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真理而权力”与“为权力而‘真理’”——(5-1)

五．从文革看“为真理而权力”

1．真实的文革
2．真正的民主
3．真正的“为真理而权力”
4．不以一时成败论英雄

1．真实的文革

网友“一枝清荷”写了《一位80初女子对毛泽东的评价》，引来一堆质问。从其中若干可知文革是这样被灌输给如今的年轻人的：

——像章、毛选、红宝书语录、标语、大字报、讲用会、学习班、早请示晚汇报---这些是什莫？个人迷信、崇拜的结果是劳民伤财、民不聊生。

——如果有人冲入您家，打砸抢烧您的一切，拖您的父母出去砌墙堆砖，而且毫无理由，就如同文革时一样，您是否认为这是一个更好的社会？

——您是否同意，在毛泽东时代也有“惨绝人寰”之事？还是您认为，如果有那样的事，也都是“资改派”的恶意诬陷？难道打死老师、亲人告密、殴打被认定为“黑五类”的人、枪毙坚持不同意见者都是编出来的？

……

鲁迅说：“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写歪了，反于革命有害。”

“翻着筋斗”写文革的不仅有“小资产阶级”，而且有大骗子。如今许多年轻人自以为知道的文革，其实是一个当年被蓄意歪写、如今被拼命写歪的神话“文革”、鬼话“文革”、谎话“文革”。

就以上述向“一枝清荷”发难的一些问题所涉及的若干历史真相为例：

⑴．个人迷信、崇拜

毛泽东1970年跟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这样说——

毛泽东：那个时候（注：1965年）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毛泽东：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斯诺：听说进城前夕开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曾经通过一项决议，禁止用党的领导人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山村等。

毛泽东：这个现在都没有，没有什么用人名来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标语、画像、石膏像。就是这几年搞的，红卫兵一闹、一冲，他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说你反毛，anti-Mao！

……

毛泽东与斯诺的这个讲话一清二楚地表明：

第一，毛泽东不赞成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

第二，当有人借口“反个人迷信”从毛泽东手中篡夺了党政宣传大权时，毛泽东也决不会被“反个人迷信”的“紧箍咒”捆住手脚不予反击。

第三，当毛泽东粉碎敌人的阴谋之后仍然坚持反对个人迷信的原则，所以说“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什么‘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毛泽东与斯诺的这个讲话当时传达到全国大陆基层所有单位。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不可能不知道毛泽东的真正态度，不可能不知道历史真相。明明知道真相却故意向今日的年轻人灌输毛泽东“个人迷信、崇拜”，正是“为权力而‘真理’”的特色——按需要编造。
⑵．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

毛泽东从来没搞过这一套。文革中下令禁止了这一套的是江青。确切地说，是1969年4月“九大”开幕之后江青有一个讲话，说“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这一套不是宣传毛泽东，而是丑化毛泽东。当时康生还插话，说这是强迫人民用宗教迷信的那一套庸俗化毛泽东思想。这个讲话以文件的形式传达到各单位，从此“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成为历史遗迹。
当时我朋友的单位先传达了。我听说后就跟自己的领导说既然有这么个文件，那咱们是不是就不“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了。领导说我也听说了，但文件还没到，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执行，咱们现在还是继续跳。于是我们又多跳了三天。这足以证明这个文件当时传达到了中国大陆每一个人，也就是说，当时每一个大陆的中国人都知道这回事——否则“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怎么会突然全部自动停止？没这个文件，说不定有人会一直“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下去。
跟如今的年轻人大肆渲染文革“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这一套的人必然是文革的过来人，不可能没听过传达这个文件，不可能不知道当时只有制止这一套的文件、没有叫搞这一套的文件，不可能不知道这一套根本不是毛泽东搞的。明明知道这一历史真相却故意不说，只用这一套为例说明毛泽东搞文革如何如何荒唐，无疑是蓄意撒谎编造历史、用编造的历史丑化毛泽东——“为权力而‘真理’”。
⑶．毛泽东像章、塑像狂热

文革中反文革的惯用手法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以文革的名义反文革”，对毛泽东像章、塑像也不例外：在以“拥护毛主席”的名义下像章越造越大、用料越来越贵。谁反对，谁就是“反毛”；不反对，那正好利用像章热大量耗费国家资源，给经济建设制造难题，由此丑化毛泽东、丑化文革：看，把资源都用于造像章了，所以经济困难都是文革造成的。
制止了这个歪风的是毛泽东——大约在1968年毛泽东有个批示：像章退回，我要飞机（另一种说法是“还我飞机”）。像章热从此煞住。

文革中有一个流传甚广的周总理巧妙处理塑像陷阱的消息：某些蓄意陷害周总理的人（与今天“学者的良心”吴敬琏当年加入的“五．一六兵团”是志同道合之辈）故意向周总理提出申请，要用某种极贵重的金属材料试制一座特大型毛泽东塑像。如果不批，那就可以名正言顺给周总理安上个“反毛”的罪名。如果批了，那就会给国民经济带来极大的财政负担，正好借此为指责周总理没把经济搞好提供炮弹。周总理当即问：需要多少钱？答曰多少多少。周总理说：可以，批准你们试制。如果失败了，你们要承担丑化毛主席形象之责。如果成功了，塑像要收归中央。这样贵重的毛主席塑像只有中央才配有。对方顿时傻了眼：成功了自己没份，不成功自己要担责，里外里不合算，只好偃旗息鼓，不了了之。
记得1966年底中央有一个通知，禁止在城市农村搞那种把房屋街道大街小巷全刷上语录画像的“红海洋运动”。

上述种种说明文革中劳民伤财的“个人崇拜”荒唐之举根本不是毛泽东搞的，而往往是反对毛泽东的人借力打力，以文革的名义干坏事，一方面掩护自己，一方面丑化文革，丑化毛泽东。所有这些蓄意的荒谬事当年很快就被毛泽东制止了。如今喋喋不休用这些荒唐事证明文革荒唐的人从来不说明这些荒唐之举是谁搞起来的，又是谁制止的，完全是“为权力而‘真理’”。
⑷．“有人冲入您家，打砸抢烧您的一切，拖您的父母出去砌墙堆砖，而且毫无理由”、“打死老师、亲人告密、殴打被认定为‘黑五类’的人、枪毙坚持不同意见者”、血统论、打砸抢烧、破四旧、工厂停工闹武斗……

上述种种确有其事。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类事是谁干的？怎么干的？什么情况下干的？迎合了谁的需要？

是毛泽东吗？毛泽东一直强调文革要整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1966年8月8日通过）——那些“黑五类”、那些挨斗挨打的老师、居民等等打砸抢受害者是“当权派”吗？
毛泽东是军事大师，不可能不懂得“集中兵力对付要目标”。既然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党内，是当权派，那怎么可能放弃主要目标而对准党外、对准群众、对准整个社会胡来一气呢？别说毛泽东那样善于用兵的统帅，就是稍微有点常识的人也能明白：放着大敌不管却到处乱打乱杀眉毛胡子一把抓给自己四面树敌是犯蠢——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逻辑上讲得通吗？
毛泽东一贯强调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十六条”特别强调“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方法”、“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翻遍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讲话规定，哪一条赞同过打砸抢？毛泽东历来连俘虏都不准打骂侮辱，何况对人民群众？
如今流行的“文革罪恶”种种，没有一桩是毛泽东主张的，没有一件是毛泽东指使的。把不是毛泽东主张、不是毛泽东干的事硬安到毛泽东头上，这符合什么人的需要？

道理非常简单：文革的关键和矛盾焦点其实就一条：“整党内走资派”与“不准整党内走资派”——“矛头指向党内”与“矛头指向党外”。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一切原来似乎不可理喻的荒唐立刻一目了然。

毛泽东：“阶级敌人就在党内”。文革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矛头指向党内。

刘邓：“阶级敌人不在党内”。“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矛头指向党外。

为了权力，就必须禁止“矛头指向党内”，就必须“矛头指向党外”，就必须证明“阶级敌人不在党内”，就必须证明在党外、在社会上存在着大量“阶级敌人”，就必须没有敌人也得造出敌人来。但在已经实现了公有制的中国社会无法根据人们的经济来源划分敌我。硬要从普通群众中抓出大批“阶级敌人”，就只能想方设法鸡蛋里挑骨头，吹毛求疵找差别、挑岔子，结果就是查家庭出身，查平日言行，找生活差错。后果就是“血统论”、“文字狱”、“生活问题”、“穿一样的衣服”、“人人自危”——毛泽东刚下令广播北大大字报搞文化大革命把矛头指向党内，刘邓马上派出工作组搞“二次反右”。工作组一到，立刻人人自危，全国学校的老师和校长都受到冲击。有人统计，工作组仅在首都24所高等学校里就把1万多个学生打成“右派”，把两千多名教师打成“反革命”。1957年反右还是先让人说话，说完了再说这个话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1966年6月工作组往往不等人说话，而是先翻档案。谁的档案有问题，谁就是“监控对象”，结果是连说话机会都没有就被揪出来了。1966年6月9日，刘少奇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比1957年反右派的规模还要声势浩大，所定的右派人数要超过1957年。学校单位的夺权斗争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要涉及到中学。”刘少奇批过一个的报告说，在中学生中间和在大学生中间要抓百分之一的右派（当时中国中学生好几千万，大学生150万。百分之一是几百万——超过“反右”的55万）。所有这些其实就为了证明一条：“阶级敌人在党外不在党内”，所以必须把文革变成又一次镇反、又一次反右——“为权力而‘真理’”
为了“矛头指向党外”，就必须证明“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就必须在党内当权派权力受威胁时出现社会动乱、出现一切想得到和想不到的荒唐事，不荒唐也要造出荒唐来：

——在群众中制造对立

因为“阶级敌人不在党内而在党外”，所以有了“二次反右”，所以有了个划分敌我的问题。当权派“以我划线”划分敌我——不听话、提意见的就是“敌人”，用听话的监控不听话的，用一部分群众整另一部分群众，用群众搞“二次反右”、“抓阶级敌人”。这就把本来并无利害冲突的群众分成了你死我活的对头，非把对方搞垮不可。群众的分裂对立就此形成。
1966年7月25日至28日“中央文革小组”分别宣布撤消刘邓派出的一切工作组，号召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1966年7月29日，刘少奇在人大会堂接见首都中学生代表时宣布：“保护少数”包括保护主张“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人。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以写信支持与工作组对立的“红卫兵”的方式公开表态支持成立群众组织与刘邓派出的工作组对抗。

各学校工作组依靠的学生立即摇身一变成为“红卫兵”和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用“红卫兵”对付“红卫兵”，用群众组织对付群众组织——你不靠工作组靠群众组织，我给你来个“真假孙悟空”。

工作组“挑动群众斗群众”、依靠一部分群众整另一部分群众导致群众的严重对立。成立了群众组织后，群众由个人的对立变成有组织的对立对抗。双方都拼命证明自己“革命”，都竭力证明对方“反革命”，都自觉不自觉地遵循“阶级敌人不在党内而在党外”的思路千方百计挑对方人员的一切毛病：出身、言行、生活问题……“血统论”、“文字狱”、“生活作风问题”等等从此变成整个社会关注的问题——你用出身不好的人，就证明你“组织不纯”，就证明“阶级队伍不纯”，就是“招降纳叛”，就是“反动组织”；你文章演讲能“鸡蛋里挑出骨头”，就说明有“反动内容”，就证明是“反动组织”；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严重，就证明是“阶级异己分子”，就推论出“反动组织”……所谓“文革‘极左’”浪潮就这样愈演愈烈。由此产生了一系列荒谬：对立、谩骂、武斗、破坏……这反过来又成为“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的证据——谁让你搞文化大革命的？谁让你“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
——挑动群众打人。

1966年6月我亲耳听到工作组传达毛泽东关于一些单位出现群众打人事件的指示：如果是坏人，那么打了你活该；如果是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如果是好人打好人，那是误会，不打不相识嘛。——据我所知，这次传达是全国统一传达的。这条“最高指示”一传达，全国各学校顿时打人成风：毛主席都批准打人，谁说“黑帮”打不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然而时隔很久我才知道，毛泽东当时严厉批评了这个“传达”：为什么偏偏删掉了我最关键的最后一句话：“今后不准打人”？！

这正是“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这一理论的需要。

第一，各学校打人成风，岂不证明了“没有工作组就要大乱”、广播北大大字报就是“敢动党内‘当权派’，就必然天下大乱”？

第二，通过打人一事让群众产生错觉：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类可以不算数，只要“出于革命义愤”，那就“情有可原”，不必计较——从此对毛泽东的主张可以“各取所需”。

第三，在受害者及家属心里种下对文革、对毛泽东的仇恨种子。

第四，把群众的注意力吸引到打人，不再关注“党内走资派”。

第五，在群众中丑化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