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三年八九月间，我到深圳、广州、武汉、红安老家、涿州、北京走了一回，见闻感触颇多。记下流水帐，无以名之，笼统称之为 “ 二零零三年中国印象 ” 。
１．深圳广州
深圳是人类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七十年代末它还不过是个小渔村，短短二十年就发展成五百万人口的现代大都市，其发展前途还相当可观，因为它可与香港平分秋色。我小时的三个铁兄弟中的两个都在深圳混，都买了房。名望在单干，干什么我总搞不请；他说深圳到处是钱，到深圳是去捡钱的；有时他两手捡不过来，要用扒子，一只扒子还不够；清平在一台湾公司当人事主管。他们常常表示对深圳生活的满意。我看电视也见了许多深圳美好的镜头，于是对深圳颇为向往，想也许就到深圳混算了。朋友劝我拿了博士回去，越早越好；因为深圳人就学历在中国当推第一，大学生多得绊脚，扫厕所的都是大学生 — 还是年轻的大学生，老了扫厕所都没人要，嫌你手脚慢。
飞机五点落在香港。从香港到深圳要出关，然后入关。那么热的天拖着两个大包东奔西突，实在难受。香港到深圳的关根本没必要。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人才能停止自我折磨，能让中国人在全国范围（包括台湾）内自由流动。
朋友五点钟就叫了车在约定的地方等。我十点钟才赶到约定地点。坐的小客车一到就见名望白衬衣加黑领带，一付迎接国际友人的派头；清平也衣着清雅。见了我，都哈哈大笑，眨巴着眼要流泪；握握手，彼此说没变没变就赶紧上车。我们三人读高中时睡一张床，伙穿衣，伙钱用，过着可怜的共产主义生活。高中毕业后各分东西，但命运又常把我们推到一起。最后搅在一起是九零年我从部队回家，我们都落在红安县城。我离开红安后弟兄们又接二连三离开红安。我们十年未见。上了车后都语无伦次。先到清平处。车子不能开到楼边，只好谢了司机，拎了包下车。一出车子，就如掉进了火炉，汗如火喷，喘气都困难。清平把自己买的房子租给人，另租了这套房子，一个月落千把块钱的差价。房子是交警公务员的，这些人都是几套公房。这房子大概是八十年代的时髦房子，那时人们做梦都没想到二十年后老百姓会有汽车，院子各个角落和草坪上都停满车子。他的房间在六楼。过道里仍是我从前见惯的肮脏，扶手都破烂不堪，走廊里有朽烂的自行车，墙上打了许多洞。见到这肮脏，便又如醉过酒的人闻到那让自己呕吐的酒一样翻胃。心想：把过道收拾乾净费不了多少钱，为什么没人管？
名望死活要扛我的两个大箱子，叫着： “ 这算什么？都别动，我一个人来！ ” 我们只好让他。东西扛到六楼，他面红耳赤，脸上一抓一把汗，说，啊，好久没出力，平常我拎重一点的东西都请人。
开了门，室内还看得过去。红色胶合板地面，大玻璃窗户，墙也还白。脱鞋进屋，大开窗户，湿黏凉润的海风吹进来，也还舒坦。稍坐一会，我们即去吃饭。三层楼的饭馆，楼梯上的红地毯被踏得发暗。要了一个单间，里头有股浓重的烟臭。一会菜上来，一尝了菜就感到做个中国人的幸福了。在美国我吃过无数馆子，没有一家谈得上什么味道。此时吃着家乡风味的菜我不觉心花怒放。吃完结帐，不足三百元。六个人，喝酒，加包厢，加一个小姐专门伺候，在芝加哥没一百五十美元打发不下来。
出来已是夜里十二点，人有点恍惚。街道上灰雾朦胧，令人窒息，闷热难当。与名望分手，回清平家。他家厕所狭小简陋，刚装上热水器，排风口通到窗外，窗户没法关严。里头没有澡池。八十年代初设计厕所大概还没想到人们会到澡盆外洗澡。厕所的地面是斜的，水都流入一个不规则的大窟窿。卧室里有空调，声音平和，比我家中的中央空调还安静。
第二天起来，热气蒸人。全身都在起剧烈的反应挣扎着不被蒸熟。在这样的热气中，人很容易失去做人的尊严进而失去对生活的兴趣。名望精神健好，一早就来接我过他那边去。到了一个院子，居然有铁门挡着，有卫兵把守 — 里头不过三栋楼房。我就想看楼的事应由警察来做，那样效率会更高些，整个社会也会更安全些，但居民安全交付警察需要高效的政府机器。
名望住四楼，两个大包得弄上去。名望说他昨天把腰闪了，叫等等，就向门口招手；变戏法似的就招来一个骑着三轮亮着光背的乾瘦小伙。这小伙子从车上跳下来讲价。名望说五块把这两个包扛上去。他要十块。名望说八块，他推了车就走。只得十块。这汉子丢了一个包到背上，不走，叫我们帮忙把另外一个也加上去。我正在发愣，以为听错了，出租车司机笑起来， “ 他一趟就给你弄上去了。 ” 我说： “ 这怎么能？ ” 拒绝给他帮忙，因为他不知这包有多重：两个包有一百多斤。他继续招手。我们只得给他堆上去。他就健步向楼上走，我们拖在后面。我和名望都有点自愧不如。这汉子放下包，居然没冒汗。我想：我国人民个个都有功夫，不服不行。
名望跟我同村。初中时我们共盖一床破被，冬天冷，破被上盖件蓑衣，还是冷。猪就在床下哗哗解手，热哄哄的骚气冲上来。十年前他在县城花生制品厂当临时工，最贵重的家当是个商代早期的沙锅，烧开水、做饭、做菜都是它。那时他的全部智慧都用在如何弄到下顿熬稀饭的米。现在住上了三室一厅属于自己的房子。我们小时村子里四处墙上歪七八扭的标语宣扬的理想社会是 “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 。他的生活早已超出那时的理想：那时理想中的住房决没有空调电视，电话也是带线的。
也许年纪轻轻就能忆苦思甜的就是我们这六十年代出生的了。中国积弱两百余年，贫穷使大多数中国人活着只为了有口饭吃，有件衣穿。我们的先辈杀人放火闹共产其实都是为了有饭吃。我的一个舅妈，有四个儿子，九零年在北京表哥家里时见了我说： “ 我现在好了：吃的穿的（床上）盖的都不愁。 ” 我们可怜的国家在过去的两百余年内只在最近的二十余年间有过持续不断的高速经济发展，只是到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吃饱饭才不再是问题 — 这一点成就让苦了几代的中国人感动不已。我和名望有很多感慨：我们的父母辈太苦了。名望父亲是得胃病死的，他饿了一辈子还落了个好吃的名，成为村里的笑料。有回队上找壮劳力抬茅厕板，抬的人队上给奖励干米饭吃。那时每人每月只三十斤稻谷的口粮，一年到头有稀饭喝就不错了，干米饭是重赏。他父亲瘦弱不堪，轮不到他抬，可为了吃口乾饭，他也抢着去抬。石板是竖起抬的，大家抬一气就放下歇一会。人家都站着歇，他父亲没力，要坐到地上歇。石板倒了，人家一跳就跑开了，他父亲坐在地上，被石板拍了，砸断了脚。他父亲到死都是个跛子。
但名望的房子没有让我惊奇。黄亮亮的地板接缝很宽，窗户框都生了锈，厕所里也没有抽风设备。他说室内装修是他选的较便宜的。但窗户材料却是统一的。要换窗户就麻烦了。他说一般家庭应有的他都有了，只是没车，但他根本不需要车，深圳公共交通发达，出租车招手就来。他笑着问： “ 跟你美国的房子不能比吧？ ” 我只得承认不能比。他的房子比我在美国租过的套间好一百倍，但跟美国一般中产阶级单门独院的房子在居住空间、建筑材料、设计样式上都有差别。
坐了一会名望要我们出去吃早饭。走过街道，闻到下水道里冒出来的臭气。这臭气我在多伦多也闻到过，并非中国特产。小贩在拐角的地方设摊卖水果；铁货铺里光膀子的主人歪在桌上瞌睡，光身的孩子挺在肮脏的地上；马路上许多地方破碎积水；人行道上砖头破碎翻起；路两边房子在拆修。许多景象与我想象中年轻的深圳大相径庭。街上没有亮丽的女子，这最让我失望。在北京时问： “ 美女都哪里去了？ ” 大家都说去了深圳。难道今天美女又都迁徙去了别的地方？想起毛主席的一句话：让一个城市有点美并不难，难的是让她处处美。看来要这城市处处美，得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
穿过几条发臭的街道到了一家餐馆。餐馆大楼很气派，但两边的建筑却很龌龊，这楼便有点鹤立猪群。餐馆门前有喷水池，池内红鲤身上白斑错杂，让我替它们皮痛。门口站着几个日伪摸样的警卫。餐馆在三楼，一到电梯口就有身着黑色旗袍、喷着怪香的小姐接着从电梯里押送到三楼。电梯打开，站在三楼电梯口的一溜小姐便一齐哈腰山呼欢迎光临，山呼之后就抱歉让先生站着等。餐厅里大家吃得热火朝天，一时没人舍得出来。等得不耐烦，心想谁会傻到为个早餐跑上几里地，等上半个钟头？可一想到美国人正傻乎乎地在烈日炎炎似火烧的伊拉克杀人放火树仇结怨时我国人民却在不紧不慢认真仔细地吃早茶又不觉欣然。跟小姐抗议了好几回才终于找到一个位置。吃的没有话说。
第二天去广州去看望一个读研时的朋友，他已是广东社科院一个研究所的所长。他的办公室老旧狭小，窗户锈得不能开合，楼内的厕所几个坑是死的。他告诉我他工资不过四千来块，这待遇与我预期中的相去甚远。所喜的是他有很好的住房。房间在二十几层，可俯瞰城区。三室一厅，一百多平方，地板是大理石的。他为我叫了一辆他老乡的奔驰，由司机带着我到广州逗了一圈。珠江边上一栋栋高楼正在崛起。已经成型的楼房都是千篇一律的格子楼，没有半点美感，显然都是慌忙造就。穿过城市，高速公路几十米外就是居民楼。有的楼发黑生锈，里头人光着背若无其事地在厨房里洗刷。我不知这些人怎么忍受得了废气和噪声。
因名栋这天从襄樊赶来相聚，我便与朋友匆匆道别赶回深圳。我们四个难兄难弟中名栋最苦。他在襄樊教小学，离过婚。现在的媳妇原为纱厂工人，早下岗了。他有个五岁的女儿，还有个八十岁的老母。全家由他一人负担。听说我回，他要我上他那儿去。我不能去，他便来深圳会我。
我赶回老大处时他已到达。见了他我吃一惊：他满面皱纹，声音嘶哑。也许是旅途疲劳所至，从襄樊到深圳他买的是普快硬座，八十来块钱，坐过来要二十多个小时。我和名栋同村。小时他吹得好笛子，八九岁就当着成百上千的人在工地上翘起灵巧的小指头表演笛子独奏。我拿了笛子吹，吹得头晕眼花，笛子就象个棒槌，只出气声，不出笛声。他命好，我们读高中时他就顶职教书，有了铁饭碗。他父亲五七年大鸣大放时问： “ 共产党说国民党是匪，国民党说共产党是匪，到底谁是匪？ ” 答案是他是右派。他被撵回家放牛。共产党毕竟不是匪，七八年给他平反，还抬举他去教书。可放牛二十年，小学课本他都读不来。那时兴顶职，老子干什么儿子就顶老子干什么（幸亏毛主席没有正常儿子）。名栋正读初中，便替父亲教小学。他有一份工资，从此成了我们的后勤部长。我们三人身无分文时就一齐朝他所在的小学跑，有时还赶到他家去。我最怕去他家。每次去他父亲就象特务眨巴着一双小眼盯着我们。名栋订了许多文学杂志，我们去拿本杂志他父亲都要拿笔记上，有时追出老远查看我们身上是否有夹带，恨得名栋叫他滚；他不滚，只蔫蔫地站在那儿，一派公事公办的样子。
名栋二胡受过名师指点，拉得赛过阿炳，只是我们东西南北后他迷上了麻将。教小学的日子自然愁苦，这愁苦使他他少年白头。何以解忧，唯有麻将（不是二胡）。麻将是我国人民的鸦片，上了瘾就什么都熄火了。现在我们除了给他一丁点援助外帮不了什么忙。他说他住在马路边的平房里，有两间，就是朝南是马路，太吵，他们把窗户都封死了。问他离婚的事，他说他确离过一次婚，但又不算离婚，因为他跟那女的请了客没打结婚证。离婚原因是他一发了工资那女的就拿去赌了。那女的还一成几天不回家。我猜那女的是他的牌友。问他还搓麻将不，他说少。
夜饭后我们一起去市场上买了把二胡后回到清平屋里听名栋拉二胡。海风吹进来，我们功夫茶一杯杯地喝，仿佛又回到少年时代。
第二天弟兄四人到深圳海边的一个公园去逛了逛。公园对面是香港，几个兵持枪在岸边巡逻。清平说现在防的是香港人偷渡到深圳来。公园里收拾得漂亮整洁，观感跟佛罗里达旅游区的海滨公园差不多。一会暴雨降临，跑遍公园，居然没有避雨亭，这才发觉深圳公园跟所有美国公园的差别。海边有个了望塔可以避雨，但那是边防警察用的，躲到里头一会就叫持冲锋枪的武警战士当侵略者撵出来。只好找到厕所，凄凉地坐在厕所外的屋檐下等雨过去。沿路遍设雨亭费不了很多钱。深圳时时下雨，公园不设雨亭，意思是不想让人光顾。
后来几天我和名栋都住在名望家。名望九岁的儿子天天记日记，名望择好的一篇篇请人打出来，打一页八块钱。看他的日记，非常震惊：小家伙的思想及文字能力相当于一般高中生。他三年级时作文已登在全国小学生优秀作文上。这小家伙听信他父亲的，把我当英雄。名望安排我睡一屋，可他想跟自己的楷模挨近点，死活要跟我睡一屋。名望不让他跟我挤在一张床上，他就自己拿了毯子睡在我床边的地板上。我半夜醒来，睡不着，便到客厅找了本书翻。他也醒来，坐到沙发边上发呆。名望把我说得高大全，使我不好意思说实话破坏自己在孩子心目中的美好形象。离开深圳前他拿个本子要我题字。我平生第一回被人这么崇拜，连两岁的女儿都叫我傻爸爸，如今面对这份尊崇自然要好生对付。孩子需要鼓励，他们这一代最缺的大概就是吃苦精神，便题 “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 接着硬着头皮给他讲解，说大家都想玩，只有那能克己用功的人才会出人头地。他头点得象鸡啄米，我却满心悲哀 — 这是骗。我们小时也是理想比天大，也确曾吃苦努力，至今也还不敢（不是 “ 不甘 ” ）堕落，但结果总难如意，一段悲哀总悬在那儿。许多人如我，吃了苦中苦，仍为人下人。人生就这么回事。哎，如今他心目中的榜样不过是个资本家的小奴才，无力拯救自己，更不用说拯救世界 …… 再说做了人上人又怎么样？只是再好不要吃太多苦。吃太多苦，总摆不平 ……
本来想在深圳到处跑跑的，但炎热使我害怕出门。在深圳的短短几天里除了跟朋友在家聊天外就是去餐馆吃饭，对深圳没有真切印象。
２．武汉
在深圳呆了三天后就和名栋去武汉。买的硬卧，车次设计得很好，晚上五点上车，早上七点到汉。都说现在的火车准时可靠，可火车开出深圳后就抛锚，没有任何解释，一猫就是三个小时。第二天早上广播员大概没睡醒，说前方到站就是武昌，其实火车还在湖南境内。火车上许多人都有手机，借个手机通知武汉的朋友明佳车子晚点。
本来为看不到窗外的景色而遗憾，这回可看看了。车道边小城镇癞头癞脑的房屋让人难过 — 这么大面积的破屋烂房几时才能被明亮的现代建筑替代？路边的鱼池水发绿，池边破草棚里冒出青烟来。在湖南北边，有许多白色楼房散布翠绿的山林田园间，房上都有天线。想来这一带的农民生活还不错。只是房子的式样全一个模子。
车到武昌，一个穿得比我好的中年人问要不要帮忙搬行李。开价二十，杀到十块。两只大箱子交给他，他拖起来飞跑。车站内人们携包拖袋，汹涌而出，有如爆炸在即，大家都夺路而逃。济身于这汹涌澎湃衣着破烂的人流中，我心痛地感到伟大的祖国还结结实实是个第三世界国家。我背了一个小包，怎么也赶不上那汉子。他拖着大箱子，勇往直前，头也不回，一会就看不见他。我们担心他会拖了箱子一阵风去了，也只得夺路前行，可实在无法超越人流。出了站口，明佳已在门口等着，那汉子也在等着。民栋要去他姐家，我们分手。等了半天，才挤上一辆出租车。车站两边那破败肮脏，满街乱撞的人和车、车里冒出的黑烟、街上蓬起的灰尘、街边店面上的黑灰让我感到祖国再过一百年也没法超脱第三世界。进入明佳学校我才渐渐松驰下来。校园内有很多绿树，居住区的楼房很新。他在七楼，没电梯，路边叫个人五块钱将我的大包扛上去。
进到他屋里，空调开着，窗户闭着，没了街上的灰尘臭气，我这才敢放心呼吸。他的房子三室两厅两卫生间，房顶高旷，木头地板，屋内摆几件原木古色古香桌椅。屋内有冲澡间，有太阳能热水器。明佳与我读研时同室三载，现在已是副教授，干着自己喜欢干的事，月薪四五千。研究生毕业时大家都不原去大学教书，没想到这几年大学教师待遇跟上来了。看着这明快的房子，我竟有些羡慕他。
饭后两个哥哥带着侄女侄子和小外甥赶来，他们居然坐着一辆小面包。司机是大哥从前的同事，现在武汉一家公司负责。八年半没见面，两个哥哥的样子没有什么大变。只是侄子让我心乱如麻。上次见他时他才上一年级，漂亮可爱，红唇红脸，带着一群孩子蹦跳冲杀。现在已是十五岁，比小他一岁的外甥矮一半，只八九岁孩子那么高，胖滚滚的，鼓鼓脸，面色黄黄的，一笑露出扭打成堆的黄牙。他好像有些自自惭形秽，一双胖手插在短裤袋里，胖脚上缠一双破拖鞋，低着头，样子有些傻呆呆的。二哥两年前就说他肯定有问题，说要想办法，母亲也说我们三弟兄就这一个男孩，这么矮怎么行？我以为只是一点点矮，过两年会好起来，还叫哥不要给他瞎治。可他现在牙齿都长成那样，面色又黄，怕是有病。是我害了他。这样矮，将来如何找女孩？我只怪自己武断，没及时给钱让他去看病；又怪大哥，他作为父亲，应该更了解实际，应及时带他去治疗。侄子让我无限悲哀。我只默默祈祷，但愿他还来得及治。
这次我要给今年高中毕业的大外甥和侄女找大学。他们够四类大学的分数线，都收到了无数水货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们要凭这些通知书去看学校，交定金，拿正式入学通知书。侄女很健壮，但言谈举止张惶失措，显然太压抑自卑。小外甥个子很高，手脚粗大，戴付眼睛。小家伙从小就很灵性，现在也显得很有思想。给他们一人一百块，侄子和外甥都见火炭一样躲避。外甥说他妈给了钱。侄儿说： “ 你要花钱，我要钱干什么？爸爸给我买车票。 ” 我很感动，便给他们几个零散美元。侄子只要一美元留着玩。
大哥说侄儿已被一中录取，这使我心宽了些：他大概是长脑子去了。他在本乡中学两百名学生中排名第七。全校只有两名够一中的分数线。一中一届要招近一千余名学生，多半学生取自县城中学，农村小孩明显处于不利地位。我决定花最多钱也要让他上一中；所幸的是县里给了他们学校五个配额，侄子正好在线，否则按他的分数要交两千才能上一中。
我摧大哥下午即带他去一家专科医院检查，我带侄女和明佳就老王的车去找学校。明佳已摸过这些学校，都是些中专改的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侄女想学英语，只有商贸英语和文秘英语适合她。每所学校都有接待处。有的接待处门厅若市，有的则门庭冷落。到了一所学校，问他们的英语老师是些什么人，一个负责的说他们的英语老师都过了六级。一般非英语专业的学生都可过六级，这年头过六级教好点的初中都不大够格，怎能教大学？玄。许多大学都是草创，将来也许会是很好的大学，但现在各方面条件确实都很差。听说许多大学一个专业老师也没有都敢招生收钱。收了钱，招了生，怎么也能糊弄学生个三年两载，送张废纸文凭，踢你出门，死活校方不管，反正钱是我的，文凭是你的。我很为侄女担心。找了五六处，都大同小异，只得选了一个名字叫得大一点的学校。学杂费一年五千四，生活费自理，先交押金一千。我想许多上这种大学的青年都不会激动。我很为侄女、为千千万万的青年担心。因为许多这类学校的专业设置根本就没考虑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实际上除了一些技术性的专业外，这类大学的真正功用是教学生一些基本生存知识、做人道理。青年能在学校里得以安闲地学些自己想学的东西。但这类学校的条件与这些青年似乎都准备不足。很多学校也许会培养出更多的社会废品来。学生现在一年只在校九个月（我们那时是十个半月），一个月只有五天课（我们那时是六天），实际授课时间只相当于高中时期的五分之一。我不知怎样向侄女讲明她在此读书的意义与危险。
老王的车子是个一米宽两米长的六座国产小面包，值三万元，有空调，大街小巷都可串。车子开过一个街口，老王便提起我们村的皮匠师傅全安。他原来一直窝在那路口的灰尘与废气中为人补鞋。老王说：皮匠师傅真可怜，他不是挣了几个钱吗，听人哄，存到一个什么利息高的基金里。人家把钱卷跑了。他病了，要钱，一分也弄不出来。没钱医院不收，就那样死了。读研时我去看过全安，他的瞎眼老父和他五岁的女儿在家。他老父告诉我小女孩在跟他学唱戏，他的戏她全学会了！小女孩引了我出去玩，见我要为她买东西就过来扯我走，不让我走近商店。她说她的眼睛没有珠子，歪了头睁大眼让我看。她的眼珠黑得异常。我不知没有珠子是什么意思。我想那与他父亲喝劣质酒有关。全安每夜都要喝酒，说不喝酒睡不着。全安媳妇原被丈夫打出来流落街头，全安把她捡回家生了孩子。那男人找来，全安请人把他撵跑了。那个小女孩也该十五六岁了，在读书吗？
一晃到了五点，该吃晚饭，老王有事先开车走了。明佳早订好餐馆并约了读研时的同室怀卓。一会哥哥带着侄子来，很激动，说拍了片子，医生说侄子没半点病，这从他骨结之间的缝隙可看出来。骨节之间的缝隙越大则越能长，他的骨节空隙很宽，马上就该长了，如吃点药会长得更快。哥哥明天去取药。我担心哥哥受骗，哥说那是正规的公立医院。
大家到齐后都等大外甥。见到大外甥，我失望至极。小时他何等可爱，如今却形销骨立，牙齿微暴，留几根长长的黄稀胡子，稀黄的头发搭到肩上。他穿条女式黄色喇叭牛仔裤；白色衬衫已不白，胸部瘪下去。他去年高考说未来得及涂上答案，今年又说记分记错了。一见他我就感到问题在那长发和喇叭裤。他是家里乃至那破山村里最大的知识分子，姐姐和姐夫只有被他教育的份。我忍不住说： “ 你马上给我把头发剪了，把那个裤子绞了！ ” 他尴尬地嗯嗯，嗯完起身出去，等了半天不见影。我从窗口探头望楼下一看，他正朝车站走去。我火冒三丈，但转念一想，我不该劈面泼冷水，忙叫小外甥去请他上来。一会他上来，我就再不说甚么，只摧他多吃点。可他只能吃很少一点点。我只感到悲哀，为姐姐，为姐夫。他们都以为他会大有作为，可二十岁的人饭都不能吃还能干什么？问他找学校的事，他说他已经拿了一个职业学院模具专业的录取通知书，把准考证押在那儿，没给押金。饭后我想好好跟他谈谈，可他说东西丢在同学那儿，他得去同学那儿。他答应明天回家。
夜里去了导师家。导师近七十，样子居然没变。他屋里装饰一新，客厅宽了许多，原来是楼外统一加了一套。读研时导师常请师兄弟吃饭，而我常在晚饭时漫步到导师家趁饭。师娘总是不断地给我夹菜，逼我多吃，每次都撑得我肚痛。他们家的饭桌一摇三晃。那时他已成家的儿子和女儿都在读研，导师和师娘虽然都是教授付教授，可经济拮据。我曾暗中许愿要给他家买一张站得稳的桌子。想起导师兢兢业业的为人处事作风和视徒如子的仁爱我就感动不已。见了面也只随便聊聊，一句感激的话也说不出。导师说他们现在好了，儿子全家去了日本，女儿女婿都在大学教书，收入不错。我稍觉安慰。导师一定要请我吃饭，我说只得回了老家之后再来。
出了导师家，我和明佳怀卓决定到我们生活三年的寝室去看看。我们曾经同居一室，日夜欢笑逗闹，多么快活！很想三人再去旧巢共度一霄。走进楼道，只觉过道狭小；上到四楼，头上尽挂裙子乳罩，大感不妙。果然，出屋走动的是女生。挨到了我们的房间，里头灯亮着，头顶上滴着水，敲了半天没人应，只得望回走。
第二天一早哥哥带着侄子先走了。我带侄女和小外甥回家。佳佳找了个人开车送我去汽车站。那车站四处灰腾沙跳，比十年前更脏更破。站内厕所门口摆一张破桌子，桌上散放些肮脏破烂的票子，票子边摊一个发臭的人。厕所还是十年前的厕所，只是窗户全烂了，从里头可看到外边。小便池没水冲，池子污得起了黑泥，水龙头已锈成一坨，墙壁在冒汗脱皮，里头的骚臭使我不敢呼吸。我奇怪那个家伙怎么好意思在这样一个破便坑前收钱 — 三毛钱一小便。
客车是一辆破旧的中巴，里头几个黑瘦乡亲在抽烟。司机正与一人斗争，那人要带他的大纸箱，司机说十五分钟一辆，要他等下一辆。车子迟迟不开，空调也没开。我坐到最后，一会闷热让我后悔没打的回家。车子终于开动，尘灰跟在车旁蹦跳翻滚。马路两边有些新居民楼，楼房四周都消灭了绿色，加强了热的气氛。一会车子上了水泥高速路。这高速路跟最普通的美国路差不多，车子开不起来。车子的空调不大管用，窗户又关着。突然一溜冰水落在我后颈上，我不禁惊叫。扭头探源，见冰水从车蓬顶上滴下来。我对售票嫂子叫： “ 车子漏水！ ” 她说： “ 大不大？ ” 我只好说不大。她说不大你叫什么。我只好不叫。闷热得头痛，那冰水一会来一溜，让我惊悚。左右拥挤，不得挪动。看来做中国百姓要有功夫。想到父亲我这么大时去武汉步行还要挑担东西，我有车子坐，应该感谢共产党，便恬然了。过了那段高速路，车子走上备用路 —— 正路在大修。这路坑坑凹凹，似有似无。这车子被烫似的蹦蹦跳跳，越跳越疯，跳得人五脏上撞喉咙下砸座椅，想也许只有林彪喜欢坐这样的车子。
３．家
车在三叉路停。下了车，便有一群人围上来要我坐他们的车。公路边停着一溜小面包。这小面包是新生事物，九年前只有摩托。要了辆车，十块钱到我家。到我们小镇上的那段路好像被敌人当做重点战略公路连续轰炸了八九年。这条英雄公路上大坑大凹，已经看不出是路了。跟司机聊起来。他说这湾今天有个人要从美国回来。我说我就是啊。他上下测量我，说你是他哥哥吧。我说我就是从美国回来的，真恨不得请外甥和侄女作证。他还是不信。大概他想象中美国回来的人决不是这个破样子。我问他一天挣多少。他说三五十吧。他的车子什么照都没有，只交养路费。我说这样的路谁还好意思收你的养路费。他说这路要修，说了三年。今年县领导换届完了就要修了。车子开过，撩起长长的黄色灰浪。一会到了小街上，车后扬起的灰发黑。街道边堆着一摊摊垃圾，好像这街上在搞垃圾展销会。车子穿过小街，上了狭窄的泥土路往我们村子开去。司机说一上这样的路就知道这一带没人在外当大官；要是外头有人，路不会这样。
到了湾子太阳已经偏西，车在在二哥屋前停下。二哥的屋在照片中看过，是一层楼的水泥砖房。哥哥嫂嫂出来接着。付了车费，多给了几块，二哥忙出来阻拦，说从三叉路到这里只八块就够了，他已经多要了。得了钱那车夫开车望回走，车子一转弯陷到门前的小沟里。弟兄几个都只得来帮忙推，车子恼怒地突突吼着，喷着黑烟臭气。我们喊着号子，冒了一身汗，终于把车推了出来。
一会姐姐和母亲从老屋赶来。姐姐拖拖走来，抓住我的手，说： “ 你回来了。我们天天都在念你，没有你我们不得过 …” 声音变了，泪涌出来。我也忍不住泪。我读一年级时拒绝走路，天天要姐姐背着上学。后来姐姐为一双球鞋弃学在家挣工分，成了文盲，嫁到黄陂山里。姐夫得了癌症，三个孩子都在读书，我设法给他们寄点钱，给姐夫治病，让孩子上学。母亲也过来，拉着我看，说我瘦了。我捉住泪大笑，说瘦才好。姐姐抹泪，说媳妇和娃怎么不带回呢。我只好支吾。几个邻居过来，我便叫二哥散糖。和姐姐进屋，二哥早已在屋内近门的小红桌上摆好饭菜，一碗炖鸡肉，一碗白菜，一碗丝瓜汤，一碗金黄色的咸萝卜。筷子摆在四周，几碗饭摆在桌边。二哥摧我吃饭，叫我光背。太热了，只得光背。我坐下来，拿起筷子却动不了。两只狗在桌下打架，吱嘎大叫，母亲喝叫着赶它们。一头小黑猪在门前的青草地里拱动。昏黄的阳光散落门前的青草上。我有点迷昏，恍如梦中。我真是在我生长成人的村里？我从地球的另一边回来了，回到了家。离家八九年，这些年中，他们在这里生活，变老，草和树也在生长，我没有看到，他们好像没有生活，草也停止了生长。我的这些年消失了。他们还在这里生的照生，死的照死。我却在另一个世界，恍若阴世。我知道他们活着，他们也知道我活着；他们不知我如何活法，我也无法确知他们活到了哪里。这一刻我又回到了阳世，又看到他们，听到他们，看一切有多少变化。我迷迷登登。
稍吃一点，我就想到处看看。我最急于看的是家门前的竹园。那竹子是我十来岁时种下后渐渐长起的。小小竹园曾给我带来多少快乐！夏天我常搬把椅子坐在里头看书乘凉。竹叶密密，外头见不到里头；清风掠过水面拂来，秧鸡在塘四周鸣叫 …… 。我一直担心没人照看竹子。多次打电话给二哥，求他设法保护竹子。他说没法弄，猪拱人砍，竹子快谢了。
小侄儿陪着我。从二哥屋子到我家老屋的路上只有小径可循，杂草几乎封路。走过几户人家，只见贴门长着一人多高的杂草。侄子告诉我湾里大半人家都锁了门，人不知哪去了。到我老屋路边的田有好几块改成了小鱼池，浑水中鱼在打花，我小时栽的几棵柏树在路边杂树中偷偷长着，没被人砍去。到了家门前，见竹子虽然没有原来茂密，但还有百十来株，还成个竹园。只是竹子东倒西歪，败叶枯竹和蜘蛛网搅在一起，全没有从前那叶青节亮欣欣向荣的朝气。到我屋中望了一下，肮脏破败，不忍多看，便去看邻居老姐。
老姐一家都在。老姐已六十有几，眼睛看不大清，见了我就笑。她家中一切如旧，只是更加破败，九年里没有新的添制。小孙子十岁了，瘦如猴子，脸上花花白白。老姐抱怨说他不吃，就这一根独苗怎么得了。本来媳妇又怀上了，五六个月才现形，那些日的搞计划生育的天天到家里来逼命，说是不到间隔期－－只差一年，要他们交三千块钱，不交就堕胎。哪里变那三千块钱，想算了，还可再生，就堕了。那之后就再也不怀了。他媳妇就在边上站着，也骨瘦如柴。三红笑起来，说： “ 要是你在家肯定要打那些*****的。 ” 老姐也笑，说： “ 你幸亏没动手，我吓坏了那回。 ” 我也笑。我当兵前镇上来人逼三红叔父去结扎，在他家狂吼乱骂。他婶娘和小孩都吓得哭，他叔父，我叫他细舅的，当着孩子的面浑身哆嗦，象犯了杀人罪。那个胖家伙在他家蹦上跳下吼叫 —— 这样的镜头我只在电影里见过，那是日本人对拒绝交出八路的地下党。一湾人都求他息怒。我站在旁边，冷眼看着那混蛋。那混蛋抓起一把剪刀，掀翻一个箩筐，一刀剪下筐上麻绳，飞快抽出麻绳，狂叫着： “ 捆起来！捆我到镇上去！ ” 日他娘，谁给这王八旦权力在人家里当着孩子老婆的面撒野？如果他动手捆人，我就扑上去三拳两脚把他打翻打残。我看着他，一声不发。那家伙也看着我，好像明白我的意思，突然平和了下去。而第二年他就成了人武部长！我若打了他，当兵肯定没戏。
三红的裤子破得吊着，身上尽是泥灰，脸上挂着笑，说儿子读书懵得很，连他都不如，初中怕考不上。三红曾经考上农中，读了一年跑回来了。我说： “ 你能不能教教他？ ” 三红说： “ 要他听你。一放学就跑出去了，吃饭都不回来。再说现在的课本我都不懂。拿他没办法，正顿不吃，怕是肚子里有虫。要带他到县里检查，总说去又未去成。 ” 老姐说： “ 那时三他们不用心你舅就打。现在一个孩子，哪个舍得打。 ” 三红的弟弟为读书挨过不少打，十七岁时病死了。我问他们怎么过。三红说就这么过，说种田见鬼，饭有吃的，可没钱用，什么都要钱，今年就指望这头猪。地下躺着一头大肥猪，这猪好像听到说它，哼了一声。
门前的塘水浑浊不堪。三红说塘马上就要平了，十几年没有挑泥。过去是集体挑泥，现在要推土机。塘埂也全塌了，没法走人。要整门前这塘，要三五千块，看怎么整法。这事二哥跟我说过。小时塘水常清，人们在里头洗衣洗菜挑水吃，我们在里头游泳。现在只有牛在里头翻搅。大家都在自己门前打了井。塘下的许多田都要靠这塘水，现在那些田都荒了，半人深的杂草汹涌而起。我很想把这塘整一整，把塘埂修一修，让水清起来，可拿不出这笔钱。
从三红家出来往东，三红的二伯父家迁走了。他细父搬到后面做了楼房，也全家到武汉卖菜去了，几年没回来。再隔壁是跟我同龄的么家。么的孩子恐怕十来岁了，也锁了门。么家隔壁是福新。福新劈柴棍子飞起打瞎了一只眼。他个子高大，读书聪明，读到初中就不读了，去武汉蹬三轮。小时与外村孩子打架他是我手下一将，偷东西我也常拉着他。他总在笑，笑得粉甜粉甜的。我已二十几年没见到他了，不知他娶媳妇没有？他的房子已塌了。福新家隔壁是达华家。达华瘦小乾瘪，杵着棍子勾着腰，正牵了水牛进门前小屋。见了我，请我进屋。屋里阴湿，地上黑潮；墙上贴着十几张秀腿美女贴摩托的年历画。达华自己坐下，给我烟，我不要，他自己抽上，咳嗽一声说： “ 我是个废人。 ” 他的胸乾瘪死白，脸上镶两只惊恐的白眼加两只爆出的黑牙。 “ 我瘫了哇，路都走不动，手上一点劲也没有，就等死。半点用也没有。 ” 他没有孩子，领养个女儿，招了个女婿。我说孩子大了，让她养吧。 “ 指望他们？芳真的孩子上一年级，自己两个人到铁山打工，把孩子扔给我们，把人磨死了。昨天才回来把孩子带走。唉，那个女婿，瞎捭，买网到湖里下鱼，亏了一两万，全亏进去了，现在只好都出去打工。 ” 原来哥家里的农活都请他帮忙，现在谁帮他呢？ “ 那你怎么办？ ”“ 没有办法！田不能种。我提根绳子都提不动。又不死，死了还快活些。 ”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坐了一会只好出来。
达华隔壁是双安家。双安跟我同岁，小时打死也不上学，一年级都没读下来。他弟弟也只小学毕业就到武汉打工，没回来过。双安光着膀子站在门口，端了椅子请我坐。他儿子已上初中。大哥在电话里说他从不交学费，他儿子的学费都是从我给的助学金里出。双安很壮，比我还高。十年前我老找他摔跤，常摔他不过。我说： “ 就你长得壮。 ” 他说： “ 不行罗。我喉咙里长了个东西，一用大力就出血。医生说怕是癌，叫我割了。没钱，只好让它去。怕不是好事。 ” 我问： “ 要多少钱？ ” “ 大几千。 ” 他有些忧郁。问他儿子如何，他说： “ 跟我一样懵。考了几年才考上初中。他还长得瘦，种田都不中。 ”
双安隔壁是太平家。太平肝癌死了，另外三弟兄都带着媳妇孩子打工去了，门都上了锁。听说太平的儿子一中毕业，刚考上大学，要一万多，三个叔父凑钱让他读完一中，却凑不起这大学学费，他想去上免学费的军校。哥说太平媳妇找过他，希望我能在他儿子上大学时借点钱。我希望他能上军校。
太平隔壁是达喜家。达喜的房子是独立的两厢房子。正墙望前扑，被几根斜支的大树干顶住。他家的电灯已亮了，屋里到处巾条条的吊着东西。他快六十了吧，还跟十几年前一样健朗。见了我，菊香嫂忙着倒茶。我问他们过得如何，达喜长叹一声，说： “ 达喜哥这几年恶运当头，坏事接二连三，我要痛啊就该痛死了。先是老二，秀，你知道，跟了个傻女婿，掉在门前塘里淹死了。大姑娘，跟你同学，得癌死了。三姑娘，和，感冒了。感冒哪当回事，怎么转成脑什么炎，抬到医院就死了！还只三十岁！又生得多，生了四个！大的九岁，小的还只岁把，那个女婿现在是又当妈又当爹，过的不是人的日子。再说这小的。 ” 菊香嫂哭起来，说： “ 是你爱的双胜。 ” 我想起达喜为他媳妇在四十多岁上又怀孕而激动的样子。那年发大水，一条大鲤鱼在门前田里水面上飞刺，时时露出红背。一湾人都追那条鱼。大喜冲得最快。他一叉把鱼叉到，哈哈大笑，抱起鱼往家飞跑。 “ 还只小学毕业就得了神经，自己走了，哪儿都找不到，不知是死是活。这个双胞胎女娃，双利，找了个婆家，丈夫打婆婆扼，比小媳妇还不如。红发，为做屋借了三千块，屋做个半截。指望一年还清，钱扯不开还不起，三年下来，三千成了一万。他一个月三五百块，一辈子都还不清！ ” 他家老二死在我离家之前。她是个傻子，一锄头挖死了骑在他男人身上打他男人的邻居。在牢里大骂看守，看守往死里打她，越打越骂。法院先是不承认她傻，后来他们求了人才认，关了她三年。三姑娘怎么就生那么多孩子？大概男人是单传，前三胎都是女孩吧。达喜真可怜。他是我们小湾里唯一的共产党员，大集体时大家动动就打他，一打打个半死，挨打时没人帮。他在湾里是旁姓，又只有一个疯子兄弟。挨了打向上告，上面来查，群众都来做证，总是他没理。因为他是个有原则的党员，觉悟高，向上面报告小队干部违反政策偷分余粮。上面查下来，队上只得从农民的口粮中扣除多分的余粮。因此人人恨他。只在分田到户后他才没再挨打。我问： “ 你日子还过得过去？ ” 他咬牙切齿说： “ 过什么！现在呀，比旧社会还不如！富的富得流油，穷的穷得滴血。哪里是什么社会主义！完全变了！穷人只有受剥削！这样下去呀，穷人又要起来革命 …… 共产党宣言是怎样说的？要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要平等 ……” 听到这里，侄子便摧我快回去，说有好多人来看我。我只得告辞。出了达喜的屋，我很难过。还有几家没来得及走访，但天全黑了，只好回到二哥屋里。
二哥屋里已聚了一屋人。有我高中同学，有两个村子的老人、孩子。大家正在闲聊时胡家田的新全拎了一包东西来了。他特来感谢我给他的两个孩子出学费。他得了甲抗，眼圈发黑，眼珠象是要掉出来，嘴唇也肿得吊着，话都说不清。她媳妇跑了，丢下两个孩子。他的样子有些吓人，他媳妇走了肯定与他这脸孔有关。他这病要万把块钱就可根治，可他拿不出那笔钱。可怜了他的两个孩子。他给我看孩子的照片。大的是个清秀白净的姑娘，小的是个缠绵的小家伙。这两个可爱的孩子让我心酸。他打架要留下那包东西，我坚决不要。大家也都劝他把东西拿回去，最后他只得拎了东西回去。
大家散去之后，二哥说周湾好几家就在我出去的那会送来了鸡和鸡蛋，因为他们的小孩都得了我的那份助学金。我叫他把这些都退回去，并吩咐说凡是为助学金送来的东西一律退回。他说他们丢下就跑，只好明天早上再送过去。我到二哥放粮的房里看了看。两只鸡被捆了脚，拍了几下，睁着惊恐的眼看我。我便替他们焦虑。在这样的惊恐与死亡威胁中，一夜该会多么难过。叫二哥解了他们。二哥说只能等明天早上。
我和二哥到门前洗澡。他在门口弄了口井，有个手动水磅（ＢＥＮＧ），手压压水就漫出来。那铁磅（ＢＥＮＧ）头是锈铁做的，刚摇出来的水有股锈味，要摇一会让锈水流光才有清水。水很凉，二哥备了热水兑上。遍地嘤嘤虫鸣，已经很凉快了。这里毕竟与城里不同，四处都是绿草，热气散得快。二哥早已把房子收拾好。有纱窗，里头装上驱蚊器。房里凉快，也还乾净，没有蚊子，比我预期的好得多。
乡村的安静是那种甜润的安静，可因为倒时差，我睡不着。我忽然想到我国官方公布的人均预期寿命有问题。看看我们的小村子就略知一二。七零年前几乎每家都有孩子在出生时死掉。七十年代后，我们小村里十来户人家，有一半家里有孩子在未成年就死了：我家隔壁三红的弟弟双红十七岁（八七年）得了不知什么病死了；双安的弟弟双喜在四岁时（七六年）掉在门前塘里淹死；继国的一个小姑娘在五岁时（七四年）感冒死了，后来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八岁上（八八年）得了骨癌死了；年发的大儿子，生下来没腰，一直躺在摇篮里，九岁时（八八年）死了；达喜的儿子十六岁时（零二年）失踪。大人很少有人活到七十。达喜的三个女儿都没活到四十岁。成年人不到六十岁死的有三红的父亲，七九年死，五十二岁，不知什么病；福新的父亲，五十来岁，肺结核；双安的母亲，四十多岁，肺病；太平，肝癌，四十出头；全安的母亲六十岁左右死的；全安心脏病，四十五岁；全安的弟弟，到邻湾倒插门，去年十二月在海家帮工，夜里喝了酒回去，倒在路上睡着了，下了一夜的雨，他就活活冻死在路上，死时四十出头。在我记事的过去三十余年，只达华的娘和达喜的父亲过了八十岁。另有五人过了七十岁。村子里的平均寿命大概在五十上下。周家湾的生老病死我不详知。周湾现在有四五十人（按实际人口计），自杀的人太多了。在我离开的这八九年，周湾有三人服毒自杀。最让我难过的是开榨房的朝的儿子喝药时只十六岁。当时没死，送到县里抢救，花了一万多还是死了。起因是朝打了他一耳光。我远房叔父抱养的儿子金德夜里出外看牌，媳妇把门闩上了，他看完牌回来敲门，媳妇负气不开，他便到牛房里摸了一瓶药喝了。第二天早上媳妇在牛房看到他时他早硬了。他丢下两个不足十岁的孩子。另有个媳妇喝药死了。地方政府对老百姓的死没做专门的统计。统计一家一户的生老病死需要中等专业以上的人来做。就我所知，我国各级乡村政府（公安）没有这方面的人才。我们村里唯一请公安备案的是细发的死，因为细发媳妇告了海家。我们不必要很多的专业知识，只要用脖子想想（不必用脑子）就会知道我国公布的人均预期寿命有问题。我们家乡在全国农村约处于中等，再往南农村人均寿命恐怕会更短。中国农民（按出生地算）毕竟占多数。要知道，有一个人十岁死了，就得有一个人活一百三十岁这两人的平均寿命才能到七十，或要另外七人活八十岁他们的平均寿命才能到七十岁。
第二天一早起来我就出门四处闲走。天空明净，一缕缕白雾使田地山峦绿得柔和妩媚。二哥屋后两个小草垛，象两只狮子狗，静静伏在绿草之中；对面的周家湾掩映在绿朦朦的树，门前的小水塘亮堂堂的。二哥屋子西边的一冲田全都荒了，长了尺来高的杂草，一头黑色的水牛在田里吃草。乡村悠然恬静，让我心醉。
我踱到二哥屋子北面一里外原来的大队加工厂。我上次回来时那里还有一间房子，现在却连断砖残瓦都不见了，只见漫漫杂草。那里原有凹字形的房子，内有代销点、榨房、面房、轧米房、砖瓦窑和养猪场，常年住着二三十职工。那代销点里有芝麻饼子、红粒糖，还有甜酒。那大酒桶放在柜台外边，铁盖子盖着。我弄了一根针大的小皮管子，在乱哄哄的人群中将管子一头从衣袖里延伸到那酒桶里，手扶在铁桶盖上，一头放到嘴里，偷偷吸一气。我小时会缩身法，猫钻不过的窟窿我都能钻过去。有回中饭后我从厂里厨房后的小烟窗钻进去偷吃的，找了半天只在锅里找到一点剩锅巴，我只得抓了两把锅巴吃了。放学了，我常跑到榨房门口看炒花生。那屋角有两口大锅，两个大汉用大铲抄动那花生。花生熟了，大汉用簸萁把花生挖出来，倒在个大木桶里。木桶里腾起热气和香气。有回看着两仗外喷香的花生，见那大汉正转身去铲花生，我脑子一嗡冲进去抓起一把花生就往外跑，一出门重重地摔倒在地 —— 石头门槛绊了我一下。花生四溅。我想挣扎起来，不被逮住，可爬不起来。完了！完了！我吓得要死。可没人追出来。二哥过来扶起我。我痛得流泪 ……
走了一会回来，二哥说母亲在找我去吃她炖了一夜的鸡肉。刚要去老屋，母亲就找来了。我便跟她到老屋。一路上她数落二哥媳妇，说她心不好，说二哥可怜，长得象个猴，她却长一身横肉。说她屋里的吊扇都叫二哥下跑了，都是媳妇唆的。我只是笑，但吊扇的事得问二哥。老屋里很昏暗。母亲说电灯坏了好几天，叫二哥来修他不来。我便站到椅子上去打开开关。那开关还是那老开关，问题也是十年前的老问题：扯开关的线在里头卡住了。把那结解开就好了。拉亮灯，只见屋里四角堆着乱七八糟的东西，好像屋里久不住人。泥墙上挂着灰结与尘网；墙上糊着省政府慰问军烈属的年画，八八年的，海陆空三军都举手敬礼。春台上的瓶瓶落满灰尘。春台正中放个破镜框，破镜框里玻璃只剩一角，居然夹住了我给父亲画的头像。父亲紧抿着嘴，满面皱纹，一付苦相。我扶起镜框，揩掉灰尘，摸摸那画。那画有些潮软，纸都快碎了。
母亲现在住在我和父亲住的那间房里。那间房里最安全。屋子西墙是泥砖做的，山头歪了几十年，越歪越厉害，一下雨就让人提心吊胆。我们这里西北风最为可怕，西面泥砖墙最危险，它随时都可能倒掉。母亲原住西边那房，我多次打电话摧二哥劝母亲住到这间房里。这间房里与西墙之间还有两堵墙隔着，东边有三红家的屋子撑着，朝南的一面墙是石头的，比较结实。母亲说下雨时外面大落，屋里小落，帐子上盖了尼龙布也不行，雨从帐子上流下来，被子全湿了，只得起来在屋里打了伞坐着。屋里成了河，下不得脚。母亲怪二哥没跟她检屋，我也怪二哥没让她住到他的新屋里。我更怪自己。早就该有把这屋推倒重建，可我没这个钱。叫她跟二哥住吧，母亲又跟二嫂搞不好。这屋上的荇条做屋时就不够，接的，许多地方都下凹，水大了就流不出去。这些年猫抓风吹，瓦都破了，屋顶得重换。我到母亲房里看了一眼。她床上有一把破得起毛的蒲扇。屋里有一股霉臭气。母亲房里那种杂乱肮脏破旧让我心乱。在网上我看过一些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的照片，但哪幅都比不上我母亲房里的这种破烂肮脏。我只想一把火把这房里吊的破篮子、打着补丁沾满灰尘的破袋子、屋角堆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床上补丁重叠的破片床单、发黑的蚊帐连这破房子一把火烧个精光。我想：母亲有我两个哥哥照应，有我给点钱，日子尚且如此，没有孩子或孩子没能力养的老人会如何？
母亲只在一个小节煤炉上做饭，节煤炉放在堂屋墙边。灶房几乎被废弃，只有破碗柜还在用。碗柜没门，下面垫的土砖都快成了黑泥。我不敢看那碗柜，那里常巴满让人毛骨悚然的涎虫，我怕那蚂蝗样的涎虫。她把锅端在黑桌上，满是黑炭的手抓着筷子在那黑锅里夹肉。鸡肉很香，可我吃不下去。
４．专业户
上午和二哥一起到舅舅家去。从湾里到对面山上的路都叫人来高的杂草封了。山上更是杂草丛生，松树、茶树和各种杂树长得封了山，只是没有大树。早听清平说他们那儿山上根本走不进去（他们那儿靠山），没想到我们这儿也一样。小时候路边田埂都被刨光积了绿肥，山上都被我们刨得干乾净净，草都被连根拔起来晒干做柴火。那时山上只有松树和稀拉拉的草。我们好不容易爬到山顶，站在山上一望，所见之处全是厚厚的绿色，只是没有大树。二哥告诉我，再也没人砍柴了。湾后渠道里的柴草太厚，水流不过，乡里就划段强迫各村派人砍，砍下的柴草都丢在两边没人要。现在烧煤的多了，还有人烧煤气。二哥就有煤气灶。一罐煤气烧两个月，六十块钱，只做菜时用。小时母亲最愁的是如何把饭煮熟。我们一放假就到外面去挖柴。队上一年只有两天假（春节之外），到了那假日，父亲便带了我们走二三十里到黄陂山里去捡柴。捡到一担虫头就欢天喜地 —— 一担虫头可烧四五天。现在田荒路断，绿草汹涌。自然的再生力让人欣慰，只是长出大树恐怕还得几十年。
门前那座山后原是一片田地散布山凹间，现在被徐家湾的老六种了果树养了鱼。墨绿的桔树在几口塘的围护中非常可爱。种树养鱼的老六如今是镇上有名的专业户。他八十年代初就借贷养猪，亏了好几万。为借贷不还公安的抓过他，可抓了又只得放了 —— 牢里关不出钱来。现在他能挣钱了。他在那条小公路边做了栋两层楼的水泥房子，象个碉堡。一走近碉堡，一只黑狗就扑过来叫。老六端了碗出来喝住狗，见了我们呵呵笑，说他正要去看我。他光着红黑的膀子，拖着脱鞋，大裤叉正裆上有个大补丁，补丁又脱线了。请我们进屋，媳妇忙放下碗去沏茶。他屋里只一张桌子几只椅子，桌上放碗茳豆。墙上贴着致富模范字样的奖状。我说老早就听说了你，特来看看。老六哈哈笑，说他没什么本事，也是个老三届，快五十了，一直穷得卵子搭了凳（男人坐在凳子上，生殖器耷拉下来挨了凳子 —— 没穿裤子或者裤子破了裆）。说他就信瓦片也有翻身日。不呆不傻，当不成官，总要找点事干干。说反正政府有人要政绩，他也想做专业户，两相利用，就搞到贷款干上了。先头桔子栽下去全冻死了，光树苗就去了三四千。重来，这回有经验了。零下五度就要在树枝上撒草，在桔园堆草点着冒烟。园里有烟就没事。树这东西没猪娇气，好弄多了。我们这里一般也不会冷到零下五度。
放下碗他要给我找点吃的。门前树上有无花果和石榴，都没熟。他说我来的不是时候，桃子李子刚下完，桔子还得个把月。接着他带我们参观他的果园。桔子树上累累结满青色桔子。问他今年能收多少斤，他说三万以上吧。他说他在路边的挑树上嫁接了李子梨子，一棵树上开好几种花。这是给过路人看的，给他做个广告。又回到他屋前塘边，指给我看一种长匾豆，那上头接了一跟两尺多长三五寸宽半寸厚的一根大豆子。他哈哈笑着说： “ 这是我去年去河南参加养殖专业户大会搞回来的种。一个教授说这是他培养出来的个新品种，一粒一块。我买了十粒回来试试。他们说怕是骗人，没人敢买。反正就十块钱。长出来几棵，就这一棵活了。结了豆子。一个一米多长，两斤多重。真是个怪种。我炒了一尝，还瞒嫩，有点味道。这里不肥，现在就这一个，我想留个种，看留的种能不能栽。不行明年开会把这个种多搞点回来，一棵结它三两个豆子不就够了。豆子好不好吃没关系，大家都没见过这玩意，投个新鲜，肯定能卖个好价。今年我是将信将疑，随便试试。 ” 我问： “ 开会是镇上出钱？ ” 他哈哈一笑： “ 你又在说洋话。现在哪有那回事。我又不是干部。我自己掏。 ” 我问： “ 这一趟不得好几千？ ” 他咯咯笑说： “ 那当然了。可值得。不能与世隔绝呀。要知道人家怎么搞，有好的经验也学点回来。大不了就当去旅游一趟。 ” 我问： “ 你怎么知道有这个会？ ” 他说报上看的。我问他怕不怕人来抢。他说没什么可怕的，住了上十年都没事。他住在公路边上，有电话，还有手机，有事随时可以叫人。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在外打工，一个在哈工读书。我问： “ 你儿怎么不跟你一道干？ ” 他摇头，说： “ 人各有志。他喜欢到外面去看花花世界，瞧不起我这些事，只有随他。我这里想吃就捞条鱼；树开了花，闻闻心里都快活。这里空气多好。我心满意足。我还喜欢交朋友。好多人路过这里就来我家聊聊。我没事就翻山到你老大那儿聊聊。我本来说今天夜里就去看你的，也听听美国的新闻，看美国农民是怎么弄的。美国农民不是我这个鸟样吧？ ” 我说美国农民比你也强不到哪里去。他哈哈一乐， “ 你又在开我的玩笑。美国农民那都小洋房住着，都电子化了。我这还光着赤膊干。 ” 我说我就想过他这样的生活，他笑得更响亮，说我在开他玩笑。聊了一会我要走，他跟着在大路边上走了一段，他说： “ *****的布什胆大啊，想干哪个干哪个。你说他会不会连任？ ” 我说： “ 可能吧。 ” 他说他这些事也瞒感兴趣的，改天到我家来听我谈谈美国新闻。
二哥说他也想包一片地，种果树，挖鱼池养鱼。我不大支持。这老六人聪明，肯吃苦。冷天里半夜起来四处点火给树保温不容易。给路边的树嫁接，让一树开几色花结几样果给自己做广告，没个高中毕业水平和聪明劲做不来。
又去了另外一个养鱼专业户。他们在我湾西边将原有的一口塘改大了养鱼。在塘边有一人多高的简易房子，旁边山坡上有一头牛，几只鸡，屋边有几棵柿子树。柿子树很矮却已结了许多柿子。一个五十来岁的矮壮妇女一身灰土坐在门口摘花生。见了我们她便去屋里端了椅子倒了茶，请我们坐下后她一边摘花生一边陪我们说话。我问她一年有多少收入，她说一两万。我问毛的还是纯的，她说： “ 当然纯的。毛收入一两万就不够本。 ” 她说话时嘴嘟着，眼望着手中的活。她说她也买鱼食，买鱼秧，一年要起一万多斤鱼。塘下的一冲田她包了，二三十亩，用撒种、化肥、除草剂和收割机，一年收两三万斤，刚保本。包那冲田是怕种那田的争这塘里的水。她也种一点花生什么的，都是为了自己吃。他们卖鱼也让人钓鱼，钓了鱼用秤称。天好时总有人开车来钓鱼，好多是干部。我说干部来了你敢收钱。她嘴一撇，说： “ 就是皇帝来钓我的鱼也得交钱。 ” 我问怎么收法，他说当然比市面上的鱼价高倍把。我问有没有来偷鱼的，她说他们照着，谁敢来。接着数落我们湾里的人，说她家的牛跑到我们湾里那个老人家里，他们扯皮，要她赔一百块。那一田谷收了也卖不到一百块，他也敢要。后来讲成赔三十斤鱼。来拿鱼时他们还挑三捡四。说她想把靠近这塘的一片坡地用几块好田换来种果树；我们村里干部湾里的人都请了好几桌，说好了我们湾里人又翻悔。她努嘴指着那片地说：那不种着花生，长得象个什么，有的还荒着。说我们湾里的人她怕。我可惜塘埂上的树，我们小时放牛就喜欢坐在树下乘凉，问为什么砍了，要留着人家来钓鱼有个树荫多好。她说树叶落在塘里对鱼不好。我看到简易房子里有床铺、煤气灶和电灯，就问： “ 你们就住这里？ ” 她说： “ 我们在湾里有屋，那最高的三层楼就是我们的。 ” 她说他二儿刚考取大学，一年单学费就八千。我想他们辛苦挣的钱又全都通过他儿子流到城里去了。坐了一会我们出来，沿大路上街。
他们两口子除了请开收割机的不用请什么人，一年收三万斤稻谷，一万斤鱼，平均下来一人可养活三十人以上。照此推算，我国农业只要一点点农业技术加机械，三五千万农民就可养活十三亿人。看来中国人挨饿的日子永远过去了。
５．亲戚家
从街上坐摩托到舅父湾只要五块钱。摩托是日本侵略者骑的那种三轮摩托，智慧的车主在上面加了一个帆布顶。这摩托坐起来特别舒服。司机说就这种江西出的摩托能在这里山上山下的跑，别的车都不行。舅父的村子在大路边，湾里没起什么新楼。一进湾子就见舅父穿着背心大便裤手拿蒲扇坐在村口的一堵墙下的荫里和几个老人一起望着我们。车停下，我和二哥下来走到他面前他才认出我们，笑得露出红牙口。马上立起来领我们上他家。
大舅乾瘦驼背，脸色虾红。他八十一了，看来再活十年没问题。他会照顾自己。大集体时家里分了谷，他先拿到街上卖些买油条吃，不管家里孩子在挨饿。有年没吃的，他摘了队上没熟的谷子舂了吃，还骂新社会不如旧社会，被抓起来劳改了一阵。大表姐恨透了他，七六年嫁到新疆，从此音信全无，一晃二十七年了。听说她在那边离了婚，开了餐馆，但到底如何，不得而知。舅父最爱与我同年的表妹。表妹四年级时在家发高烧，烧坏了脑子。但表妹长的不难看，居然以一个临时工的身份在武汉找了个正式工人，感情好得不得了。可刚怀上孩子表妹夫就肝癌晚期，孩子未生就死了。表哥继虎生得虎头虎脑，初中毕业后就去武汉给人送煤。表哥力气大，在家时我每次来他家都要跟他摔跤，总摔他不过。我上大学那年春节他上我家拜年居然穿件黑尼子上衣和一双黑皮鞋。他说他吃不惯家里的伙食，说在汉口吃得真好。我想他在武汉一定有了不错的工作，一日闲了便按他给的地址去找他，到了地方问起他来却没人知道他。后来终于找到他，他正睡在煤球房一角的一块黑木板上，盖一件脏兮兮的棉大衣，满身都是煤黑。吃饭时他拿了一个黑黄的缸子去买饭，吃的是猪狗屎（食），夜里他还热情地留我在他那儿睡。我看不出哪儿能睡人，悲哀地走了。舅父开口就骂我们： “ 读书有屁用？要路子。我们湾里路子多，都在外头挣钱。 ” 他肯定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挣钱的。表哥现用三轮车给人送煤气，扛上扛下。
进了屋，舅娘忙去找表嫂。表嫂一会回来，进屋换了衣，居然是很短的黑裙子和鱼网一样的时髦短袖衫。表嫂手脚快，说话快，风火麻利。说就是担心儿子。儿子已经上初一，可读书没开窍。大舅说： “ 不行也去扛煤气罐。 ” 表嫂说： “ 将来都用管道，没人要你扛！ ” 表嫂叫邻居家的孩子去找儿子。一会一个漂亮清秀的小家伙就别别地进来。这家伙很瘦，脸上有个小酒窝，更象城里孩子，看来是接不了老虎爸爸的班，扛不了煤气罐。见了我，红了脸。母亲逼他叫表叔，他直挠后脑。表嫂说： “ 他不学。他爸爸回来就打，打也没用。急死我们了。 ” 我便叫他把英语书拿来。他还是抓脑壳，脸红得更厉害。母亲摧他去拿书，他好半天都不动，最后只得招供说书不在。母亲大叫： “ 书都玩丢了？！ ” 他说书借给人了。表嫂说： “ 去找胖子借。 ” 一会表侄拿了一本英语书，身后跟个浑身赤肉一脸鬼笑的小胖子。那胖子摸到一张椅上坐下，望着受刑的表侄笑。表嫂赶那胖子， “ 去去！回家去！ ” 胖子只得从椅子上拖出那一摊红赤的肉，一步一回头地撤离。表嫂气恨地说： “ 这胖子，一来就跟他缠在一起，从不摸个书。他父死了，他就老躲在他外公家。 ” 表侄趁过来，如临大敌，话也说不出。我翻开书，书页上到处都是钢笔画的尖脸美女，想那小胖子理想中的美女是精瘦的。翻到词汇表，问了一溜十个单词，居然九个不认识。看来这漂亮家伙只有种田的命。这么瘦，田恐怕种不好。我叫这家伙给我在十五分钟内背下一页单词，小家伙便睁眼闭眼背起来。一会再问，居然十个知道八个。看来不笨。表嫂一会进来探听情况，我说： “ 得努力，这样子高中多半没戏。 ” 表嫂说要叫他爸爸回来打，说你要是在家多好，这湾里没一个读书的，远近亲戚里也没一个读书的，我们也没读过什么书。我看要打的不仅是这孩子，还有他的老师。舅父的五口之家，到了这第一代就只这么一个，如果他只同他父亲一样初中毕业怎么办？
一会我们去细舅家。细舅和舅娘住在老屋，表兄们都已各自做了比较现代的水泥新房。这屋子底矮狭窄，墙是板筑土墙，墙壁都黄得发黑。地下黑湿，屋里一股潮霉气。细舅脸色腊黄，皱纹和骨头之间有双黄绿的眼睛。细舅娘气色还如从前。见了我细舅娘就笑得直咳嗽，免不了笑谈我小时候和表弟打架。三个表哥，只老大读过高中，老二老三都是文盲。老二是在读三年级时迷上了编织，他捡到什么都能编织成花鸟虫鱼样的篮子、娄子、筐子，全是无师自通。他白日里满山找藤蔓，夜里不歇地编织。撵他去上学，他躲到山上编。他自制手枪，灌进火药铁籽，可打死树上的麻雀。我跟表弟打架就因为我揣了他给表弟做的枪往回跑，被表弟截住撕打起来。表弟小我几个月，上回见到我他直骂自己，说他最可怜的，象个睁眼瞎，买了个录音机，不会用，上面的字一个也不认识，说真想去上一年级。表弟的大孩子只有一只耳朵，表弟说他很灵醒。一会几个表侄进来，都只穿着裤衩；那个独耳朵胸上突起的骨头根根可数，象时代杂志封面上瘫在地上的非洲儿童。我问舅娘他们读书如何，舅娘说不知道，反正没见他们摸过书，成天在外面玩，饭都不进来吃。三个老表都带着媳妇到外面打工，四个孙子甩给他们。表弟本来有辆车子的，带人被抓一罚几千，他只得卖了车出去打工。细舅他们自己都动辄生病，这几个更是在家磨死人。我说： “ 你们住在这样潮的房子里不病才怪。为什么不住到他们屋里去？ ” 细舅说住自己的屋舒服。说这阵没下雨，下了雨地下更湿；说他们只有死在这屋里。舅娘忙着要去做饭，我说大舅媳妇在做。坐了一会回大舅家。
表嫂跟舅父舅娘同住一屋分灶做饭。我们的中饭由表嫂做。舅父舅娘大概由表哥一人养着，每月给点米和零用钱。到舅父房里看了看，床上跟母亲床上差不多，一团黑乱。唯一现代的是吊在帐前发黑的灯泡和床头柜上的一个小电扇。要给他们照相，舅娘说她照了好多，不用照了。我坚决要给他们照，舅妈说他们得换衣，说贵华给了她衣裳。舅娘一会穿出一件银色的绸缎般的上衣，舅也换了衣。两个人都正襟坐了让我照。
吃饭时说到表妹。表妹带一个孩子过，孩子十几岁了，老逃学，不做作业，被学校勒令退学，表妹打死那孩子也没用，只有哭着到学校去逼学校收人。她本来开麻木，武汉不让开，但补给母子一人一月两百的保障金。这点钱没法过，只靠公公婆婆养着。想买出租车又买不起。表妹便常在家里守着孩子哭。舅说表妹她公公是老革命，政府不会让他们饿肚子。表嫂说： “ 你以为还是过去！什么革命不革命，将来孩子没本事谁管你！ ” 舅父只不以为然、唯我独知地笑。饭后细舅舅娘过大舅这边来。我又和他们聊了一会后才和二哥望回走。
从舅父家出来，我们去看表哥汉清。废弃的公路上有些树荫。路边山上照样是杂树丛生。山脚有一条河，河道由石头筑成，清悠的河水在密密的树枝下流淌。河的另一边是田地，地里有人在扯花生。到汉哥村子要穿过在东西两条山脉之间的大寨田，然后爬六七十米上到山上汉哥的新屋就建在山坡上。找到汉哥的屋子，门锁着。门前一块空地上有些花生藤，空地外坡下长满竹子。站在门前向东一望，远远对着浓绿青翠的山，山下是绿色的田地，不觉羡慕汉哥家这块修生养性的风水宝地。
一会表嫂回来，后面跟着骑辆三轮童车留一撮头发的小家伙。表嫂黑瘦矮小，说话快闪，见了我就叫那小家伙叫我姑爹。我要给那小家伙照相，他不让照，骑了车望屋后跑，一会转过竹子不见了。表嫂追出，追不上，只得回来叫我们进屋，说： “ 炎林跟他的那个都去打工，把个孩子丢在家里，累死人了。不知有多淘。 ” 我见表嫂不去追孩子，问： “ 他要骑车摔下去怎么办？ ” 表嫂说： “ 不会的，跑不见了。不管他。 ” 我只得心悬悬地跟着她进屋，只担心那孩子冲下坡去 —— 屋后那路是沿山劈的。但又想这坡虽陡，有密不透风的竹子阻拦，不至于吧。一会表哥也进来。表哥有些驼，见了他我心里一震。他的肤色，他那昏黄的眼睛，他的嘴唇，他那微突的牙、脸上的皱纹全跟父亲一摸一样。父亲的什么在他身上？我想看着他，又怕看他。他在我对面坐下来，不怎么说话。一会那小家伙进来，贴到表哥身上，表哥摧他叫我们，他不叫。表哥只裂了嘴笑， “ 晓得几淘！ ” 说话的神气仿佛我父亲。
天忽然黑了，漫天黑云一下从西北边拉了过来。我们只得匆匆告别汉哥朝街上赶。我要到镇上打辆车到姐家去。二哥说已跟我讲好了一辆摩托。到姐家不过十几里路，要价二十五，跟到县城的价一般。雨已点点落下来。下雨天坐这摩托就不那么舒服，虽然上面有帆布顶，雨还是打到身上。叫二哥给换成小面包，二哥说姐家只有摩托能进去。只得坐摩托。雨越下越大，路面马上湿了。路上还有许多女孩老人直着头让雨淋，想叫车夫停下带个把人，又不好意思开口。他也急于躲过大雨。
６．木兰湖
姐姐住在木兰湖边。据本地县志记载，花木兰就出生在这里。姐的湾子在湖边一座山的南坡上。这湾子唯一的变化就是湾前有并排的三栋楼房。一栋三层居中，两边的只两层。车到了那山坡上时雨越下越大，几步外就见不到人，我的衣服全部湿透。姐姐的老屋在山顶上的一个窝里。叫司机把车开到山顶去，司机很不情愿，说那山顶上的窝里没有楼房。车子几乎垂直上爬，到了山顶，姐的老屋处只有断垣残墙。只得下车问。见一老头抱一个孩子进屋，我忙跟进。听说我找姐，老人忙进屋丢下孩子，把伞给我，自己拿了帽子带我下去。原来山脚下的最高楼就是姐的房子。我没料到姐家的房子是这村里最好的。听说为做这房子她们花了好几万，现在还欠些债。我曾力图劝他们尽力培养孩子，把孩子一个个送出去，只做房两个人住，可他们有自己的打算。
进了姐家，姐和外甥女接着。外甥女在一个农业中专读书，八年前还是个小姑娘，现在大了，牙齿有些乱。姐夫还在湖那边给香港老板打工。他管电，不累，就是要随叫随到。大外甥并没有如他答应的回家，也没有打电话回，我担心他出事，姐说不会。小外甥已开始补课。屋里阴暗。姐说好久没停电，怎么今天停电了。这屋地是水泥的，水泥地上有层黑泥垢。一楼正庭壁上有一道裂痕，姐说那是盖的太快了，二楼三楼应该压一压再建的。屋里只一张黑木桌子和四把椅子。春台上方有个中堂条幅，还红着。我看到春台角上放着许多红本本。拿起一看，原来是准生证、独子证明之类的。原来姐姐也在从事着灭绝农民的事业。姐姐是该村的妇女主任，主管计划生育。她自己就连生了三个，这计划生育的成功可想而知。问姐姐如何做这工作，她说有政策。她不识字，这政策怎么拨弄到村民那儿？我不好多问。
雨一会停了，外面被雨洗过，明亮清爽。我便出门看看。他们隔壁家边上有个露天茅坑，那茅房墙都一人来高，是土砖码的。粪池上盖了几根树枝，大概是防鸡掉进去。池内白蛆在黑粪中闪烁翻滚。我想我国一般人民三千年前用的厕所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姐屋后有口塘，水发黑，塘角浮些黄泡泡。塘里冒出一股臭气。村子里土砖青瓦房子都破破烂烂，东歪西斜，显然都是七十年代以前建的。破墙烂瓦上冒出几根歪歪斜斜的电视天线。
一会天黑，姐姐便忙着做饭，有小节煤炉，大灶还是烧柴。烟一窝窝在灶房转，让人流泪。晚饭后问怎么洗澡。姐说他们都是提一桶水到三楼阳台上淋。脏水就让它流到楼下田里。天黑，只得端了手电、水、毛巾和外甥的衣服到阳台上去洗澡。贴屋后有极陡的水泥楼梯，二楼三楼都有阳台。阳台四面是水泥墙，象个池子。洗完，姐叫我挑房睡，一二三楼都各有几间房，我挑了三楼的一间。姐给我送来蚊香，我没用，我不愿让蚊香污染这山间美妙的空气。躺在席子上，呼吸着山间雨后清凉的空气，舒服极了。
一早起来，湖面浮一片紫红的天，山间田上浮一缕缕淡薄的晨雾，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感到做一个山民的幸福。又想起那句话，上帝不给你这就会给你那。每个人拥有的其实相差并不多。这里的村民世世代代就靠这山间的几块田地上生长的一点东西生活，可他们呼吸这里的空气。于人，没有比空气更重要的了。在芝加哥的北郊，空气算是很好的了，但有汽车的臭气，怎能跟这里比。也许这里交通不便是好事。
姐姐和外甥女也起来了。问夜里谁在那儿打锣吆喝，姐说是赶野猪。夜里野猪一群群出来拱花生，要在地边吼野猪才不敢来。
我叫外甥女带我到西边山上走走。湖光山色让我心醉。上山的路几乎被封闭。树不高，但浓密。上到山顶，看到对面的山脚湖边有如天主教教堂般的气派建筑。这些都是在九四年之后建的。我们找到一条去岛上的小道。小道穿过茂密的杉树林，走在里头象走进树木筑成的隧道。隧道里绿荫森森。十来年前这树林里不知从哪儿飞来上万只白鹤，四五月间村民常拎了篮子去高大的衫树上掏鹤蛋。后来省里把这里定做保护区，给了村里保护款。村里便做了屋派人照看并限制人上山。九四年后就有人开发旅游，游人可上山看百鹤，一人五块钱。游人喜欢放鞭炮，喊叫，为看白鹤惊飞。白鹤在翠绿的山林间如花如浪翻飞的景色确实美妙。一两年下来，白鹤全不见了。外甥女说已经两三年不见白鹤了，不知它们去了哪儿。现在只剩树上废弃的无数鸟窝和地上乾结的鸟屎。
九四年我在姐家后的山湖之间闲逛，在小岛边的山坡上看到些残墙乱瓦，想是一处荒废的小院落。在其右有一个高出湖面夹在两上之间的大塘。我就一直想在这里建一栋房子过种菊山坡上悠然临碧湖的生活。姐说我想在哪里建房都可以，因为这山都是他们村的。我一直惦记着这块地。走出林子，发现有人在我相中的那块地上盖了栋一层楼的房子。屋子简陋但结实，四周也栽了些树。屋前一个光背的孩子端着碗在吃饭，一只狗巴望着他。我有些失望，问外甥女这是谁的房子。她说是她村的，现在住的人是租住的，一年一百块前的租金。房主人欠了债，打工去了。这屋西面是湖，南面是山，山下是口塘；坡下的几棵枫树已有些金黄之色，映在水面上，构成一幅绝妙的山水图。
下了坡就看到宽阔的湖面和那个岛。岛上绿树掩映着些古色古香的房子，岛边上的房子如船漂水上。在这样的穷乡僻壤出现这么富贵华丽的建筑，仿佛聊斋鬼怪故事中坟山乱冢之上的仙幻之境，让人仿佛堕入梦境。从这坡到那岛上只有五十米的水面。到了岸边，发现水有点晕黄。十年前在这里游泳时巴不得喝一口这水 — — 这湖水太清澈纯净了，岸边数丈外水底的石头游鱼都可一目了然，现在看不了两尺深。外甥女说原来水质为一级，现在变成二级。岸边有只破木船泡在水里，船内有只白桶。我问为什么没有一只好船摆渡，外甥女说好船总叫人偷去了，只这破船没人偷。我们上船后先把里头的水尽力多舀些出来。我们一会摇过去，上了岸。岸边种有很多花草。外甥女就逗那含羞草，含羞草一碰就颤颤收缩，宛如动物。沿岸边有一条石头小道，曲曲弯弯在树林之中绕着，地上落些野果。走在这小道上我就一直处在聊斋故事中的那种在坟山之间见高楼的兴奋中。外甥女说这是香港人投的资，村上白给他们开发。我问他们给了她们村什么，外甥女说没给什么。我想肯定有人从中得了好处。外甥女说现在老板不喜欢本地人打工，再也不招本地人了，因为本地人爱往家跑，爱偷东西。我想：那在这里开发这样的旅游区村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就是让家门口的湖水被污染掉？
走了一会，闻到一股奇臭。在个转弯处就见到一堆吊在岛湾的几株树上泡在水里的垃圾。游人闻到了这臭味还会来？我想游人已经闻到了这臭味，因为现在不应该是淡季，很多塌塌米都空着。碰到一个外甥同村的，跟他聊起来。他说那浮在水边上的塌塌米一夜六百，他一月的工资也是六百。我问：你们做饭洗刷的污水厕所里的排泄有没有处理？他说这怎么处理，全冲到湖里。我想我国的污水处理技术，不，污水处理意识还不够。那处理污水的设备就得一大笔钱，急于牟利的香港商人哪会舍得那个血本。转过一个湾，看到沿坡建有许多独立的西式红白房子。外甥女说这个岛还只开发了一半，还有一半要继续开发。我累了，便决定回去。我看这些人的投资这么搞下去全是丢到了湖里。这湖水总量有限，不是流水，不出十年，这湖会被他们搞臭，一旦搞臭就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复原。如果这些人不来这里开发，这里的一切会更美些。
回到姐家，姐说她已叫人明天给我一只木船到湖里去玩。中午哥哥、母亲、大哥、二哥、侄子坐着一辆小面包来了，原来这面包也能开进来。姐夫也回来了。姐夫拿出一个旧皮艇给我们到湖里去玩。我给皮艇打了气，扛着皮艇带了侄子去游泳。从姐家走下去百把米就是湖。湖水温润，在水里泡着，极其舒服。
回到屋里，姐家也热起来，但不过三十来度。穿堂风是天然空调，坐在屋里很舒服。收音机说武汉的温度为三十八度。一家人闲聊起来。哥说封闭式高速公路将从我们家西边一里外穿过，横切过湖边，过路很不方便，没人喜欢。那路修成后从武汉市中心到我们家（七十公里）正常速度是四十分钟。原来是四个小时，现在是一个半钟头。将来也许这附近会住武汉人。我想我国整个城乡结构都将因高速路网的建立及现代通讯的发展而全面更改。我国经济的自然发展及城市的过度拥挤加高速路网的建立将使我国的乡村化不可避免。也许中国农民问题的根本解决在于乡村化 —— 城市向乡村无限阔张以至城乡连为一体，许多传统农村成为城市上层的优先居住地。许多农民可改事服务业。姐所在的村子稍加改进就可成为一般城里人度假或者居住的好去处。如帮农民配备适宜的污水处理系统，在屋顶四壁覆盖太阳能光片，利用自然能制冷、取暖、照明、做饭；把通到这里的路用水泥石板铺过来等。有些在十年内就可以做到。我最担心的是等水泥路通到这里来后这湖水成了污水。
７．红安县城
在家呆了两天后就去县城。去县城的一截路是水泥的，这公路是全县的大工程。修路是用秦始皇修长城的办法：强征农民修路。二哥就被强征来修过路。农民每人十个工作日，不去的一天交九块钱。原来的公路车子每小时只能跑三四十公里，现在可跑七八十公里。
县城确实多了些高楼，原来平平的河西已成了城区。满街横冲直撞着野猪般的麻木。麻木在武汉已被禁，便都跑道小县城来拉屎拉尿污染空气。九零年我回家时车站边上只坐着许多拉板车的，现在机械化了，全是麻木。
本想先到我曾经工作和战斗过的二中去，在二中门口碰到我家隔壁的占红。占红和他父母都住在二中对面。我和占红论辈分是老表，我管他父亲叫舅。远亲不如近邻，只得先上他家去。他们家原是富农，八零年才翻身。因为父亲是教书的，八十年代底全家都转成城市户口。占红初中毕业后上了个中专。他住单位的房子。院子里过道里脏得无处下脚，他屋里却装修得很漂亮。占红的孩子七八岁，见了我，张开两脚，伸开手脚撑着门框往上走，走到顶再跳下来。天近黑了，只得在他家吃饭。占红媳妇忙着做饭，舅父舅母陪我说话。舅母悄声说占红媳妇脑里长了瘤子，动了手术，花了几万。得了什么病，花了多少钱都没告诉她，钱都是老大出的。老大红阿还在东北部队，到了团级。为买这房子他们只得又求红阿，一要三万。他们万不得已才求老大。舅父教了一辈子书，除了在我家屋后那厢泥砖房子外他们没有住的地方。红阿媳妇为这钱跟红阿闹，红阿抽了她一耳光，媳妇便回了娘家。原来两亲家亲得人间少有，一直称兄叫妹，恨不得住一屋，此来彼往，一周一封信，无所不谈。这回那边老太婆来了一封信，说他们做老人的都尽力不麻烦后人，言下之意要舅父向他们学习。舅说收到这封信后他没回信，从此与亲家失去了联络。他说他们是老干部，一人一月三四千，看病出去玩都不要钱，房子什么的都有了，只一个姑娘，我怎么学他？我就那么一点癌工资，他们要怎么扣怎么扣，今天修路，明天救灾，后天支持奥运。老二和他媳妇都没工作，带个孩子，靠老二给人送送汽水过日子，三天两个钱；大人能不吃，细伢不能饿，不帮他怎么行？老三还有个单位，在水产靠抓那捉青蛙的、逮小鳝鱼的犯罪分子罚款过日子。抓这些人得起早贪黑，他们做不到，自然没什么收入。占红媳妇在家私人办的幼儿员里帮忙。两人的工资没有定准，好在只养一个孩子。这房子要一次性买下来，没钱就不卖给你。买下来住了，将来也是个房产 …… 。我为他们打抱不平，说农村哪家不是全力培养一个有点出息的，让出息了的再来帮那没出息的？要是出息了的甩手不管自家人，那还叫人吗？舅只是叹息，说有的人自己穿了皮衣就世人都暖和，自己吃饱了就世人都不饿。又说到村里同是在外当兵的四进，他姐夫是个孤儿，又是个教书的，姐姐躲到他那儿去生孩子，媳妇自然不高兴，天天闹。这四进是个打小人见人爱的老实孩子，居然跟媳妇离了婚，自己带着孩子。我为那姑娘悲哀。那是个招人怜爱的女子，上四进家来还抢着洗衣服，很驯服孝顺的样子，怎么会闹到到这地步？
吃完去街上走。灰尘蔽目的街边光膀子的食客围在一起热火朝天地吃火锅，空酒瓶排在桌上。满街晃荡着光膀子的汉子，我也只得入境随俗，光了膀子。街上麻木暴着刺眼的灯乱叫着东奔西突。有许多网巴，门都大开。我走进一间网巴，主人马上接着。原来吧主是我在二中教书时向我倒卖过复习题的小伙子。这家伙倒腾十年，该发了财，只是精黑的样子没变。他旁边坐着一个跟他一样紧凑的女子。他摸着那女子裸露的肩膀说这是我老婆。老婆很不愿当老婆，蔑视地拨开他的手。他讨好地笑，使我怀疑这老婆货真价实。他给我们一人一杯热茶并安排上网。半年前朋友告诉我说红安都是宽带，跟在美国搞通讯的邻居谈起，他大笑起来，说你们那儿怎么可能有宽带？装宽带那接受器要象蜘蛛网一样遍布各地。我们这里（芝加哥北郊）才刚开始安装。你们那儿肯定是用的人少，快一点，他们不懂，以为是宽带。邻居是专家，说得我如拿了家传的古董向人炫耀被专家断为赝品一样失落。打电话核实，朋友说红安确实一上就是宽带。这时我还心存疑问，一问，这汉子说是宽带。试试，确实快，只是计算机太小，键盘有些发涩。听说键盘不灵，网主忙给我换座。网主说现在一小时一块钱都没人来，开的人多了，新开的都是好计算机，家里买计算机的也多了，只等着关门。巴内三十多部计算机，只十几个人，都在打游戏机。我试上我常逛的开明网站，都没有，不禁要笑。想在这计算机时代，我国发展的最大优势是拥有充足的信息源 —— 世界各地遍布中国人，大家在世界各地为中国搜罗信息（这些人都是 “ 中国间谍 ” ），用中文表达思想，传递信息，这些对中国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潜在作用。许多信息对我国来说是无价之宝，是我国后来居上的天助。有了网路络，却又封这封那，这好比有电视机却敲掉屏幕只让你听声一样，跟塔利班那帮孩子的做法一样纯朴可爱。只是这些封塞蒙堵的老式做法效果肯定不如那些精神病人的意：我在美国常常收到国内朋友的电子邮件，他们把整版的网上文章寄给我，那些文章是我在美国常看而他们在国内上不去的网上的。
出来去二中。到了二中，我很振奋。二中焕然一新：崭新漂亮的教学楼一栋挨一栋。看来我国的生产增值没全被人吃喝了拉在茅坑里。想找个熟人聊聊，可熟人都住在平房里，那些简易平房都被高楼压了，只得回还。夜歇占红家。洗澡是在厕所里。厕所很小，转身不大方便，用盆接水举起来往头上浇。便池是坑式，那冲水开关已锈死。占红说一直这样，他们拿用过的水冲便坑。
第二天一早起来我到阳台上走走，见阳台一角有个红布帘，里面象是个密室，我一撩开布帘，大吃了一惊：里头端坐着个活人般的观音。观英面前摆着香烛，显然被时时敬拜。占红跟出来，说那是他妈搞的名堂。告别占红，我拎了相机出外转。
县城中心主街变成了菜场。刚从地里摘来的青菜一挑挑层层分布街道两边；小鱼一桶桶倒在地上；一辆摩托在熙攘的人流中扭曲穿过，车后压着一瓣猪肉；咸菜摊上红条绿带转动如花，驱赶苍蝇；一个早点摊边穿裤叉的汉子蹲在黑煤灰地上刷牙。菜市上的杂乱无章使人感到燥热。走到县政府，见到老江那茅草棍子戳出来的几个胖手胖脚的字， “ 红安县花园宾馆 ” 。想老江的字遍地皆是，只差题到厕所上。县政府大院里还乾净，一群红红绿绿的老人在慢吞吞打太极。路过一个餐馆，餐馆的食堂如煤窑，地面桌子墙壁上都是黑灰，一个女孩正摆弄一摊疸黄的热干面。我拿出相机要给她拍照，她见了流氓般丢下面捂住脸飞奔里间，我叫了半天她还不敢出来，只得作了。
上午去看我的启蒙老师李老师。老师在初一时开始教我，给我启蒙。此前我只知打架玩耍恶作剧，作业抄都不会，此后才上路学习。后来我上了高中，开学不久后离校一周即被开除学籍 —— 我时年十三，只得回家放牛。放牛时我磨了好几把刀，准备把开除我学籍的中学猴子书记干掉，可刀子还没磨好冬天就来了。入冬无牛可放，大哥又让我回到老师手下读书。第二年再考高中，居然考取一中。村办中学从没人考取一中，我便有点出名；虽然改了名，还是被本乡中学猴子书记探知到县教委告了，说这是个被开除学籍的学生，早就没资格读书。我一中上不了不说，连上普高的权利都被剥夺。老师忙连夜骑车赶到县城，求教委主管招生的科长。老师找到科长，科长正要去看露天电影。科长说我已被开除学籍，他帮不了忙。老师便跟在他屁股后面去电影场磨了他一夜。科长不能带老师回家过夜，只得答应他让我还上乡镇高中。
老师住烟厂，师娘在烟厂上过班，大儿子现也在烟厂上班。我按门号寻去，在一栋老得发黑的五层楼里找到一间废弃的破房，没窗户，里头有积水和断砖。正疑惑我找错了地方，见师娘拎了菜回来。她显得矮小，但气色还好。她忙请我上楼，说李老师买报去了。楼道里污水横流，到了五楼发现过道的顶板塌了，开了天窗；雨水流过墙，墙上又塌了一块。进了屋，老师的大儿子和老三都在。老三十几年前是个黄毛，现在却是高个帅气的小伙子。房有三间：一间为老师师娘卧室，一间是几个弟兄的卧室，内有两张床；一间客厅。在走廊外有个小厨房，只能摆一灶，立一人，还有间专为瘦子设计的横竖两尺的厕所。屋里很凌乱，环看四周，没有一件像样家俱，唯一值钱的是个电脑。电脑是老师为抚慰心灵脆弱的老三买的。老三原进了荆州一所三流大学，被本地几个流氓学生折磨，无法解脱，生吞铁钉，经抢救脱险，退学在家。老三今年又参加高考，被一正规大学录取。老大二十五六，还没朋友，誓言不把两个兄弟供出来不考虑个人婚事。如今老二已大学毕业，在外地工作。老师家中有幅对联： “ 诗书继世芬芳远，忠厚传家幸福长 ” 。三个儿子两个上了大学，孩子都善良友爱，诗书和忠厚该都传了下去。
一会老师回来。他面色蜡黄，见了我哈哈笑，还是二十余年前爽朗的笑声。他拉我坐在沙发上，自己端了小凳要坐我旁边。我坚决要他坐沙发，他斗不过我，只得坐了沙发。他原来这么瘦小，使我自感魁伟。问他生活，一切都好好。我原来一直为没能帮成他而愧疚。他为了孩子就业梦想进县城教书，十年前我暗中为他找过省教委的朋友。朋友听说他个性耿直，不敢帮忙。现在看来他为孩子前途的担心是多余的。如今他和师娘都信了佛，吃素。问孩子吃饭怎么办，他说给他们单做。他嘱我干出名堂，要对得住我父亲；说我们的祖国正蒸蒸日上，前途光明，在美国要为国家民族争光。又嘱我要好好待媳妇娃，凡是有个商量，别由自己脾气。他的语气诚恳真挚，让我感动。我担心老三的学费成问题，他说他们有准备，叫我放心。一会他出示几首诗，一读才知他已经六十四岁。真想跟他多呆一会，但答应十二点前去堂姐夫吃饭，还有烟厂的另一个亲戚要看。聊了一会，他便领我去那个亲戚家。到了这亲戚家门口，老师跟我再见。这个亲戚是劝退的，不足五十，付厂长级别。房子宽阔气派得有如宫殿。这样的住房在美国也不是一般家庭所能有的。
稍坐一会即出门打麻木去堂姐夫家。麻木虽然丑却很方便，从县城西到东边只两块钱，十分钟就到了，步行得一个多钟头。堂姐夫家在城东居民区。车近那片城区就闻到一股奇臭，原来有一条黑水沟从城区流过，里头黑白垃圾波澜起伏。这一带民房都散布在坡上，车子无法进去，只得下车步行。在进姐夫家的巷道入口处散着一大摊垃圾，臭气冲天；人一走近，苍蝇以为要跟它们抢食物，吼叫惊飞起来。我只得绕道，找没有垃圾的地方用手爬上坡去。这些房子都是一两层楼的水泥红砖建筑，房屋间的过道只有两尺左右。房子都乱气七八糟，过道都曲里拐弯，整个城区是打游击战的好场所。看来我县人民压根就没想到将来会家家有汽车，因为这些房子间只能走自行车。将来要把个县城整得象个样子，这坡上颠三倒四的结实房子都得拆除。
姐夫的房子内还是那个样子，二楼却加了一层。电视还是黑白电视，厕所还是蹲坑，做饭却也用煤气灶。问姐夫出口处怎么成了垃圾堆，他说大家凑钱请人收垃圾，一个月一次。可能钱没收齐，收垃圾的没来。我问政府不管垃圾？他说哪个管这些！我说连收垃圾都不管，要政府做什么？！姐夫只是笑，说你以为是美国。我想小县里多的是过剩劳动力，政府组织人把个垃圾清理掉又不要什么大投资、高科技，为什么做不了？垃圾发臭是因为政府腐烂。非典之类的传染病不兴旺发达只是因为我国人民练就了超强的抵抗力。
下午到二中去见了从前的同事。同事都住上了装修得很现代的套间，地面都是金黄色地板，天花板都认真装修了。十年前他们都只一间房，里头半间为卧房，外头半间客厅兼厨房，老远之外有个公共厕所。许多人有孩子，三人一间简陋破烂的小房间，转身都困难。老师们只算有个窝，没有睡到露天。现在他们的房子是学校掏一部份，自己付一部份。几个同事都自豪地说现在不比从前了，臭老九还不算太臭。只是在漂亮的教学楼外还是那个旧厕所。里头骚臭熏人，破烂不堪：一条宽沟便坑，那沟沿已破裂，露出砖头，沟壁上尿垢堆起。
夜里在一中二中教书的大学同学相聚，由一个同学记在学校帐上。点了许多菜，打架劝酒。吃完，满桌的菜大半未动。看来我的这些同学如今肚里都很有油水。散席后，满桌的剩菜没人打包，我感到可惜。
在县城又见了一些高中同学和战友，到处吃，吃完常常不知是谁掏的钱。免不了谈起某某功。我曾在雅虎上搜寻 “ ＨＯＮＧＡＮ ” ，头一个出现的是红安县某某功信徒发信庆祝大师五十大寿，开篇是 “ 老师你为我们日夜操劳，辛苦了！ ” 想还是我们红安人老实厚道：他们的老师在美国奶油面包吃得红光满面，哪用他们操心辛苦过度。同学说有个教化学的模范教师，书教的极好，可惜了，练功练到了天安门。北京叫红安去领人。回来就被开除了工职。他儿子在北京上学，也组织学生练，被开除了学籍。同学说在街上见到他和老伴拖着板车拉菜就劝他： “ 看你多傻？不让练就莫练。 ” 他只裂嘴笑，不答话就走了。我为这模范教师一家悲哀。
到县养老院去看一个熟人，没碰上，便去食堂。那门口黑板上写着食谱：稀饭馒头。黑板上有粉笔写的抗击非典的顺口溜，有赞颂食堂饭菜好的打油诗。看老人们啄啄点点吃饭，便拿出相机来照。刚拿出相机，便有一半老不老的人放下碗喝问我从那儿来，为什么照相，经过领导同意么？盯着我从头到脚搜罗敌特线索。我有点紧张，说是来找院长的。他问找院长干什么？我说找他玩。这一下才把他唬住了。
夜里回到姐夫家，姐夫正色跟我说： “ 听说你照了好多垃圾和厕所？你照这些干什么？ ” 我没法跟他解释。我照了乡下的茅坑，小学的厕所，县城中学的厕所，餐馆的厕所，我同学房里的厕所。厕所才是百姓生活水平最好的体现。要知道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真实情况，只看厕所就够了。中国进步到了哪里，厕所会告诉你。我想许多厕所将成为历史，不照下来就永远消失了。堂姐夫是公安干部退休，说这些他也不明白，只得说： “ 好玩。 ” 他语重心长地说： “ 你照什么不好？我可告诉你，把这些带到国外去会对你家里不好。 ” 我说： “ 晓得。 ” 他说： “ 这可不是开玩笑。搞得不好叫人搜出来，你回都回不去。我看你最好把它们处理了，别给自己添麻烦。 ” 我说： “ 没事。 ” 他说： “ 还是注意些好。 ” 我心里很不是味，为许多人心中的警惕。
８．学校和村官
在县城耗了几天后就回家去。回家那天我起个大早，坐大面包到了叉路口换了辆小面包。车近小镇时看到一群群孩子拎了小板凳抬着小课桌朝学校走去。该开学了，我便决定到母校去看看。
到了中学先找校长。校长和几个老师住在校外一个独院中两层楼的房子里。在那院子门口碰到头上鼓起一个大黑包的吴师傅。他曾给我们学生蒸饭，负责把蒸熟的饭在我们下第三节课时摆出来并坐在食堂门口收蒸饭的饭票。我总饿得忍不住，在上第四节课时就要把自己的饭偷出来吃了。他们不让把饭提前拿出来吃，为此我们发生了不少争斗。他见了我，嘿嘿笑，说是你呀。听说我找校长，回头领我去校长家。校长正在吃早饭。聊了几句才知这楼房原是财政的。财政搬到叉路口，这房子便处理给了他们。这房子虽旧，对乡镇中学老师来说是太好了，大概只有够了级别的才能住，因为这顶多能住八户人家。房子是水泥地，一客厅，两间卧室。我看了看厕所，是蹲坑的，水泥地和便坑都发黑，有自来水冲便坑。上厕所不用到外面的粪坑厕所去，这与一般民房有天壤之别。这样的套房在这镇上大概是最高级的。我提议到学校看看，校长便放下碗带我去。
我先看了女生宿舍。那宿舍的破烂让我目瞪口呆。我在网上看过一些贫穷地方学生宿舍的照片，这里的景象比那些照片更让人难过。这宿舍是我们从前的教室。如今墙发黑，水泥剥落下来。凹凸不平的泥土地上污水干了的坑里飘着碎纸。两层的木板床一张挨一张，床上摊些破被，一尺宽的道通到里间。朝北的窗户都钉死了。十一岁到十七岁的女孩就住在这样的房里。没自来水，没厕所。我问她们怎么上厕所？校长说到外面。这宿舍北面就是操场，穿过操场，有个带粪池的厕所。我说她们半夜要方便怎么办？校长说夜里这里放一只粪桶，学生轮流倒。我说她们一周只回家一次，怎么洗澡？校长说她们可以拿桶去打热水，在宿舍里洗。宿舍转身不开，怎么洗？我们高中时也是这样。可那是二十几年前。那时我们读《包身工》，同学们都说我们住的跟包身工一样；二十年过去，这里的学生反而不如我们那时候！我们那时至少房子还没老到这样。在过去的二十来年，我国的ＧＤＰ翻了四五番 —— 翻到哪里去了？我只感到心痛，希望能掏钱给这些孩子做栋像样的宿舍，起码里头有厕所，自来水，地面是水泥的。我拿出相机来照相，校长说： “ 站好，这是要登报的！ ” 几个女孩忙转过背朝里躲。又看了男生宿舍，同样破烂，也是我们从前的教室改的。校长叫学生把衣服扣好，说要登报，学生们便都嘻笑着挤上前来抢镜头。
路过操场，只见操场上长些黄瘦的杂草，岩石被雨水冲得突了出来。篮球架破了，篮板只剩几片黑木片。一个乾瘦的母亲正和一个女孩用根扁担抬一张桌子向教室走去，扁担穿过桌子脚。我问校长：学生还得自己抬桌子来？他说是啊，学校没钱买桌子，只得这样。我更感到震惊。我们那时上学桌椅是学校出的。我不知说什么好，只想这镇上的一把手，这县里的一把手，省里的乃至京城的许多政府高官都该为此下岗。我们这一镇几万人的孩子就全靠这所中学，我们这一方人是否有出息就全赖这所中学。学校破成这样，这一方人有什么指望？
看完中学去村小学。村小学是干爷的大儿捐款二十万建的。那二十万本来建一所小学绰绰有余，可小学建成花了四十万，村里为建这学校倒欠了二十万。当时的大队书记从中狠捞了一笔。教学楼建起来一年就四处漏水，成为危房，下雨天只得让学生回家。大哥曾是这小学的校长，找承包建校的。承包的说大队还久他好几万，要修房子，得先把欠他的付清。这承包房子的也是同村的。他给公家建的房子全是危房，可他会 “ 打砣子 ” ，总有人找他建。他的诀窍就是把大半的钱塞到关键的负责人腰包里。大队书记得了好处自然挑他。我曾叫县政府的熟人给哥所在的小学拨过四千块，可钱不知怎么栽到了大队书记这王八蛋手上。钱一到他手上就等于肥肉到了饿狗嘴里，学校没见到一分。我问哥钱到哪里去了，这王八蛋怎么如此大胆。哥说他截了，不知花到哪去了；找他要那钱，他说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我问为什么让他当书记，哥说原来老书记心好，狠不下心来逼人交钱，不愿当；有良心有本事的人都不愿当。这王八旦当过兵，傻呵呵的，原来当民兵连长，上面也认识几个人，上面就让他当。后来村里人还是告动了他，县公安抓了他，可又没审出个什么来就把他放了。他现在不敢落屋，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村里共欠了四十万。拿这些烂人有什么办法？国法不严不说，就是严厉执行也是马后炮。这些人无知粗蠢，要让他们规矩，最有效的是让他们信点报应，可我国几十年扫除封建迷信把他们上辈传的那点报应观都扫除得干乾净净，现在这些人干起没良心的事来无忧无畏。强制法治自然是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途径，但信仰对于规范人们的行为更有力。听说我们镇上文革中被砸了的庙又要在原址重建（我们的镇名 “ 觅儿寺 ” 即源自那庙）。现正在民间募捐，凡捐款三百以上的将刻名于碑上，已募得十几万元。在青平家附近的山上已经有了一座庙。我想庙宇的复兴是我们这里走向文治、富裕的开始。一切善事在没有基本信仰的群体中都无法达成；文治社会只在人们都有了基本的良善信仰之后才能实现。
现在村里的一把手是黑冲。黑冲蠢头蠢脑的，初中毕业，跟我同过班。不知他怎么入的党。据说他是选上的。他弟弟管电，用了一点小手腕；再者没人想当这个村长，他就很轻易地当上了。哥说黑冲不仅不给小学钱，还动动跑到学校来要哥交出从学生那儿收来的学杂费去填补亏空。哥不给，他说要把这个学校拆了。黑冲的名言是： “ 当书记不就是为了吃点喝点，要不老当。 ” 村里人红白喜事都得请村干部，吃喝机会确实不少。
现在小学只有不足二十个孩子，五六年级都集中到镇上小学去了。八九岁的孩子走五六里地去镇上小学就读，下雪下雨的，不知做父母的如何放心得下。镇上只让留二嫂一人对付这十几个孩子，我便给小学请一个帮忙，每月给三百块。二哥电话里说要请我认识的一个民办下放的老师。那个老师高中毕业，书教得不错。我回来后发现请的是二哥隔壁四海的媳妇。她只初中毕业。我问为什么没请那个老师，二哥说她不来。我怀疑他说了真话，但也不好认真追究。世海老娘在我回来的当天就送了一只老母鸡过来。这一村孩子被两个初中生糊弄，岂不全给耽误了？二嫂还喜欢搓麻将，搓起来连自己的孩子都不大管，哪有心事教书？我和朋友们给小学每年捐款为了让穷孩子能读书，可这学校成了我们家把持似的，这让我不快。我想让她下岗，叫上面派个受过正规教育的来，但不好开口。县里在年底要把民办或辞退或转正，二哥求我帮她转正。二哥可怜好不容易在眼看要打光棍时找上这么一个媳妇，为了二哥，我也只得去求我的同学。毕竟她干了十六年。我担心她一没事干，种田又不会，两个人在家便窝里斗。这会苦了二哥。他们已有了一个极漂亮的小女孩。
学校建在七八个自然村的中心。远远望去，三层楼的教学楼在青山之间还很漂亮。走近才见正墙上有一道道黄色的泪痕。楼前面有个院子，院墙上酒瓶镶边。院子角落有很整齐的柏树，中间有个篮球架，一个旗杆。院里是碎石地面，杂草间露出石子红土。一楼有两间教室门开着。我进了一个教室，十几个孩子都坐在那儿，手背在背后。没有老师。我在教室里等了半天，只得到隔壁。隔壁四海媳妇疲乏无力地坐在一张桌子边，她身后的窗户用木条钉着，窗户上方墙上有红纸黑字的 “ 中成党的教育事业 ” 。那 “ 忠诚 ” 二字各缺一半，那红纸已有些淡了。四海媳妇见了我站起来，有点拘束。她带我再进教室，说今天上第一课。我便叫一个男孩念那课文。男孩脸红了，紧张得要哭。我只得笑笑出来。
一会二哥赶来。二哥说只一楼可勉强住人，说他老担心哪一天会塌了；屋后正墙上裂了一个大口子，一裂到底，钻得过兔子。屋顶上又到处裂了，下雨就漏水。我问干爷的儿子怎么不再管。二哥说他可能是生气了。反正每年在外头的人常常捐款，连隔壁的红阿都捐了四千块，叫把到湾里的路修修，可至今一粒土都没动。捐多少钱都叫这些土皇帝吃了屙了，土皇帝的肚子都是个无底洞。院子一角有口枯井，一块木板盖了一半。我说孩子掉在里头怎么办，二哥说不会，说着拖了那木板盖住井口。
三楼的一间储藏室里一堆乱桌椅在雨水中霉烂。窗户全没玻璃。二哥说这旁边村里的孩子真坏，他们翻进学校把学校里的东西能偷都偷走了，不能偷的全砸了 —— 窗户玻璃没一块好的。我想我小时也一样，看完电影路过学校一定要到学校屋上丢一气石头，砸得越响越英雄。住校的老师全吼起来，我们哈哈笑着撒腿就跑。我们只是为了好玩。这学校被砸被偷，二哥媳妇和二哥都有责任。他们应该住校照看。可楼房不结实，里头没厨房，又不能怪他们。储藏室原为集体办公室。那墙上还挂着一面深红色布面金黄色须子的锦旗，上绣金灿灿的 “ 普九达标先进单位 ” 。地上还有块大牌子： “ 欢迎上级领导参观指导！ ” 想这是大哥当校长时搞的名堂。大哥最会搞这一套。他当校长一年学校就欠债七千。我想那钱多半花在 “ 欢迎上级领导 ” 上。墙上有孩子的糊涂乱抹，依稀可见 “ 热死了！ ”“ 老师 ” 字样。我想这 “ 老师 ” 包括二哥媳妇和大哥。
看完学校回家，路过周湾门口，老队长和他堂客坐在门口摘花生，见了我两老马上抖掉身上的土站起来请我坐。队长堂客说： “ 求你帮我们向上面说说。你看这些狗子日的，我都快七十了，你爷七十六了。我没叫政府养着，他政府还要我们一年交几百块！你说哪来这个理！我是个残疾，你爷也都老得站都站不稳，还活得几年！你说这些狗子日的讲不讲良心！吃我们老人他吃得下去！你帮我们向上面说说！ ” 队长堂客是个跛子。老队长一脸老人斑，骨瘦如柴。他气弱力微地说： “ 你晓得是怎么搞的。这不象共产党干的事呀。 ” 我们这里按人头分田地，只要你户口在家，田地照分，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要了田地就按田地交钱。一斗田一百来块。母亲七十六了，一人单过，也分了田，一年要交一百多块。当然我可替母亲出，但这逻辑太混帐。听大哥说只我们县是这样。清平的父母都快七十了，一直住在县城他姐那儿，早不在家种田了，村里也死活要他们驼田交钱。他们找了关系把两老的户口买到县城才摆脱了这道耙。我听说这些事就上火。我对老队长说： “ 谁来要你交钱？你不交他们能把你怎么样？ ” 队长堂客说： “ 那些日的就象电影里地主家的狗腿子，天天来要。哪年都交了。 ” 我母亲也交了。我县政府的同学很高兴地告诉我说他一月有一千多块，我就想这些钱就是从这些老人的瘦骨头上刮下来的。我不知怎样安慰这两个老人。
回到家我便打电话请转业到邻乡当了干部的战友景春来玩。他原在部队做饭，后转成志愿兵。一会他带着一个五岁的儿子来了，上次见面时他还在为找女朋友发愁。他人长宽了许多，腰圆了起来。听说他媳妇在武汉做服装生意，一问才知他媳妇在家，服装生意做不下去，现在就住在乡政府，一家三口靠他一月五六百块钱活着。我问他成天干什么，他说什么都干：乾旱了组织抗旱，到堤上去照水；人家打架他们就去调解。我说乡镇这一级政府要裁撤，至少要大大减员，劝他转到公安部门。他说公安不好进。我问为什么不干他的老本行做饭，他是三级厨师，有十几年的经验。他说他烦了做饭。他说： “ 我看乡级政府撤不了。事太多了，总得有人管。 ” 我说什么事那么多。他说他们这些天就正在调解两家纠纷。一家见了这家的女的就老说： “ 你怎么还不死？ ” 这女的一气之下就真喝药死了。这女方家就跑到人家把人家锅里、水缸里、床上、屋里堆的稻谷上全撒上剧毒农药。两家打起来没完。一家都是几十人，都上告。你说这怎么处理？我说这得由公安的来处理。他问那你抓谁呀。我说你冲进人家屋里撒药，当然抓你。他说：那人家死了人，你能抓他们吗？我说： “ 你死了人可以上告呀，不能自己动手。谁犯法抓谁。 ” 他说：那你说那老叫人家去死的一家犯没犯法？我说犯了呀。那女的可以先上告呀。他摇头。说事情没那么简单。我也知道这事很复杂。在美国这样的事会被消灭在萌芽状态。那女的第一次被人指着鼻尖说： “ 你怎么还不死？ ” 就可通告警察。警察会警告对方。对方如再次对那女的说那话，女方马上通知警方，警方就会将对方拘留。这类事情要公安和司法的参与则必需有庞大高效的公安司法系统，有巨细无遗的法律条文，有大批的合格司法人员，老农还得知法 —— 被侵犯者知道通过法律自卫，犯法者知道什么是法。我说反正乡镇一级的政府人员得裁。他说你裁谁呀？让谁去裁？我们镇上就要下放好几个不干事的，他们说：你不给我吃的我到你家里去吃。我问：到谁家里去吃呀。他说谁裁他到谁家去。我说以公家的名义裁。他说谁不知道谁，什么公家，他就到一把手家里去吃饭。你拿他怎么办？我说找公安的抓他们。他笑起来，说： “ 那你不要他们活了。好哇，他们也不要你活，跟你拼了。大家都有家有口的，谁敢做那么绝。 ” 我说： “ 那意思就是说谁不让我当寄生虫我就跟谁拼命，要是都这样那国家还怎么运转？ ” 他说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你看哪级政府精简减掉了什么人。我无话可说。是啊，大家都是人，要吃饭，要活好，舍几利人好说不好做，如果我是个乡镇干部，有家有口，又没什么谋生本事，要我下岗，我会如何呢？我也许会照样叫嚷 “ 谁不让我当寄生虫我跟谁拼命！ ”
夜里村里的下乡书记祥官约好本村的几个干部来看我。祥官是周湾的，他七五年高中毕业，结实健壮，能喝酒，能说会道，是留在乡下极少的能人。在村里当过几天书记后调到乡里做了不在编的干部。现在乡镇一级早人浮于事，大大超编，他却能逆流而上，并不在于他能耐出众，而在于他关系非凡 —— 他有亲戚在县里当管事的官。他现在下放到我们村里来当住村书记。
我对土皇帝打小就很厌恶。现在农村稍微聪明能干一点的都走了，留下的是没什么办法的；他们多半穷，只张着嘴望着怎么搞点钱为几所用。他们自己挣钱有限，消费无限，就全心全意搜刮。搜刮来的大部份自己消耗掉了，一部份交到上面。上面对这无情的搜刮 “ 拿了人家的口软 ” ，睁只眼闭只眼，因为他们都是犯罪同盟。
闲谈一阵之后，祥官说： “ 我今天代表村里请你吃餐便饭，感谢你多年来对村小学的支持。 ” 我问： “ 谁掏钱哪？ ” 他说： “ 这你不要管。 ” 我说： “ 村里穷成这样，还请什么客！我也确实没功夫。 ” 他说： “ 这个面子你要给。我好歹是这一村之长。我是代表全村干部请你。我知道你怕花了村里的钱。这样好吧，我掏钱！你给不给这个面子？ ” 他很逼人。我说： “ 何必要你花钱，我请你们吧。 ” 他说： “ 你就真成了美国人？一村之长请吃饭都请不动？ ” 我说： “ 这不是面子问题。 ” “ 那是什么？是怕我穷了？我请得起。 ” 我不知如何回复。一会他说他要请我，也是有事要商量。说湾里这么穷怎么办？现在他在这里蹲点，要把这个村搞上去。我想他要政绩，这是好事，问： “ 你有什么主意？ ” 他说湾里梅田那片地，他要让双安包下来，要万把块钱投资。你把那些钱给中学干什么？谁谢过你！人家只嫌你给他们添了麻烦！把钱给村里投资，种了树树长在那儿 ……
我一听就要冒汗。梅田那片坡地朝东斜下来，北面没什么遮拦，正当北风；附近没有一棵树，土都是黄岗土，论风水是块恶地。种水果绝对不灵。他选中的又是文盲双安。那种果树不是闹着玩的。老六还时时自己花钱参加全国的养殖专业户经验交流会去学新技术，搞些新品种，双安能干什么？双安早说了，要他种，给他贷款他就种，亏了也是贷款。他意识是想让我把哥中学的那点助学金捐到村里来支持几个养殖专业户。我说那助学金是我的朋友们凑的，我决定不了。祥官问： “ 你说这村里的穷要不要变？ ” 我说当然。他问： “ 怎么变？我们该不该管？ ” 我说当然要管。他问怎么管法。我说： “ 比我老的这一辈是完了，要好好培养下一代。 ” 我看农民问题的根本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即是 “ 消灭农民 ”—— 从职业上消灭农民。通过教育与职业培训让农民能脱离土地谋生；通过法规政策鼓励农民自由迁徙并让他们享有居住地公民所享有的一切权利。这需要时间。我们这一代的教育及培训已来不及了，但不能再误了下一代。改变农民孩子命运的关键在于教育，我们要把所有的节余都投放在下一代的教育上。下一代有了远超前辈的教育与职业培训，他们的命运才会彻底改变。现在我国政府确实是在有意无意地消灭农民，但多是在从肉体上消灭农民 —— 通过严厉的计划生育控制；通过残忍无情的搜刮让农民流离失所无处安身以减少其生育机会；对农民的医疗保健不管不顾，让其自生自灭 … … 这些当然没法跟他说。他问： “ 那双安三红你二哥都不活了？ ” 我说： “ 只能将就了。 ” 他说： “ 那可不是这样说。算了，今天我不跟你说，我请你吃饭。给说个时间。 ” 我还是坚持请他们。他说你请是你请，我请是我请。我感到为难。还是拒绝他请。气氛很恶劣。黑冲说： “ 算了 …” 祥官打断黑冲： “ 我现在是代理书记，你得听我的。 ” 黑冲站起来要走。祥官还逼我受请。我问： “ 为什么村里七八十岁的老人还得缴钱？这个钱交到那里去了？谁叫缴的？这收上去的钱是怎么花的？ ” 他说： “ 我告诉你，你哥嫂的工资谁出？公安的要不要钱？还要上缴国库。你说这些钱谁出？ ” 我说： “ 总不能要七八十岁的人和残疾老人出吧？ ” 他说： “ 那这个不出，那个不出，钱从哪里出？ ” 我又忍不住说美国农民种田越多，得的补贴越多。他说： “ 中国不比美国。美国我们去不了，我们不说美国，只说这村里。你说这村里大半是老弱病残的，哪个该缴钱，哪个不该缴？你告诉我，我照你说的办！ ” 我的声气也高起来说： “ 你们只知道收钱，搞得家家关门绝户，田地都抛荒了。这样搞下去村里跑得一个人都没了你们就有钱了？ …” 我感到很没意思，怎么跟他扯这些，弄得大家都扫兴。争了半天，他又绕回来说指望我把捐给中学的钱捐到村里，我坚持说我决定不了。他死活要请我吃饭，我只坚持由我请他们，没有结果，大家不欢而散。
９．涿洲
在家里住了几天后又回武汉。一下公共汽车就感到武汉的空气逼人窒息。空气是灰黑色的，人和车都仿佛在浊水中流动。出租车司机脾气不好，恨不得早早把我丢下，到了我要去的大学门口就要掉头。终于到了明佳屋里，空调过滤过的空气才让人好受一点，但胸内如塞满玻璃碎片一样难受。我不知这武汉人在这样的污浊空气中怎么活法。
离开武汉前见了朋友赵谦的夫人。七年前为赴美被单位勒索五千块的买路钱，我一月工资四五百，不够吃饭，早欠了一屁股债，对着这些举着单位国家利益金字招牌拦路打劫的流氓我一愁莫展。是赵谦和他夫人设法凑了五千块电汇给我让我顺利出国。五年前赵谦刚过四十就得肝癌去世。她夫人把他弟弟从乡下弄到一家酒店看门，月薪八百。干了半年，他弟弟不见了。找了好久都没音信。他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孩子已经上到高中。是不是他有神经病？赵谦的妻子说没有。是不是他跟人争斗，人家害了他？他老实巴交，又托的是朋友，不会。是不是他见了什么犯罪景象，被人灭口？无从知道。一个四十多岁的大男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在武汉上空消失了。这样的事在美国会上新闻，在武汉却象没这回事一样，大概人失踪的事在武汉稀松平常。我就一直琢磨：他到哪儿去了呢？被人沉到了江里？自己投了江？这样赵谦兄弟俩都没了，他老娘却还在。赵谦夫人说她每年都给她寄笔生活费。
赵谦夫人开车送我去火车站。正是堵车时间，到了车站，火车已快开了。下了车，马上有人上来要帮我拎行李，十块钱送上车。车站内人山人海，走正门进去肯定要误点。赵谦夫人说： “ 你带着护照吧？走旁门。 ” 我说： “ 行吗？ ” 她说： “ 对外国人有特别通道。 ” 我说： “ 我又不是外国人。 ” 她说： “ 有护照他们就把你当外国人。 ” 她指给我站北的一个铁门叫我先过去，自己忙着去给我买站台票。我便领着拖行李的去那北门。一老头看门，见了我们忙上来堵住。我不好意思装假洋鬼子，说： “ 我们车还有十分钟就开了。请帮个忙放我们进去。 ” 老头叫道： “ 走正门！这里不通！都走正门！ ” 根本不由分说就把门锁上了。我急忙折回去，碰上赵谦夫人急火火拿了站台票赶来。她说： “ 我送过朋友的，哪有不通！ ” 她带我回来，对那老头说： “ 他是从美国来的，回美国去。 ” 老头便要证件。我忙摸出护照给他。老头颠来倒去闻了护照半天，开了门。我们便长驱直入。看到在天桥上大家拖泥带水你推我挤，真担心他们会挤断栏杆掉下来。我这里路上无人，轻轻松松。到了车上，帮我送行李的汉子把我的大包小包安置好已是大汗淋漓。我给了他十几块。坐下后，赵谦夫人说： “ 看到了吧，要是没这个护照，你就得去死挤，还得误车 —— 你还回来干什么？ ”
车直达北京站。战友胜军用军车把我从北京接回涿州。胜军是我们邻村的，与我同时入伍，在部队干了十八年，已是少校。到了涿州，有些激动。街道还是那么灰流流的，泥浆水坑散布路边；兵营围墙没什么变化，墙外那原来色泽分明的沥青路却几乎被泥巴淹没。一会到了胜军住地。没想到他还住在简易平房里。他说他已买了房子，正在装修。我不知部队的房子怎么还能买，将来转业了怎么办。他说到时总有办法。他父母老婆孩子都在这里，挤得转不开身。让人欣慰的是他屋前有块地，地上搭着架子，藤蔓上挂满瓜豆。上午胜军有事，老乡清喜来陪我。清喜带我去看了一下胜军的新居。他的新居是建在原来简易平房上的四栋六层套房中的一套。通到楼群的路上有尺来厚的泥浆。我们跳跳地走到楼前，上了三楼他们的套间。他父亲正带着几个人在那儿装修。三室一厅，一个半厕所。房间都很大，说是一百三十平方，实际不止，装修完了将是很漂亮的房子。在楼对面有一排停车库。
很想去我从前干过的连队和我工作过的理训处看看，可有卫兵把着门不让进。这时我从前的同事小朱骑了自行车出来。十三年来他一点没变，只是又穿上了军装，上校军衔。见了我他跳下车，寒喧一阵，叫哨兵让我进去。进了大院，里头有草有树，原来的平房不见了，起了一栋四层楼；原来一万平方米的苹果园不见了，栽了草，成了水泥地，中心有个雕塑。正在雕塑边走，迎面走来老秦，穿着白运动鞋加上校制服。见了我扑上来搂住，只叫： “ 我的老天爷！我的老兄！哎呀呀！ ” 摇头跺脚。我们曾同一张桌子吃饭，天天谈笑。有一阵他住我们隔壁，常被漂亮老婆骂得狗血淋头还哈哈笑。有回他问我会不会理发，我说会，拿起剪刀把他的头发剪得黑白灿烂，没法收拾。为此他被漂亮老婆大骂一顿。回头他对我发火。过一天他又跑来哈哈笑着谢我，说因我给他剃了那个头，他只得到理发店里把头发全剪了，参谋长看到他头发理那么短，着实表扬了他一顿。此时他激动大概是为我死而复生。他说他们时时谈起我，说着便带我去他们办公室，一路抓着我的手不放，不住地摇头跺脚。理训处搬到了一栋新楼。进了一个教研室，里头没有空调，原来的红漆地板换成水泥地。办公桌也半新不旧的，比我在时的还小。大家桌上都没计算机。老秦呼唤来我从前的同事。他们都一律扛着上校军衔，脸上都没有什么变化。老崔是我最想见的，有很多话要说，握住他的手却又说不出什么来。当初我因 “ 严重违反部队的政治纪律 ” 被押解回家时他抓住我的手，说他们几个朋友已在城里给我找好地方教书，叫我回家办好手续就回来，东西都留下。坐下来谈天。大家谈起同事小安。小安转业开了公司，最近被抓了。小安和我八九年六月二号分手后就失去联络，直到九五年才巧遇在北京街头 —— 那天我正在北京街头骑车（自行车）逛街，车后违章带着老婆（那时还是朋友），一辆豪华车突然停在我面前，小安从车里里跳出扑过来，吓我一跳。后来我缺钱花，小安还给过我资助。五年前他到我那儿去过。那时他公司已有六亿的资产，他想让公司在美国上市。这回我正备去北京找他 —— 他的电话打不通。他们说他的公司是借国有银行的钱开的，那家银行亏了一百多亿，行长因收贿胡搞被抓了起来。小安也在追查之列。他跑出去又跑了回来，大概是想把事情说清楚。我想：他老婆孩子呢？
谈了一阵，清喜摧我出来。我只得告别他们。于我的这些同事，时间似乎停滞了。我想如我也在这里呆下去，我今天是个什么样子呢？也许会跟他们一样，有一个楚楚动人的娇妻？也许比现在精力更充沛些？我想象不出来我会是个什么样子。胜军后来告诉我说我的这些同事月收入不过一千七八。我吃一惊，说上校都只这么一点，只基本工资吧？他说： “ 什么都在里头。我搞财务的还不清楚。他们拿这点钱已经心满意足了。 ” 问清喜，他说他在附近的一个工厂上班，一月不过七百。
中午吃的是鸽子。十几个留在这城里的小老乡都齐了。餐馆地面很乾净，人一走过，那刚擦过的地面上便全是大黑脚印子。有个小伙子专门跟着拿个拖把拖。
饭后清喜带我去见留在城里本地的一个战友，写诗的。听说他在政府一个小部门做到主任。很容易就找到他。他三点上班，只得与清喜等。我一直想找到他，也许是想从他那儿找回一点丢失的自己。我们在部队聊天是聊得最多的。他年纪比我大些，与我相识时我在警卫连站岗，他是志愿兵，诗写的精致。终于等到他。见了我是那种诗人的激动。他马上逼清喜走开，说无论如何要让我跟他在一起聊一夜，对不起，求我们老乡原谅。清喜直逼我跟他走，我也觉得必须跟老乡们多呆，可他的这种热情使我走不脱。
这朋友原来一贫如洗，老婆没工作，又有孩子，转业又没个好单位，要什么没什么，后来琢磨这么着不行。一天蹲在厕所里看参考消息，在缝隙里看到一则卖电脑画像设备的广告。一套设备三万多块，吹的很神。他心血来潮，三下广州，对那电脑照相设备考察了个底朝天，终于决定花血本买上一台。这玩意在涿州还新鲜，马上照相的排成长队。那个钱就哗哗哗地往他袋子里流。这么着恨赚了年把才有人跟上来，可他又投资买了更高级的设备，在两个商场都搞了这个东西。现在生意平和了下来，够保本。
下班后从他办公室荡到他家去。街上覆盖一层黄土，灰尘砸脸。见两边许多楼房上挂 “ 洗澡 ” 招牌 —— 有的整栋楼上就这两个字。我还从没有看到这么多 “ 洗澡 ” 的招牌。在武汉也有同学玩笑说要请我 “ 洗澡 ” ，五百一 “ 洗 ” 。我问朋友这里真给人洗澡？朋友说这 “ 洗澡 ” 楼里确实也给人洗澡，但那是最便宜的服务，就象餐馆里免费送上的开胃菜。真正的服务是性服务。服务的都是小姐，反正都是单间，由你跟小姐讲价。其中一项就是 “ 掬油 ” ：口手齐上，让男人排泄。这 “ 洗澡 ” 场所跟地方公安连成一体，甚至跟公安部也是通的。很多人洗澡都是公款。我惊奇于这里发达的 “ 洗澡 ” 行业。涿洲因桃园三结义而闻名，该是仁德之地，这 “ 洗澡 ” 业似乎不应该在这里发达。但这里距北京不过几十分钟，也许来这里洗澡的多是北京顾客。有人说这 “ 洗澡 ” 行业创造了不少工作机会，可要把这肮脏的街道清理得纤尘不染，要多少人！为什么不组织财力人力治理这满街的灰尘？在灰流流的街上，澡洗的最勤，不把街道弄乾净也是白搭。而在这么破烂肮脏的地方不知死活地要 “ 洗澡 ” ，则如猪在污泥中打滚。这如此发达的 “ 洗澡 ” 业，根源于有社会没有正常运转，有余钱的人把钱用在自己独有的享乐上，而这些有钱人的余钱本应由政府通过税收抽出来维护公共环境，从而使所有人（包括有余钱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
朋友有三室一厅的房子，客厅内挂几张当地名人真墨字画。他有一间书房，备有计算机，可宽带上网。他妻贤女慧，钱足闲多，日子让人羡慕。只是我不知他能奈那街上的灰尘何。
１０．北京
第二天胜军找了辆出租车送我去北京。我要先到北京表哥处。这个表哥是我另外一支的表亲。我外祖母与他外祖母是姐妹。他姑姑原为伯父的童养媳。伯父失踪，他姑姑跟了父亲，生头胎生死了。
到了北京叫司机停车让我前去一个餐馆方便。餐馆门前的道上黑色泥浆使这一角犹如乡下。餐馆里一个穿着沾满黑灰的白褂的黄胖小伙子正在倒腾山高的一摊面，没有顾客。厕所里小便池脱落了，歪吊在墙上，那尿水就沿着墙流，流过地面，汇入便坑；便坑已堵了，浮着粪便和乱纸，让人毛骨悚然。地上溢流着垢黄的小便，无处下脚，有一根拖把横在地上让人踏脚。我不知该在哪儿尿好，研究半天，只得也对着已破裂的墙上的小便处尿。大概这是贫民区的餐馆，大家是来吃，不是来拉，不至于根据厕所来判断餐馆的好坏。
车子废气和街上的灰让我胸部难受。一辆辆的大公共汽车在街上爬行，一溜溜的自行车悠然流动。立交桥下人们在跳交际舞。一栋栋的高楼正在建筑中，起重架高高挑起。一溜溜黑色轿车上绑着花，原来是九月六号，结婚的好日子。在车上用司机的手机拨通表哥的电话让他告诉司机怎么走。早上九点就到了表哥的建筑工地。
表哥承包建筑工程。临时办公室后面就有两栋已有架子的十几层的高楼竖起。表哥跟我一年大学毕业，分到北京一家工厂。他一心要挣钱，从没停止过倒腾。先是骑着自行车倒卖，后来买了一辆小摩托。我八六年在部队时他就骑着小摩托到涿州去倒过鞭炮。九零年他买了一辆破得象个拖拉机的红旗，但表哥能坐主席坐过的车子还是瞒骄傲的。他是学机电的，会鼓捣，总能哄得那大笨家伙喘着粗气撒开腿跑。看他修那大红旗，我惊奇于这车子结构的单纯 —— 单纯得象毛泽东时代老百姓的思想：打开前盖，里头只一部发动机加几根电线。表哥就用手把这根线接到那根线，有时烫得他甩手跳脚。也许他把这车里除发动机外的东西全给省掉了，那车已成了他自己发明，只是外壳还是毛主席坐过的那个车的样子。在我离开北京后他花二十万买了个桑坦拉。现在他有好几部车。自己常开的是部奥的，还有部本田，表嫂也有一部自己的车。他还有部老吉普，几部工程车。
表哥有些发福，是个生意人的标本，一望就是那种拿得住的样子。他的三个哥哥，堂弟、妹夫，还有他的堂兄弟一共十来个都跟着他干。他的兄弟在老家县城原都处于失业状态；表弟和他的几个堂弟都来自木兰湖边。我很佩服表哥，他一人照顾着所有亲戚。我出国时考托福ＧＲＥ的钱都是他掏的。当时在北图连吃饭的钱都没有。老婆和我到机场都是他借了朋友的车送，老婆的家人到北京来也是他请客。二哥在家里没法活，也是他安排在他厂里做临时工；二哥回家结婚他又送了几千块。
大表哥和表弟在别处开车，表哥便带上在身边的二表哥三表哥陪我去餐馆吃饭。二表哥老实巴交，几乎不说话，好像还没有从失去女朋友的悲痛中恢复过来。他在家有个打小定的亲。女孩是个独生女，漂亮得远近闻名。可十九岁失脚掉在塘里淹死了。她父母从此都疯了。后来舅父就承担了他们两老的生活，养了他们十几年直到死去。二表哥黄瘦，原有胃病，笑得疲乏。
饭后约了同学徐敏陪我去逛书店。书店里许多人粘在楼梯上看书，原来没有坐椅。书店里没有厕所，就近去了一个公共厕所。公厕比原来的好多了，只是还是蹲式，冲水用脚踏，或许是为减少接触有意设计成这样。买了几本书后又去逛王府井。王府井大街成了步行街，很大气，有点超级大国都市街道的味道。
夜饭后去了另一个同学华容家。她工作干的很上路，有自己的车，又刚买了七十来万的房子。房子装修得明快高雅，富有艺术情调。在美国我很少见多少家庭装修得如此漂亮。厕所的设计用料都非常精美，使人就想在那里头坐一坐。看来我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在急起直追美国中产阶级。美国只不过有较多的地皮，有汽油烧，城市已经乡村化了，人们的住房可向乡下无限延伸。中国城市向乡村的延伸才刚开始，在将来也会受到地皮的限制。
夜里回到徐敏家。他的房子要窄一些，他还在读书，但也在准备买房买车。
第二天回到表哥那儿，大表哥和表弟已从房山赶来了。大表哥还在开车，还笑得那么快活，脸上还有那坑 —— 那从前是个酒窝，那酒窝曾让个大家闺秀陷进去。大表哥叫哈巴，人洋洋哈哈。曾为军区司令司机，因生得帅，被司令的军人女儿爱上，做了司令的快婿。大表哥不过高中毕业，舅父不过是个县城砖瓦厂的党支部书记，足见司令是正宗无产阶级家庭出身，家训中充满先进的无产阶级思想，没有半点门第观念。表哥带着司令女儿去过我们家，他和媳妇都穿着闪亮喷香的军装。那么明亮白漂的女军人我只在电影里见过。后来表哥要去外地当官，媳妇不许，他便一气之下回了老家。媳妇找到老家，决心跟他回县城过。在县城住了一段后回北京去办随夫手续。手续没办下来，他们就那么稀里糊涂地离了婚。表弟跟着大表哥开车。他红红的，宽宽的，抓住我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表弟是细舅的老二。两个舅父共七个孩子，只这个表弟的老婆孩子还在那山窝里。这是表哥们的安排，他们要他在山窝里守祖坟。媳妇也是他们给他找的。他结婚时我去看他，他裂着大嘴哈哈笑着说： “ 我媳妇好丑哈？我见了她就提不起劲。我没用哇，找不到俏媳妇。 ” 他说他现在一月吃喝除外给一千，一分多的也没有。
表哥坐了一会就带我和三表哥去他家。三表哥还从未去过他家。他有四个很宽的房间，全是木头地板。表哥的岳母瘫在床上，有阿姨全日照看。表嫂上班去了 —— 这天星期六。表侄比表哥高，黄黄瘦瘦，很怕生的样子。想不出几年前满桌子底下钻、满头冒汗嘎嘎笑的孩子会变得这样文静。他有自己的房间，房里书架上除了课本外没什么书。表哥说他将来怎么也要给儿子留下一点财产。说他受了很多苦，不能让儿子再那样。将来希望儿子能接着他的公司干。
中饭由秘书刘姐安排在附近的一家湖北饭馆。我们去吃饭时老家来的人已蹲在地上捧了盘子吃米饭南瓜，表哥叫他们都放下饭碗跟了上馆子。兄弟们便都丢下碗，分坐了车子去。包间富丽堂皇。弟兄们团团坐在一张巨大的园桌边，说说笑笑。我很感动。
饭后二表哥和表弟坐大表哥开的本田送我。大表哥没摸过奥的，想借送我机会开奥的，表哥没让。出发前刘姐拎来一包装在黄绸包裹的精致木盒里的茶叶。我无法推却，只得接了。
在机场匆匆拜别表哥表弟，一会上了飞机。人有些麻木，有些眩晕。我的家、我的朋友、我的国家就是这个样子。在美国枯燥憋闷的生活中让自己兴奋的是我国的经济发展喜讯，爱国爱到了不愿听到任何关于中国的坏消息。我常在计算机上玩弄数字推算中国未来，推来算去，发现只要不出大的乱子，只要抓住了全民教育，二十来年后我国将是世界经济头号大国。不回国是有些犯傻。在美国只能做行尸走肉：挣点小钱为活命，活命又为挣小钱；这个轮子中转得多出来的只是个孩子。回国吧，青春将近胡不归？可回国又得活命，要活命又得回到城里的烟尘与热气中，而我想的是回到门前的竹园里，回到木兰湖边。那山林中有电、电话、计算机、电视机后，一切现代城市该有的信息都有，还可尽享山林之美。可活在那里得有办法养活自己和家人。电视里看到九寨沟，看到中国的奇山异水，心醉神迷，顿觉此生白过。该领略的没有领略，该完成的没有完成。时不我待。后生可畏，我不再后生了。有百岁之童，三岁之翁，自己却不敢擅称童子以自慰。虽然意识中的自己还是二十来岁，但疲乏常逼人知天命。读《论语》读到 “ 四十五十而未闻则不足畏也 ” 便胆颤心惊。时时怀恨，恨自己一事无成，至今还在为活命而活命，可又无法拯救自己。生活的套子越拉越紧，而挣扎求脱的精力越来越少，恍如陷到沼泽中，早早挣脱了就得救，晚了就只有被吞没，而自己眼看就晚了。家中后院种了一棵瓜，只正午能接到阳光。我一直盼着它开花结瓜，可它八月份才开花，九月份未见果。天气越来越冷，到了十月份，瓜藤就全蔫了。我也许会如那棵瓜。我的生长期还有那么一段，可我的生命已被予售一空，我把自己赎回的可能已很小。要赎回自己就得回国，只有回国才有希望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回得去吗？回去哪里？只好不想。
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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