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德公司"中国与全球化"（2005/11/10）

中国与全球化－William H.Overholt的证言
William H.Overholt （2005/5/19）
杨小欣译（2005/11/10）


　　目录

　　1译者的几点说明
　　2中国与全球化（全译稿）
　　3译后记-关于新华网编者标题、仲大军文章及何颖译稿存在的一些问题

译者的几点说明

一作者和本文简介

　　（一）作者William H.Overholt 是兰德公司（The RAND Corporation，美国的一家非赢利研究机构）亚太政策中心（Center for Asia Pacific Policy）的主任和亚洲政策首席研究员，《中国的崛起-经济改革是如何创造一个新超级大国的》The Rise of China ：HowEconomic Reform Is Creating a New Superpower）一书的作者，原哈佛大学亚洲中心研究员，曾任总部设在香港或新加坡的三家主要投资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和亚洲战略问题专家。

　　（二）《中国与全球化》（China and Globalization ）一文，是作者作为专家证人在美国第109届国会第1次会期的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The U.S.-China Economic and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听证会（2005年5月19日）上提交的一份书面证词。据作者称，其中的意见和结论是其个人的，不应当被解释为代表了兰德公司或该项研究的资助者的意见。

　　作者在其证词中试图证明：中国的全球化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最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之一。中国的崛起，不仅使中国人民受益，而且使整个世界受益；给美国带来的好处远远大于负担，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中国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已成了美国的盟友。美国应当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在某些方面损害美国利益的问题。全球化的中国将不再会谋求改变美国创建的世界体制；改革者的中国并不试图改变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崛起的中国并不主张也没有实力取得支配世界的权力。中国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国内问题的挑战，如果中国不能成功应对这些挑战，其经济的高速发展在不久的将来就会遭受重大挫折；即使中国的经济能够持续高速增长，未来的中国也不可能在所有领域都取得优势地位。因此，中国威胁论是错误的。美国应当欢迎而没有必要害怕中国的崛起。作者期待，中国发展成为日本那样的富裕的国家，在某些方面具有优势，在某些方面处于弱势，与美国拥有一个互利互补的产业结构。作者还期待，中国将会从其亚洲邻国那里汲取政治改革的经验。

　　（三）原文所在网址

　　（1）www.uscc.gov/hearings/hearingarchive.htm#hearings2005

　　作者在听证会上的口头陈述记录和提交的本份书面证词，被分别收录于USCC听证资料专集（CHINA AND THE FUTURE OF GLOBALIZATION ）（P.123-126和P.126-132）。该专集共300余页，收录了该次听证会（共两天）六个专题的全部专家口头陈述和书面证词，可全集下载。

　　（2）www.rand.org/publications/CT/CT244/

　　二翻译此文的理由

　　本人原先无意翻译此文（只打算将其作为比较法教学用的背景资料之一，介绍给同学从网上下载原文阅读），只是在上个月末（2005/10/31）看了新华网登载的编者标题《兰德公司发表报告唱衰中国经济我学者予以驳斥》和国际先驱导报登载的署名仲大军的文章《2020年，中国将成为穷国？》后，才决定这样做的。翻译此文的理由如下。

　　1新华网编者标题和署名仲大军的文章（以及该文所依据的何颖的节译稿），在妥当性方面，似乎存在一些问题（请见译后记），可能会使没有仔细看过《中国与全球化》原文的读者产生某些错误的印象。本人如将原文尽可能准确地翻译出来，不仅对网编标题的作者和仲大军先生，而且对其文章的读者，也许不会是无益的。

　　2《中国与全球化》一文，虽然是作者写给美国的决策者们看的，但其内容却与我们中国人有关（其标题就表明了这一点），其中的议论涉及到我们所关心的许多重大问题；该文的见解，虽然未必都有新意，更谈不上都是无可争议的定论，但多少也许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将原文尽可能准确地翻译出来，对于没有精力看原文但有兴趣了解其内容的读者，也许不会是多余的。

　　附记：本人在完稿后，在网上发现了何颖的全译稿，标题是《美国兰德公司报告：〈中国与全球化〉》www.dajun.com.cn.本人的译稿与何先生的，存在许多不同之处。

　　三译文和译后记如有错误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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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与全球化

　　摘要

　　中国曾经是全球化的最大的反对者和我们所建立的全球性组织的最大的捣乱者。然而如今，她已把自己变成了全球化的拥护者和这些全球性组织的负责任的参加者。中国在经济上的开放程度已远远超过了日本。她正在促使其国内制度的全球化，其达到的程度，在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一个大国中是前所未有的。法律秩序的建立、市场竞争的推行、英语的广泛使用、海外教育资源的引进和外国法律及制度的大量移植，不仅使中国的制度赶上了时代，而且使中国的文化发生了变革。

　　中国在经济上取得的所有成功，都使人联想起自由化和全球化；中国在每个方面的全球化，都给她带来了更大的成功。在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数量如此众多的劳动者的生活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得到了改善。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民众对全球化的支持超过了日本和前苏联-在日本，战后重建是在国家对经济实施高度管理的条件下实现的；而在前苏联，社会却因休克疗法而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由于中国民众对全球化的支持，中国在实际上已经成了美国和东南亚在推进贸易和投资的进一步自由化方面的盟友。对日本，印度和巴西而言，这种程度的自由化，是她们难以接受的。

　　尽管如此，中国的迅速全球化已迫使其作出了艰巨的社会调整。国有企业的就业人数已减少了4400万，制造业的工作岗位也已丧失了2500万个。125家汽车制造公司预计将被迅速整合为3至6家。

　　中国全球化的成功，正在对其邻国发生重大的影响。从中国那里，印度人明白了一个较为开放的经济所具有的长处。那些在敌视外资的环境中受到教育的亚洲人和有着保护主义传统的拉美人，如今为了与中国的竞争，也不得不开始对外来投资采取较为开放的政策并减少对贷款的依赖。这将改变第三世界的发展战略，并为我们的公司创造更多的全球范围的机遇。

　　与早先人们所担心的恰恰相反。中国的崛起并未夺走而是刺激了其邻国的贸易和外来投资。事实上，近年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使日本的经济得到复苏，使其重要的邻国免于萧条，甚至可能还正在阻挡着一次危险的全球性经济衰退。

　　中国经济的成长给美国公司带来了新的市场。中国给美国带来的利益，就像中国输入美国的货物那样，大于从美国流向中国的。廉价的中国产品已经实实在在地改善了美国穷人的生活。廉价的产品和中国在美国的赤字问题上所采取的财政措施，抑制了美国的通货膨胀和利率下滑，并延长了美国经济的繁荣。不过，与此同时，廉价产品的涌入也引起了贸易赤字和社会调整的问题。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到位，致使美国的许多公司遭受了损失。中国大规模的建筑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引起了全球范围的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从而给原材料的生产者带来了巨大的利润，给消费者造成了巨大的负担。

　　中国的成功是现代史上最重要的发展之一。但是，人们如果根据其近来的高速成长这一事实，就推断中国将会支配世界并威胁到我们的生活方式的话，那就错了。与旧苏联不同，改革者的中国并不寻求改变任何其他国家的生活方式。中国的经济正面临着世界历史上最严重的银行兼并、城市化和就业不足的挑战。不仅如此，到2020年，中国还会陷入工作人口严重不足、大量需要扶助的人失去依靠这种人口比例极度恶化的危机。对我们而言，中国最好发展成为日本那样的富裕国家，在一些方面存在优势，在另一些方面则处于弱势。有迹象表明，中国正在朝着这个方向迅速发展。对此，我们应当欢迎，而不是感到恐惧。

　　中国与全球化

　　改革前的中国，是世界上最有力的全球化的反对者。她在经济上实行自给自足的政策。她反对世界的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反对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之类的主要的全球性组织。她相信天下大乱是件好事。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她积极支援世界各地的动乱-不仅在她几乎所有的邻国，而且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甚至在我们的大学。

　　与中国对外政策的四处碰壁相伴随的，是其国内文化的破坏。其严重程度实为世界所罕见。在十年文革中，在毛泽东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思想（peasant chiliasm）[1]的指引下，学生和其他的群众，把大多数党政高级干部置于被羞辱的境地；攻击了主要的教育机构、社会组织和政府部门；摧毁了大部分的文化遗产；甚至力图全面破坏国家的既成体制。

　　两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曾尝试过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帝制、共和制、军阀统治、原教旨主义（religious fundamentalism）和其他的一些方案。结果都失败了。由此而引起的思想混乱（alienation-精神错乱）是如此的严重，以至不仅是学生，国内的许多人都认为：无论是世界的经济政治体制，还是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对他们都是不利的，所以，任何通往成功的道路都不得不从摧毁现存的体制开始。

　　对世界而言，尤其是对我们而言，在中国的贫穷和政治分裂所引起的诸问题当中，文革只不过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假如在整个20世纪，中国是个富裕而统一的国家的话，那么，我们所经历的将不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仅仅是第二次欧洲战争。即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其情形也会完全不同。中国将有能力抗击并打败日本的侵略。珍珠港事件和许多其他的战祸将不会发生。美国的战争负担因此而会大幅度减少。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正是因为中国的贫弱，我们和这个世界，更不用说亿万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世界需要一个富强的中国。

　　由于中国全球化的成功，我们不再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中国已不再是一个引诱世界列强陷入巨大冲突的真空地带。中国已不再援助东南亚、非洲和拉美地区的动乱；也不再试图瓦解世界的金融体制。如今的中国，对泰国和菲律宾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安定给于了支持，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与邻国就政治稳定、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所带来的利益进行协商。这样的中国，使我们受益。

　　冷战伊始，美国的对外政策就已经确立了这样的基本理念：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其他国家的内部改革和后来的所谓全球化，促使世界上尽可能多的地区在经济上得到增长，那么，我们就能够实现欧亚的安定，赢得冷战，创造一个稳固的世界秩序。我们的军队保障了这一进程。不过，从马歇尔计划到亚非援助使命，我国采取的是这样一种长期的核心战略：把其他国家纳入构成我们所需要的那种世界的全球性组织和卓有成效的经济运行规则的体系之中，以此来协调和稳定我们的世界。

　　事实已经证明，这一战略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地缘政治战略之一。其成效是如此的巨大，我们过去的敌人和盟友都被卷进了我们所编织的世界秩序的网络之中。尽管如此，在我们国内，这一战略却招来了不少非议，有时还引起了一阵恐慌。我国的主要产业，尤其是其中的纺织业和制鞋业，相继不断地反对我国与日本、韩国、台湾、东南亚、中国及拉美之间的自由贸易。过去，我们曾为日本是否将会吞并我国的全部制造业，买下我们所有最重要的资产，最终在钢铁、汽车和电视机诸领域打败我们，甚至把洛克菲乐中心也吃进肚里，等问题而深感忧虑。然而，到头来结果又怎样呢？我国经济的各个方面，不是没有陷入危机吗？此外，我们对台湾和韩国的经济发展所给予的鼓励，不是也没有变成对可怕的独裁统治的援助吗？事实证明：我们的担忧，每一次都是过分的；我们的战略，在所有的场合都取得了成功。其结果不仅有利于我们的安全，有利于我们的经济繁荣，有利于海外的政治自由化，而且有利于我们的贸易伙伴国家的人民。今天，我们同样也没有必要为中国的崛起而忧虑。

　　中国的全球化

　　在我们的战略设想中，我们原本没有预见到的是，这一战略竟然能够把包括中国在内的我们的那些旧敌国也诱入我们所设计的世界经济组织体系和地域政治安定计划的网络之中。

　　尽管跚跚来迟，中国却以远比日本积极的姿态，加入了我们的全球化体系。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大大超过了日本。在2004年度，中国的国际贸易额相当于其GDP 的70%，而日本的，仅为24%；中国引进了606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而日本，尽管其经济规模数倍于中国，尽管其正处在应当吸引相当数量外资的经济恢复时期，实际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却只有201亿美元。

　　中国的全球化并不限于经济的对外开放，更重要的是其制度的全球化。今日中国所选择的发展战略，与明治初期（19世纪中叶）的日本所采取的战略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当时的日本政府为学习先进而向海外派遣考察团，在世界范围内挑选最优秀的海军（英国），最优秀的教育制度（德国）以及其他最好的东西。然而，经过一个半世纪，日本人已显现出了闭关锁国的倾向；而中国，却已从清朝的闭关自守和毛泽东的农民排外主义，进化到采取一种具有同化精神的全球性的政治理念。

　　今日的中国，正为寻求最佳的兴国之策，向世界各地派出考察团。中国从海外引进（使之适应于自己的需要）的，不仅有技术和公司管理手段，而且有涉及广泛领域的各种制度和办法，比如：国际会计标准、英美和香港的证券法、法国的军用物资承购制度、以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为范本的中央银行组织机构、台湾式的外国有价证券投资管理制度、以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经验为参考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及其他许多的东西。在这些变化中，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决定采用西方的法治观念，把竞争作为经济活动的基本方式，事实上把英语作为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的第二语言。如今，我可以不带翻译在北京大学讲课，或在北京和上海采访高级官员。不过，最具有重要意义的也许是，中国已经把她的优秀青年派往海外，让他们在国际（协调）主义的实践中接受教育，就像罗马人把他们的孩子送去希腊留学那样。

　　当然，这些变化是逐渐发生的。人们不可能一下子就把西方的会计制度和法律引入一个连职业会计师和律师都不存在的刚刚起步的国家。尽管如此，这些变化在中国的发生，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来得快。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变化并不限于技术的更新换代。清王朝的学西方，实行的是"西方的技术，中国的文化"（中体西用）的方针。而今日中国的学西方，却并非如此。诸如法治的实施和市场竞争的促进这样的变革，否定了延续数千年的传统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

　　中国还正经历着文化品位的全球化。洋品牌的涌入，把中国人卷进了全球文化的海洋。我曾花了数月时间调查中国的汽车产业。我们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像七八十年代的韩国那样的封闭的市场环境中，中国能够（像韩国那样）发展其自主品牌的汽车吗？我们找到的答案是：今天的中国人对全球文化的开放程度，远远超过了十年前的韩国人。在中国，除非融合了全球通用的设计和外国的技术，自主品牌的汽车将不会有发展的余地。十至三十年前，韩国的汽车产业尽管在规模上大于今日的中国，当时的人们在马路上却见不到欧美品牌的汽车。即使在今天的韩国，也难得见到。但在今日的中国，路边停靠着许多大众和别可汽车。

　　中国不仅比第三世界中的其他国家，而且也比第一世界中的许多国家，更相信全球化。中国所取得的全部成功，都带有“改革开放”即全球化的印记。与中国不同，日本和韩国在其经济高速成长的时期，尽管也经历了全球化，但对国际贸易、外来投资和国内经济活动，却实施了比今日的中国远为严格的限制。

　　全球化已迫使中国作出了非常痛苦的调整。国有企业的就业人数，已从1995年的1亿1000万减少至2005年3月时的6600万。那些认为美国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已经转移到了中国的人们将会吃惊地发现：中国的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已从1994年的5400万个减少至今天的3000万个。不过，这些数据尽管触目惊心，却并不足以充分反映中国为了扩大竞争和迎接来自WTO 成员国的挑战，而不得不接受的调整的剧烈程度。例如，虽然汽车产业的就业人数仍然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但汽车制造企业的数量，预计将从高峰时期的125家减少至3到6家。不仅如此，中国汽车市场的份额，大部分已被中外合资企业生产的汽车所占据。

　　中国人民正在经历的社会调整，其程度之严重，无论如何估量也不过分。但是，正因为中国愿意接受这样的调整，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大国，在其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工作条件方面，曾经历过如此迅速的改善。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上海的劳动者们还都穿着同样的服装，看上去无精打采，缺乏热情；很少有人拥有诸如电视机甚至手表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品。在农村，营养不良的现象到处蔓延。但在今日的上海，普通的居民家庭轻而易举地就拥有一台以上的电视机，营养不良的现象已经绝迹。正是由于生活的迅速改善，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支持进一步的全球化。

　　中国的全球化与其他国家

　　中国的全球化，当然也对其他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影响，体现在印度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实践的变革方面。印度自独立以来，贯彻极端的保护贸易政策，采取敌视外国直接投资的立场；对内实行被称为"许可证统治"的社会主义经济控制体制，对外则坚持与旧苏联之间的坚固的经济和政治联盟。其经济因此而受到了严重束缚，裹足不前。1991年爆发的外汇危机和近邻中国所取得的成功，震惊了印度并使她明白：如果放弃以往的敌视全球化的立场，那么，她就能够走向繁荣。尽管印度的起步晚于中国，速度也较为缓慢，其经济的增长率还是提高了一倍。极度贫困人口的数量也已大幅度减少。如果今天你去印度，就像我上个月刚去过的那样，你将会发现曾经似乎只有在东亚地区才能看得到的那种希望，自信和活力。

　　正如早先在中国发生的那样，印度的新兴经济势力，已促使该国的领导者把政策的重点目标，从争夺地域政治势力范围转向与邻国谋求共同的经济利益。印度与其邻国的关系（有时甚至包括印巴关系在内），最值得注目的是印中关系和印美关系，较之过去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事实上，现在的印中关系的状况，是上世纪60年代的冲突发生以来最好的。印度的产业界已不再惧怕与中国的竞争，他们对印度的竞争优势有了信心，甚至还为最近的印中贸易顺差而欢庆。

　　中国对印度的经济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这只不过是很可能已经开始发生的更大范围内的现象的一例而已。直到最近，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还有日本，对外国的直接投资都抱有相当敌视的态度。从日本和韩国，到菲律宾和泰国，再到印度，更不用提拉美的绝大多数国家，直接投资者们在那里面对的，是难以跨越的市场准入门坎、高额的税费、不公平的司法待遇和消极的舆论环境。这些国家不是接受外国的直接投资，而是依赖外国的贷款（韩国、东南亚和拉美），或是依靠国内的贷款（日本）。这些国家通常都产生了过大的债务负担。泰国设定了高额的税收，而后给特定的投资者减税。印度人的团体曾抓住卫生问题，凭借歪曲事实的指控，对肯德基的炸鸡食品发起攻击。不过，这种战术现在已没那么可怕的了。

　　中国根据香港、台湾和新加坡过去的成功经验，在降低负债、平衡收支方面取得了成功。这将逐渐促使世界上许多国家改变自己处理经济发展问题的方式。中国的这一影响具有革新的意义，尤其是在亚洲。那里的许多国家以往采取的方式是，通过取得国内或国外的银行贷款，来避免对外国投资的依赖。而政府则通过诱导银行的贷款流向，来调控产业的发展。这种做法，使企业和国家过度地依赖于银行，引起周期性的财政金融危机；使政府获得了过大的控制产业的权力，助长了管理失误和腐败的发生；使在政治上受到支持的大公司取得了对较小公司和外国公司的不公平的优势。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这种做法限制了我们的公司的发展机会。如今，与中国的竞争将迫使这些国家的大部分公司向外国投资敞开大门。这一变化将使美国的公司不仅能在中国，而且能从世界各地得到好处。

　　近十年前，许多人曾担心，中国的成功将会吸引其邻国的外来贸易和外来投资流向中国，从而导致这些国家变穷。但此后出现的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在所有改弦易辙、对外来直接投资表示欢迎的国家中，就像在印度、韩国和日本，外来投资已经大大增加了。在中国的启发下，其他的国家也打开了引进外资的大门。而为回应这一增长了的需求，外国投资的地盘也大大扩张了。

　　在全球经济随着技术产业泡沫的破裂而陷入低迷的时候，像韩国和菲律宾那样的国家，却发现自己因中国的需求的存在而得以免受经济衰退之苦。最为重要的是，中国的需求刺激了日本的经济，使其得以从不景气中恢复过来。世界经济因日本的状况而面临着风险。对这一风险的严重性，怎么估计也不过分。日本的巨额债务造成了会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的风险，它将首先引起日本经济的崩溃，然后波及他国，最终导致全球范围的经济崩溃。如今，由于中国提供的宝贵的发展空间刺激了日本经济的恢复，这种风险似乎已经成为过去。几乎没有什么书，谈论过从未发生过的全球经济大萧条。但是人们却完全可以这样说，正是中国的全球化，使我们大家得以在新世纪之初免于陷入急剧的全球经济的大萧条之中。

　　还有其他的许多人，从恰好发生于世界经济衰退期的增大的中国需求中得到了利益。原材料生产商们，已经适应了那些一年不如一年的苛刻的贸易条款。我们的盟国澳大利亚突然发现，由于中国的需求，自己所面临的贸易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目前的情况是其历史上最好的。包括老挝、巴布亚新几内亚和非洲的众多国家在内的世界上最贫穷的许多国家，正是在她们最需要的时候，从中国的巨大需求中获得了利益。与这些国家的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相关的，不是什么援助计划，也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的黄金交易，而是中国对这些国家的产品的增大的持续的需求。

　　简而言之，中国的崛起所产生的最重要的作用，与美国的崛起或日本和欧洲的复兴对世界的作用是一样的。与富人为邻，较之与穷人为伴，你总会变得更加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