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什么是衡量重庆扫黑成功的标准？zt

薄熙来和朱镕基都是当今个性鲜明的高级领导人。自2007年主政二战时的陪都、山城重庆以来，频频出手，不同凡响：治官、唱红、打黑。民生方面，在处理出租车罢驰事件上，采用电视直播、当场对话的方式，取得良好效果。不过，对于薄熙来的任何新政，都伴随着争议。这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时期的中国，并不意外。特别是他掀起的被称为“动真格”的扫黑行动，更是震撼全国。

黑社会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被称为第二政府。中国更是有黑社会存在的悠久历史和传统。中华民国早期，河南竟有８０％的平民是土匪。最为引人注目的青红帮，连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都曾是其中一员。不过从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９年３０年之内，黑社会在中国奇迹般的消失。这当然和当时控制严格的政治制度、经济关系和社会结构有关。不过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黑社会死灰复燃。已成为威胁社会安定、国家发展的最主要的挑战之一。不过，从重庆打黑来看，目前的黑社会与西方相比仍然比较原始。一是常常诉诸暴力。这一次重庆打黑的导火索就是光天化日之下黑帮公然行凶所致。二是对政治权力的渗透还只停留在寻找代理人的阶段。总之还没有达到西方那种合法化、和平化与整个社会基本想处无冲突的程度。因此，西方极少有激烈的打黑行动，这是很重要的原因。

重庆疾风暴雨般的扫黑，目前已动员3万名警员，7000人参与；成立了204个专案组；14个横行多年的黑社会组织被击溃，24名黑恶团伙头目无一逃脱漏网，近200名团伙骨干成员全部被缉拿归案，2000余名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被抓捕。涉黑的官员更是纷纷落马：前公安局副局长、司法局局长文强、公安局副局长彭长健、交管局局长陈洪刚、副区长赵文锐、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毛建平、经侦总队总队长陈光明、煤矿局副局长王西平、下面的副县长兼公安局局长徐强，可谓战果累累。社会各界一片叫好的同时，仍然存在相当的疑虑。黑社会在中国的复燃，是和市场走向的改革有关，也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性模式密不可分。发展之初，并没有规范的市场和环境。从现在的眼光看不合法，当年可能并没有明确的说法，或者这种恶是当时环境下的“共孽”。现在这种打黑方式从历史的角度看是否最为合理？特别是一些形成黑社会的因素仍然存在，这种打黑方式是否有长久之效？这方面，人类过去是有历史经验的。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警察严重腐败，与黑社会沆瀣一气。面对压力，英国殖民地政府决定全面扫黑，结果引发警方强烈反弹。在这种情况下，港英政府采取对前恶既往不咎、同时修改规则，堵防漏洞，从制度上保障不得再犯。香港也得以在稳定的基础上过渡到现在既发达又廉洁的社会。当然香港是民主国家英国的殖民地，而且在西方社会管不了的东西一向合法化（如色情业，赌博业，甚至吸毒），是否适合中国是要打一个问号的。不过他人之石，可以攻玉，借鉴意义还是有的。不过，从重庆的具体实践来看，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一些涉黑的企业并没有当作黑社会本身。

现在衡量薄熙来扫黑是否成功的标准并不在于这一次是否除恶必尽，是否过后黑社会卷土重来----拥有政治文明的西方铲除不了黑社会，恐怕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也未必就能做到，毕竟在人类历史上，彻底铲除黑社会的只在于改革开放前这种全能政府----而是黑社会再现的时候是否能够控制在社会可容忍的程度。薄熙来在谈到打黑初衷时讲是被黑社会逼的，实是肺腑之言。在转轨和转型期的中国，千头万绪，需要解决的问题何止千万。在资源有限和精力有限的情况下，只能是什么突出,什么就优先解决。纵观改革开放三十年，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是发展和效率优先，到了胡锦涛时代就开始倾向于平等和民生优先----这也是为什么在他的时代提出科学发展观，取消农业税、建立新农合、尝试建立全民医保和农民退休制度。因为发展的阶段不一样了，社会的诉求要点不一样了。

衡量薄熙来打黑是否成功的第二个标准就是看重庆的经济是否继续保持高速发展。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过相反的个案。明朝万历年间海瑞被任命为应天巡抚。应天包括现在的上海、苏州、常州、镇江、松江、无锡和安徽一带，是全国最富有的区域，税收占当时中国的一半。结果仅仅这个任命，就导致政府机构没人办公、平常的贪官污吏纷纷弃官而逃。曾经挤满富商的娱乐场所空无一人，大户人家纷纷关门闭户，高档时装也都换成补丁烂衫，浑似乞丐。等到海瑞到任时，已经是一片浪籍，仿佛一夜间回到原始社会。于是仅仅半年，海瑞就接到调令，打道回府了。当然海瑞无法和重庆扫黑相提并论，但扫黑是为了创造更好的发展条件而不是遏制发展相信是不会有争议的。

至于薄熙来的方式是否可以推广到全国，恐怕是否定的。黑社会嚣张到打黑阶段还公然上街杀人，除了重庆不知还有多少城市能如此？我相信更合理的推测是，各地不同程度的有黑社会存在，但其危害程度都没有达到重庆的地步，也没有达到需要象重庆一样必须由主政的一把手集中全部精力、动员如此大规模的警力去打黑的程度。当然此番不少海内外自由派质疑高干出身的薄熙来是要出政绩，是党内斗争的工具。然而，出政绩是每一个为官之人应有之职责，何须质疑？倒是不出政绩者是要质疑的。如果打黑也要和党内斗争联系起来，显示这种斗争很良性、很有积极意义啊，更是需要鼓励的了。倒是这些自由派心态令人难测。毫无疑问，薄熙来打黑受益的不仅仅是百姓以及他本人，还有他身后的执政党。这才应该是这些自由派如此不快的真正原因。不过，薄熙来轰轰烈烈的打黑、媒体的热议、井喷式的民意支持都会对全国各地产生示范效应，甚至对各地官员产生无形的压力。从这个角度讲，虽然方式未必复制，但力度肯定会增强。

最后，重庆打黑还体示出与西方不同的一点：即政治权力可以对当今中国的任何恶势力开刀，这和西方以估息、妥协为主的手段大不相同。西方的黑社会固然尽量使自己的产业合法化，另一方面也利用民主制度选举的手段或者直接进入政治权力圈内，或者寻找代理人，往往使得政府无法对黑社会进行这种暴风雨般的打击。而在中国，黑社会只能停留在寻找代表人的程度。民主国家甚至历史上还多次发生政府出于国家利益而利用黑社会的先例。象二战前，美国给钱、给政策，利用黑社会对付本国日益猖獗的法西斯势力。中国的台湾地区，蒋经国时代还利用黑社会远赴美国将批评自己的美籍华人作家江南暗杀。

打黑、扫黄、惩治腐败，这些都是道德十分正确、政治十分正确的话语，也极易得到百姓的认同。只是除恶必尽的想法是否过于理想主义？在我看来，这些都是社会应有之恶，只能严控而很难根除。我还记得前几年，台湾实行公娼的一个县曾提议将之废除，结果在议会表决时居然被压倒性的否决而保留，这恐怕就是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理想出发的一个例子。当然，重庆扫黑最终效应如何，时间自然会给出答案，我们期待在成本尽可能小的基础上推动中国的全面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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