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博士的问题引发了新一轮的中国论辫。纵观海内外，无论左派右派中间派，拥刘厌刘，持有罪论无罪论，激扬文字，不亦乐乎。其中不少论点给人启发，收获总是有的。但遗憾的是，能平和舒缓，慢慢说话，好好说话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截止目前，整个论辩过程彷彿从头至尾都是在炮火横飞，枪口对着脑门子这种你死我活的状态下进行。长文也罢，短贴也罢，比“投枪”“匕首”可猛多了，言说者局促紧张但又坚定顽强的语态，听上去真就像是“战地记者怀着不同的忠诚从前线发回的报道”。
前线就前线呗，战争总该有个范围，有个阶段，有个限定，打响之后也还有个“战场人道”问题。好家伙，咱这战场既顾不上也没这讲究，直接开打就是了。想想一晃二十年了，凡涉政治，中国民间论战的理论品质如一，风格特色如一，比的还是斗狠斗勇的情绪渲泻，中国文化的现代性永远浮不出“民族性”的水面，长进也未免有限。
政治这东西，是人都知三分，这就从形式上注定了其广泛的参与性和背景的复杂性。国人喜“政治”，有历史，有名声，不是什么坏事。从任何角度，从任何“主义”出发，谈论政治总比从早到晚与钱纠缠来的让人宽慰。可谈什么，怎么谈似乎又是没人愿意多想的。其实人们的观感是：谈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谈”。人们厌倦的是言之无物的诈唬，是来历可疑的“知识”，反感的是大话、假话、空话背后的虚伪，最恨的是莫名其妙的谩骂。
论辩的指向不确定是一大特色。你听了半天最终也搞不清这些虔诚的“政治爱好者”，他们究竟是想说什么。是想说“政治的”还是想说“法律的”，是谈“主义”还是谈“情感”，是追求“广场式的思辨”，还是菜市场的喧闹，是布道说教还是渲泻撒野，总之是既伪又乱，一派高深莫测，又一派热气腾腾。其实就在论辫方兴未艾，热火朝天的同时，理论闻人李泽厚近日却说他“不愿谈政治”，他“不愿做什么公共知识分子”。酬庸之言的背后无疑是他对“政冶”保持距离保持观察的一种冷静。冷热对比，很幽默。
论辫的范围不确定是又一特色。这往往缘于对手的不确定。最有趣的是，这边厢说的是洋玩艺，是“理性主义”的“价值中立”，是“有限政府”的问题，是洛克的“社会契约理论”，是“个人自由价值与社会正义”这类抽象玄妙的话题，拥戴者不明就里支持的却完全是来自纯属个人生活的“经验主义”之下的家长里短、流言蜚语。更多的是，这边问：是要“”自由主义”还是“专制主义”，那边答的是长相问题：“看你那三角眼就讨厌！”呜呼！一场美妙的思辨就这样从九天之上坠入十八层地狱------何不直接垃出去毙了得了。这时侯你听到有人洋洋洒洒地拽什么“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维护你说话的权力”，你的反应一定是“不要太搞笑噢！”
真正的战场报道讲求隐蔽性，咱这儿也是。骨子里硬如青涩核桃，皮儿却扮成黄软香蕉，强迫自己进行形式上的自我糟践，以换得对方实质性的理论让渡。骂对方的“主义”之前先挖苦自已心中的“主义”，骂中国前先骂西方或者骂西方前先骂中国，以为兼容中西客观中立，以为循循善诱苦口婆心，细细看来却又分明夹杂着着各种款式的实用主义、机会主义，从而形成自已的“大杂烩主义”。说来说去他心里装的是啥主义，还真是不知道，或许只有”轮轮主义”或许压根儿就没什么“主义”也不一定。
剩下的，也是更多的东西就是对骂了。其中有些论战场面，前半场还好好的，还正想庆幸“骚发骚古得”呢，一不留神这边已经开始不怎么“古得 ”了。想来可能历史不清，纠缠有年，无论对方说什么一概痛斥，看得出那是一副“心有千千结”的样子。也难怪，在他们那里，硝烟弥漫的战场氛围令人紧张焦虑，要求他们此时此刻进行清晰的理性思维实在是难为了他们，既如此，也就只能象格劳维尔笔下的布哈林一样“不得不活在人的本能和他所捍卫的信仰之间的张力之中”。问题是布哈林只是越过了“理性主义”，而我们的“战地记者”越过了伦理界限。这一来，“政治”这个老东西的命运就愈发屈辱-----众多善男信女，似懂非懂的看客们见了那些充满血腥的论战，忍不住也暗暗叫骂：什么东西，叽吧“政治！”
事实上只要你选择了辱骂而不是说理，就算你学富五车真懂政治，那么人们也只好选择蔑视而不带一丝同情：你浴血奋战，从前线发回报道又能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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