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鲁迅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伟人。他们生活的年代遥遥相距两千四百多年，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有着很大差异。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度正在形成的社会大变革时期；鲁迅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度，新民主主义革命蓬勃发展的时期。可他们都在各自独特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成了超绝一时的、有杰出贡献的人物。孔子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影响最为深广，他整理故国文献，开创孔子学说，发展教育事业，规范民族道德意识、精神生活和风俗习惯，以至被称为“圣人”、至圣先师，而今人则称之为“是一个言行一致、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伟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鲁迅是 “五四”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诚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对于孔子学说中，直接为维护封建专制主义服务的东西，也就是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吹捧、崇尚的东西，鲁迅是深恶痛绝的。鲁迅在他的文章里曾明确指出：“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所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和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鲁迅的“打倒孔家店”，正是着眼于孔夫子“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且介亭杂文·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着眼于“孔教徒怎样使‘圣道’变得和自己的无所不为相宜”(《华盖集·马上支日记》)，着眼于历代封建帝王赖以维护其统治的儒家的传统——精神“麻痹术”(《坟·春末闲谈》)。诸如，称儒家传统代表的“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宴”(《坟·灯下漫笔》)；称顽固坚持儒家传统的国粹派为“现在的屠杀者”(《热风·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对“业儒”的男尊女卑，“表彰节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坟·我之节烈观》)的说教的揭露。
鲁迅是把孔子本人和被权势者们捧起来的孔子区分开来的，把孔子学说中的消极东西和积极因素区别对待的。这在鲁迅的《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看得极为分明。孔子“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跑来跑去，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而立刻下野，失业了；并且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弟子虽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却只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个人”。但后来，“连唯一可信的弟子也已经失掉，孔子自然是非常悲痛的”。孔夫子死了以后，运气也不见好，“种种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其实“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而每当权势者“把孔子装饰得十分尊严时，就一定有找他缺点的论文和作品出现”，“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实在可怜得很”。可见，鲁迅认为，孔夫子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处境都是可悲的，值得同情的。
鲁迅在分析和评价孔子时，一方面指出了他的“深通事故”和“中庸”之道；另一方面也注意到了他的“改革”、“进取”的精神。
如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文中，鲁迅说：“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但可惜太聪明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两个‘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他肯对于子路赌咒，却不肯对鬼神宣战，因为一宣战就不和平，易犯骂人——虽然不过骂鬼——之罪”。“孔丘先生是深通事故的老先生”，“所以只是不谈，而决不骂，于是乎俨然成为中国的圣人，道大，无所不包故也”。
这一段议论，固然含有对孔子“深通事故”的讥讽，但并不是对孔子其人全盘否定，孔子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谈鬼神，是值得称道的，所以鲁迅说“孔丘先生确是伟大”。
鲁迅这段议论文字，恰似孔子的“《春秋》笔法”，有贬，也有褒。
在另一篇文章中，鲁迅曾论及了孔子的中庸之道。他说：“圣人为什么大呼‘中庸’呢?”“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以孔子交游之广，事实上没有法子只好寻狂狷相与，这便是他在理想上之所以哼着‘中庸，中庸’的原因”(《南腔北调集·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
孔子欲得的是，中道之人，但不可必得时，便求其次，即急于进取之人，又其次，为洁身自好者。这是非常明显地指出了孔子追求的是中庸之道，但对积极进取者也不反感。
鲁迅还认为孔子有改革的要求：“孔墨都不满于现状，要加以改革”(《三闲集·流氓的变迁》)，尽管孔子改革的方式立足于“天意”，“天命”，是不可取的。对于孔子的勇于实践的进取精神，鲁迅是给予充分肯定的，他说：“孔老相争，孔胜老败，却是我的意见：老，是尚柔的；儒者，柔也’，孔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这关键，即在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
鲁迅之所以对孔子的本人评价采取一种心平气和的态度，是因为他清醒地看到，孔子思想中确实存着一定程度上的带有远见智慧，存在着积极向上的因素，存在着具有历史生命力的东西，而这些又是孔子一生为之身体力行的。鲁迅做为文化革命的伟人对孔子思想和人格上某些积极因素的肯定和认同，与他对儒家传统的虚伪道德观念的否定和批判，是并行不悖的。岂只如此，鲁迅做为有着深厚的中国古代文化素养的启蒙主义思想家，还必然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孔子学说中汲取营养，以为发扬传统文化，建设民族新文化之需。
对孔子文学作品和美学思想采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的做法，在鲁迅是十分明显的。
正如鲁迅所说：“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当然包括孔子编定的及记载孔子言论的书——笔者)，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坟·写在‘坟’后面》)。鲁迅说得确确实实，“是的确的”。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单是鲁迅杂文，对《论语》、《诗经》中语句的引述，就有近百处。引述方式，有的因其意而用之，有的反其意而用之，有的用字面上的意思，有的加以发挥，有的表明态度。
比如，1933年，鲁迅在驳斥某些人对手无寸铁的北平大学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能“赴难”的指责时就引述了《论语·子路》中的话，并表明了作者的态度：“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我并不全拜服孔老夫子，不过觉得这话是对的，我也正是反对大学生‘赴难’的一个”(《南腔北调集·论“赴难”和“逃难”——寄“涛声”编辑的一封信》)。
又比如，《清明时节》一文，鲁迅以引述《论语·为政》中的语句作结：“‘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单是扫墓救国术没有灵验，还不过是一个小笑话而已。”春秋末期，奴隶主统治瓦解，新兴地主阶级不再服从周礼，不祭奴隶主，鲁国季孙氏不祭文武周公而去祭泰山之神，就是突出的例子。孔子对此颇为不满，说这是“非其鬼而祭之，谄也!”。鲁迅这里引述孔子之言，讽刺了当年国民党官员跑到陕西祭扫文武周公和汉武帝陵墓的骗局，收到了古为今用的良好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