夫要租借中国海港，搞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开始的。从此，毛泽东的中共和苏联的中央开始了谁是社会主义谁是修正主义的全面论战。这也成了毛泽东晚年考虑最多的问题，就是谁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谁会在他身后建立赫鲁晓夫试图建立和所谓改革出的官僚特权贵族阶层，建立出一种貌似自由的特权专政控制民众的崇拜西方的非社会主义非资本主义的不伦不类的社会模式。
赫鲁晓夫对西方本质是恐惧和羡慕的，他的政策外强中干，虎头蛇尾，虚张声势。他搞了古巴导弹危机，在美国当时肯尼迪政府的强硬回击下，悄然灰溜溜的撤退；而柏林墙的建立，更是对西方从道义到形式的全面失败。赫鲁晓夫试图改革，但是最后的结果让苏联经济停顿不前，而他粗鲁的作风，更让世界为之惊讶。而他自己，也一样成了秘密的牺牲品，他在黑海度假，被隐蔽的中央全会悄然以健康为由撤销了一切职务，灰溜溜的交出了全部权力。
邓小平曾被毛泽东批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二号人物（一号是刘少奇），毛泽东更担心的是邓小平等人要建立一个之发展经济，不管其他的，倒向西方的，只变卖资源，兼并土地，照顾少数权贵，而不顾及社会分配形式，只考虑短期利益，而不考虑长远战略的的“修正主义走资路线”。毛泽东更担心他们成了"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而邓小平在1980年重新上台后，也对来访的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出了“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说出了他和毛泽东长期的纠结。
但是邓的确和赫鲁晓夫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走了和前任不同的道路，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他们本质都是对西方充满好感并向往的。但是邓的高明在于他没有做任何秘密报告，而是直接三七开了毛泽东，而且拉着很多老干部一起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我读过多次，我觉得不够客观，这个决议既掩盖了邓小平参与甚至扩大化执行毛泽东的很多政治运动的问题，也缺失了对中国建国以来经济建设若干成就的肯定，片面的孤立的割裂历史的武断的否定了邓小平和很多老干部自己没有参与的政治运动，并否定了他们在其中互相你争我夺的斗争历史，邓小平等人把毛泽东描绘成了一个后期老迈，昏庸，毫无建树，想入非非的人物，而没有客观的，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实事求是的去评价毛泽东在建国后提出的一系列防止国家官僚阶层腐败，防止出现特权阶层，防止腐败和贪污的正确政策。
邓小平提出建设毛泽东思想，而他说的这个思想除了所谓实事求是，所谓理论联系实际，已经丢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统一战线”，“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等一系列长期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而成了和“曲线救国”相似的被称为“韬光养晦”实则投向西方，培养大官僚，大特权阶级的路线。毛泽东重视长远的战略，如兴修水利，发展高科技国防，自力更生搞高科技产品，而邓小平更多倾向招商引资，租赁土地，出口创汇，买入利用的方针。对国际朋友，毛泽东更多强调是搞长期的统一战线，分化瓦解对手，到对手的阵地和国家内部去分化瓦解对手，而邓小平的策略则是韬光养晦，不出头，对国际朋友少支持，闷声发大财的自我中心的短时政策，这种政策必然造成长期的后，对手直逼国门，朋友众叛亲离的局面。
很多改革精英评论毛泽东只会搞军事，不会搞其他，其实，毛泽东是个长远的战略家，如同一个总统帅，他善于利用各个专业人才来进行全面的建设，他的思想长远而有效。但是邓小平实际上是个政客，政治委员，他既不是个军事家，也不是个经济领袖，更不是一个战略高手，他除了对毛泽东执行的他没有理解和参与的运动否定外，几乎没有任何自我的建树，他几乎是按照“凡是毛泽东执行的路线相反”的方式执行了自己的路线，结果就是今天，改革32年来，国内腐败全面开花，国有资源损失殆尽，稀土矿产廉价出卖，中国自主科研全靠吃老本的境地。
从1949年到1976年，在不到30年的时间中，中国爆炸了原子弹，氢弹，建设了中国海军和空军；中国实现了消灭鸦片梅毒血吸虫的传染病；中国实现了工业部门比较齐全的建设，中国实现了和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建交；中国实现了从百年凌辱到外强眼看叹息的转变，中国实现了和美国，苏联的直接较量，被亚非拉国家抬入联合国，中国教育了一大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涌现了无数在本职工作上拿钱虽少，兢兢业业的劳动者。毛泽东的很多晚年思想，过于超前时代，他的上山下乡论，老中青结合论，继续革命论，反对官僚特权论，人民民主论，人民监督论，批判封建礼教论，还不能完全适应于当时人们的思想和时代，但是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他的思想是进步和独特的，他是真心为了这个国家的进步的。
从1978年到今天，已经过去了32年，让我们看看今天的社会现状，看到煤矿的死人，童工，看看黑心棉和社会泛滥的黄，赌，黑，看看贪腐上千万还不死刑的高官，看看刚刚建好的就倒塌的大桥，大楼，看看大官僚，大资本家剥夺占有农民的土地，看看各级官吏的逢场作戏的泪水涟涟，看看我们依然吃老本，毫无新的自主创业的科学，看看那些看起来像商人的博士导师，看看那些看着那些挂着各种科学技术职称和拥有带水的高学历的就差没有挂着高僧头衔的高官，我们真的无语。
邓小平不是赫鲁晓夫，同样，毛泽东也不是斯大林，老年的毛泽东对45运动的学生也只是让工人纠察队用大棒予以驱散，而斯大林则要狠的多；赫鲁晓夫没有用枪炮镇压过反对派，但是邓小平在面临和毛泽东一样面临的反对派的时候，却用大炮和枪口代替了大棒和徒手，邓在这点上，更接近斯大林的稳准狠。
赫鲁晓夫不是一件好事也没做，但是他没有得到任何荣誉，更没有总设计师的称号，他也没有任何理论问世，唯一一部回忆录，还是他的口述，别人的代写。而邓小平则有和毛泽东平起平坐甚至更被当代改革精英拿好处时候推崇的白猫黑猫的理论“指导”着中国特色的社会的建设。他的一百年不动摇的理论和他当年和华国锋保证的“世世代代永远高举毛泽东旗帜”一样，也和他当年和毛泽东保证的”永不翻文化大革命和党组织对自己定案”一样，都是绝对的，静止的，发誓的，脆弱的，不符合马克思的运动的变化的发展的辩证法的理论。这也注定他的这些说法不仅仅不能世世代代，也不能永不翻案，更不能一百年不动摇。
第十篇 中华民族不需要向帝国主义乞讨
付明泉
2010年4月18日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向帝国主义乞讨能够活下去，而且会比帝国主义国家活的更好些”。尔后呢，改革的先富起来“精英”告诉我们，毛泽东就是穷苦的时代，我们需要和帝国主义做生意，我们需要招商引资，我们需要融资外资，我们需要更多的外国技术，我们需要和帝国主义友好，我们不要交往穷国。结果呢？一个融资，一个引资，逐渐变成了租赁土地，逐渐变成了严重依靠国外，使得帝国主义开始在中国开设工厂，污染环境，破坏水源，使得我们独立自主研发的东西越来越少，使得我们严重的依靠国外。
曾经依靠民众的独轮车和精神物质的全力支持，中国军队用大炮，小米加步枪和被全部美式装备武装的国民党机械化军队决战，而将之驱逐到台湾，曾经穷苦的中国，依靠一种伟大的不甘受辱的精神，和美国军队在朝鲜相遇，中国军队依然用铁血之躯让美国退到了三八线；曾经不富的中国和苏联在珍宝岛之战，中国依然没有任何退却，曾经依然困难的中国，81岁的毛泽东依然指挥了西沙保卫战。
这就是近代的中华民族，这就是当年毛泽东主席宣布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不论后来者如何宣布“十年浩劫"，不论后来者如果宣称国内所谓当时如何混乱，但是中国人民的脊梁是挺直的，中国依然成功实现了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我们依然实现了民族不可丝毫侮辱的铁统江山。
直到今天，帝国主义恐惧的中国的力量依然是毛泽东的时代显示出的力量，帝国主义一点点仅存的胆寒依然是毛泽东时代与之几战的余威。改革精英享受着这成果，又大批毛泽东的当时好战和对帝国主义“不友好”的错误。当帝国主义着将刀架在我们的脖子上，还有什么友好可言么？
改革32年来，精英特权阶层说要对西方国家“韬光养晦”，多么动听的词汇啊，韬光养晦，对外面，精英告诉我们，我们要韬光养晦，从不要用大炮和武器，我们要忍耐。但是对内，我们却对那本可以和平解决的有语言权的反腐败的学生引导的全民运动，动用了大炮和坦克。而这对帝国主义的韬光养晦之策，我实在看不出和晚清时期的“洋人船坚炮利，再战必亡”有什么不同，我也看不出和那种“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有什么不同，我更看不出和曲线救国有什么不同！32年来，帝国主义从经济到政治，到军事，不断对我们施压，一旦不合他们的意，他们就开始向我们施压，先是资金的鲸吞，然后是“误炸”我们的使馆，接着是撞毁我们的飞机，之后是逼迫人民币升值。他们除了为我们鸣响礼炮欢迎，邀请去牧场吃烤肉，或者大大赞美中国的大国影响力，还做了什么呢？这就是他们给我们的最高礼节么？
离开帝国主义就不好过，那是精英的意思，那是特权显贵的意思，不是中国十几亿人民的意思。让我们重温那句话，那句代表中国人民的思想的宣言，那就是毛泽东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豪迈的宣言：“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向帝国主义国家乞讨能够活下去，而且会活的比帝国主义国家更好些”。
第十一篇 缺乏战略高度的只重眼前利益的似是而非的“邓小平理论”绝不能指导中国的未来
付明泉
2010年4月15日
邓小平的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三卷文集中，而第一卷本质上是他做普通政治委员时候的执行政策的一些讲话，谈不上什么自己独创的东西。他的核心一些理念，即被称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东西实际上是在他的第二卷文集中。从他的1975年1月的《军队要整顿》的讲话一直到他的1982年8月的《中国的对外政策》，可以说是他基本想法和治国理念的合集。那么邓小平到底有哪些理念？有哪些想法，是超越的，前瞻的，有价值的，能够指导中国未来的呢？
从1975年复出的邓小平有多个战线发言记录在他的文选中，邓本来是一个政治委员，他既不精通于军事，也不精通于政治，从后来的他的文章看，他也不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家，说他是权谋家和政客更加符合他的身份。他的《各方面都要整顿》（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十月四日）集中体现了他这个时候的思想，那就是他不在台上的从1966年开始的政策都是不对的，但是哪里不对呢？他是否做了调查研究？他是否从军事政治经济各个方面看到了全面的例证和统计数据？他在1966年开始，更多的时间是用来写检讨和保持和毛泽东的联系上。他如何能知道如此多中国的实际情况呢？
邓小平理论的第一个核心内容是所谓的“整顿”，也是对文革的拨乱反正，实际上，文化革命和任何革命和运动一样，有其弊端，有其成效，绝对不是简单的“十年浩劫”所能解释的，如果从历史的科学的态度，文化革命是中国试图进行一次从下而上的政治监督腐败运动，横扫一切旧文化旧礼教的文化运动，只是这个运动不切合于当时中国的政治状态和社会状况。把自己没有参与的历史就写为一片漆黑，就要整顿，是邓小平历史观的一个特点。整顿并不是简单的问题，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邓小平忽视中国当时的现状和经济的实际发展，而仅仅以整顿为名义，实际上是对中国亿万劳动者，各级领导干部多年工作经验和工作努力的一扫而空。如果都是这样整顿的化，我们可以以任何名义在任何时期以社会黑暗面为借口，进行一切横扫和整顿，这是孤立的，片面的，静止的看问题。
邓小平理论的第二个核心是“发展经济”，但是这个发展经济不是高远的，不是崇高的，不是引导民众，去掉愚昧思想的，而是顺应‘人本私心”的所谓尊重现状的，如果人一切都按本能，那何必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权，清帝国的封建社会，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时期人不是一样有私欲知道发财致富么？何必要绕一个圈，继续这个低俗的简单的人的私心的单打独斗的发财梦呢？这个“发展经济”仅仅以发财为目的，以拿来引进而不是自主创新，自主研发为目的，以至改革开放32年来，我们依然在吃1978年前的科学老本，国防科研吃老本，但是科学上，连一个自主的汽车发动机，自己的电脑芯片都研发不出来，这不是十分可笑么？这不是社会长期重商贾，轻科研农耕研发有关么？古代封建社会提出了“以农为本”，资本主义重视贸易的同时，牢牢把握住自己高科学的阵地，我们除了出口创汇，除了如非洲一样开发自己的祖先的稀土矿产资源，除了用几亿件出口的衬衫换回一个对方的飞机，还做了什么呢？这样的发展经济，推翻了一切道德，破坏了一切资源，丢失了一切自主，失去了一切灵魂，还有什么意义呢？最终的结果必然是黑心资本家和利欲熏心的个体在发财梦的指引下，没有约束的丧心病狂制造假货和毒食品，这一切都是在低俗不堪的发财梦和所谓“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了，一切都解决了”的指导下产生的。 古人讲中庸之道，很多事情是平衡发展制约的，就如动物界的食物链，如果总是无限突出经济就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那么要那么多圣贤书和宗教做什么呢？
邓小平理论的第三个特点是韬光养晦，不出头。实际上，这个不出头，本质不是真不出头，是靠向西方社会，而不是靠向和我们更接近的国家，曾把我们抬入联合国的国家，曾和我们一切保持战略的国家。结果就是，我们不去欺凌我们的帝国主义国家折腾，他们就来我们附近折腾，今天台湾问题，明天贸易问题，这所谓的韬光养晦是一个非常短视的，丢弃穷朋友，巴结富人的急功近利的小市民都有的小眼光。有人说，支持穷朋友，多不好，还丢弃钱，有钱我们自己用。但是关键的问题，正是这些穷朋友（虽然少数背信弃义），在长期的战略中，在关键的时候，他们总能坚定的支持发展中的中国，觉得中国是他们最可信任的朋友。改革32年来，邓小平的外交战略使得中国失去了很多铁杆朋友，中间朋友，很多曾经的国际朋友国家对中国半信半疑，西方国家却从没因为我们的所谓不出头，友好而放弃对我们的敌视。不相信，你听听历届美国总统的演说，对社会主义和中国的说法，就不言自明了。
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就是“发财”，“发展”，“不动摇”“招商引进”“合作合资”，这些貌似很进取的口号，实际上小作坊主做生意一样的急功近利，不顾朋友，不顾道德的短视。对内，对不择手段资本家和官僚特权十分纵容，经济犯罪至少也不能升一级吧，至少要开除党籍吧（邓小平语）。对外，以不出头韬光养晦之名，缺乏长期战略，对西方一味软弱，美其名曰积攒实力，而历史来看，任何这种以积攒实力，曲线救国的方式，最后既没有力量，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够再次展现实力，因为风骨已经消失。
毛泽东痛斥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时说“西方进取性，西方把对中国人民的文化侵略，经济剥削说成进取，说的多美妙啊，可惜这种进取，不是进取到西方去，而是进取到中国，引起了所谓中国人民的骚动和不安（被压迫和革命）”。
邓小平理论，本质是先以整顿为名义重新评价历史，突出自己的历史地位；包括隐匿自己不光彩的历史的修正历史，接着就以“人的私心和本能”为源，以发展经济为说法，推翻一切道德和约束，又以发财致富，联合取胜的说法鼓励拼命开采中国的地下资源，引入外国资本，实现了对中国全面的剥削和侵占；最后以一百年不动摇的所谓韬光养晦的方式投向西方并一直被西方敌视。
中国不是元老的国家，中国不是特权的国家，中国不是只有发财梦的国家，中国不是可以推翻道德的国家，中国不是不和贫穷搏斗但是不是只为发财的国家，中国不是可以总忍气吞声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大国，和西方大国是资源争夺的关系，不是投向西方就可以结交富国就可以和西方友好的国家。似是而非的邓小平理论绝不能指导中国的未来，不能给出10几亿中国人民努力的指导方向，更绝不能指导中国一百年不动摇。
中国是个5000年历史的古国，是一个有3000年文明可证的大国，中国只有挺起脊梁，对内实现平等，对外实现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保护我们的国土资源，保护我们的矿产资源，保护我们的水源资源，保护我们的人力资源，保护我们的后代健康，对大资本实现节制，对官僚资本和特权阶层实行绝对的镇压，对民族资本实行法律框架内的发展和监督，实现对赤贫和贫困阶层的教育鼓励和政策的激励发展和扶助，对广大民众实现广泛的言论自由，行动自由，迁徙自由，思想自由，并有全社会的严格的法律保证和道德舆论约束，中国才会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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