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案起诉书有失国格——张思之大律师质疑谭作人案（两篇文章）

华夏快递 : 谭案起诉书有失国格——张思之大律师质疑谭作人案（两篇文章）




1.谭案起诉书有失国格——张思之大律师质疑谭作人案
2.张朴：我们四川人的女人——记谭作人的夫人王庆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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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案起诉书有失国格——张思之大律师质疑谭作人案

　　　　　　　　　　　　　　　　　　　　　　　　　　作者：张思之/艾晓明

《参与》编者按：2010年1月9日，著名环保活动家、四川维权人士谭作人案在四川省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法院认定谭作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判决书中称：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谭作人炮制《广场日记》并在境外媒体发表、 以献血方式宣扬所谓"六四精神"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予以确认；其余指控不予认定。辩护人提交的证据与认定的事实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所说的其余指控就包括“2008年‘5.12汶川 大地震’发生后，谭作人多次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发表了大量严重诋毁党和政府形象的言论。”不难看出，法院刻意回避了汶川地震这一敏感话题，对于法院王顾左右而言“六四”的做法，谭作人的代理律师浦志强认为是“用六四事件遮蔽地方腐败，用谭作人案绑架中央政府”。

以下为2009年11月12日，即谭作人案一审开庭三个月后，张思之大律师接受《我们的娃娃》、《公民调查》等纪录片导演艾晓明采访的部分文字实录，张思之对起诉谭作人的几项罪名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谭作人案二审在即，试看四川省高院的法官们如何面对张思之大律师提出的质疑，会不会依旧是“加一顶帽子就完了。要什么法？要什么根据？都可以不要的。”

艾晓明：你怎么看待它这个起诉书上的几项罪名呢？总的性质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张思之：当时看到这个起诉书，我就笑了，跟我过去看的起诉书是一个水平。我可能把问题看得严重一些：这种起诉书是有失国格的。根本拿不出手，绝对拿不出手。里面什么内容？除了讲了一句六四之外，别的还有什么？因为那个起诉书本身不能够说明谭作人有罪，而且你们现在要定人家大罪，所以很好笑。很多时候我是有这个感慨：很多重要的起诉书，他们根本没有推敲。所以在正常情况之下，律师办这种案子应当是比较轻松的。因为这种起诉书可以这样讲，是不堪一击的；根本就站不住，起诉书本身就站不住，太好笑了。

艾晓明：第一条是说被告人谭作人对党中央处理六·四事件方法和定性不满，多年来，以各种方式从事纪念六·四的活动，这里，一个主要的证据是说他2007年5月写了一个《1989——见证最后的美丽一个目击者的广场日记》。

张思之：这条？那么好了，关于六·四的定性问题，最高层，你们变过没有？暴乱是你们说的，是不是？后来变成风波也是你们提的，你们可以来回地变，你们可以这样认识，你们也可以那样认识。那么，我作为谭作人，我对这样一个事件，我作为一个公民，我提出我的认识，有什么不可以呢？至于我的认识对与不对，那大家讨论嘛。

艾晓明：说他通过互联网，把这篇文章发给《自由圣火》等网站，该文的主要内容是对党中央处理六·四事件进行歪曲描述和诽谤。

张思之：那么好了，什么地方歪曲了？我诽谤什么了？对不对？你不可以把问题抽象化。对这些问题，你作为指控来讲，你必须得有具体事实，要具体化。

艾晓明：也就是说，发表了一篇他的日记。

张思之：对。你说发表了日记，日记的什么内容涉及诽谤了？什么内容把事实歪曲了？你有没有这些东西嘛？你没有嘛。正如，我们举个例子说，哎呀，你这人真坏，你太坏了、你坏透了。这看起来是咋咋呼呼的，能解决问题吗？是不是？那么，我坏在什么地方了？这个绝对站不住。在网上发东西，那是权力！那是基本人权！表达的权力，怎么就不可以呢？你们怎么讲都行，你们爱怎么说怎么说，那么我作为一个老百姓，我没地方讲，我在网上讲讲，怎么就不可以？这跟颠覆有什么关系啊？

艾晓明：它第二条是说谭作人跟境外敌对分子王丹联系，并建议发起义务献血活动。

张思之：好了，关键问题是献血活动。那么献血的本身，是功是过？是对还是罪？然后说，跟王丹联系，献血。那我跟王丹联系，没有让王丹去阻止献血——说你们不要献血，如果是那样你还可以说点什么。我跟王丹说是献血，为什么就不可以呢？至于王丹是个什么人，那不是你随便一说的事情。怎么可以乱定性呢？王丹怎么叫敌对分子？谁给定的性啊这是？谁下的判决？我怎么就不可以跟王丹联系呢？不要说王丹是中国人，他就是美国人，我也可以跟他联系，怎么就不可以联系呢？

艾晓明：控方起诉书上说的是：王丹多次向谭作人投放纪念六·四进行所谓二十周年活动的相关资料，然后谭作人建议在今年六·四期间实施所谓六·四全球华人义务献血活动，以纪念六·四二十周年。
张思之：那你找王丹呀，王丹给我投放资料，你找王丹啊，你找我干嘛？另外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王丹投放的是什么资料？是要颠覆你的资料吗？那么人们愿意纪念六·四，怎么就不可以？它是个事件，不管你对这个事件你怎么定性，我作为公民，我要纪念这个活动，我要纪念这个事件，这个本身有什么罪呢？谈不到罪。你可以讲是非，你不能讲你有罪。六·四这个事情，你百年之后恐怕还会有人纪念吧。

艾晓明：它的第三个指控就是：谭作人在2008年5·12地震发生以后，多次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发表了大量严重诋毁我党和政府形像的言论。但是他的证据是从谭作人的私人电脑里面搜集来的22篇文章。

张思之：那么关键问题，我什么地方诋毁了？哪些事是我诋毁了？如果说我对境外的这些人我讲的都是实际情况，那怎么能够构成诋毁呢？造谣没有？歪曲没有？如果都没有，我讲的是事实；那对不起了，谈不到，这个跟颠覆毫无关系。

艾晓明：我不懂啊，我想请教您：这个颠覆罪，究竟是怎么形成的？

张思之：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些根本性的界限问题，作为执政党、或者作为政府，作为他们领导人，故意地不给你划分清楚。你比如说，我对政府的某个措施有意见，咱们假定说，对这个劳动教养措施有意见；对政府的措施，某项措施有意见，不等于对政府有意见。这是一个界限。第二个界限，对政府有意见，不等于就是要颠覆这个政权。对政府，允不允许有意见？允许有意见嘛。我过去，我在法庭上跟他们举了个例子，他们是无话可讲的。你们邓小平，你们带头批华国锋、批华国锋政府的时候，那也是对政府有意见哦。说华国锋搞两个凡是，对不对啊？那能说你是颠覆政权吗？再一个问题，政权是可以更换的。那么，我提出，比如说要更换政权，不等于是我颠覆啊，不等于是我颠覆国家政权啊！如果那样的话，还要民主干什么啊？那你这是一党专政万岁、可以永存嘛。而这个政权，的的确确，我们从人类文明史来看，这个政权真的是需要来回更换的呀！只有这样，才能够不断进步嘛。作为谭作人，人家对你六·四的做法有意见，非常正常。就是六·四当时，党内、军内不是也有不同的看法吗？对开枪不是也有人有意见吗？为什么四个老将军说无论如何不能开枪？那不也是一种意见，对不对啊？你能说他是颠覆吗？他是为了颠覆吗？他那意见就更尖锐了，他那个都构成不了颠覆，谭作人讲几句话怎么就颠覆了呢？

艾晓明：咱们是怎样形成了这样一个思路，就是把批评意见算成是反党反政府反革命？

张思之：这个完全是从意识形态角度考虑问题的。我们实际上就是把法律问题政治化了，根子是在这里。它只要你对它不满，它就说你反它，你反它就是反革命。

艾晓明：那么，现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很多这一类的例子，包括在网上发一个帖子，就变成造谣或者是扰乱社会治安，诸如此类；像谭作人就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那么，有什么可能可以改善这种状况？

张思之：这个就说来话长了，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我们整个政治体制问题了。这个，现在的关键问题，我们的司法权，第一，它没有制约；第二，它不独立。所以一系列的问题都由此而来。我们讲三权也好，或者像孙中山讲五权也好，只要是公权，那都需要互相制约，都需要有监督的。我们现在不承认这个，只要一讲三权，那就是资产阶级的玩意儿，是不是？三权是客观存在，为了这三权本身的充分运用，就需要互相制约。只有互相制约，这三权才能够体现出它们本身的质量，才能够起到它应该起的作用。道理很简单，但是我们不承认这一点。我们现在就是，反正统统都是在我党领导下，党是决定一切的，党是领导一切的。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稳定现在是越来越清楚，是讲我们统治秩序问题，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生活问题。那么有的时候，老百姓对这稳定不买账，认为稳定成了一把刀子了，可以放在老百姓头上，以稳定为名，行镇压之实。那怎么可以呢？我们把话说回来，如果我们的司法权不能受到制约，它本身就不能够独立行使；那这些问题，很难解决。它就给你加一顶帽子就完了。要什么法？要什么根据？都可以不要的。谭作人这个案子只不过是个例子而已。

艾晓明：您怎么看待浦律师、夏律师他们去出席一审的时候，证人都受到了阻扰？特别是艾未未他们出庭作证，当天凌晨，警察破门而入，出拳殴打艾未未？

张思之：证人出庭受到阻挠，在我的意料之中。因为证人一出庭，那检察院就完了，起诉书就完了。事实真相一大白，还有什么话讲呢？它不会让证人出庭的。这个我跟夏霖、跟志强，我给他们说过我的意见。第一，作为律师，有权要求法庭传唤证人出庭。第二，作为本案来讲，应当实施这个权利，一定要提出要证人出庭。因为，只有证人出庭，才能够证明谭作人的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才能够把事情讲清楚，还事实一个本来面目。第三，根据我对情况的判断，我们的法院不会允许证人出庭。但第四，我没有想到，成都的公安会如此下作，会动手打人，这一点确实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艾晓明：现在艾未未工作室，向四川省各级政府部门，提出了几百个问题：要求信息公开。有关于地震的问题、预报的问题、校舍质量的问题、校舍安全的问题，还有救灾款去向的问题。

张思之：提得好。因为谭作人的这个案子，毕竟涉及到地震，涉及到地震后对地震后果的一些处置，涉及这些问题。我们再回忆一下，地震发生之后的当时，我们对有些问题，我们是怎么讲的？豆腐渣工程我们当时是怎么讲的？“一定要查”，“要查个水落石出”。对于援助地震的那些物资，当时已经发现有人走了后门，有人在这里边搞了鬼。咱们暂时不说他贪污，一定有人搞了鬼，是不是？已经有实据了，我们是怎么讲的？一定要查到底。而且讲的，不管是谁，我们一定要查到底。结果怎样？明明白白的。咱们再讲小事情，明明把帐篷拿去自己享用去了，这个是人赃俱获的事情，查了吗？这是不是问题？老百姓讲几句话，就是违反这个条例、违反那个条例，你们这算什么？说句老实话，地震后果所产生的一系列的问题，查起来，我想，问题会非常深刻。因为我绝不怀疑这里边有某种权势在发生作用，他们不肯、也舍不得自我暴露。

艾晓明：那么，现在公民监督、公民对政府一些政策、决策的批评，怎样才能得到更多的法律保障呢？

张思之：这就需要一定的制度了，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一定的制度，这个很难得到有效保障。没有真正合法合情合理的制度来保障人民的权力的话，那么像你讲的这些东西恐怕很难解决。

艾晓明：您现在感觉到哪些努力您比较肯定，有助于我们这个社会的制度建设？

张思之：多年以来，我坚持的一个看法就是，个案的推动效果会比较好一些，成效也会比较明显或者显著一些，有助于一点点往前推。比如说，孙志刚那个案例就是一个很好的典型，推出了一个新的制度。遗憾的是，孙志刚那个事件的经验，从政府到司法界、律师界都没有充分重视，把它调动起来。如果说我们抓这些特别典型的事例，包括谭作人这个案子也是，一步一步地往前推，会有效果。比我们整天在那里高喊口号，空喊高调，效果会好一点。

□ 《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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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朴：我们四川人的女人——记谭作人的夫人王庆华

（一）

环保人士谭作人被判刑五年的消息传来，我立刻给他夫人王庆华打电话。我想安慰她，可，拿什么来安慰？面对着依然拒绝文明的野蛮政权，任何语言都显得苍白，连我自己也已厌倦，郁积在胸的，惟有愤怒，惟有无奈。

谭作人何罪之有？

从表面上看，中共当局指控的罪名，是谭作人把纪念六四的文章，拿到境外发表。年年在海外发表类似文章的大陆人，不在少数，有谁因一篇文章被判刑的？任何一个关注此案的人，都不难发现，惩罚谭作人的真实原因，在于他的行动得罪了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让政府脸面无光。

一个称作彭州石化的工程，正建在成都平原上，巨量的污染物，包括含苯的强致癌物，将要排入大气、河流。为了使成都能多些干净的河水，能少点肮脏的空气，谭作人奋笔疾书，要求彭州石化迁址。那些从工程中分到好处的利益集团，能不着急害怕？

四川大地震夺走了上万学生的生命，其中大部分死于倒塌的豆腐渣校舍之下。谭作人先后23次进入震区调查，发现这些校舍垮塌的原因，在于官商层层侵夺工程款，造成建筑偷工减料。谭作人要替死去的孩子们讨还公道，呼吁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从承包商到官员到政府，一损俱损，能不惊慌恐惧？

谭作人的命运就这样被注定了：在监狱里度过漫长岁月，忍受与妻子与女儿分离的煎熬！

从话筒那端传来王庆华的声音，多么熟悉，好像就在跟前说话。猛然，我有了想哭的冲动，仿佛我的愤怒和无奈，只能靠泪水来表达。

（二）

我第一次见到王庆华，是在谭作人的庭审之后。我们约在一间茶楼里。我以为会遇到一个伤心绝望的女人，当她出现时，令我意外：庆华显得很平静，仪表大气，举止从容。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她眼神里的那丝笑意，后来我发现，无论是在沉默，在悲痛，在激愤，那丝笑意永不消失。

庭审前，律师曾问她：你现在是什么心情？庆华说：我有一种临战的兴奋。又说：这种感觉很多年没有了。她告诉我，她很好奇，想知道当局凭什么治谭作人的罪。结果呢，她既没看到公诉人出示什么证据，也没听到控辩双方进行任何辩论，不但不准证人出庭，起诉书还漏洞百出。律师刚作出辩护，审判长就打断说：请讲下一个问题。律师说：我还没说完。审判长说：我们已经明白了。这样重复几次，律师急得大叫：为什么不让我说话！辩护人的权利在哪里？

能把你气死！王庆华边说边摇头。庭审后朋友们劝她别难过，她讥嘲说：他们要陷害一个人，竟然连点像样的理由都不准备好，真丢人呵！我问她：你就没跟谭作人说句话？顿时，王庆华的神情黯淡下来。她说：我跟女儿坐在第一排，作人进来时，看到我们，笑着打招呼。当审判长宣布把作人带出去时，我拉着女儿，边喊边扑了过去。一群警察冲过来把我们挡住，作人被拉走了，我都没来得及看清楚他的表情。

我叹了口气问：后来呢？

大哭了一场。 庆华把头转向窗外，轻声说：我这辈子还没这样哭过。我已经有一百三十八天没见到作人了，我就想抱抱他。

（三）

我去了他们的家，位于川大校园一栋老宿舍楼里。客厅兼作谭作人的工作室，沙发是20年前的旧货，书桌由几块木板拼成。十多年来，谭作人就在这个简陋的环境里，写下众多的策划书、建议书、意见书、调查报告。从“西部大开发四川环保十大建议”，到“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独立调查”，到“成都市天府旅游广场方案”；从“反对柏条河水电工程”，到“彭州石化工程公民建议书”，到“5?12地震死难学生调查报告”。为了四川生态环境的良好，为了成都发展的健康，为了家乡人民的幸福未来，为了替遇难的孩子伸张正义，谭作人殚精竭虑，呕尽心血。他曾对庆华说：真的怕很快老了，才智掏空了，不能为社会进步做的更多，要抓紧干。

那些前来抄家的警察们，可曾对比过自己的舒适住宅，可曾反省过自己的所作所为？脸上会没一丝的愧色，心头会没一丝的感动？

就是在这个家，我第一次得知：近些年来谭作人没有固定收入，全靠庆华支撑着他的事业，挑起家里的大梁。

她有一份退休金，加上打工，收入不多，没钱就少用。庆华说她这人原本一辈子不想工作，但现在必须干，作人才能安心做事。她的生活可以很简单：馒头、锅魁，就能对付一顿。虽然是银行家的后代，从小生活优裕，庆华称自己能上能下，不怕过穷日子，不图虚荣。她求的是真爱，在乎的是人，不是男方挣钱多少。

作为男人，谭作人经常因不能养家而痛苦，有次他冲动地说：我要你的钱，不如去死！庆华着急了，说我的钱，也是你的呀！人这一辈子，能干自己想干的事，已经不容易了。不要东想西想，我就是你的后盾。为了不刺伤谭作人的自尊心，每次给钱，庆华尽量选择合适的方式，比如她会说：今天发工资了，我俩把钱分了，你看你需要多少？

作人到地震灾区作调查，庆华经常打电话去，问有没有麻烦，叮嘱他注意安全。忙到春节都不能回家，庆华也从不抱怨。有朋友这样形容：庆华给了作人太多的支持，使他毫无牵挂地走他选择的路。

像所有做妻子的那样，王庆华希望能和谭作人过一个安静的生活，她也不是不清楚谭作人面临着危险。我问她为何还要支持作人？庆华的回答是：我跟作人是一模一样的人，对不公平的社会愤愤不平！

（四）

国保第一次找谭作人“喝茶”，是在他开始反对彭州石化工程时。后来，“喝茶”的次数增多了，一般做妻子的，通常会陷入一种紧张和担惊受怕中，但庆华的斗志依然昂扬。有天谭作人回家后说，他正在策划“和平保城”的公民行动，到天府广场去散步（示威）。他问庆华：你看这事还搞不搞？庆华反问他：只要你觉得做得对，为什么不搞？

我问庆华：难道你不害怕？她微笑作答：在我头上就没有一个怕字。她告诉我，从小她就有秋瑾情结，不怕豁出去。在文革武斗中，作为红卫兵的她，敢端着枪冲锋！当年的幼稚早已不复存在，如今的庆华，顽强的个性依旧，什么都吓不倒她。

谭作人一开始认为他是安全的，自信地说：我属于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人。他把自己比作一个平台，连接政府和老百姓。他所做的事情，是在帮政府化解一些积怨很深的矛盾。“如果因为地震调查，因为反对彭州石化选址，把我抓进去，这个玩笑可就开大了。”庆华不同意他的看法，提醒他：当局从来不按规矩出牌，你已经得罪了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2009年3月9日，当局终于对谭作人下手了。

（五）

那天庆华在深圳出差，接到女儿的电话：家中被盗。回来后一看现场，就知道是国保的杰作：只偷走两个电脑。当局在谭作人的电子信箱里发现了给王丹的信，居然拿这份私人邮件，作为定罪的证据。连庆华养的狗也跟着倒霉，挨了一刀。看来，狗的叫声把偷偷闯入的不速之客们，吓坏了。

正在地震灾区调查的谭作人回家后，立即去见监管他的国保，气愤地说：我干脆跟我老婆离婚，把全家人解脱出来。又尖锐地问：是不是今天捅狗，明天就捅人？狼狈不堪的国保威胁说：你是要端起干（对着干）了？谭作人说：我不是端起干，我是脱了裤子干！

随后，谭作人在网上发出《龙门山，请为北川孩子们作证》一文。庆华问：要抓人了，你还写？谭说：即使提笔就死，也要写出来。3月25日，国保把谭作人叫去，透露说：我们帮不了忙了，上面来人了。

3月26日，谭作人被捕的两天前，全家围坐在饭桌前。庆华对谭说：应该考虑你“进去”的问题了。女儿担忧地问：爸爸会进公安局吗？谭含笑说：不会，不会。女儿睡觉去了，夫妻俩又继续谈。作人说：看来他们打算把我灭了。庆华说：只要想整你，你这一百多斤，就是砧板上的肉。作人说：我有坐牢的准备。庆华说：那我就放心了。作人忽然埋下头去，当他再抬起头时，眼中含泪。他望着庆华说：我对得起天下的人，但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孩子，我给你们带来了麻烦。

庆华后来对我说，当时她直想冲着作人喊：你没有罪，没有罪！等话冲出口时，变成了：哪怕判你50年，只要我不死，我也要等着你！

做夫妻相濡以沫17年，如今庆华眼看着自己疼着、爱着的丈夫，就要身陷囹圄，她还能说出什么话，比这番话，更加动地撼天！

（六）

庆华要给我看些东西，我去了她打工的电器商店。她拿出她跟作人的一些来往信件。看守所的高墙，隔不断彼此的牵挂。一句“爱你的”，足见绵绵情意；一声“你好吗”，令人倍感心酸。

望着窗外的雨，庆华在信里写道：我怕雨。雨水多了，说明夏天快到了。夏天到来时，你在哪里？作人在回信中宽慰她，拿坐监调侃，说他发现：牢底是坐不穿的，但屁股会坐起茧。又说：坐牢的好处是，几十年的瞌睡帐也还清了，还略有盈余和储备，岂不快活！作人有时会担心庆华处理不好家中的繁杂事务。庆华就回信开玩笑：你老说我是小聪明大笨蛋，大笨蛋对家里的事还能应付，放一万个心吧。

看守所似乎成了庆华的又一个“家”。虽然不准见面，她仍常去，送点钱，或带些衣服，她要让作人随时感受着关心。女儿也坚持要来，说看不到爸爸，看看地方，拍张照片也好。作人生日那天，庆华带女儿一早赶去，女儿在看守所门前填表，签上自己的名字，从父母过去给的压岁钱里，拿出100元，让看守带给爸爸，当作生日礼物。连续几夜，谭作人因此激动得没能睡觉。

作人被捕后，庆华曾问女儿：假如要你爸爸写悔过书，不写就不释放他，你说该怎么办？女儿的回答是：不当叛徒！在学校里，同学们纷纷对她表示：你爸爸是英雄！庭审那天，迎接她的欢呼声和掌声，震耳欲聋。人群里很多人在哭，有些人过来跟她拥抱。也有人在呼喊：你爸爸很伟大，你应该为他感到骄傲！

（七）

谭作人决定上诉那天，他用戴着手铐的手，为律师写下了这样两段话：人民盼望法治政府，盼望法治国家。

当我们在电话里谈论这件事时，庆华忽然冒出一句话：我也有个盼望。

我问：盼望什么？

她说：盼望新中国的到来。

我握着话筒的手在颤动：中共建国以来，我们看够了它的无法无天，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称之为“巨大”，也不足以形容其程度。人们盼望依法治国，盼望公平正义，已经盼了六十年！统治者隔三岔五，也会高奏一曲法治的赞歌，然而至今仍是：贪赃枉法，迫害无辜，为所欲为，权力至上。就连中共自己颁布的法律，也只是当权者口袋里的玩物，随时可以根据政治需要，变成一纸废话。

法治与专制，势如水火不相容。庆华，你的盼望，不也是中国老百姓的盼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