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永贵看海归工作和真实的中国人情

从陈永贵看海归工作和真实的中国人情

作者：马烽

陈永贵只是一个劳模的时候，见了省里的领导人同样是毕恭毕敬；一个政治风暴使他从基层翻腾到山西省的最高层，他的神气和架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过了一个月左右，我和北京的红卫兵在首都京西宾馆又见到了他。那时，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和关锋亲自主持会议，在解决山西的问题。我在省城告状难以获胜，也爬火车来到被称为中央心脏的这块机要重地，恰好又在门口碰到陈永贵。

　　“你也是代表吗？”陈永贵好象认出了我，竟然主动的伸出手来。

　　因为我是在北京红卫兵的掩护下“混”进来的，但不是代表任何组织的与会人员，自然有点心虚，就紧紧的握住他的手，来了个答非所问：“永贵同志，你好！”就这样蒙混过去了。他却主动地把我拉进东楼的一间房里，挺神秘地问到：“你不是被关起来过吗？肯定是受张日清迫害的革命小将了。这个家伙可坏了，和革委会的刘贯一、刘志兰、程守中等人相勾结大反刘格平同志，也是我的死对头。你可以站到我们这一边写揭发材料，我替你转给中央文革小组，转给康老。”

　　我知道，张日清是山西省军区政委，刘贯一是省革委会的副主任，刘志兰和程守中都是革委会的领导成员，其中刘志兰是革命先烈左权将军的前妻。这些人我连一个都不认识，他们是否陈永贵的死对头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于是，我告诉他：“我是由于反对曲沃县武装部的个别领导人打击革命干部和进行夺权而打成反革命的，与张日清等人没有任何的关系。我讲完这话，陈永贵就没有刚才那么热情了。以后，我几次求见，都被拒之门外了。这时，我才深深的感觉到派性斗争的可怕，它不但能够扭曲一个人的面孔，而且可以扭曲一个人的灵魂。派性利益，会把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当作仇敌，也会把本来品质恶劣的人当作朋友。

　　陈永贵一口气给我讲了他刚调到中央后的许多情况。他说：“我在党的十大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后，又在第二年的全国第四届人大上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周总理就对我说：[永贵同志，你现在可不是考虑一个大寨和一个省的问题，而是要考虑全国的农业了。你争取把全国绝大多数的省份的农业考察一下，给他们制定农业学大寨的具体方案，这可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如果全国都变成大寨县，那么我们的农业就有了出路了。] 周总理的话我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我就是按照他的话来做的。但是，我没有想到中央内部的斗争也很激烈。江青从心里不愿意让我介入他们和其他领导人之间的斗争，她对我说：[中央内部的矛盾很复杂，老陈，你不要参与进来。你只要抓具体工作就行了，路线问题上有毛主席来掌舵，我们只是执行者。] 他的好多话，我是听不懂的。张春桥和我谈话的时候，也这样说：[毛主席让江青关注国内的大事，她实际上是主席的哨兵和观察员，她对路线问题和政治上的问题非常敏感，但是我们一时也可能理解不了，她和你的谈话不要轻易的公开。因为党内的许多人都盯着她，她的一言一行都是体现毛主席的意图呀。] 但是，政治局开会的时候毛主席却说：[江青只是一票之权，她的话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但是有时真理在她手里，她有大功，揪出刘少奇，打倒林彪，都是她干的，我是听了她的意见才同意了她的。搞了文化大革命，相当一批人不拥护她，应该给人们一个认识的过程，我看从绝大多数人民的反映来看，她还是干了好事的，拥护者是多数，真正反对的人是少数。你们信不信呀？江青，你要搞多数人的工作，不要搞成小集团，她的问题并不大，但是要注意。] 后来传达的那些毛主席的指示，并不完全。那是根据当时打倒江青的需要来加工的。别人不知道，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知道，我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压力了，所以我才给你说点真实的东西。毛主席并没有讨厌张春桥，而是非常器重他，还有姚文元和王洪文。只是王洪文这个人自己不争气罢了。张春桥在中央的地位实际上很高，政治局委员们都怕他，他和江青都是说了算的人物，因为毛主席始终是支持他们的。1970年8 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曾经召集我和纪登奎、吴德等人开了一个会。他对我们说：[陈伯达在会上的矛头是针对着春桥，实际上是对着我的，只不过他们现在不敢而已。将来是否公开反对我？也说不定。林彪、陈伯达这些人的脑子都很聪明，他们看出我是在培养春桥和文元，不错，我是在培养他们，也不光是他们嘛，在坐的我都在培养。只是春桥、文元有他们自己的优势罢了。他们的文章写的好，是我们无产阶级的理论权威。这两个人，我看要比陈伯达强的多，水平也高一些。陈伯达近几年来并没有写多少文章，他文章都是别人写的，他的文思已经干枯了，但是还不想下去接触群众，接触实际。一天总是在搞唯心主义，什么天才，什么创造，他实际是想作天才。永贵同志，你不要迷信他，他实际上看不起你，看不起所有的劳动人民的。某种意义上讲，永贵同志要比陈伯达强的多。永贵在华北组的会议上也讲过天才，也要揪什么反对我的坏蛋，其实真正反我的就是他们，而不是春桥，也不是康生，是那几个主张要我当国家主席的人。] 下来以后，毛主席还一再地对我说：[你可以拜春桥和文元为师，让他俩教你理论，你教他俩实践。互相学习嘛。] 这些话，我记得清清楚楚，永远也忘记不了。只是在当时的环境下，特别是打倒他们后，这些东西我没有再公开。当时我和郭凤莲同志讲过。”

　　我问：“林彪的事件发生以后，你向中央揭发过他们的问题吗？”我之所以提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我看过他在批陈整风和批林整风中写的揭发，虽然出自秘书和别人的手笔，但是他的签名说明了全是出自他的口授。

　　陈永贵很老实地说：“我是向中央揭发过李雪峰、郑维山等人的问题，那是在1970年8月23日晚上，林彪作了那个反革命的动员令后，李雪峰对我说：[永贵同志，你应该表态了，你是农业的榜样，讲的话很有号召力。现在中央有那么几个王八蛋在反对林副主席，反对陈伯达同志，他们比罗瑞卿、陆定一还要坏。他们的阴谋要是得逞，我们的国家就会再倒退回文化大革命以前去了。现在林副主席的动员令已经下了，你要带头讲话，要求中央把那几个王八蛋揪出来，批倒批臭。] 我问他：[林副主席讲话中指的是谁？] 他说：[我告诉你后，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现在中央还没有点名，只是对事不对人的时候。林副主席和伯达指的是上海的那几个家伙，他们在组织小山头、小宗派。他们的阴谋得逞不了，现在全军代表都在反对他们。] 我这下心中有数了。8月24日，陈伯达和汪东兴来华北组参加讨论的时候，我再次问汪东兴：[听林副主席的讲话后，我很激动，想发言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还要放炮，把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坏蛋揪出来，你看可以不可以？] 汪东兴回答：[当然可以，不但你讲，我也要讲。我早就对那几个人憋了一肚子火了，他们坏的很，现在都不把林副主席和伯达同志放在眼里，将来还会把谁放在眼里呢？中国的许多事情都是那些人给弄坏的。一定要把他们给揪出来。现在时机已经到了。] 有了他们的部署和安排，我才敢在华北小组会议上发言。当时我很激动，把张春桥等人狠狠的痛骂了一顿。但是，毛主席下令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要收回华北小组的简报，特别是把陈伯达揪出来后，我才知道闯下了大祸。我当时很害怕，向李雪峰提出了要检查，李雪峰对我说：[你检查可以，千万不要拉扯别人，更不要提我，越提问题越复杂，好象我们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似的。] 汪东兴也偷偷地跑来对我说：[我和你以前说的话，不要再提了。我们各自检查自己的就行了，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顶多是个认识问题就是了。] 后来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和我秘密谈话，问我华北小组讨论前的动向，我把李雪峰和郑维山的活动，包括我听到他们的议论都报告了总理。我曾经听郑维山对李雪峰说：[这一回就是要把张春桥、姚文元他们搞臭，把他们的嚣张气焰压下去，迫使中央表态。即使这次目的达不到，也要在下一次的全会上达到目的。林副主席和军委的其他领导同志是下了决心的。] 当然，我的揭发促使毛主席下了决心。当时周总理就对我说：[你看看，不整顿怎么能行呢？毛主席就断定他们的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嘛，毛主席真是神了，你不佩服不行啊！] 这时，我才感觉到庐山会议的确是件大事。”

　　我问到：“毛主席逝世以后，政治局研究过江青的问题吗？”

　　“哪里来得及呢！”陈永贵说：“毛主席的逝世，虽然很突然，但是中央最高层还是有所准备的。就在毛主席逝世的前几天，华国锋就跟我打过招呼，他悄悄地说：[老陈，毛主席可能不行了，老人家不知道会不会留下遗嘱？我最担心他的话对我们封锁，那么一来我们可就掉进陷阱里了。人家手里拿着尚方宝剑，想怎样就怎样，我可怎么办呢？] 我说：[你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任国务院总理，谁能不听你的呢？] 他说：[那可不一定，现在党中央派别很多，我最担心的是邓小平的复辟势力还有很大的市场。你也帮助我听些消息，有时就告诉我，我们毕竟是山西老乡呀！] 这话他可是从来没有和我讲过。这时，我就估计到他在考虑着他自己的打算了。那时，江青好象她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她表面上很轻松，实际上也很紧张。毛主席重病的时候，亲自跟他身边的人员交待，要他们请江青立即回京。江青接到绝密电报后，手都发抖了，但是别人一进去她马上恢复了常态，要和大家打扑克，以等待火车。我亲眼看到她几次出牌都出错了，她一会儿打牌，但是在紧张地、不停地看手表，我就知道她是在控制自己的感情。有人说她在毛主席病重时高兴的要死，这符合事实。我们要实事求是，现在江青已经判刑，我倒是主张恢复历史的真相，这样可以让人们更加清楚地辨别经验教训。江青这个人，她由于长期在毛主席的身边，同样有着许多在今天看来都应该很难得的好传统和好的作风。比如她从来不接受任何人的礼品。我从大寨回来给她捎点特产，她从来都是付钱的。她这样对我说：[老陈，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毛主席培养的党的干部，我们要自学地接受和服从党的纪律，抵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侵袭，我们不要搞那套请客送礼的资产阶级作风。但是，买卖公平还是许可的。钱，我一定要付，你送的东西我也要收。我们之间的交往完全是党的原则范围内进行的。据我了解，她不但对我是这样，对其他的同志也是这样。就是她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之间也是这样的。我亲眼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一次，王洪文给江青从上海带来一些药品，大概是他没有给上海付钱。江青一直追问他给钱了没有，最后，江青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三百多块钱交给王洪文，一定要他把钱给厂家。你们都知道，江青是喜欢照相的，她使用的相机和胶卷都是她自己掏钱买的。她对我说：[我每月的工资除付了火食费和外出的花销外，几乎全买了书和胶卷了。我的钱实在是不够花呀。但是我绝对不多占国家一分钱的光。我要以身作则，作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我到了中央以后，才知道我们这些大老粗并不是搞政治的料，我们抓具体的工作，搞经济和农业可以，搞那些歪门邪道不行，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华国锋也不行，我几次看到他在中央的会议上气的手在发抖，嘴唇哆嗦，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比如给刘少奇平反的前几天，我到了他家，他当着我的面给毛主席的画像鞠躬，说： [主席，我对不起你，你原谅我吧！] 他处于紧张的为难状态。”

　　我说：“有人认为，华国锋这个人其实并不老实，他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就是抓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些人。他的动机并不是为了中国的前途，也不是为了给老干部申冤，而是为了他自己当党的主席，为了他自己的权力。你对这个事实是怎样看待的？你参加和讨论了抓江青这些人的会议吗？”

　　陈永贵说：“我哪里有资格参加那样的会议呢！其实并没有召开任何会议，完全是华国锋、汪东兴他们自己决定的。他们研究以后，通知了叶剑英，叶剑英早就想动手了。他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这样讲过：[ 抓四人帮是顺乎民心和天意的。早在毛主席病重期间，许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小平同志研究，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把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抓起来，然后和毛主席商量。我们考虑再三，觉得没有把握。除非周总理和我们配合。我曾经试探过总理的口气，可总理对毛主席忠心耿耿。我只要一提起江青，总理就断断续续地说：要听毛主席的话，相信毛主席。他很厌烦和我讨论江青的问题。好人呀，总理是好人呀！] 我从这里就可以看到，要不是总理的阻挡，他们可能早就动手了。细细地想一想，还是真危险呀。叶帅的这些话都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讲的，我亲耳听见的呀！你大概还不相信，我这个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在中央其实就是个陪衬。真正的大事都是人家早已经研究好了在我们面前过一过，并不真正听取我们的意见。没有粉碎江青等人之前，决大数的时候都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他们研究好了再拿到会议上来过。这个情况我向毛主席作过反映，我是根据别人的议论来向毛主席说的。主席到了政治局会议上就对江青说：[ 你不要总是你好几个人商量好了再和大家研究，不要搞小圈子，要搞大圈子。政治局会议就是一个大圈子，革命总是要多团结一些人好嘛。你们的一些作法连陈永贵这样的老实人都有了意见，可见你们是怎样地脱离群众了。江青呀，我已经警告你好多次了，不要总是以你的名义办事，要以政治局和中央的名义讲话嘛。什么事情总是你冲在前头不好，要突出其他领导同志的作用。我再次和你讲一遍。] 毛主席批评江青，我看完全是对她的一种爱护，而决对不是要打倒她。这些，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看得很清楚。华国锋也看得清楚。他确实当着江青、张春桥的面说过：[ 江青同志，我永远听你的，作你的忠实助手。不管我的职务到了哪个地步，我都是你的助手。对主席的一家，我世世代代都要忠于，爱护，在任何时候都不做损害主席一家的任何事情。] 我听了都感到好笑，华国锋就象小孩子一样地讲话。后来，他对我说：[ 永贵呀，我们都要象邓小平那样，先保护好自己，然后再说。孔夫子的话是很有道理的：大人者，言不必行，行不必果。不要太认真了，太认真往往会把事情搞坏。] 后来我就对这个人有了看法了。特别是我们下台后，我就知道这个人的下场也好不了多少。尽管现在我不想多说他什么。其实，现在说不说全国人民都知道。”

　　“你到中央工作后，当时是怎么想的？”我问。

　　“我调到中央以后，本着一条原则，那就是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干。我既然是毛主席的学生，就应该听毛主席的话。”陈永贵说：“我原来以为到了中央就能够经常地见到他老人家，谁知道来到中央，同样很难见到他。从1974年以后，毛主席就一直生病，他明显地苍老了，每次见到他，都要和我握手，关切地问候几句。江青倒是随时可见到她。她对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一直采取了高度的保密，我每次问她主席的身体怎样，她都说：[ 主席身体非常健康，医生说他没有任何的大毛病，不久前还下去游了泳。] 直到主席逝世的前几天，她还对我说：[ 主席身体很好，他在关心着你。] 谁知两三天后，老人家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后来问她：[ 你为什么不把主席的健康状况告诉我们？你要是早点说，也许可以用民间的祖传秘方能治好主席的病。] 她对我说：[ 党内走资派一直想利用主席的身体状况作文章，要是让敌人知道了主席的身体状况，那他们有可能挺而走险呀！] 我望着主席的遗容，几次放声大哭。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又问我：[ 怎么样？习惯吗？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到了什么岗位上可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革命。过去革的是地主、资本家的命，现在是要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你说，能革了吗？] 我回答：[ 只要有毛主席的领导，完全可以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 老人家笑了，又问：[ 我死了以后呢？] 我一下楞住了，没敢回答，现在想起来，毛主席完全是有所准备的。那时，毛主席对我们这些大老粗确实是有所偏爱的。他对我说过：[ 你和许世友都没有读多少书，你是务农的，他是习武的，八岁就到了河南的嵩山少林寺练武艺。二十来岁时参加革命，成了共产党。你们这些人跟共产党走了这么多年，我放心。你们不会搞鬼，但是容易被搞鬼的人所利用。许世友就让张国焘骗过，到了延安还想逃跑到四川打游击战。他们密谋败露后，被林彪抓了起来，是我下令放的。我对他说：革命嘛，不能只是靠自己和少数的拼命，而是要团结和依靠决大多数的人一道工作，一道奋斗。你只想着一个张国焘不行呀，他是要打倒我们这些多数人的，依靠他能把革命搞成功吗？不性！经过了那次谈话，许世友变了过来，决心跟着我们走了。几十年`没有改变他的观点。所以，任何人都是可以变化的。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同志经过了反张国焘路线的教育，至今都很谨慎。倒是第一方面军的同志，比如林彪这些人现在犯了很多的错误。] 毛主席的这些话，对我的启发很大，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问道：“你对江青这个人的印象怎样？”

　　陈永贵说：“老实说，我看不出人家有什么不对，我在粉碎他们以后的讲话，都是根据中央的统一调子来说的。江青这个人对她的工作人员据说是很不错的，我亲自听她身旁的服务员讲过：江青对我们很关心，给我们打毛衣，送钱给生病的人，还经常周济服务人员的家庭，并没有丝毫的虐待。江青被打倒后，就说她什么都不对了，把一切祸水都推到她的身上，我现在看来也不公平。1976年9月她到寨的时候，曾经对我说：[ 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寨这面红旗就是中国的未来，红旗究竟能打多久？将取决于我们这一代的共产党人。如果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的全国复辟，他们要砍倒的首先就是这面红旗。树立大寨，是经过了长期的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的。现在我们除了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以外，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选择。你说，资本主义复辟了你们该怎么办？] 当时我就对她说：[ 斗吧，你说得对，大寨就是斗出来的，不斗就退，不斗就修嘛。] 这是毛主席的话，我服！”

　　谈到华国锋时，陈永贵笑着摇摇头：“我以为他真有毛主席那两下子呢，没想到他是一个松包。他没有毛主席的千分之一，把毛主席给他的好端端的江山给丢了个一干二净。我早就对他说：[ 华主席，你可千万不能把邓小平解放出来，他要是解放出来，人家会说我们是毛主席的叛徒，是背叛了毛主席的事业的。再说，邓小平出来了，能把你放在眼里吗？] 他还给我做工作，说：[ 毛主席给过他一个机会，我也给他一个机会。他会对我感恩戴德的，等于我给了他一条生命嘛。过去，新皇帝登基，都要大赦天下。我们把邓小平解放出来，是国泰民安的标志。] 你看看他多么傻瓜！1980年以后，邓小平决定在全国全面推行分田到户的农村责任制，我回到昔阳县给大家开会，一传达文件我就哭了，哭得上上下下泪流成河。大家都在怀念毛主席，怀念周总理，怀念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现在看来，果然应了过去我们常说的一句话：[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大寨的一切。] 你看这话对不对？后来，也就是华国锋也被人家彻底轰下台后，我和华国锋谈话时，他对我说：[ 我们这些人就不是搞政治的料，抓些具体工作还可以，搞阴谋诡计不行。] 我说：[ 那还不是你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搞掉的吗？你的政治能力还是有的嘛。] 他脱口说：[ 因为他们也不是真正搞阴谋的。如果他们要真正搞阴谋，我们也搞不过人家。] 听了这话，我才对以前许多话产生了怀疑，对华国锋的话也大大地打折扣了。以前我还是很相信他的，现在看来他也一个鬼。”

　　我没有想到他现在竟然是这样的观点，更没有料到他会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

　　提到胡耀邦的时候，陈永贵很生气的说： “他是一个胡日鬼，一天跟着邓小平在华国锋的背后借机做文章。好多鬼点子都是他先提出来的。我过去不知道他和邓小平那些人怎么样，后来我才知道，他对文化大革命没有半点感情。开口就是造反派比日本鬼子还坏，他对毛主席同样没有阶级感情，好象毛主席杀过他的子孙后代似的。我曾经当着他的面问到：[ 究竟是毛主席打出来的江山，还是你们打出来的江山？] 他对我说：[ 是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打出来的江山。] 这话是哄鬼哩！千千万万的先烈和你们有什么关系？毛主席打江山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呢。我和他在中央开会的时候，公开的争吵过。我说：[ 中国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离开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任何的事情都要失败。] 他对我说：[ 你知道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精髓是什么？是实事求是，是一切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出发，而不是抽象的定义和条条出发。] 我质问他：[ 你为什么要把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说成什么抽象的定义和条条？那是活生生的革命现实。] 唉，现在想一想，我真是糊涂。我一点也没有打到要害上，人家就是要全盘地否定毛主席继续革命的理论呢，我还蒙在鼓里和他们争论什么定义。我做梦也想象不到中国会变成眼前这个样子！当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服从党的纪律。在解决我的问题的吴德等人的问题时，邓小平和胡耀邦就和我们一再地说：[ 你们做为一个党员，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但是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就像我们当年也服从党的纪律一样。如果背着组织搞阴谋，那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了，那就要按照党纪国法来处理一切问题了。比如对待四人帮处理，就不是党内矛盾的处理方法，而是用刑法来处理。] 应该说，这话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有震慑作用的。华国锋幻想在他让步以后，邓小平会让他继续担任党的主席，我给他几次打电话，他都不接了，他害怕人家说他搞小动作，有意识的和我们拉开了距离。吴德就对我说：[ 坏了，我们都让这个英明领袖给出卖了，这个人可是一个极端自私的人。] 我当时并不相信，我说：[ 你应该相信华主席是有办法对待和处理这个问题的。他有对付突然事件的经验。] 吴德说：[ 屁，他有什么经验，这两年来完全是让邓小平和胡耀邦这些人牵着他的鼻子走，他左右开弓地自打嘴巴，把人都给丢尽了，他还要再说什么呢？] 我当时也去问过汪东兴，他说：[ 只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华主席心中应该有数。] 但是没有几天，汪东兴也沉不住气了，他也对我说：[ 看来华国锋这个人就是靠不住，他把我们都甩出去，他自己也是保不住的呀！] 当时邓小平几乎天天开会，我们当时心里也着急的很，生怕突然有一天又会提一个新的点子。一天，华国锋对我说：[ 你下次开会的时候，亲自问一问邓小平，看他究竟还执行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究竟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还算不算数？] 有次国务院开会完毕后，我要求和邓小平谈谈话，就在人民大会堂他的临时办公室里，我问了他那几个问题，邓小平听了，笑了笑，我看他笑的非常可怕，他对我说：[ 你以为现在还是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吗？提的问题这样可笑，简直像三岁小孩子那样的幼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我是最有资格讲这种话的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我最有发言权。你才加入共产党有多久呢？永贵同志，我希望你还是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首先检查一下自己吧。] 一听这话，我的头发胀了！我对他说：[ 你不要忘记你站出来的时候检查，你不要对党中央耍两面派，你应该考虑一下现在你究竟是要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 邓小平不等我说完这些，就提上他的皮包走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们简直没有任何的办法了。”

　　我问到：“在你的眼睛里，邓小平这个人究竟怎么样？”

　　“哎呀，这你可难住我了。”陈永贵叭嗒叭嗒地抽了几口烟，摇摇头说：“这个问题不好说，但是有一条我记的很清楚。那就是1975年在昔阳县召开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时候，邓小平曾经几次对我说：[ 永贵同志，你可是不简单呀。我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几年来大寨发生了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我们过去没有想到的。现在我才深深的感觉到，毛主席提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学劳模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国家今后究竟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是一个方向的问题，战略的问题。只要全国的县、市都成为大寨式的单位，我们在全世界就真正的树立了一个战无不胜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光辉形象。] 他的这番话，同样出现的他的公开讲话里。可是仅仅过了三、四年，他的口气和看法都变了。还有其它许多的事实，我觉得这个人的灵活性太多，原则性不足。到了今天这样条件下，中国人民看不到前进的方向，还是那个摸着石头过河，这是在搞社会主义吗？我可是真有点搞不清楚了。我已经向中央保留了我的观点，但是我服从党的纪律和规定。邓小平在我离开副总理的职务时专门和我谈话说：[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能上能下，比如我在建国以后就两次被打倒，两次离开了中央的领导职务，但是我并没有倒下，也没有搞任何非组织的活动，依然是严格地进行地进行自我检查。我不是要求你象我那样，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按照党员的标准和纪律做。你并不是四人帮，中央知道你在过去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好的。对于你的缺点和错误，你能认识多少就检查多少，中央并不要求你非要怎样。但是，你一定要严守党的机密，不要和别人搞非组织活动。] 我向他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今天和你讲的这些，只是许许多多的事情中很少的一点，也是我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就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候，陈永贵终于恢复了他一个农民的本来面貌。我和一些山西老乡看望他的时候，他几次说：“我梦见毛主席了，毛主席让我继续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给他干事。我之所以落到这个地步，就是在大寨大战狼窝掌的时候，没有给神烧香，那个地方不吉利。我死了以后要把骨头埋在大寨，但是不能埋在狼窝掌。要不，来世还会倒霉。不过，我现在满足了。邓小平也没有把我给关起来。想一想，毛主席也够可怜的了。战睁年代他献出了六位亲人，在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年代，他又献出了六位亲人。我料定华国锋将来也不会好死，他把毛主席一家子弄到这个地步，缺了大德......”

1986年3月陈永贵已经病逝，死于癌症，定于某月某日下午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告别仪式。八宝山殡仪馆。追悼会大厅门外冷冷清清空无一人。后院几个小厅，大寨的贾承让等一些干部都坐在台阶上抽烟。

这时，一辆高级轿车在告别室外停下，车上下来一位穿着风衣、戴着变色眼镜的人。周围的老百姓立刻认出来了，是华国锋！于是人们拥过来，不知不觉地在华国锋前边站成了一道走廓，有的人还鼓起掌来。华国锋一来，大厅的门打开了，我们鱼贯而入。华国锋一言不发地走进告别室，在陈永贵的遗体前三鞠躬，又一言不发地呆呆望着陈永贵的遗体，流下泪来。围观的人静静的，有的人抽泣起来。中央办公厅来的一位干部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华国锋仍不说话，流着泪慢慢地绕着陈永贵走了一圈，又一言不发地与陈永贵的亲属一一握手，然后还是一言不发地走出告别室，上车走了。”

华国锋是唯一一个出席了陈永贵遗体告别的前高级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