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诈体制”与“中国模式”

把中国目前的体制称为“敲诈体制”，这是索尔孟与茅于轼先生讨论中国问题后所得出的结论。其根据是，中国的有钱人大部分都是共产党人，他们和握有政治权力的人具有亲戚关系或是合作关系，其财产并非辛勤工作得来，而是透过其所占据的战略位置以及敲诈体制而来。茅于轼证明这个体制已经敲诈成性。

对于中国的中产阶级，茅先生认为，这些中产阶级并非真正的中产阶级，给他们更贴切的称呼应是“暴发户社群”。茅于轼并告诫西方学者，不要期待这个假中产阶级会去要求进行民主改革。

“中国模式”是当今世界讨论的热点，索尔孟对此也充满了探究的兴趣，他在新书中提出了自己的疑惑：中国经验是否推翻了科奈的二元分析，是一种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的模式？这种所谓的中国模式能够长久存在吗？通过与茅于轼先生的深入探讨，索尔孟得出结论说：“中国经验是暂时的，只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短暂时刻，而不是能够替代自由民主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