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沿着著名的界限街，穿过漂亮的花墟公园后，一路西行，四周越来越安静了。没有游人，只有偶尔的公交车驶过，小小的制衣配件店，排列在老旧的街道两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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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目前仍是香港比较落后的地方。前不久，香港举行“全城清洁由深水埗做起”活动，众明星参与宣传。CFP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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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在香港举办的新书发布会上为读者签名。邱立本在深水埗长大，他的成长故事是香 港“ 婴 儿潮”一代的缩影。CFP图片
沿着著名的界限街，穿过漂亮的花墟公园后，一路西行，四周越来越安静了。没有游人，只有偶尔的公交车驶过，小小的制衣配件店，排列在老旧的街道两边。路边的茶餐厅，设施颇为简陋，里面用餐闲聊的，都是些阿伯阿婆。
这就是深水埗。在一片繁华和喧嚣的香港，它已经渐渐老去并且边缘化。但是这里曾经聚集了无数刚刚踏上香港这块土地的人们，这里曾经出生过很多后来成为香港中坚力量的社会精英。
这是全香港最贫穷的地区之一，时至今日，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深水埗的房价只有1万余港币一平方尺，即使在相隔不远的内地深圳，这个价格都买不到市区的新房。
有很多新移民家庭、露宿者或是弱势社群住在这里。他们背后的故事，正反映了香港草根阶层的真实面貌。
邱立本，香港《亚洲周刊》的总编辑，虽然现在香港工作定居，也已经很多年没有踏上这块土地了。但是每在报章和电视上看到深水埗的消息，他都会觉得，在深水埗度过的童年和少年岁月，依然如此清晰。
1898 年以前，深水埗属中国新安县，“埗”在广东话是码头的意思，深水埗原本是指昔日的海岸线，即今日桂林街弯向长沙湾成一直角的码头。这个码头的水很深，故称为深水埗。1898年，当时的清政府同意将九龙界限街以北，直至深圳河的地域租借于英国，为期99年。深水埗随着九龙市区的发展而逐步开发。上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海外华侨的投资，较现代化的工商业从沿海地带一直伸展至荔枝角，行业包括纺织、制衣、五金及搪瓷。
二战期间，当时的深水埗军营成为日军囚禁战俘的集中营。1949年以后，大量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进入香港，深水埗的居民因而急剧增加，政府为安置灾民，兴建石硖尾邨，成为香港第一个公共屋邨。
深水埗在1986年人口曾达44万，新来港人士比例亦相当高(11.2%)。现在人口为35万。
香港“婴儿潮”一代的诞生
1949 年，广州一家银行的中层职员邱宝鸿，带着母亲和四个年幼的女儿投靠亲戚，来到香港，住在了深水埗长沙湾道181号。这是一座带有广东地方特色的唐楼。高高的木质楼梯，走上去嚓嚓直响，邱家住在三楼。在1000多尺的空间里，挤住了七八户人家。都是从各地前来的亲戚。邱家七口，住了其中一个小小的房间，其余人家挤满了厅和走廊，一到晚上，满地搭满了帆布床。睡惯了硬木板床的老祖母，把两块木板拼在一起，睡在房间门口。
那个时候的深水埗，遍地都是从内地来的人，街道两边搭建着临时的木房子，以供容身。邱宝鸿毕业于中山大学经济系，在广州是一家银行的中层职员，曾经在中山大学昆明校区做过助教。到香港后，他在一些专科学校教书，妻子也在幼儿园找到了工作。
第二年年初，邱立本，这个家庭的第五个孩子，也是第一个男孩呱呱落地。邱立本和他的同龄人，后来被称为香港的“婴儿潮”一代，意为1949年后在香港出生的一代。他们的降生，带来了香港第一波的生育高峰。
伴随着二战的结束，以及内战的爆发，大批内地人口为躲避战争拥入香港。1945年，香港的人口是50万，到1953年已达250万，光1949年增加了近80万。直至1956年，香港人口达261万，成了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
1973 年，23岁的邱立本在电影《72家房客》里找到了童年最熟悉的场景。这是一部描写香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小市民生活的电影，因接近香港人现实生活而勇夺 1973年票房冠军。几十口人拥挤在狭小逼仄的空间里，遍布孩子的哭声，大人们大声的斥责声，夫妻的口角，没有任何的隐私可言。但即使是这样让人并不愉快的环境，邱立本的童年记忆却依然美好。这个临时组织起来的大家庭里的孩子们，却因此有了很多互动的机会，你追我赶，颇为开心。
小小的空间虽然狭窄，但总算有了遮蔽风雨之处，这已属幸运。街头则拥满来自内地的人，乞丐们躺在那里，横七竖八。孩子们一旦犯错，或者不用功读书，就会被父亲严厉苛责，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不好好读书，就要像街上那些乞丐。”
邱立本上小学的时候，经常在路上看到有人提着菜刀追，来自山东的警察，高高的，“块头很大”，在街上巡逻。这些来自威海，英国另一个殖民地的大块头警察被称为“鲁警”。直到今天，他们的后代亦有不少人在香港警界服务。
直到今天，深水埗一直是让香港政府头痛的地方之一。治安差，黑社会活跃，流莺云集，经常出现强奸等案件。
7层大厦里的香港故事
那时，香港正被源源不断的移民所困，临时搭建起来的简陋木屋，遍布深水埗、石硖尾等移民集中区。如何安置这些突然大量增加的移民，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
1953年，邱家附近的石硖尾木屋区发生一场全港有史以来涉及面积最广的大火，5万多名居民痛失家园。灾民照片在短期内成为全球新闻报道的主角，香港的命运因为夹在资本主义的英国与社会主义的中国之间，而备受瞩目。
政府此后在石硖尾重建房屋，叫7层大厦，让那些在二战后逃至香港的移民不再住危险的、容易发生火灾的木屋。这也是香港最早的政府楼宇。7层大厦构造简陋，一层一层像火柴盒一样叠加上去，一排排水管道从顶层一直通到一层，使得大楼像是由很多个H组成。每层有若干间十二平米的房间，共享的卫生间，厨房则由走廊里一个接一个的火炉组成。这样的楼房在石硖尾一共有29栋。这是香港公共房屋计划的开端。
邱立本就读的圣多马小学就在石硖尾的隔壁，不少同班同学就住在那里。有时候下课，就在同学家玩，也发现了另一个香港。那些H形的楼房里，演绎着一个个真实的香港悲欢故事。
在年幼的邱立本眼中，这些小房间就像一个个的鸽子笼。“但恰恰是这些白鸽笼，成为很多香港精英日后振翅高飞的摇篮。我的一些很有成就的小学同学，当年就在这些房子里，刻苦用功，争取一飞冲天的时刻。”
邱家的生活算是相对比较好的，一直在持续改善中。邱立本6岁的时候，邱家在香港有了第一个正式意义的家，是租住了海坛街的一间房子。房子很小，是和另外两家合租，房间之间用木板隔开，彼此间还是喘息可闻，但是总算有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空间。这种房子叫“板间房”。
在邱立本之后，邱家陆续又有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出生。父母要工作，家里只有祖母一个大人负责照看孩子，大些的孩子们都承担家务，姐姐们很能干，不依靠大人就可以煮出美味的饭菜。
因为很多亲戚住在附近，大家说的都是粤语，实际上，战后拥入香港的大多数都是广东人(另外比较多的是上海人)，所以邱家似乎没有流亡他乡的感觉。
但年幼的邱立本还是感受到父母的一种焦虑感。跟着父亲去和他的朋友喝茶，邱立本最常听到的一个话题，就是朝鲜战争。虽然1953年朝鲜战争就已停火，但它遗留的阴影和关于是否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题，一直在延续，事实上，这种未来的不确定感一直断断续续笼罩着整个50年代的香港，挥之不去。香港是否逃亡的最后一站，这是很多新香港移民讨论的话题。在这段时间里，邱家不断有亲戚移民去了东南亚地区，继续流亡生活。
在尖沙咀汉口道一个亲戚的家里，邱立本第一次体验到了不同于自己和同学们的生活。这位邱立本称之为姑妈的亲戚，已经在香港生活了几代，家里养了狗，吃着精致的点心，大人们打着牌，孩子们跑来跑去。很多年后，邱立本看到了张爱玲写沪上的生活，他一下子联想到了当年，在这位亲戚家看到的似曾相识的场景。
这是来自深水埗一个中下阶层家庭的孩子，眼中的香港上层家庭的生活。实际上，从香港深水埗的旧唐楼搬到尖沙咀附近比较好的房子，再搬到太平山顶的别墅，是整整这一代婴儿潮的愿望。
上世纪60年代，金庸的年代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邱立本可以不用姊姊带着，自己一个人去上学。每天母亲给他一毛钱，嘱咐他买一个面包带到学校去吃。从海坛街出发，沿着南昌街走，中间会经过鸭寮街、福华街。那边布满了各式各样的大排档，一字排开，烟雾弥漫，人声鼎沸，那些大排档前面有一张长椅子，上面摆了三四张小板凳。“我爬上去，往往会叫一碗明火白粥，才五分钱，又叫一客油炸鬼(亦即油条)，也是五分钱，合起来刚好一毛。我坐在那张小板凳上，吃得很香，感觉自己已经是一个大人。我往往在白粥里加上了盐和胡椒粉，香味四溢，咬着那条油炸鬼，一半脆脆地吃，一半浸在白粥里吃，也别有风味。”
也是从小学四年级开始，邱立本开始接触报纸连载的金庸小说。当时金庸、梁羽生的小说风靡香港，伴随着邱立本从小学到中学的成长，影响了他们这整整一代香港人。无数个夜晚，邱家的孩子们发狂地追看武侠小说，好像后来追看电视连续剧。他们沉醉在金庸的想象世界，也沉醉在中华文化的侠义世界。在深水埗的唐楼里，孩子们第一次和郭靖握手，和黄蓉谈心。就连去理发店理发，邱立本手里也拿着报纸连载的梁羽生《萍踪侠影录》，甚至还和理发师傅一起讨论书里的功夫。
一份小册子，父亲看，母亲看，每个姐姐都看。全家人都抢着看，这是孩子们最好的娱乐。武侠小说里浓厚的中国文化元素，还有很强的历史感，这就是中国文化对邱立本最初的启蒙。从一个新移民聚居的低下层小区，孩子们走进了塞外大漠的苍茫岁月，也走进江南风光如画的柔情中。
事实上，在邱家孩子们的眼中，大陆是个带点神秘的陌生邻区。上世纪60年代初，因为大陆三年自然灾害，严重缺粮，邱立本清晰地记得，阿妈(祖母)带着很多食物回乡。装饼干的铁盒子里，装满了一块块用豆豉腌渍好的猪肉。当时街上的药房，都有一种业务叫代寄包裹回中国大陆，邮寄的都是食物和药品。
实际上，香港从来没有被中国历史所孤立。除却兴起的新派武侠小说，各种文化也在这个小岛上蓬勃繁育。
海坛街的转角是桂林街，离开邱家才数十步之遥，就是当年的新亚书院。它坐落在一栋唐楼，毫不起眼，是邱立本每天上学的必经之地。父亲对孩子们说，这里住了一些大学问家。
新亚书院是上世纪50年代初，由一批大陆南来的知识分子所创立。“新亚”取亚洲新生之义。包括钱穆、唐君毅等人，都是名震一时的学者，在这个英国殖民地的小岛，他们的文凭不被承认，他们说的中华文化与哲学被视为“浮淡无根”是“无用之学”。但恰恰是在这种艰困环境中，他们毁家兴学，培育了一批杰出的新一代，包括余英时等人，也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为香港的高等教育奠下重要的基础。由于得到美国雅礼协会的资助，1956年，新亚书院搬离桂林街，迁入农圃道的新校舍。
2009年3月，从改造过的石硖尾邨公屋大楼俯瞰不远处的“7层大厦”。7层大厦构造简陋，一层一层像火柴盒一样叠加上去，一排排水管道从顶层 一 直 通 到 一层，使得大楼像是由很多个H组成。 本报记者赵炎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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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声声巨响，残破的一座座7层大厦被炸掉。石硖尾的历史被渐渐湮没在鳞次栉比兴建起的高楼里。 本报记者赵炎雄摄
辗转香港台湾和美国之间
1967年，17岁的邱立本坐着一艘轮船，从西环码头出发，前往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经济系读书。这艘船是客货两用，里面坐满了去台湾求学的“侨生”。
出行的那一天，码头上香港无线电视台正在搞试播，很多人在表演，一片热闹。
这艘船刚走了一半，碰到了大台风，被吹到了汕头外海附近，本来应该36小时的航程，最终行驶了100多个小时才到达台湾基隆港。第一次离开香港的邱立本似乎并无离乡之愁，从小就读了很多关于台湾文化书籍的他，对台湾的生活充满了向往。而当时的邱立本并不知道，这艘船上还有一位后来成为他的好朋友的学友，就是薛古山。他们多年后相识，谈起当年，才知道两人多年前在同一艘去台湾的船上就曾经相遇，却未相识，不禁慨叹命运的神奇巧合。
与婴儿潮的很多人一样，薛古山和邱立本的成长经历有着颇多相似之处。1949年，薛古山出生在调景岭，父亲是上海人，母亲是中山人。
调景岭原名吊颈岭，1950年后成为大批国民党官兵和家属的临时住所。1996年，调景岭平房区被清拆，现建有健明村、彩明苑，原来的调景岭湾和海岸被平整成为调景岭地铁站。在童年时代，薛古山最大的记忆就是每年10月10日，满街飘舞的旗帜。
与邱立本相比，薛古山的童年更为艰难。父亲在来港之后不久就已去世，薛古山和姐姐都是靠母亲一人抚育长大。因为台湾的大学免学费，还有生活费，薛古山选择到台湾大学读书。
与满腹豪情的邱立本相比，薛古山离开香港似乎带着几分悲壮。他和几个同学一起在船上大喊：“今年念台大，明年念燕京大学(北京大学)！”
1971 年，邱立本毕业，在台湾报馆工作了两年后，1973年赴美国读书并工作。在此后长达17年的岁月里，他没有回过香港。他的姐妹们，有的在加拿大，有的在英国，有的在美国，有的留在香港教书。他的家庭，亦是很多香港家庭的一个代表性缩影，子女遍布全球，具有鲜明的国际化色彩。
薛古山也选择留在了台湾工作，成家，生子。从小，薛从来没有认为香港是自己的家，他觉得自己的家在内地，虽然他甚至不清楚内地的哪里才是他的故乡，但香港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始终烙刻在心里。
1984 年，在台湾《联合报》香港记者站做编辑的薛古山亲身采访经历了《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会议。当获悉1997年香港将回归，整个香港欢声雷动。虽然社会上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但是大多数香港人表示欢呼和认同。薛古山如实把调查结果刊载在《联合报》上，引起了当时台湾政坛某些要人的不满。
在美国的邱立本通过报纸，看到了香港回归的消息。对两岸三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已经有了长期关注和了解的邱感到欣喜。但邱立本的一些姐妹，在退休后，随着当时的中产阶级离港移民潮，选择去了加拿大定居。
“婴儿潮”一代成社会精英
1990 年，邱立本选择回到香港工作，在启德机场的电子显示牌上，当看到香港有往来上海、北京、西安的航班信息时，一刹那间，这似乎给了他一个巨大的震动，原来香港和内地的关系可以如此密切，终于冲破了冷战的壁垒。在成长的岁月里，似乎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却真切出现在眼前。其实，香港和内陆的通航，已经在上世纪 80年代初即已实现。只是因为他不在香港，而错过了这段历史。
邱立本的很多同学也已经成为香港社会的精英。作为香港土生土长的第一代香港人，他们的人生经验在香港形塑，见证了香港上个世纪80年代的经济起飞，是香港繁华时代的受益者。
在一次次的填海运动中，大海在渐渐退后，一幢幢的新屋被盖起来。
在长达75年的历史里，位于通州街与北河街交界的深水埗码头曾经非常繁忙。除了有往返中环和上环的渡轮外，更开设渡轮来往澳门。1978年6月25日，位于钦州街的新码头开航，可容纳两艘三层船停泊，更是全港首个安装电动闸出口的码头。
1982 年，地铁呼啸而来，荃湾线开进了深水埗。通过地铁，可以从深水埗直达中环，水路交通的重要性大大减低。随着尖沙咀的中港码头于1988年启用，来往深水埗与澳门的航线于1989年11月1日停航；1992年，油麻地小轮公司决定停办中环至深水埗线。深水埗码头日渐冷落。一年后，西九龙填海工程开始，深水端口码头从此消失。
随着内地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香港大量的工厂北移，深水埗区的工厂亦由过去的数千暴跌至数百间。
1986 年，深水埗地区的人口达到了历史最高，达44万。随着大量年轻人的离去，本区的老人人口特多，1996年，60岁以上的长者，人数占全区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明显高于全港的平均数，而老年抚养比率更是全港最高；在每年55000名由国内新来港的人士中，约有一成多会在本区定居，人数约为6000人，为各区之冠。
深水埗重建“7层大厦”消失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香港依旧蓬勃，越来越多的移民，又选择返回香港工作生活。邱立本的六妹一家移民去了加拿大，又返回香港，做工程师的丈夫参与了香港新机场的兴建工作。生命中千回百转，香港才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地。
不管身在哪里，曾经弥漫在他们身上的焦虑感已经慢慢散去，他们还是觉得香港是他们成长的地方，香港是他们可以真正称为家的地方。
2009年9月3日，记者走到桂林街询问新亚书院旧址，两位警察茫然地朝我摇摇头。来到桂林街61号，看到的是已经拆迁掉的残破身影。
这一天的下午，薛古山一个人坐在土瓜湾联合报大厦的二层。
偶尔有电话打进来。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显得颇为刺耳。“联合报”，薛古山习惯性地，用粤语应答：“联合报，我是薛古山。”
这个曾经繁盛时达到数百人的办公室里，已经空空荡荡，只有一摞摞的书籍堆在桌子上，角落里。薛古山已经接到通知，联合报香港记者站于本月底将被裁撤，办公场地亦已转卖他人。同事们已经相继离去，薛古山，与他服务多年的报馆，即将告别。
薪水变成原来的几分之一，养老金标准问题尚未谈妥，未来显得格外迷茫。他在考虑和妻子搬到内地深圳去定居。妻子的几个好朋友已经相继搬到深圳，深圳的消费和生活空间，让她感到向往。她也想和她们一样，在深圳购入一套宽敞的房子。
“其实我觉得租房比较好。毕竟这个年纪了，再贷款买房，压力会很大。”薛古山说。“内地的房价也越来越贵了。”我推开阳台门，看到一望无际的土瓜湾，咸湿的海风灌进来，撩起满地的书稿纸片，哗啦啦直响。
他们已经渐渐迈入老年。薛古山的迷茫，也是这一代婴儿潮中不少人的迷茫。有些人挤入了中上层，更多的人，还在跟生活挣扎。
2006年2月17日，香港政府启动深水埗重建计划。市区重建局宣布启动三个总值25.3亿元的重建项目，以改善深水埗区家庭的居住环境。
2007年，随着一声声巨响，残破的一座座7层大厦被炸掉。石硖尾的历史被渐渐湮没在鳞次栉比兴建起的高楼里。
2009年4月份，香港统计处发表的《人口及住户统计资料报告书》显示，深水埗仍是香港最穷的地方。不停地有人搬离，不停又有新落脚香港的人搬进来。就在这辗辗转转中，深水埗也渐渐老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