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攻自破的“碉堡”

不攻自破的“碉堡”
——从中篇小说《碉堡》说开去

石华朔

丁建顺先生发表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编的《当代》（2008年6期）的中篇小说《碉堡》，初看似乎平淡无奇。其故事简单，平铺直叙。小说是以拆除上海市区内数百个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留下的碉堡为线索展开故事情节的。接受这个艰巨任务的，是三个年富力强的青年干部（周斌、杨志军、陆大伟）。而这三个青年干部，又是接班人的候选人。组织部门要从中选出一个,送进党中央培养高级干部的摇篮——中央党校近一步深造。于是，三个人中谁能按期很好地完成拆除标段中碉堡的任务，就成了胜出的关键。在这一竞争中，周斌是最被看好的新星。用老干部胡福海的话讲：“周斌，你放开手脚干吧，争取抢在欣盛和欣昌之前拔去碉堡，做到了这一步，去北京也就有希望了”。三选一，每个人都各有所长，竞争是很激烈的。这个时候，拆碉堡就成了一个硬指标！套用我们常说的话，发展才是硬道理。
小说表面上写的是拆碉堡的故事，实质上是在揭示当今中国官场的干部政策和干部考核制度。细细读来，看似平淡的文字，其内涵却相当尖锐深刻，作品的寓意和影射更是耐人寻味。
对周斌，作者是花了大量的笔墨的。周斌有一个圆满的家庭，妻子贤惠，女儿聪敏；他对老干部毕恭毕敬，关心体贴，老干部对他亦是寄予厚望：这些老人，就连接到私人企业家送的礼品，也不忘打电话给周斌，让他也来分享一部分；他事业心很强，对工作兢兢业业（当然常常也以工作忙的理由与情人幽会），妻子女儿与他共进晚餐都是一种奢望。“走上三楼一按门铃，周斌听得饭厅里娘俩发出一声欢叫，有小老鼠蹿过地板的声音传来，门咔哒一开，玲玲就像考拉一样吊到了父亲的脖子上，亲了两下说：'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人终于回家了！’……”他不骄不躁，为人谦和，人缘极好，在完成硬指标的竞争中，与民营企业家黄荣生的联手合作，由开始的犹豫，“周斌原是不想去的，稍一犹豫就被黄荣生牵上了手。谁知那手老虎钳般极具咬合力，周斌竟被他牵着走出了办公室”，到后来的自己不接黄的钱款，却冠冕堂皇的劝自己的情人接下20万人民币， 再到最后仅让黄荣生一个人单独送上飞机，“波音757轰鸣着一飞冲天”。国企干部和民营企业家互助互补，融为一体，周斌终于上了“贼船”。 也正因此，他在干部选拔中胜出，他为本部门和整个公司，乃至他的领导带来了巨大的荣耀——为国防教育公园捐赠价值55万元的碉堡（碉堡本是无法论价的，55万元纯属炒作出来的），他更为自己的情人安排了稳定的海外生存的基础，也为他万一今后在官场可能发生的不测，留下了可退之路。
杨志军，属于政府官员中的傲慢自大，目空一切的典型人物。 当初民营企业家黄荣生找他要生意时，他不但不给，竟还摔门骂黄是江湖骗子。后来，由于无法按期完成拆除碉堡的任务，形势所迫，几经周折，无路可走，最后也不得不和民营企业家打成一片。还是在那家乡村俱乐部，还是在那间能看得到湖景的包房，胜出的周斌与杨志军和民营企业家黄荣生又不期而遇地聚会在一起。周斌不让黄给自己开房，要和情人走走。同时让杨志军留下。他“与杨志军握了下手，附耳祝他玩得开心”。杨志军，在周斌的帮助之下，也算是修成了正果，被派往市委（省部级）党校学习半年，成为未来周斌旗下的中坚力量。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大潮中，杨志军终于出线，活了下来。唯有陆大伟，抚着满脸胡茬说， “忙了十来天，人瘦了一圈，项目是完成了，可放了个大炮仗，一死两伤，啥功劳也没有了。”当周斌请他喝酒时，他却说，要和拆碉堡的弟兄们去吃饭。 不知何故，我对他却是同情不已。尽管作者对他的笔墨不多。
我相信，在大多数读者的心目中，周斌即使不是优秀的人才，也算是当今社会中，人们至少还可以接受的干部。提拔升迁他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与那些贪污受贿数以千万计，包养情妇数十位，将老百姓辛苦几十年创下的国家财富归为己有或盗往海外的腐败分子相比，表面上看，还是有区别的。 可在本质上，周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虽然作者写的很委婉含蓄，但仔细一看，我们还是看到了另一个周斌。他在外面有自己的情人。他在黄荣生的安排下，心安理得地吃喝玩乐。 他与陶岚苟欢，究其性质，与那个在碉堡里嫖暗娼的老头没什么两样。尽管前者一直是政府扫黄的对象。也正因如此，当他在小船上要与陶岚做爱时，“刹那间似置身于某座碉堡之内……他分明看见了那个老头窜出碉堡落荒而去的身影和那个半老徐娘厚颜无耻的笑…….脑子里一分心，那尘根就软了。”小说第四章节里，“黄荣生捧着个贴着胶带的硕大泡沫塑料盒，田莉芳则左手拎着水果篮，右手拎着两瓶五粮液和两盒滋补品”，到周斌家送礼。周斌不但心安理得地收之不拒，而且，在书房里，周斌还直言不讳地让黄荣生把那20万元的好处费给陶岚，“陶岚要去英国留学正缺钱花，你把钱打在卡里直接送给她好了。”
养情妇，接重礼，收巨贿，是中国共产党考查干部条款中坚决要杜绝和严惩的。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所严厉谴责的。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公务员竞选中，也是万万不可以的。然而，相当一大批海内外的朋友， 无论是年长的50后，还是年轻的80后一代，看完这部小说时，甚至没有对周斌的所作所为有任何微词。这才是笔者真正的忧虑所在。丁先生在结尾处，尽管点出了每个人如何守护自己的“碉堡”这一命题，可实际上，派周斌这样的干部去北京中央党校学习这一举动本身，不仅把由国民党国队修建而后被共产党军队攻克的碉堡拔掉了，更是把党的干部任用标准，乃至最基本的做人道德水准和底线这一最后的堡垒也全部拔掉了。周斌有情人这件事被所有的人所接受，包括他的领导和上一级干部考核部门。大家对此都习以为常。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在金钱这一特殊商品的诱惑下，我们的执政党和大多数国民似乎都自然而然的默认并接受了“炸掉所有碉堡”的现实？
百年树人。我们忧虑更多的是我们的后来人。在对小说主人公的女儿的描写中可以看出，周斌的女儿玲玲品学兼优，几所重点高中都抢着要她。可她择校的唯一标准和条件就是必须让她做学生会主席。她根本不考虑几个学校其他方面的优劣高低。耐人寻味的是，招生的学校为能把这样的孩子抢到自己的学校而绞尽脑汁，不遗余力。家长们更是以此为荣。周斌的妻子林海英对周斌悄悄说：“一门心思想当官，就遗传了你的基因。”我不由想起在网上看到的一则新闻：说有位记者采访个小学生，问他们的理想是什么。其中有个小孩说，我长大要当一个贪官！虽然这则新闻的真实性待考，但我想它并非空穴来风。这则新闻所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很值得我们思考：这就是我们中国面向21世纪、创建一个自立于世界之林的和谐强国的新的第三梯队？
一个政权的壮大和巩固，干部是核心，是脊梁，是关键。套用毛泽东的话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从上海南湖一条小船上诞生、靠着小米加步枪夺得天下的中国共产党，，所倚仗得就是一大批艰苦朴素、深得民心的特殊领导者；而蒋介石的八百万美式装备的军队最后形如散沙溃不成军，也正是因为他治下的各级军官要员腐朽透顶，只顾自己谋利而导致失去民心。今天还是在上海，我们的执政党，竟然要开始提拔重用周斌这样的人物？可怕的是，我们的大多数读者，认为提拔周斌这样的人是正常的。理由也很简单：他也是人，也食人间烟火。他有情人，只要不大肆收受贿赂，只要还多少能给老百姓干点实事，也就算是不错的干部了。这难道就是普通老百姓对于领导干部的要求？这样要求的背后隐藏的是什么？
让我们再看看黄荣生这个人物。黄荣生，是从国企中游离出来的民营企业家，是弃官经商的下海干部。他没有背景和靠山，全凭自己的辛苦努力和关系网络， 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灰色地带中，周旋于政府和市场之间谋求生存，经营一些“看似平常却蕴藏着风险的鸡肋工程”。我们一方面看到了他的艰辛，另一方面也悟出了他成功的奥秘。就好像当年海外寻梦，今天又返回祖国创业的大批留学生，尽管大多数人是出于报效祖国的真诚和激情，但不可否认，有相当一部分的海外游子和“海归”，也同样有这样一个共识：在商品市场机制成熟，人才竞争激烈的美国以及饱和的美国商品市场中，一夜暴富的梦想已经成为泡影。只有中国才有突然致富的可能。因为中国这一特殊的市场经济体制为人们提供了游走于政策和法律边缘赚取暴利的灰色地带，使一些能够掌握这种机遇的人迅速地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尽管不是人人都可以能利用上这一时机，尽管不是人人都可以一夜成功。 目前的改革是一柄双刃剑：它给全国老百姓带来了期盼几十年的好日子；同时，也为千千万万个黄荣生式人物提供了最好的时机。
黄荣生，通过拆碉堡这一工程项目大赚一把，并交下了周斌这个前程不可估量的官员朋友——正像黄荣生到机场送行时对周斌说的一腔肺腑之言：“周总，你我朋友一场不容易，像我这种社会地位的人能交上一位官员朋友是不容易的。你到北京以后别忘了我，就是换了手机也要告诉我新号码的。”可见，黄荣生今后的生活道路上，还需要周斌的关照和庇护…..
其实，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民营企业家早已不单纯满足于依附某些政府官员。他们也开始涉入政坛。如果说10年前他们还仅是满足于在政协里有一个议政的机会，现在，他们已经有很大一批人进入到人大委员会担任了常务委员。大到政府政策的制定出台、小到政府官员的提拔任命，没有他们的一票是通不过的。他们的利益也因此受到了保护。
小说中，作者对拾荒者们拆碉堡的场景有几笔描写:“….天还没热，那些挥舞大锤击打钢钎的汉子们都已赤膊，古铜色的皮肤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的。壮劳力们在拉翻斗车架子车装运碴石，有人像拧天津大麻花一样扭着废钢筋，女人们已在埋锅烧饭…..这场景确实有点像在影视剧中看到过的解放战争中浩浩荡荡的支前民工。小说中，还记录了那个拾荒的黑脸汉子的话：“我们中早就想拆那些碉堡了，都想了两辈子了。”
——这些描述，其寓意是很深刻的。
一座碉堡，国企要拆除很艰难，而民众却可以像蚂蚁啃骨头般慢慢分化瓦解它。这就是人民大众的力量！想当年，国军的碉堡没有人民大众的力量能攻破吗？同理，要巩固一个政权，也还是要依靠人民大众的力量。
《当代》的编辑在简介小说时，写了几句很有趣也很画龙点晴的话：“建碉堡的是国军，炸碉堡的却不是共军。故事发生在上海，发生的时间却不是上世纪中期，而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一般的作者，为避嫌，怕人对号入座，写故事发生地时，都隐去真实地名，而用江城、滨海市甚至英文字母代替。而《碉堡》却直接用了“上海“。上海这个名字响亮、大气。尤其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直到改革开放的今天，它都和北京一样，是中国的象征。作者把故事发生地放在上海，主人公周斌又是从上海送往北京学习的一个接班人，这更是耐人寻味。
还要说的是，碉堡是在上海拔的，然而，其始俑者其实在北京。君不见，当年的文化大革命，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起家，闹得再凶，如果不是有北京的红太阳做靠山，几个文人能有什么气候？80年代的改革开放，确实给中国带来了生机。然而，89年天安门广场的政治风波，在很大的成分上，是广大人民对改革进程中初露端倪的政府官员的腐败的不满。他们从心底热切希望，他们所信任的领导人能够自己纠正错误，继续领导他们前进。中国人民真的是过怕了穷的日子了！改革开放以来，几任领导人都在小心翼翼的探寻中国将往何处去这一难解的命题。我们在获得经验的同时也在吸取教训。可是当我们的经济基础开始逐渐向西方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模式转变的时候，我们的上层建筑却还是在袭用前苏联一党专政的政治体系。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以冷静和客观的思考看第三代领导人，他们当然深知这一道理。将目前的很多问题和责任归咎于他们是不公平的。毕竟这不是他们能够掌控的事情。话说回来，第二代领导人也明白，走毛泽东时代的共同贫穷的老路是行不通的。可谁又舍得把自己毕生奋斗的理想全部抛弃统统推翻呢？但是，生存才是第一需要，老百姓要生活得好。怎么办？只能是“发展才是硬道理”了。第二代领导人也有他们的局限。我在这里讲一个题外的故事。美国目前交通事故很多，有相当大的原因是80岁以上的老人还在高速公路上。很多州要立法，要限制这一部分人驾车。可是，美国老人都是自己居住，没有车，就没有了腿。我开车听广播里大家讨论如何立法，如何让老人每年参加考试的建议。突然，一位老人打进电话来，他态度非常激动，大声喊叫，说你们这些年轻人真是目空一切，凭什么剥夺我们的权利。我是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我们当年流血牺牲，你们在哪里？这天下是谁打下的？？ …… 我听了以后笑了：西方的老人不也和东方的老人一样么？
事实上，我们的第四代领导人也同样看出了问题所在。然而，第四代领导人所面临的挑战，比当时的第三代领导人更为困难。尽管老一代人大都不在了，可改革30年后涌现出的一大批利益集团的压力事实上却更为巨大。即使是在宣扬民主、人权的美国，奥巴马总统的当务之急，还是要以经济利益为原始出发点。没有了经济和人民生活的稳定，其它都是空谈。这也是我们这些在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80年代的改革浪潮，而后又漂流海外寻找美国梦的留学生的深刻体验。还是那句话，生存是第一需要。就像我们这些人，如果饭都吃不上，那还顾得上写这些杂感？人们需要时间。社会的发展，同样需要时间。
客观地说，中国改革开放这30年，应当称之为改良，而不是改革。孙中山先生当年所做的才称得上改革，那岂止是改革，那是从根本上推翻了封建帝制。当然，改良并不是件坏事。当今的中国，需要耐心，需要改良。即我们所说的一步步的进化（evolution)，而不是变革（revolution)。任何一种变革，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证明，老百姓永远是最大的受难者。这大抵应当是我们海内外绝大多数人——无论年长的还是年轻人——的共识。这其实是令人欣慰的事情。这说明我们中国人成熟了。事实上，美国的法制今天之所以相对的完善，是因为全世界所有最黑暗，最丑陋的东西，都曾经在美国发生过！美国的民主法制制度走了200年的路，才做到了相对完善。而且就是这样，它还是要不断的修正，不断的完善。这一次美国经济和金融危机的爆发，恰恰说明了人的贪婪欲望是无止境的，依靠人自身的所谓自我约束力是行不通的。美国必须对现有的制度和法律进行新的修正！孙中山先生创建的中国国民党（严格讲应该算是中共的兄长）有100年的历史。从蒋介石1948年对自己的儿子说出“反腐败要亡党，不反腐败要亡国”，到后来蒋经国先生在台湾执政时期起开始改良，再到现在他当年开创的民主试验田走向相对成熟和成功，算算也是有了近60年的历史。因此，我们需要时间，需要耐心，等待水到渠成。我们还应当看到，台湾的不流血的权力交替和舆论对政府的监督，向全世界证明，民主不是西方文明的专利。我们相信，我们的祖国，也同样会以它们为鉴，在今后的数十年里，真正走向经济发达，民主自由。这是历史的必然，是大势所趋，没有人能阻挡得了。我们这代人，岁数大了，经历多了，思想也随之不断的修正。我们对祖国充满信心。即使在美国生活了多少年，还是无法放下对祖国母亲的牵挂和关切。我们相信，我们会看得到这一天！
感谢丁建顺先生写了这一部富含人生哲理和社会意义的小说，让我们这些漂流海外多年的同龄人写了这么多可能的废话。感谢《当代》杂志，中国文联的最高文学刊物，更感谢历史和时代的进步，让这部小说能够出版，让我因此也有机会发出这许多感慨。读了丁先生的小说，说了些不该说的话。也许，丁先生写小说的本意，并非我所言。
又及：发出感慨的另一个较为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网上少有对这篇小说的评论。这真的要感谢全新的革命性传媒工具，网络信息的发达。 尽管该小说被誉为2008年最佳中篇小说。更有诸多权威杂志的转载。这部小说到底好在哪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草草几笔，这也算是我要抛砖引玉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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