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改革的托儿还是保守的宠儿？

薄熙来：改革的托儿还是保守的宠儿？

写完 “薄熙来——将军们的选择”短文后，心中稍有不安：薄书记也许是改革的托儿， 而不是保守的宠儿。 曾几何时，薄熙来在大连的改革之心何等壮怀激烈：大连要成为北方的香港。 他爸是支持邓大人经济改革的元老级文官，文革中深受迫害， 他妈难忍漫骂羞辱上吊自杀。薄熙来和妻子同为北大毕业，也应多少受点民主理性之微风熏陶。 他夫人为改革开放后首批成名律师，儿子入住英国名贵中学大学，一家堪称中国面对世界走向海洋文明之家庭翘首。 零七年底刚进入政治局的薄熙来对胡总还恭敬有加，感谢胡总一国之领袖为重庆的经济文化发展躬亲规化。

零八年初，薄熙来提出读毛氏语录唱红歌，一时引起国人注目。 真正的猫腻在5.12地震救援期间浮出水面：一位将军不听从调度，总理只好无奈说“人民军队是人民养育，你们自己看着办，” 同时政治局常委賀国强飞抵重庆与薄熙来长谈。 谈话内容有可能是劝说“不要跟着瞎折腾。” 中国的政治气候一年来已发生明显变化：吴稼祥几篇关于民主的论文以及燕山大讲坛就中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已似绝唱。 “南方周末”一份以坦率直言而深受读者欢迎的刊物，也转为保守，竟已“自宫”。 极其反常地，香港的“凤凰电视台”和“明报”对中央领导的重要举措，或明或暗地发出了批评之声。

零八年底，不知在谁的推动之下，人民军队或多或少，或真或假展开了一场“反对军队国家化”的讨论 （军队不是铁板一块）， 伏笔大概是军队不会追随 “民主社会主义”， 军队的基本原则是维护过去的道统或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协助在民主自由微风之下的“大国崛起”。 数月前，中宣部无奈撰文：反对人权的普世价值，绝不奉行“西方民主社会主义。” 作为政治保守主义的宠儿，薄熙来算是审时度势，巧运心智，图谋大事，配合民间和几家报刊舆论，好似要一鼓作气重建被邓大人和叶元帅遗弃的毛氏天堂--那里可是一派群情慷慨，先喜洋洋而后不堪回首的瞎折腾。

如果只知薄氏夫人身为大律师和来自范仲淹名门之后，人们不禁会疑问：她何以让丈夫卷入这巨大的政治漩涡？然而，谷大律师的父亲可是开国少将，作过大名鼎鼎秦基伟将军的政委，生前官至 总政付主任。 谷大律师首先是属于她父亲， 再属于有抱负的丈夫，第三 才属于她自己--她的梦想和事业。 中国人中可以“仰望星空，”抛弃个人，家庭，团体，阶级的感情和利益纽带，矢志不移追求理想事业真谛的实是廖若辰星。 口口声声“朝闻道，夕可死焉”的儒家，内心难以摆脱家族亲情的束缚。 失去了父母， 朋友，或团体阶级的依附，多少人精神上就会一遍空白。 “范府大院”中的秀才范大爷，堪称绅士，知书达理， 忧国爱民，然而只要涉及家族血脉传承，绅士与一般农民或地主又是何等类似。

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开拓时期，不乏抛弃一切私念的仁人志士，可惜一当大功告成，不少老的或新的革命家就误认为毋须继续开拓，其使命随之蜕变为不顾一切地继承 “光荣传统”，保住流血打下的锦绣江山。好几千年来，中国人爱说“万岁”：皇帝万岁，王朝万岁，主席万岁，战无不胜的毛主席思想万岁，党万岁，江山万岁。 中国人最爱看到儿孙幸福健康，因为家族血脉的承传使人意会到一种不可言状的永生。 对一些为理想曾付出巨大牺牲的中国革命家说来—读书不多者尤其如此，如果所追求的目标发生了疑问需要修正，那就是五雷轰顶，致命打击。

邓大人比较洒脱，因为他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而不是某集团某阶级的父亲或儿子。 毛大人缺乏这种洒脱：中国的农民革命是无以伦比的事业；农民的耻辱就是他的耻辱， 他的耻辱就是农民的耻辱。 总之，他就是农民和农民革命家的神圣化身。 可惜的是，数百万农民，由于一些官僚在毛的“大跃进”运动运作失误，在饥荒中倒下，失去了作人的最后一丝尊严。 毛感到痛苦，自我检讨， 退居二线。 没过几年，毛又感到了更大的痛苦， 他忍受不了文官系统对他的不敬--这是一场阶级斗争--农民革命家对傲慢文官，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于是毛的 “政治方向第一”又使百姓和国家蒙受巨大灾难。

邓大人与一些文官和军官終于明白，现代革命不是像李自成朱元章那样简单地打江山保江山，而是如何使经济发展，并保正“民治，民有，与民享。”按照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农民是个负数 （民族解放战争另当其说）；陈独秀深知个中理由，毛也略有所知。 但毛是超级英雄，他要创造再创造历史：“与天斗，其乐无穷； 与地斗，其乐无穷； 与人斗，其乐无穷。” 由是，经济的发展，百姓的福祉一鼓脑被抛到九霄云外。 有个传说，周总理听到革命老区革命成功二十多年后，生活还极其困苦 ，几人合用一条裤子， 流下了眼泪 。

幸好，毛走后的三十年，在邓大人思路的引导之下，开拓的文官和明理的军官励精图治，促进民生与经济。 仿佛刹那间，数亿农民不再饥寒交迫，江山变得如此多娇， 一个衣衫褴褛的超级贫儿，摇身一变为衣冠楚楚的世界老二。

果断扫黑，值得称赞。 但它的规模如此庞大， 疑似作秀； 反响之热烈，又显民间对强人的依恋， 对法制的疏远。 当有人激动撰文，在薄书记身上看到了王者之象，我们就看到了一场若隐若现，轰隆轰隆的政治漂流。 六十年前，来自四川的罗瑞卿将军，为全国的剿匪肃反捕特立下特等汗马功劳，也只是官至公安部长大将之末。 一个重庆的扫黑就要官至一国之首，岂不遗笑大方。

治黄扫黑当然重要，但很多时候却不是重中之重。重庆去年的民意调查，市民对治安的满意程度为90%。 整治贪官与扶助弱势群体应为第一要务；正如“中国青年报”一文所说，“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 在有远见的政治家眼中，比扫黑和继承“革命传统”更迫切的还有几项：环保，经济模式转型，增加就业，社会保险，台湾和平回归，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争创和谐的国际环境。

薄熙来，或甘当或推被选为之马克思保守主义或封建保守主义的宠儿，自有其中的道理。 众多文官的贪财好色，趾高气扬， 实为左倾回潮提供了口实，开了方便大门。 有时细想，左派的严打，也许在一定时期内，比开明派的举措更为有效。 开明派一是有时投鼠忌器，二是他们主要依赖的民主法制建设， 由于与左倾思想抵触冲突，难以实现。 张国立陈小艺俸献了一剧传统意识桎梏中的“想爱都难”； 三 十年来，在赞美享受经济果实的同时，我们看到的是：推进民主与法制又是何等难上加难。

世事烦扰纷繁，政治诡谲多变，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狭义与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健康与病态的民族主义，温馨而又丑陋的封建家族团体意识形态，流觞交错； 国粹与西化，个人群体与国家，情感与理智，羡财与仇富，相互交织难以分辨。 薄书记，到底是政治保守主义的宠儿还是改革开明主义的托儿，到底是临时的宠儿， 还是持久中坚，难以确知。 但我们仍然期望，他已暗获中庸之道，可以兼顾国家阶级团体之利益，松紧有度，不走极端。

薄熙来不应忘却文革时的黑暗，他妈临死前凄惨的面容，毛时代的贫穷和阶级斗争无端的惨烈。 他应该知道，几近90%的重大科学技术，大部分现代社会政治制度，现代生产商贸流通方式，都直接间接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他应该知道，欧美不是黑暗一片， 那里的创造力和人道主义会使任何一个细心的观察者钦佩，萍然心动。 一个认真读过“共产党宣言”的共产党人，不会忘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之前，对其作出的赞美：“它在不到一个世纪中所创造的财富比人类过去所有世纪所创造财富的总和还多。” 马克思断言资本主义在经济生产，人类知识智慧上，远超黑暗专制愚昧的封建主义。 在切除封建主义毒瘤之前去建设共产主义，岂不得到个看似麻风病的崎形。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无论是经济的， 文化的，还是政治的。 薄熙来不会做一个彻头彻尾的保守政治家，如果他还记得，不到一百年前，封建的遗老遗少如何骂共产党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走狗。 他应该知道，如果西方政治形态通通是洪水猛兽，那么梁启超，康有为，戊戌六君子， 孙中山，黄兴，蔡锷， 一并所有旧民主主义革命先驱，岂不全都变为西方的走狗。

当薄瓜瓜把政治改革人士指为“全盘西化”而成为西方走狗时，他大概是忘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先驱和不少共产党人也曾投入孙中山旗下。 不错，当时那些封建遗老遗少和一些“扶清灭洋”的农民英雄，确实痛恨一切西化。当然，健康的民族主义仍为必要；当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帝国分子对中国咄咄逼人之时，当西方部分记者文人和政客就“西藏问题”发出叫嚣之时，我们断然回击。

世界的经济与文化已进入全球化时代；中国的使命就是自信地融合他人精髓，补己不足，发挥自身优势，力争先进， 以平和豪迈的姿态为人类开延绵不断的盛世太平。 我们仍处于一个充满差异，矛盾，斗争的世界，但和平与发展早已是当今世界之主流。 中国正处于选择的十字路口；历史仿佛在呼唤：魅力四射，报负远大的薄熙来， 会在保守主义的宠儿与改革开明主义的托儿之间，悟出中道。

中国在我们心中梦里缠绕，中国何时会走出这个怪圈：文人怕枪杆，军人怕笔杆。 所有真的假的，半真半假的， 或军队或文职的共产党人，都应记住这句名言：“无产阶级只有首先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