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之亲情是人世间最大的温情, 孝与敬相连,却并非指不平等.连父母亲情都可以不顾的一个逆子, 又怎能懂得什么社会责任.从传统的意义上, 俺不敢说自个是孝子, 却也懂得这个简单的道理.
前文对胡适诗句的引用俺看与孔夫子所阐述的孝道没啥差别.
《孝经 - 谏诤章》 第十五
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
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有非而从,成父不义,理所不可,故再言之。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降杀以两,尊卑之差。争谓谏也。言虽无道,为有争臣,则终不至失天下、亡家国也。士有争友,则身不离於令名。令,善也。益者三友。言受忠告,故不失其善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於不义,父失则谏,故免陷於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於父,臣不可以不争於君。不争则非忠孝。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曾子问:子女顺从父亲的命令是不是就是孝子?孔子是这样回答的:“这是什么话啊。这是什么话啊。过去天子有七个谏诤之臣,哪怕这个天子无道,也不会失去天下;诸侯有五个谏诤之臣,哪怕这个诸侯无道,也不会失去国家;一个大夫有三个谏诤之臣,哪怕这个大夫无道,也不会失去他的家业;一个人有一个谏诤之友,那么这个人肯定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人;一个父亲有一个谏诤之子,这个父亲不会陷自己于不义。做儿子不能不同父亲据理力争,做臣子不能不同君主据理力争。所以只要是不义的事情,一定要争。顺从父亲的命令,怎么称得上是孝顺呢?”
所以,孔子以为,只强调尊卑,一味的顺从不是孝,标准在哪里,在理和义,父辈无理且无义的话,做儿子必须据理据义力争。所以孝道的精髓,不是对长辈的依顺,所谓“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都是后人胡叨唠出来的。真正的孝道源于人性,源于每一个人心灵深处的感动之弦;孝道是孝敬父母、知恩图报,一个有良知者本应恪守的传统,并非不平等认知的根源。
凡在位的,不懂真正的孝道,就没有感恩之心。没有感恩之心,也就不知道他的权力实际上源于老百姓,在其位必不谋其政。这样的官,必成贪官。整个社会由贪官把持,社会等级森严,马屁横行,风气败坏,有理没理,官大就是理。整个社会风气如此,又怎么能让普通的老百姓理解家庭的每个成员,作为一个人,在理和义面前是平等的,一味的顺从也不是孝呢?
所以,今天要做的不是推崇什么不孝,而是把孝归本清源,还其本来面目.
原文: 中国文化骨子里为何没有“民主、平等”基因?
孝,中国人喜欢自诩的美德之一,尽管这个字的本意早已面目全非了、尽管现代的中国人对“孝”的来历已经不明不白了,但是, “孝”仍然是普通中国人的“人生哲学”一大基础。从封建王朝到现代通过战争革命建立的政权,“孝”依然在中国政治政权统治里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不是中国人不爱民主、自由,包括言论自由,而是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中国子民的血液里的时间太久了。从古至今,华夏的忠臣良士们不是没有意识到传统文化在对中国人的思想和人性压抑上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可是,中国的顺民和奸臣们似乎总是占“多数”,谗言似乎比忠言更容易被统治者接受,因为谗言是“维护”统治者的权力,而忠言的目的是让统治者反省其统治的方式。
三纲三德
传统文化讲孝就是讲父权,既“孝敬”父亲,不是母亲。它与君权,夫权谓之三纲。和“三德”:忠、孝、节一起构成了国家与家庭的支柱。君权,父权,夫权是父系和父权社会的权力金字塔,男女有别,等级分明,所以,没有“人权”的涵义。
但在传统政治舞台上,父子相残,母子相残举不胜举。统治者以“孝”治天下, 却又从未将孝当作一回事。他们重复地讲孝,又重复地糟蹋。鲁迅写到:中国文化是一种服侍主子的文化。
三纲三德确保君主和“父母”一样从臣民子女那里得到尊崇、敬畏和牺牲。传统文化的孝之所以被加以发扬光大是因为这种没有人权的等级制在“孝敬父母”的伪装之下达到了维护统治者特权的作用, 它没有平等的伦理资源可开发,更谈不上天授人权的政治资源了!
传统文化的孝很虚伪,是一种统治手段。中国在廿世纪还存在一夫多妻现象, 女人对男人的“孝忠”可见一般。就连妻妾成群的男人也会装腔作势地训斥他的“不孝之子”,好像他的权力不可动摇!
从“孝”到“报”
“孝”永远臣服于现实的利害关系。这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余毒匪浅。儒门学究发明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还有,所谓子不责父过,儿不厌娘丑。不管统治者或父母是否仁慈善良,臣民或儿子总是应该受到责备的。孝经十六章,从天子规劝起,诸候,卿大夫,士人,庶民等,孔子淳淳教悔:能够亲爱自已父母的天子,不敢厌恶别人的父母。能够尊敬双亲的天子,不敢轻侮别人的双亲,完全可以当中国的圣经。曾参为孔子立言,编到后来,忘了他们编论语时,曾编过孔子曰“老而不死是为贼!”矛盾出来了, 意识到了客观世界对那些老不死的统治者和独裁者们是如何对待的。
几乎每个社会都要求接受互惠的原则。中国社会关系的思维基础是从“孝”到“报”,就是报答,回报。“大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报的原则被应用于各种社会关系,即中国传统文化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孝即报答,回报。一个报字让人成了家庭的附庸,成了压制人的桎梏。好在人性有其善良一面,人可规劝。即使规劝了二千年, 但俗人俗念认报答唯善。贪官为何无法消除,因为当贪官伪装成孝子、忠臣时,他们成了“善”良之人,或给你一点儿恩惠, 如提拔你、嘉奖你等等,普通小百姓哪敢恩将仇报!?
王修智在大众日报上写的“以孝治天下:两千年中国帝制社会的治国纲领”清晰勾勒了“孝”的来龙去脉, 对于今天普通中国人的顺民与偷安的生命哲学找到了答案。全文如下:
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孝道由家庭伦理扩展为社会伦理、政治伦理。"以孝治天下"也成为贯彻两千年帝制社会的治国纲领。
在西周王朝,统治者主张敬天、孝祖、敬德、保民,重视尊老敬贤的教化。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要恪守君臣、父子、长幼之道:在家孝顺父母,至亲至爱;在社会上尊老敬老,选贤举能;在国家则忠于君王,报效朝廷。周代规定,"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问焉,则就其室以珍从。"(《礼记·王制》)"杖" 指老年人拄的手杖,拄着拐杖的老人是受尊敬的人。杖于家、乡、国、朝之说,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应该逐步受到更大范围人们的尊敬。周代不仅倡导尊老敬贤的道德风尚,还要定期举行养老礼仪。周代的养老礼仪包括朝廷和地方两个层次。在朝廷,天子一般都要定期视察学校,亲行养老之礼,在太学设宴款待三老、五更及群老,以示恩宠礼遇。在地方,则每年都要定期举行乡饮酒礼,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享有特殊的礼遇。
到了战春秋国时代,在尊老敬老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伦理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论语》、《孝经》等书记载了孔子在这方面的大量言论。孝作为华夏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念,经孔孟儒学的发挥,以及历代帝王的提倡,确实是深入民心。
自秦代以后,官修正史上都立有《孝义传》,就是表彰孝子,让他们青史留名。汉代是中国封建帝制社会全面定型的朝代,也是孝道发展历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从汉王朝开始,提倡"以孝治天下",孝开始走上政治舞台。特别是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家思想成了封建正统思想,孝也成了中国传统的伦理概念,成为了中国封建家长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开始直接服从于" 父为子纲" 、间接服务于"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的道德规范。孝道由家庭伦理扩展为社会伦理、政治伦理。孝与忠相辅相成,成为社会思想道德体系的核心,"以孝治天下" 也成为贯彻两千年帝制社会的治国纲领。
两汉时代,除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外,汉代皇帝都以" 孝" 为谥号,称孝惠帝、孝文帝、孝武帝、孝昭帝等等,表明了朝廷的政治追求和对"孝"的尊崇。提倡孝道,褒奖孝悌,是汉以孝治天下最明显的标志之一。据《汉书》与《后汉书》帝王纪中记载,自西汉惠帝至东汉顺帝,全国性对孝悌褒奖、赐爵达 32次,地方性的褒奖则更多。皇帝幸巡各地,常有褒奖孝悌的事。有时一地出现祥瑞,则认为是弘扬孝道所致,也要褒奖孝悌。对于著名的孝子,皇帝更加重视,把其作为弘扬孝道的榜样,精心扶植。如有一陈姓寡妇,养婆母 28 年,汉文帝感其孝行,给予"孝妇"称号。东汉初年,临淄人江革以孝母闻名乡里,光武帝赐其"巨孝"称号,赐谷千斛。
在政治制度上鼓励孝道,重视养老,选拔官员也把"孝"作为一个基本标准,兴"举孝廉",察举善事父母、做事廉正的人做官。元光元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元朔元年,武帝又下诏,凡两千石以上官吏必须察举孝廉,否则按不敬和不胜任论处。"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有司奏议曰:‘......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汉书·武帝纪》)自此以后,以孝为本就成为选拔官吏的标准。汉武帝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官吏多为孝廉出身,被视为仕宦之正途。举孝廉者往往被任为"郎",在东汉尤为求取官职的必由之路。山东嘉祥武氏祠的墓主人武开明、武班、武荣都是经察举孝廉后入仕做官的。桓帝诏书说:" 孝廉、 廉吏皆当典城牧民,禁奸举善,兴化之本,恒必由之。"(《后汉书·桓帝纪》)宋代徐天麟说,汉代" 得人之盛,则莫如孝廉,斯为后世所不能及"(《东汉会要·选举上》)。可见孝廉任官,对稳固汉朝的统治秩序具有长效作用。
汉代另一个重要选官制度是孝悌力田,始于汉惠帝四年(前191),名义上是奖励有孝父母、敬兄长的德行和能努力耕作的人。中选者经常受到赐爵、赐帛或复其身(即免除徭役)的优抚政策。汉文帝十二年(前168),诏以孝悌力田与"三老"同为郡、县中掌教化的乡官,成为定员。
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以后又增《论语》、《孝经》为七经,作为从京师到各郡、县、乡各级各类学校中的必修课和必读教材。无论贵族官僚还是平民百姓,都要接受"孝"的教育。《孝经》成了国家教材。《孝经》强调尽孝道的普遍性,并对孝道的原则、内容及尽孝的方式、孝子事亲的行为举止等,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它不仅要求人们事父母以孝,事兄长以悌,而且把家庭父子关系运用于国家君臣关系,把孝亲与忠君直接相连。
汉代的养老活动也是统治者孝治天下的一个重要形式。汉高祖西入关中时,就"存问父老,置酒"(《汉书·高帝纪》)。《后汉书·光武帝纪》诏曰:"其命君国有谷者,给禀高年鳏寡孤独及笃疾无家属贫不能自存者,如律。"这里的律就是对养老的专项规定。汉代是孝的观念兴盛的时代,老人在家庭与社会上地位很高,是家庭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汉代以孝治天下,对后世政治有很大影响。两汉皇朝绵延四百余年之久,为中国历史上最长的封建朝代,这与以"孝"为治国之道有一定关系。
魏晋隋唐时期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儒家的影响相对削弱的时期。但是,孝作为民族文化的基本传统有其深厚的民众社会基础,这段历史时期孝道仍受到社会、官方与民间的崇尚。
为贯彻"以孝治天下"的方针,两晋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太始四年六月丙申,晋武帝有诏:"士庶有好学笃道,孝悌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长悌于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晋书·武帝纪》)皇帝还亲自讲《孝经》。《穆帝纪》载:"永和十二年二月辛丑,帝讲《孝经》......升平元年三月,帝讲《孝经》。"《车胤传》载:"孝武帝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尚书陆纳侍讲,侍中卞眈执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郎袁宏执经,胤与丹杨尹王混摘句,时论荣之。"可见这样的活动相当隆重。
两晋时期一项相当有力的措施是中正把关,即所谓"乡邑清议",士人入仕必先经中正评品,如果有不孝的污点,中正这一关就通不过。《世说·任诞》注:"(阮)简以旷达自居。父丧,行遇大雪寒冻,遂旨浚仪令,令为他宾设黎臛,简食之,以致清议,废顿几三十年。"如此特殊的情况下吃了一点肉,因在父丧期间,就被中正卡住,近三十年不得叙用。中正把关,可以说是晋朝贯彻以孝治天下的组织措施。
隋唐也是一个以孝治国的时代。唐玄宗亲自为《孝经》写序、注释,并下诏颁行天下。天宝年间免征居父母之丧者的劳役赋税,称为" 孝假"。代宗时又开"孝悌力田"选士科目。唐代社会出现了一些"以孝闻于世"的孝子贤孙,其尽孝的内容主要表现在"善事父母,养老送终"等方面。对于尽孝道的典型,唐朝统治者也给以褒奖和宣扬,或由地方官府表彰,或由地方举荐,上奏朝廷,授官、赐物、旌表其门闾、蠲免其赋役,甚至载入史册,传之后世。两《唐书》的《孝友传》中罗列姓名或详见于篇者,即为当时最高的褒奖。有的还受到皇帝亲自嘉奖和恩典。武则天时,元让以孝著称,诏拜太子司议郎。则天谓曰:"卿既能孝于家,必能忠于国。今授此职,须知朕意。宜以孝道辅弼我儿。"(《旧唐书·孝友传》)这些事实反映了唐朝统治者继承了儒家传统中讲究孝道的一面。
宋元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由鼎盛逐步走向衰亡的时期,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主义进一步强化。这就要求为整个社会和个体家庭坚实地竖起"三纲五常"、"明天伦之本"的统治秩序。
宋朝是经过社会动荡之后重新建立起来的统一朝代,政府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出发,大肆宣扬"冠冕百行莫大于孝"(《宋史·孝义传》),"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宋史·选举志》)晋人王祥卧冰求鲤,三国时人孟宗泣笋等荒诞不经的愚孝故事,都被用作教材向人们灌输。由于政府的大力褒奖,孝道在宋代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一时孝子辈出,孝行壮烈得惊人。《宋史·孝义传》载,太原的刘孝忠,母病三年,他不但割股肉,还"断左乳以食母" ;杨庆" 母病不食",他就割自己的右乳"以灰和药进焉";吕生则在他父亲失明后,"剖腹,探肝以救父疾"。对这些行为,宋朝皇帝不但诏赐粟、帛,还亲自"召见慰谕 "。不仅如此,宋朝法令还规定:未葬亲不许入仕。有的宰相甚至因此而被罢官(赵翼《院余丛考》卷二十七《未葬亲不许入仕》)。而且即使缌麻那样的远亲病死,也不得赴举(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五《缌丧不得赴举》)。这时的孝道就纯属残酷的愚孝了,不再是一种值得称道的美德,而成为人们的精神枷锁。
元朝统治者对孝道的认识与宋代截然不同。孝道是农业经济的产物,而游牧经济是分散的、流动的,父子依附关系相对减弱,自然不会产生适应农业经济的孝道。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后,用游牧民族的眼光审视内地的封建道德规范,并通过行政手段加以改造。首先,在宋代被视为最高孝行的卧冰、割股、刲肝等行为,在元代不但不予以褒奖,反而被明令禁止。 据《元史·刑法志》 载:" 诸为子行孝,辄以割肝、刲股、埋儿之属为孝者,并禁止之。"元朝政府对一般的孝行常理也极为淡漠。用以维系宗族关系的孝道一经破坏,家族纽带也就有所松懈,孝道的核心内容善事父母也发生了动摇,甚至遗弃父母得到了法律的承认。《元史·刑法志》云:"诸父母在,分财异居,父母困乏,不共子职......亲族亦贫不能给者,许养济院收录。"元朝统治者站在游牧民族文化的角度,看出了孝的某些不合理性,并从政策上加以限制和明令禁止,无疑在客观上起到思想解放的进步作用。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在"治乱世用重典"思想指导下,诏谕臣民们要兴孝道,用"孝"维系皇权统治。朱元璋把孝看作是"风化之本","古今之通义","帝王之先务",认定"垂训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亲。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亲,则人道立矣。"(《明通鉴》)朱元璋兴孝的主要措施有自身率先垂范,观念倡导与教育,制礼作乐,政策支持与奖励等。洪武一朝,荐举讲孝,科举讲孝,选官员亦讲孝。洪武六年曾罢科举,举贤才,其目有贤良方正、孝悌力田、孝廉、耆民等。荐举一途,"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胜数"(《明史·选举三》)。明朝还以养老之政教民孝,对老人赐以布帛,授以爵位,还让他们议政,御政,评论官员,理民诉讼,宣教民众,以发挥他们的作用。明文规定80岁以上的老人由官府养。由于明太祖的大力提倡,整个明代都非常重视孝道。明12代皇帝统治的277 年中,皇帝的庙号、谥号或陵名,孝字很多。如"孝陵"、"孝宗"、"孝康",尊谥中的"至孝"、"达孝"、"纯孝"、"广孝"等。
清代统治者作为异族君主,开始不便在汉族遗民中提倡忠君,于是改而大力倡孝,重视以孝道治天下。顺治皇帝曾经注过《孝经》。康熙、乾隆皇帝数次在宫内开设" 千叟宴"。康熙还曾颁发"圣谕",提倡孝道,敕令全国广为宣讲。他认为,帝王治天下要"首崇孝治"," 孝为万事之纲,五常百行皆本诸此。 "(《御制文选》第五集卷三十一)清代法律规定,对于不孝甚至残害父母的,予以严惩。另一方面则是旌表孝子。雍正时曾规定,犯死罪但因为是独子,必须赡养父母的,予以宽刑。清代封赠臣子的父母、祖父母及其配偶,也是一种提倡孝敬的措施,具有弘扬孝道,倡导敬老的意义。清代为了加强孝治,把汉代的"孝廉"和 "贤良方正"两个科目合并,特设孝廉方正科。雍正元年(1723)诏直省每府、州、县、卫各举孝廉方正,赐六品服备用。以后每遇皇帝即位就荐举一次。乾隆五年(1740),确定荐举后赴礼部验看考试,授予知县等官。 [完]
现代中国人对自由平等理念的追求自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可是很多人还误以为自由、民主等是西方的东西。人类文明中的黑暗(如奴隶制)和亮点(民主自由等)不是属于哪一块大陆的“专利产品”! 世界政体的变化和移民自由移动的事实就说明了人们对民主自由的渴望。中国人跑到国外来生活的原因之一也是为了自由、平等!所以,追求民主自由和“全盘西化”没有丝毫关联!西方建立“孔子学院”也不是“全盘中化”!
近代国学大师胡适反传统且主张思想之“新”,对“孝”之观点的阐述也别出心裁,讽刺得一针见血。他曾写过一首题为《我的儿子》的打油诗:
我实在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
“无后主义”的招牌,于今挂不起来了!
譬如树上开花,花落偶然结果。
那果便是你,那树便是我。
树本无心结子,我也无恩于你。
但是你既来了,我不能不养你教你,
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并不是待你的恩谊,
将来你长大时,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
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
这是胡适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写给当时的执政党看的。蒋介石对胡适也恭恭敬敬,所以,胡适的打油诗一定是在看腻了那些挂在每一个党部的“效忠党国”和蒋光头的镜框子!“效忠”就是“孝忠”,对待国民党委员长要和孝敬你的父母一样。所以,人性和人权已经从中国文化里彻底销声匿迹了。胡适的诗从看似调侃的角度还原了人性,大胆公布了他自己对传统文化的“孝”是如何的厌恶!
树本无心结子,我也无恩于你。
但是你既来了,我不能不养你教你,
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并不是待你的恩谊,
将来你长大时,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
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
做为“父权”社会的大师和父亲, 胡适对自己的儿子却写下了“你要先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有尊严, 有良知,有自由的人,我不需要你孝敬孝顺我!”胡适实际上是在给统治者上课, 中国的统治者们,你们不要再压抑和恐吓你们的子民了,让他们站起来做人吧!给他/她们一个人应有的权力和尊严吧!你们的权力是怎么来的你们不清楚吗?好像再说,世上很多人根本不配做父母的, 但是, 一冲动,他/她们做了父母,这样的人岂能教训孩子对你“孝敬”呢???
胡适了不起的地方是没有等到儿子长大成人后反问他, 做为‘夫权’的象征,胡适提前道出了这个“孝”的实质。遗憾的是,战争(二战和内战)与革命(文革)使中国文化出现了断层,至今,胡适所厌恶的、所警醒的仍然存在于中国文化的经脉之中!
不民主、不平等岂能归罪于"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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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法归一, 俺相信
-richard_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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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7/2010 postre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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