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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注定成为能源价格调整年。但旨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产业转型的经济政策，却加重了普通中国家庭的负担。然而相比价格调整，更重要的是推进价格改革，建立一套更能反映市场运行规则的价格改革机制。
密集涨价
上周二，在多方猜测之下，油价完成最新一次上调，这意味着油价的频繁调整将成为常态。过去的11个月间，中国按照新的成品油定价规则，5次上调油价，3次下调油价，媒体戏称之为“5比3”。
与之相对应的是，诸如水价、电价、天然气价格等关系到公众利益的资源产品价格或已进入上调期，或蓄势待发。
毫无疑问，2009年将成为中国能源价格的集中调整年。
今年8月初，国家发改委特意在其网站刊载《近期能源资源产品价格改革进展》，详细阐述了备受关注的水价、电价以及成品油定价改革进展。
此举被外界解读为国家价格主管部门正在酝酿价格新政，同时也从侧面证实价格改革将不断加速。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认为，此次能源价格调整出发点一方面是中国资源价格长期处于低位运行，历史欠账太多，另一方面现在是资源价格改革的最佳时机——经济回暖，暂无通胀压力。
事实上，过去的几年内，中国政府一直试图调整能源价格。今年年初，一位能源研究学者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国际能源价格处于低位运行以及中国经济好转将会成为能源价格调整的最重要因素。
以油价调整为例，中国价格主管部门寻找的调整时机即为国际油价平稳期。当国际油价进入熊市之后，国家相关部门迅速开征燃油税，同时制定新的成品油定价机制。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本月底之前，发改委相关部门将组织专家专门讨论运行一年的成品油定价机制。
从最近释放的涨价信息来看，此次调整的能源价格基本处于上涨通道之中。这也成为历年以来能源价格最集中、调整最频繁的年份。
其中，水价调整范围波及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地，更多的地方政府选择了召开听证会。油价史无前例地调整了八次之多，记者注意到即使国际油价处于上升通道之中的2005年，政府也只是调整了五次油价。电价已经在10月份成为能源价格调整最热话题之一，业界甚至明确提出了涨价的幅度。天然气价格去年年底已纳入决策层的考虑范围，今年一度出现多套价格调整方案。随着西气东输二线的竣工，与国际油价联动的中亚进口天然气输入中国，气价上涨将不可避免。
难撼的价格
一片“涨声”中，国家发改委对外宣称，各地应审慎出台调价方案，尤其要避免出现集中提价、提价幅度过大。
外界看来，这种担忧是一个矛盾——一方面，政府试图通过能源价格调整，提高经济效率，实现产业结构转型，资源合理利用，另一方面，政府对能源价格调整异常谨慎。
国家信息中心石油问题专家牛犁指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能源价格调整过程就是利益再分配的过程”。
在牛犁看来，政府正在“走一步看一步”，逐渐理顺价格关系。然而，在市场主体还未健全、政府监管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只要一步走得太快，反弹就会非常强烈”。
以去年电价调整为例，政府是在反复试探，绕过奥运会之后才开始调整电价。官员们始终担心一点：社会能否承受得了与市场接轨后的能源价格。
这种担心在去年石油大牛市期间达到了顶峰。当时泰国、印尼等国在相继提高油价之后，爆发了一系列的示威活动。此前，这些国家为了应对高油价，曾采取价格管制、补贴炼化企业的方法。
为了防止类似的事件出现，过去几年内，中国政府选择的手段就是对两大集团进行补贴，让其继续执行低油价政策。
过低的能源价格无法反映能源市场供求关系，导致穷人补贴富人，社会单位GDP能耗长期居高不下。普氏能源市场资讯中国高级总监DavidHanna曾就此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石油补贴的问题在于它通过阻挠正常的市场信号，无视高的国际价格，剥夺了需求量的正常减少。”
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在他的《中国牛市》一书中曾如此评价中国的能源消费，中国“如同一个十多岁快速长身体的孩子”，但是过度的污染和低效的使用率使中国不堪重负，他必须开始“注意自己的腰身”。
去年，中美第四次战略经济对话中，美国坚持认为中国应该取消成品油价格补贴，用市场的方式来调整石油的需求。在这些对中国充满恐惧的西方人眼中，低价能源价格生产的产品正在冲击着他们的圣诞树、冰箱、彩电，甚至是就业。
这种压力已经让中国在受到越来越多的指责。中国已经意识到自己不仅要输送篮球运动员，还要输送他们喜欢的产品，而不是“指责”——中美“战略对话”落幕一天后，中国做出了成品油调价的决定。
从今年的能源价格调整来看，政府显示出让价格攀升的意愿。不过，即便如此，政府依旧在每次调价中小心翼翼。
比如，按照最新的油价调整规则，只有国际油价超过每桶80美元之时，政府才予以干涉，事实上当国际油价达到60美元之上，政府已经开始控制调价幅度。
价格改革箭在弦上
显然，政府不肯最终放手价格掌控的背后是，政府需要通过价格的控制在民生与利益集团之间做出平衡。
水电油气等垄断企业集中提出涨价的需求，其出发点是企业亏损。在过去国际能源价格高涨期间，这些企业全部被要求从大局出发，承担社会责任，即使已经市场化的煤价也曾被政府多次临时管制。
从目前来看，能源价格上调已经迫在眉睫，然而，正如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所说的，没有一个清晰的成本机制，没有一个有效的竞争机制，能源价格调整将会陷入一改革就涨价的怪圈。
以目前涉及的水电油气企业来说，其中每个领域的企业在谈及亏损之时，都无法清晰地给出一个成本。
水价涨价中，供水企业提供的成本中有众多是模糊的成本，比如人员工资、污水处理费等生产成本。
电价上调中，电网企业的输配电价也颇为模糊。南方周末记者查阅了两年来电监会的电价监管报告，其中涉及最多的是，检查后的输配环节电价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的各电网企业相差较大。
油价调整中，大家疑惑的是为何在国际油价最低谷之时，价格主管部门没有按照新的油价标准调整到最低点，反而当国际油价上升期间不断上调油价。
气价的调整中，此前气价政策完全是在没有外国气源情况下制定的，现在按照企业的测算要求，政府又该如何确定其涨幅。从气价机制上，中国天然气价格由天然气出厂价加管输送费构成，其中出厂价以及管输费均由国家发改委制定。这客观上无法让公众信任其最终的调价幅度。
除了成本不透明之外，中国能源企业基本垄断在少数利益集团手中也为业界诟病。在过去几年内的能源价格上涨期间，始终有这些身处利益漩涡的垄断企业在摇旗呐喊。
正如国家信息中心石油问题专家牛犁所说，在政府宏观调控之下，这些垄断企业都能以“断供油品要挟”，当放松管制之后，价格的最终掌控之力必然会向这些垄断集团倾斜。
正因如此，在现有垄断体制不变的情况下，每次在能源价格调整期间，都有专门涉及保障低收入人群的条款。政府是在不触动既有利益的格局之下，力图保障民生。“资源价格的改革对CPI影响小，并不意味着对所有普通人的影响都小。”刘尚希评价说。
10月底的一次民营石油论坛上，一位广东的石油老板如此说：两大集团其实相当于长江、黄河，而他们这些民营石油企业就是遍布各地的小湖泊。只有让二者有效联系起来，才能形成一个合理的市场环境。
显然，没有一个有效的竞争市场，就无法形成市场价格。
电价上涨在即其因为何？
在电网企业的强力推动下，新一轮的电价上涨即将开始。而制定涨价幅度的依据并不清晰，只有继续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才能形成良性的电价定价机制
6年上涨30%
所有的信号都表明：时隔一年后，电价将会再次上调。
本周二，相关人士向南方周末透露，此次电价调整的最终幅度和时间还未最终确定。此前，已有媒体指出，此次销售电价将每度上调2.5分。
不同于其他能源价格，电价的波及范围更广。一度电从电厂发出来到最终到用户手中，它要经过发电、输电、配电、售电四个环节。其中，电厂将电卖给“高速公路”电网之后，缴纳一笔“过路费”，最终电被送到千家万户家中。这三者的价格分别是上网电价、输配电价、销售电价。
可以确定的是，此次上调销售电价主要为了弥补电网企业在过去一年之内的亏损。
去年7月和8月，价格主管部门先后两次调整电价。之所以如此密集调整电价，主要是为了消化煤价高涨带来的电力企业的亏损。
据电监会的调查数据，去年上网电价的调整让两大电网企业购电成本陡增199亿元。电网的购电成本是销售电价和上网电价的价差。在中国的电价之中，上网电价和销售电价均由国家发改委制定。
数据显示，今年前九个月，因电价无法理顺，国家电网亏损160多亿。
南方周末记者拿到的一份资料显示，今年年初，国家电网多次向国家有关部门递交报告，呼吁理顺电价矛盾。他们甚至以精确的数字测算出了避免电网巨额亏损，政府应该调整电价的幅度。
中国能源网CEO韩晓平认为，适当调整销售电价，不仅可以缓解电网公司资金紧张情况，而且可以推动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如果此次电价顺利调整，这也将是自2003年以来，中国第七次调整电价。
南方周末记者统计发现，按照2002年的全国平均销售电价计算，到2008年为止，中国平均销售电价上涨了0.12元／度。也即平均每年以2分钱的速度上涨。
中国式电价
中国电价上涨势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已开始。过去二十多年内，我国的电价改革先后经历了还本付息电价、燃运加价、经营期电价、标杆电价、竞价上网、煤电联动等诸多政策。
中电联一位专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年前，中国的电价大约为每度0.13元，这主要与政府对电力、煤炭严格控制有关。此后，对电价开始执行8年的“煤运加价”，电价基本以每年2分钱的价格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煤运加价”形成的电价甚至由25到26种成分构成。
新世纪之后，中国电价将调价频率加快，煤价、电价轮番上涨。
之所以电价涨声一片，主要是2004年施行煤电联动机制之后，一定程度上为煤炭和电力提供了一个涨价预期。在中国市场煤、计划电这一价格传导模型面前，煤炭和电力这对冤家几乎每年都会从订货会的酒桌吵到发改委的办公桌。
按照政府的设想，煤电联动机制可以将高涨的煤价顺加到电价，然而，中国的现实却难以随时调整销售电价。出于对通货膨胀、社会稳定以及影响电力企业竞争力的考虑，国家一直对电价调整持谨慎态度。
即使在游说销售电价调整之后，电力、煤炭、电网企业又会在一起摊开家底儿算账。目的就是如何对销售电价进行分配。一个有趣的例子是，煤炭、电力企业经常彼此“诋毁”对方的测算涨幅。
接受采访的中电联专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此前的电价调整“完全不是测算出来的，是对国民经济影响最小的一种选择”。而煤炭企业则认为，应该更有话语权，煤炭企业“不再做打工仔，要做资本家”。
更有意思的是，为了防止公众情绪反弹，每次调整销售电价之时，政府往往会将居民生活、农业生产、化肥生产用电价格除外。这也导致销售终端存在多种电价，且其中会附加各种基金，电价之间又交叉补贴。
以2007年为例，据电监会的调研，销售电价的种类甚至达到了9类。为此有人将中国电价称为“世界上最复杂的电价”。
复杂之处不仅在于电价种类多。更关键在于电网这条高速公路，有太多的“过路费”不清晰。按照电网企业提供的计算公式：销售电价=上网电价＋线损＋政府基金＋输配电价。然而实际操作中，往往是政府先制定销售电价，进而倒推输配电价。
这种测算模式基本无法掌握实际的输配电价。事实也证明，在最近两年电监会的监管报告之中，可以发现即使发改委规定输配电价执行标准，最终检查的结果往往是突破标准。
电价改革继续深化
今年两会期间，国家已经传达出要对电价改革的信号。9月20日，电监会和发改委联合制定了《关于加快推进电价改革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这份意见稿从长远提出了电价改革的任务。
在记者拿到的这份长达七页纸的电价改革方案中，政府提出了近期需要推行大用户直供电试点，开展竞价上网试点，推行“成本加收益”方法核定输配电价试点工作、加强对电网企业的成本、价格、收入的监管等。
其实，要核定输配电价必须对电网的资产和成本进行核算。这意味着，电网的主辅业需要进行更明确的分离。
一位曾专门研究电价的学者告诉记者，电网企业的成本有的是直接发生的经营成本，有的是以电力安全为名义上马的调峰电厂，有的电网企业内部又存在内部补贴，有时甚至用购买的低电价来消化如三峡购电等高电价，这样也导致了终端电价异常复杂。
显然，短期内电价还未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电力煤炭企业的矛盾将会冲突不断。
以山西为例，在其资源整合完毕之后，煤炭企业将有更大的话语权，这意味着，未来的煤电顶牛将会愈演愈烈。
在这种情况下，发电企业开始加速向上游领域扩展。记者在山西左云县采访期间，即发现国电正通过和煤炭企业合资的方式，借助资源整合向上游煤炭市场延伸。
能源“孤岛”：太阳能教授的推广秀
民族性格论： “今天国际市场上的恶性价格战，来自这样的民族性格；未来国内消费市场的启动，也寄希望于这样的民族性格。”
开业两百多天，赵春江一笔生意也没有做成。每天他照旧守着自家的能源“孤岛”，等待着顾客上门。
上海西南角的阳明国际花苑住宅小区里，22块太阳能电池板，正在一处11层住宅楼顶上吸纳阳光。它们略微倾斜，保持与水平线25度夹角，据说，这是上海地区全年平均接收阳光最充裕的角度。
这就是赵春江的家，也是目前中国惟一一套并入大电网的家庭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一度被媒体形象地比喻为都市里的“能源孤岛”。
它的主人——上海电力学院太阳能研究所所长赵春江，正是用这种特别的方式，试图推广太阳能发电的家庭应用，孤身挑战中国光伏产业的当下窘境。
“孤岛”难解的尴尬
大约三年前，赵春江封闭了自家的天台，将整个阁楼改造成一个家庭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的工作间。
他一度把这里视为技术实验地，宁愿空着黄浦江边另一处更适宜的居所。每天记录天气情况，查看当天的发电数据，并一一造册。为了力求实验的精确，每隔几天，他甚至跨出天台，用手攀在玻璃窗外，站在危险的11层楼顶，擦拭太阳辐射接收仪的感应部位。
截至2009年9月15日，这个3000KW的家用太阳能发电系统，已经发出8859度电，无故障运行1005天。
两年多的监测，留下了一些数据。上海地区太阳能发电系统效率为77％。好的气象状况下，一天可发10度电。赵春江说：这些数据，可以为政府做出电价决策，以及推广太阳能提供参考。
但至少目前，政府并没有参考的打算，让他最为敏感的，就是光伏发电的成本计算。“以20年收回设备成本计，平均每度电的价格是1.2元，刚好是普通电价的一倍。”但假如按照8到12年收回发电设备成本的标准来估算，太阳能电价高达4.2元/度。“没有政府补贴，社会就没有发展太阳能光伏产业的推动力。”三年里，赵春江不断强化着这个判断，它清洁、可再生，然而，毕竟还是贵。
前来探访的人越来越多，总是好奇而来，摇头而归，三年了，它依然是一个孤例，依然是全国惟一。
每天，电流从屋顶上的电池板流出，在支撑完家庭利用后，多余的则通过计量电度表，汇入大电网。因为电网系统只支持单向收费。赵家向电网输送多少电力，就意味着自己要付出多少电费。
这是一个难解的尴尬，一个自主发电、不消耗社会资源的家庭，却仍要为之承受消耗社会资源的成本。
媒体放大了这一尴尬，2007年春天，区电力局来人拜访，言辞客气，但直言国家没有相关法规条款，无法定价，目前更无法改变整个电网计费系统。
赵春江听出他们的潜台词：希望不要再对媒体强调这些现有电力系统的局限。“电价提上去，政府补贴的钱都是给用户的，他们一分钱都拿不到，自然没有动力去推动。”他如此形容“电老大”的心态。
“最多一两年……”
电力学院的同事说，赵春江“很忙，很忙很忙”，赵本人也认为，就太阳能在当下中国的现实，“实践项目”更重要。
2009年3月，他最新的一个实践项目是一家于莘庄地区悄然开业的太阳能门店，经营光伏发电系统，还提供安装维修服务。店里墙上挂着各种光伏发电实验项目的实景照片。不时有人走进来，如同参观微缩的光伏发电展览。
自家屋顶的家庭发电装置照片，也挂在这里，目前安装造价是8万元。
值守门店的是赵春江的胞兄。当他向询价者报出价格后，总会立即附带一句补充说明：“现在还贵，最多一两年……”
但几乎没有人相信，在不远的未来，光伏发电进入家庭会有价格上的优势。自3月开张以来，这里没有卖出一套设备，没有赚一分钱。
日本的北见工业学院，是赵春江开始太阳能生涯的地方。他在日本呆了8年，1993年开始实施补贴以后，日本光伏发电产业以每年30%以上的速度递增，很快在全球首屈一指。
出于对中国新能源未来的乐观预期，也多少为其间的商机所动，1996年，他在上海停留的时间里，就筹建了自己的太阳能产品公司，其实就是卖太阳能热水器。
但彼时，面对改造住宅、加装太阳能热水器的想法，上海市房屋管理部门一位工作人员曾脱口而出：“楼顶上都装上那玩意，多难看……”
等到2004年前后，以无锡尚德为代表，中国光伏产业，竟迅速超越了曾经十几倍于己的日本。2005年，日本政府的补贴政策结束，仅仅2年时间，国内装机量迅速下降，丢掉了王牌宝座。
而迟到的中国政府这时似乎真正下定决心了，2005年，可再生能源法颁布，对于政府补贴新能源行业的呼声，此起彼伏。
赵春江再度应时而动，注册成立了一家太阳能科技公司，专司太阳能发电设备贸易、系统工程设计和安装。开张的门店，算是他对家庭消费市场的试探。只是，又一次的乐观预期，再度面临挑战。
民族性格决定论
这并不要紧，中国新能源的勃兴，尽管还未真正惠及普通家庭，但已经可以造就出首富了，也造就出了赵春江这样忙于“实践”的教授。
他最主要的业务是光伏组件的出口。迅速膨胀的中国光伏加工产能，面对微不足道的国内消费市场，只能大量转向出口国外，这迅速遭致某些国际非议。
欧洲光伏工业协会副主席默雷·格曼伦曾表示：“如果中国能够证明自己的确在开拓国内市场，对于解决争端将非常有帮助。”能否提升本土消费，成为中国光伏产业的症结。赵春江坚信“中国人一旦形成习惯，力量将是惊人的”，才不惜亲自以家“示范”。
作为学者，他外出讲学的讲稿，随时更新着日本政府对家庭光伏发电补贴的最新数据。2009年1月13日，日本重新启动家庭光伏发电补贴制度，装机每kW补贴7万日元。经产省还将在2009年内以现行民用电价的2倍收购家庭光伏电力的剩余部分。
但中国得等到何时？
赵春江的预计是：大规模铺开，或许会在2012年-2015年。这个时间段，大致将是光伏发电与常规发电价格两条曲线交会之时，政府不需要太多的补贴，光伏发电自己就能靠成本优势开拓市场。”
他守着自己尚无一单生意的门店，时时不忘呼吁政府扶持，但对光伏发电普及应用的希望，还是寄托在两条成本曲线交会的那一刻，也就是寄托于市场。所有的呼吁，都因此而显得落寞。
他说：2001年时，光伏产业起来时，势头凶猛。将来光伏发电的应用普及时，同样也会是一拥而上。今天国际市场上的恶性价格战，来自这样的民族性格；未来国内消费市场的启动，也寄希望于这样的民族性格。“太阳能如此，每个行业也都如此。”他觉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