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张厚重且泛黄的纸张上，用墨水笔手写着华丽的英文，这是一份人员的工资和杂用数目单，封面上还有用毛笔书写的汉字年份……当这些历经１５０余年仍保存完好的历史资料正是当年威风凛凛，叱咤风云，一举荡平沿海盗匪，保四方海运安定的中国第一艘“火轮船”——宝顺轮上的珍贵资料。
因“宝顺”两字而收藏
这些珍贵物件的收藏者是已届七十的费先生。费先生现居浙江，他是当时宝顺轮股东之一慈溪人费纶誌的第五代后人。几天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李文国从朋友处得知费先生收藏着一些宝顺轮上的珍贵资料，于是便给费先生打了个电话，预约了时间，登门拜访。
“文革时期，他连家中收藏的众多名贵字画、邮票都付之一炬，但居然能将这些举世无双的宝顺轮上账目单完整地保存下来，着实令人惊喜。”
“宝顺轮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虽然第一次见到这些物件时，上面通篇的英文单词我不认识，但这‘宝顺’两字我看得明白。正是这两个字让我下定了决心，再艰难都要把它们收藏好，留给后人作为那个时代的见证。”在客厅茶桌前，费先生一边小心翼翼地向李文国展示这些账目单据，一边回忆着当年。
薪资落差高达４０倍
一份两年前由友人帮费先生翻译的资料，为李文国读懂这些账目提供了极大便利。翻译资料显示，当时宝顺轮上包括船长在内，外籍船员长期保持在６０人以上，船员以印度、菲律宾、东帝汶等地的东南亚人为主。
１８５５年７月的一份工资单显示，当月船长薪资４００银元，三名轮机长分别为３５０银元、２５０银元、２００银元，大副１４０银元，二副８０银元，炮手４０银元，小艇长和马尼拉人（６名）每人３０银元，印度水手领班（２名）和木匠、管事、舵工（４名）每人２０银元，印度水手（３０名）和司炉工（８名）每人１３银元，烧火工（６名）每人１１银元，薪资最低的２名厨师才每人１０银元。高低幅度高达４０倍。
到当年１１月，不少普通船员的工资都有所增长。其中：舵工增加为６人，工资由２０银元涨到了３０银元；２名印度水手领班的工资则从２０银元涨到了２６银元；印度水手减少至２４人，司炉工增加至１２人，他们的工资都从１３银元涨到了１５银元；同时，2名厨师的工资也从１０银元涨到了１２．５银元。唯一被减薪的是６名马尼拉人，每人从３０银元降到了２５银元。而当月２３日，有６名司炉工被集体解雇，船方为此共支付了２１银元。
“按照史料记载，当时船上的印度水手和马尼拉人，主要是负责与海盗作战的勇士，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雇佣军。而从以上这两份工资单来看，水手减少，司炉工增加，这很可能是宝顺轮运行一段时间后，船长根据海上形势变化做出了适当的调整。”李文国认为，“１８５５年７月，正是宝顺轮与海盗作战的初期，配备兵力较多。而到了１１月，基本上已经肃清了北洋和南洋的海盗，因此兵力有所减少，但巡航、护航的任务有所增加，故需要增加司炉工。”
李文国的分析不无道理，１８５６年４月的一份工资单显示，此时船上的印度水手已只剩５人，司炉工也仅余４人了。人员大幅削减的背后，是１８５５年７月至１１月短短四个月时间里，宝顺轮击沉和俘获海盗船６８艘，生擒及杀死、溺死海盗２０００余人，名震四海，战绩骄人。
购物发票上有水印
除了５份工资和杂用清单外，一同被费先生收藏的还有两份银行账单和四张购物发票。银行账单记录的大概是当年购买宝顺轮时的两次付款记录，分别为１．８万多银元和４．７万多银元，这两份账单的用纸和工资单并无大异，而四份购物发票的纸张却甚为考究。
其中三份是正式购物发票，纸张上带有清晰的水印，纸质挺括，纸面光洁；而另一份购买木头的发票，看起来更像是一张白条，不过纸上盖有销售单位的钢印，这钢印只有一分钱硬币大小，但中间皇冠图样至今仍清晰可辨，甚为华美。
每每取出这些珍贵的物件来端详，总能勾起费先生对探究宝顺轮下落的兴趣。
“我自己也查了不少资料，但似乎没有一处资料对此有记载。”费先生说。他曾经了解到，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有一张绘制于清代光绪年间的中法战争镇海口布防图，在这张图上，宝顺轮最后一次出现在世人眼前。这时的宝顺轮已经老朽，但它依然准备承担它的最后一次使命。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次使命呢？原来，为防止法国军舰进入镇海口，当局要在镇海口打桩、沉船，进行封堵。宝顺轮被政府买下，停在镇海口，准备装满石头后沉下海口，封堵航道。时任宁绍台道的薛福成在他所著的《浙东筹防录》中，就附有当地知府宗源瀚回禀巡抚关于在港口封船堵口的报告。报告中说，宝顺轮宽二丈数尺，属于沉船中的头等船，官府买价是一千四五百银元。但最终由于法国军舰在中国沿海遭遇重创，法国提出停战，待命在港口的宝顺轮也未沉下。
“这似乎是宝顺轮的名号最后一次出现在史籍中，此后它便不知所终。”李文国和费先生一样，对宝顺轮的下落也很感兴趣。
宝顺轮，它是中国轮船时代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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