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打出科学和民主两面旗帜，誓要完成启蒙的任务。到了五四，因为日本人在山东问题上的非份之想，知识分子又觉得救亡的重要。启蒙和救亡固有统一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盖启蒙的本质是思想解放，需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它要求开放包容的心态，要求放弃狭隘的排外。而救亡的本质是对抗外民族和外来文化的入侵，它要求的是平息争论，凝聚人心，一致对外。五四由启蒙转向救亡，这就注定启蒙任务的失败。
日本人被赶出中国已60多年了，这60多年，没有救亡的要求，启蒙的任务有没有完成呢？我说没有。这60多年，科学的旗帜虽没有倒下，民主的旗帜却终究没能站起。所以，当今的中国人仍旧是愚昧的品质。这样讲的根据何在呢？
愚昧的品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曰迷信；二曰无知。这其实也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二者也是相辅相成的，因为迷信而无知，反过来又因为无知而迷信。
当然，今天所说的迷信与五四时所批判的迷信，又有了不同的内容。今天所说的无知，与那时所批判的无知，也有了新的变化。五四时所批判的迷信，是对神的迷信，对皇权的迷信，对封建礼教的迷信。现下，取而代之的是对领袖的迷信，对权力的迷信，对“主义”的迷信。文革时的个人崇拜达到了人类社会亘古未有的高度，就是国人迷信领袖最好的例证。当下，倾全国之力学习领袖讲话的壮举，也是迷信领袖的例证。至于对权力的迷信，则更胜前者。有两个现象可兹证明：一是泛滥成灾的上访，二是不时发生的贫民对官员下跪的现象，两者的本质都是对权力的迷信。对“主义”的迷信则更为“普及”，比如对于当下处于统治地位的马列学说，除少数或者极个别文化精英尚有质疑的勇气，一般民众既不去探究其为何物，也不想知晓其为何物。在从众意识支配下，每个人都确信，既然有人宣示他们为永恒的真理，那就绝不疑是非对错，绝不越雷池半步。事实上呢？阶级斗争学说、剥削论、计划经济学说等无一不在实践中撞得头破血流，其荒谬已不证自明，笔者浅陋也能一望而知。我们的民众呢，非但同意写进宪法，而且要世代相传；非但自己要顶礼膜拜，后世也必须永远供奉。这是典型的迷信“主义”的表现。
因为迷信，所以失去了寻求真理的动因，于是我们便进一步陷入了无知的泥潭。因为无知，世事万象便无法得到正确的解释，反过来又加重了迷信。这就是国人的现状。
所幸的是我们虽然愚昧，却不愚蠢。对于西方物质文明上的成就，我们还是勇于“拿来”的。现下，经过义务教育阶段数理化知识的普及，科学的态度基本上确立了。但在社会科学方面，民众并未受到普及的教育。什么是人权？什么是法治？什么是民主？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有没有抛却了文化差异、放之人类社会而皆准的价值观？
我们一概不知！
因为迷信，所以缺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只知迷信，却不知被迷者为何物。因为对社会科学的无知，故又无法建立起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在这样的社会，要想建立起秩序，唯一的手段只剩下暴力。所以，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是一个暴力推翻另一个暴力，就是帝王将相你方唱罢我方登场的轮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