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来自解放区、国统区还是海外，无论是大学者还是小技师，工程师们终于集中在同一面旗帜下，为一个新生共和国的命脉运行、骨骼强健、生长茁壮而努力。
1949：工程师们的选择
“北方当局对于一切技术的建设极为虚心从事，在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大前提下，一切是有绝对自由的”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在距离首都北京100多公里外的天津，34岁的王士光享受着胜利带来的快乐。而在这个城市庆祝新国家的诞生，对于他来讲有着特殊的意味。
11年前，清华大学电机系学生王士光第一次接受任务，就是到天津建设地下电台。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他接手的第一个重大任务，仍是到天津，接管这个重要制造基地的电信企业，建设全中国的电信网络。
这一天，在美国芝加哥，进步的北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与北美中国基督教学生联合会，举行了一个庆祝新中国成立大会。当时任“北美科协”负责人的葛庭燧后来告诉儿子葛运建，当天为了悬挂五星红旗还是青天白日旗，两方学生大打出手。
主攻物理、并曾为抗日根据地造地雷的葛庭燧，在决心回国后曾给滞留美国的钱学森写信：“思及吾人久滞国外，对于国内伟大的生存斗争犹如隔岸观火，觉凄然而自愧！”
著名的金属力学专家葛庭燧，将于一个月后回到北京。在崭新的共和国，这位“旧知识分子”通过实践成为了真正的国家建设者，他甚至三下鞍钢解决了铝材和钢材的质量问题。
在上海501汽车厂，24岁的赵晟在10月1日前终于完成了他的“第一个革命工作”：护厂。解放后，他因为能直接查阅美国通用卡车的英语保修手册而成为工厂里的技术能手，而这些车辆当时正准备用来攻打台湾。
无论来自解放区、国统区还是海外，无论是大学者还是小技师，工程师们终于集中在同一面旗帜下，为一个新生共和国的命脉运行、骨骼强健、生长茁壮而努力。
天津站的“地下工程师”
王士光的故事，一定要从清华讲起。虽然他曾在北大物理系学习，但在清华的经历让他对无线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王士光出生于北京一个官宦之家。父亲王治昌曾任北洋政府商务司司长等职。王士光的9个兄弟姐妹中，有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妻子的王光美。王士光的本名王光杰。
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曾著文回忆说，“对士光舅舅，我印象很深。他高大英俊，正直而随和，稳重又和蔼，外柔内刚，有坚定的原则和意志。”
1938年5月，华北大部沦陷，王士光加入了共产党。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天津帮助地下党建立电台。用刘源的话：“他受中共地下党派遣，带上自己组装的电台到天津，建立了河北省委同延安的热线。”
王士光本来是想奔赴抗日前线的。1938年7月，领导河北地下党工作的葛琛却找到了他，希望利用他的特长。王没有犹豫，在8月抵达了天津。
王士光在天津的负责人，是时任河北省委委员、天津市委书记的姚依林。姚依林在英租界62号路伊甸园一幢洋楼的三层给他安排了一个住处。
根据姚依林后来回忆，为了掩护这个单身的男青年，还找了一位女同志扮做他的妻子，又请一位在冀南牺牲的同志的爱人潘老太太扮做王士光的母亲，潘老太太带去的一个孩子，则成了“弟弟”，就这样组建了一个“家庭”。
与王士光搭档的这位女同志叫王新，东北人，圣功女中学生，是女同学会会员。后来，她成为王士光真正的妻子。
王士光的工程师本色，在这个特殊的家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事实上，那台自己组装的电台并不是王士光带到天津的。他们本来有一部美国的收发报机，效率低、稳定性差，发报时按键上竟然会迸出火花。
王士光想起临行前保存在六弟王光英住处的一部发报机，它是王士光采用新式电子管组装的，还有自己消除电路火花的功能。不久，这台先进的电台被交通员从当时的北平带到了天津。
这部电台可与延安、武汉、晋察冀联络。事实上，这个机关是河北省委、天津市委的核心部门，与党中央、北方局保持联络，指导河北、天津地区的抗日斗争。
但设备毕竟有限，长一些的文件就无法发出。王士光和王新只能在每晚的一个固定时间，简短地接收信号，得到中央指示。在白天，他就去一个小作坊工作，修理收音机。
这些情节，在今天可能会让人们想起电视剧《潜伏》，其实，曾经风靡一时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负责地下电台的李侠夫妇的原型之一，就是王士光和王新。
这部王士光在大学时制造的电台，后来在天津的几个地下党机构中使用，一直工作到1944年有了新的替代品，6年间从未中断。
“半部电台”要接收天津
1939年8月，王士光和王新就一同离开天津，前往平西根据地，先后担任冀察热辽军区司令部无线电中队机务主任，晋冀鲁豫军区、华北军区通信处副处长。他就是在这时开始正式使用王士光的名字。
1946年，他受命组建一个广播电台。此前，“延安台”几乎是共产党唯一的对外声音。它经常受到国民党的干扰，可能影响其他各根据地军民的士气。
王士光用了3个多月时间，设计、建设完成了这个被称为“邯郸台”的广播电台。1946年9月1日，他用不太标准的国语播发了第一条消息：“邯郸台”开始广播。
“邯郸台”是用两台改装后可以烧木炭的汽车发动机作为电源的，非常不稳定，甚至一度因此停播。于是，王士光改用蒸汽机发电。但蒸汽机的烟筒容易暴露目标，他们就顺着山坡砌了十几米长的烟道。几天后，“邯郸台”终于又开始播音。
对“邯郸台”最重要的考验，是在1947年3月。当时阎锡山进攻延安。3月29日，“延安台”没有照常播音。
当时“邯郸台”并没有收到中央通知。王士光决定，代替“延安台”进行广播，打击敌人士气。当晚，他们用已经更名为“陕北新华”的“延安台”进行呼叫，表示“由于机器发生故障，暂停播音，明天再见”。
第二天晚上，“邯郸台”像“延安台”一样播放了“兄妹开荒”的前奏曲，正式以“陕北新华”的呼号进行广播。
“邯郸台”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一直工作到1948年5月23日，中央启用新的广播电台。
这一年秋天，王士光在河北平山见到了中央军委电信局局长王诤。
王诤本名吴人鉴，是黄埔6期毕业生，专门学习无线电通讯。1930年他被红军俘虏，改名后参加红军。
王诤就是著名的“半部电台”的使用者。这是共产党军队的第一部电台，因发报机损坏、只能收听而被称为“半部”。王诤自己则是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部队的队长。他的传奇，堪比任何一位红军将领。比如在长征中，中央军委曾与红二、六军团失去联络几个月，王诤后来从无数个无线电信号中辨认出了二、六军团发报员的手法，并建立了联系。
在这次谈话中，王诤告诉王士光，华北解放在望，他要准备参与接管天津的电信企业，组织恢复生产。
“边区科学家”
与“潜伏”的王士光一样，葛庭燧也曾在30年代末投身红色阵营，经历了他生命中最为光荣的十几天。
葛庭燧1913年出生于山东蓬莱乡下，1930年考入清华物理系。他一直是积极的爱国者，抗战初期曾在清华组织了“实用科学研究会”，向民众宣传科普知识和国防科学。
北平沦陷后，葛庭燧因结核病留了下来，并进入燕山大学做助教。
这时，滞留在北平的清华师生开始在葛庭燧的老师、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的组织下，为吕正操领导的冀中根据地生产无线电设备。
因为燕大是美国人开办的，日本人无法进行管制，葛庭燧就经常受老师派遣，查阅有关无线电的资料，并购买雷管和无线电元件。1938年11月，他终于有机会前往共产党根据地。
据葛庭燧回忆，他穿了藏青色的西装、戴着礼帽，揣了一份北平护国寺教堂的牧师证，化名姓舒，先从北平乘火车去保定，经过日本宪兵检查后到达任丘。葛庭燧后来见到了吕正操。
葛庭燧的儿子葛运建告诉本刊记者，当时这一队“高知”抗日者有来自清华物理系、化学系的教师、学生9人，燕大、北大的3人。
葛庭燧后来回忆，他们曾跟随军队在任丘和高阳转移了两天两夜，以对抗日军扫荡。
工程师们的主要任务是制造炸药和建立电台。这些炸药，就是冀中军区开展地雷战的“本钱”。
当时冀中军区有一批国民党军遗留下来的氯酸钾原料，但是它的性质非常活泼，经常出现问题。一次试制中，竟然将整个房子都炸没了。
清华大学化学系的汪德熙支持了试验，他倚仗的只是从北平带来的一本英文《高级炸药学》。
汪的方法是将掺油的氯酸钾与硫磺混合，然后像“砸炮”一样实验，如果响了就是仍不稳定；没响就是稳定了。后来清华的物理专家们也参与了进来，研究雷管。为了验证成果，他们还曾亲自去平汉铁路炸日军的火车头。
聂荣臻元帅后来说：“我们今天在战争中消耗很大，就要依靠‘边区科学家’。”冀中的炸药厂，最后竟然成为一座拥有2000多工人的大型军工厂。
解放来了
葛庭燧在根据地呆了半个月，刚回到北平就与中间人失去了联系。他和汪德熙在1941年赴美，随后就以光谱学和金属力学著名，一度参加了曼哈顿计划。
不过，从冀中到延安，从山东到江南，无数个葛庭燧最终留在了红色地区。
后来担任水利部部长的钱正英于1941年在上海大同大学加入地下党。为了躲避国民政府通缉，她撤退到淮北根据地。第二年淮河泛滥，这位学土木工程的“绩优生”，成为了堵口复堤的技术负责人。
同钱正英扮成兄妹一起到根据地的大同大学电机系学生黄辛白，后来则成了她的丈夫。
1949年4月，葛庭燧接到清华物理系学弟钱三强的信：“想到我们十三四年前曾经奋斗所想达到的目标，现在来了。只要我们个人人生观仍旧，一切都觉得很自然。”
钱三强本来受胡适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鼓动，于1948年回国，准备建设中国自己的核工业，但后来在美国的压力下不了了之。北平解放前夕，钱三强借口母亲生病留了下来，果然真正得到机会发展中国的原子弹。
5月，葛庭燧向还在美国滞留的钱学森转寄了来自大陆的书函。为了打消钱学森的担心，他附信说：“北方当局对于一切技术的建设极为虚心从事，在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大前提下，一切是有绝对自由的。”
他自己于1949年11月迫不及待地返回祖国。
当葛庭燧下定决心回国的时候，中国最大的汽车零件制造厂---上海501汽车厂接到命令撤退到广州。
根据赵晟后来回忆，501汽车厂有1000多名职工，设备多数来自美国和日本。在40年代末，它还挂着“汽车制造筹备处”的牌子，成为中国整车设计制造的一个源头。
由于多数职工来自上海和江浙一带，拒绝前往广东，在5月的一个早上，数百名军警封锁了工厂。赵晟看见几名戴黑眼镜、压低鸭舌帽的特工一个个检查职工证件，将可疑分子戴上手铐带走。
赵晟此时到501厂刚刚一年。他毕业于中国第一个汽车工程系---国民党陆军机械化学校自动车工程系。后来回忆起这个选择，他说了四个字：“工业救国”。
501厂最终被工人们保护了下来。复工后，赵晟被任命为总装配车间的技术员。
有一次听他讲课的工人问，什么叫解放？赵晟不假思索地说：“解就是解除束缚，放就是放开能力。”
50多年后，他还清楚地记得这个情节。“正是在这种解放精神的感召下，我以无比的热情投入到新的工作中。”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不能说的发动机
501厂随后被三野接管，更名为华东军区第一汽车制配厂。来自上海以及整个华东地区的技术骨干就集中在这里工作。赵晟不久就被调到南京的军区工厂管理处。
工厂管理处下辖的第二汽车制配厂就是今天南京汽车制造厂的前身。30多年后，“南汽”与意大利合作生产依维柯厢式汽车时，赵晟已是项目的中方负责人。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第一汽车制配厂西迁陕西。这一次职工们却都愿意举家随行。已回到工厂的赵晟与工厂一同西行，他记得刚到陕西最惊奇的是黄土地，“竟然那么松软，一踩一个脚印。”
而这个工厂就是今天潍柴动力的前身，赵晟在这里正式获得了工程师的称号。
1952 年，他担任总图设计和绘制的中国第一台汽车发动机制造成功。不过根据赵晟回忆，当时他在查阅老501厂的资料时发现，苏联制造的主要汽车车型，实际上来自美国，在图纸上只不过将英寸改为厘米计算。但这在当时还是“惊天大秘密”---这台发动机的样品是苏联的M20发动机，它和美国的T214发动机基本一致。
赵说，中国汽车工业真正的开始其实是在“大跃进”年代。仅他在这个期间参与的就有中国第一辆轿车井冈山轿车、北京轿车和检阅车、东方红轿车和第一辆平头轻型卡车的设计和试验。不过对于老一代汽车人来讲，这个往事着实有些辛酸。
井冈山轿车本来参照了德国大众公司的“甲壳虫”，但不能像“甲壳虫”一样前机器盖下陷。于是在工艺美术专家的帮助下，换成了方型。随后又改成四门。
由于车重增加，行驶变形，以致后来的百辆“井冈山”通过天安门广场的“盛举”半途而废。
大众和中国第一辆轿车的“亲密接触”并不成功，却在几十年后占有了中国30%以上的轿车市场。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王士光在1950年被任命为重工业部电信工业局副局长，局长是王诤。
在王士光的后半生中，他已不只关心单纯的通讯技术。1977年，他被任命为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分管军工电子科研和生产。当时这个领域的重点已经是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和同步通讯卫星。
在1980年、1982年和1984年，这三项技术陆续实现突破，导弹升空、卫星上天。
2003年，这位中国电子工业的元老去世。后辈敬词：士卒品行贯一，光明磊落一生。
葛庭燧回国不久，就前往沈阳组建中科院金属研究所。在学术研究之外，这个生机勃勃的国家给了他一片新的天地：用无损探伤解决大型构件的制造难题。
他经常穿着棉袄跑去车间和工人一起研究实际生产，解决过飞机大梁、飞机起落架、水库闸门制造中的问题。1974年他最后一次下鞍钢，解决了建造核舰艇的中厚钢板的探伤。
葛庭燧于2000年4月去世。“文革”期间，因为当初去冀中的中间人被认为是特务，他也被隔离审查。与他关在一起的归国华侨李柏年说，“老葛，你要是当年不从美国回来，今天就不会受这份罪了。”
葛正色道，“我不后悔回国，就是死，我这把老骨头也要死在中国。”
鲍国宝：紧急送电进北平
看着这些用无数心血和资金建起来的电厂被亲手毁弃，工程师们痛苦滋味难熬
1948年隆冬，天色渐暗的北平城，街道上路灯全熄，室内烛光如豆，人们在一片漆黑中等待着围城后的第一次电力供应。
北平城外，围绕电力供应的战斗正激烈进行。12月14日，京西咽喉要道附近，解放军先头部队与企图占领发电厂的国民党军队激战，而这里正是负担着整个北平供电任务的石景山发电厂。最终，解放军夺取并修复了石景山电厂。
北平城外一片光明之时，城内仍无水无电。时任冀北电力公司总经理的鲍国宝心中焦虑万分。作为一名学者型企业家，他早已接受北平地下党的劝说，决定带领所有工程技术人员留守企业，为和平解放北平、提供电力做贡献。而首先要做的就是争取向城内送电。
12月27日，鲍国宝和下属王平洋等人通过电力调度，用对讲无线电台，与城外解放区的石景山电厂开始了秘密通话。
在接到石景山电厂军代表“只给市民供电，不给国民党反动派供电”的指令后，鲍国宝组织线路抢修队冒险出城，连接起在战火中被切断的送电线路。
不久，尚在围城状态下，灯火就点亮了沉寂如墨的北平城。
1950年燃料工业部为管理电力工业，专门成立电业管理总局。在局长人选的确定上，中央看中了当时电力系统资格最老的技术专家鲍国宝。在周恩来的亲自任命下，鲍国宝成为新中国电力事业最早的一位技术派领导者。
以电力支援抗日
在战争炮火下紧急送电，对于鲍国宝来说并不陌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广州很快成为日军的轰炸目标。当时在广州担任电业管理处总经理的鲍国宝，在“保卫大广东”的号召下，决心坚持发电，以电力支援抗日。
“市区受到轰炸无辜死者的尸体尚未收拾，电线工已经出现在街头电线杆上，抢修。海珠桥上，敷设的电缆发生故障，敌机还在上空盘旋，我们就在嗡嗡声下不停地抢修。”鲍国宝的下属王平洋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抗战胜利后，鲍国宝担任冀北电力公司总经理，上任后，他首先解决的问题是向察中地区送电。
北平解放前夕，资源委员会总负责人孙越琦在南京召集鲍国宝等各部门领导人开会。白天，孙越琦在例会上“贯彻传达”蒋介石的指令：撤离北京，并将一些厂搬去台湾。到了晚上，他又召集众人做真正的布置，即留守北平，迎接解放。
在这样的决心下，鲍国宝派出大批工人，先将城里的全部配电线路，除供路灯与自来水的变压器外，一律拆开。同时，组织队伍，准备冒险出城抢修。然而，出城要取得傅作义司令部的同意。鲍国宝决定一试，派人前去试探，几经磋商，被允许出城查修线路。
最终，修线工作完成，北平城得到了来自解放区的电力。
1949 年1月底，即将解放的北京城，进行着一场重要的交接。通过电力调度电话，鲍国宝与任一宇联系好解放军接管资源委员会在北平各单位的事宜。2月3日，解放军进城之日，鲍国宝的办公室安排了一场特殊的见面会，军管资源委员会军代表徐驰，在这里见到了资源委员会在北平的各单位负责人，办理了接管事宜。
与此同时，资源委员会在大陆的各厂矿，开始被中央人民政府接收。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这些企业均成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其职工包括绝大部分高级技术管理专家，留在了大陆。
中国人要自己办电
1899年5月5日，鲍国宝生于广东香山（今珠海市）一个茶商家庭。18岁时，他进入北京清华学校，一年后由公费资助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就读机械工程专业。毕业后，鲍国宝因成绩优异被授予“金钥匙奖”，同时开始在美国著名的发电厂实习。
1923年，鲍国宝学成归国，像当时很多中国留学生一样，他渴望着用知识和技术报效国家。然而，当时中国电力的发展相当缓慢，电力企业有的关厂停业，有的为外资兼并。
在一段教书生涯后，直到1928年，他收到来自南京建设委员会的邀请，担任电业处副处长，自此再没离开过电力的建设、经营和管理。
鲍国宝更大的兴趣是参与电厂的建设。30年代初，政治局势相对较稳，电力领域大批的技术专家陆续回归，“他希望能带头上一线。”鲍百铸回忆伯父鲍国宝时这样说。
1930年1月，鲍国宝受命负责建设南京新电厂，历时三年建成。在揭幕典礼举行前一周，他却被调往福州，主持又一个新电厂的建设。
抗战爆发，在广州沦陷前夜，鲍国宝受命坚持供电，直到最后，如果失守，需破坏电厂。当日军即将长驱直入的消息传来，他接到了当时的广州市长的电话：“我先走了，你好自为之。”
鲍国宝与厂长驱车前往电厂，路上已隐约听到炮声和坦克车的轰鸣声。他坚持“电厂不能留给敌人”。来到西村发电厂，他发现预定破坏电厂的工兵和炸药不见踪影，只能和厂长找来棉花之类的易燃品，浇上汽油，放火燃烧，直到火焰穿过发电厂的屋顶，才最后撤退。
12月，杭州、汉口、湘潭等各地的大量电力设备也被这样处置。看着这些用无数心血和资金建起来的电厂被亲手毁弃，工程师们痛苦滋味难熬。
迁到重庆后，鲍国宝又在四川到处建设电厂。在宜宾，他负责建造了抗战时期内地装机容量最大的发电厂。到抗战末期，宜宾电厂除供电主城区外，还需供应抗战后方生产新闻纸、钞票纸的两个重要工厂。他还带领年轻的工程师们，在既无地图，又无测量资料的情况下，步行勘察，最终建成抗战后方电压最高、输电最远的输电线路。
“永不退休”
1949 年9月，冀北电力公司已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华北电力公司，鲍国宝依然是总经理，在他所辖的华北区域内就有大量的“蜡烛电厂”。于是，他将精力首先投向了这些电厂的修复。6月，对华北经济恢复有重要意义的大同煤矿急于恢复生产，而其电厂在战争中破坏严重。鲍国宝奔波大同及京津唐各处，寻找资料，拼凑机组，不到两个月，煤矿恢复供电。
1950年2月，距开国大典4个月，第一次全国电力会议在北京召开。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燃料工业部在会上通过了一个决议，提出在今后的两三年内大力发展电力，保障安全供电，同时准备立即动手在全国建设一批重点电源设备，以满足工业生产的迫切需要。
“一五”计划中，由苏联援助建设的大型工程有156项，其中电力工程占七分之一，而且几乎全为火力发电。
这一时期，鲍国宝担任司长的燃料工业部修建司，正是这些援建工程的主管部门。他管理的范围包括苏联对东北抚顺、阜新、富拉尔基三个电厂的恢复以及苏联援建的太原、郑州、西安、重庆、乌鲁木齐等五项工程。
到“一五”计划末，中国新增的装机容量已高达246.9万千瓦，也就是说，新政府用8年时间超越了旧中国67年的全部电产量。
1958年初，专门负责全国电力规划与管理的水电总局，从燃料部独立出来，由为北平和平解放立功劳的傅作义担任水利电力部部长。这是一个信号，显示出那时对全国电力发展的规划与管理已成竹在胸。
而此时，鲍国宝却回到了专家顾问的位置。在新成立的水利电力部，他成了技术委员会的副主任，以后十多年间，虽然参与主持着电力科技长远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的编制工作，但已很少参与管理工作。鲍百容回忆说，此时父亲依然忙碌，只要让他做与发电有关的事，他就不会停下来。因为父亲常说的是“永不退休”。
然而，1966年一顶“反共救国军司令”的帽子，却让鲍国宝遭受挫折。先是三年的隔离审查，接着又前往河南劳动。
鲍百容发现父亲的案头摆满了稿纸，他的建议文章也越来越多。“一天，父亲特别高兴，他的一篇文章登在了部里的简报上，文章登出不久，中央领导找部长谈发展电力的事，父亲希望他的文章会有帮助。”
鲍百容知道，父亲始终有一桩心事---等待组织对他的政治审查结论。
1978年10月，鲍国宝带着未摘掉的“帽子”离世。16年后的1994年，中央的一份通知，把人们的记忆又一把拉回到多年前的历史时空：经研究，鲍国宝同志可按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对待，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1948年10月1日算起。
吴运铎：为淮海战役制造20万发炮弹
华东地区的解放，离不开山东的小推车和大连的大炮弹
“轰??”1947年9月23日中午，大连甘井子一个名叫老虎牙的山洼里，一声巨响让山外头的人们吓了一跳。
巨大的爆炸气浪把大连建新公司工程部副部长、引信厂厂长吴运铎抛向空中，甩到了五六丈外的海滩沙地上。
那一瞬间，吴运铎以为自己死定了。
几小时前，吴运铎和炮弹厂厂长吴屏周一起，把8枚炮弹搬上了车。他们的任务，是实验刚刚仿照日本炮弹制造的新炮弹。
吴运铎把其他人都留在了山外，和吴屏周两个人带着炮弹进山了，在海岸边的山脚下，他们选好了试验场。
头两颗炮弹都顺利爆炸，第三颗却半天没动静，吴运铎检查发现是信管出了问题。试到第七颗炮弹时，又不响了。
吴屏周从岩石后蹿出来，向这颗炮弹跑去，吴运铎赶忙追了过去。他俩同时在炮弹旁蹲下身，吴屏周背对着高山，准备用手检查炮弹，吴运铎的两条腿刚刚往下弯，这颗炮弹就像山崩地裂一样爆炸了。
吴屏周当场牺牲，而吴运铎被送到了大连的医院，一周之内昏迷了无数次。一个多月后，他死里逃生，醒了过来。
这段经历，吴运铎后来写到了他的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里，在解放之初的中国，引起了巨大轰动，《人民日报》专门撰文，称他为“中国的保尔”。
作为一个炮弹专家，吴运铎的背后，是一群军事工程师和一段特殊的历史。
“中立地区”的军事构想
1947年春天，吴运铎和妻子陆平奉命穿过胶济铁路，告别鲁南，到达烟台附近的一个渔村。在这之前，吴运铎已经因为多次试验炮弹炸伤了眼睛，眼睛红肿流脓水，痛苦不堪。
出生于湖北的吴运铎，少年时当过矿工，加入新四军后，进入修械所工作，自修机械制造，用各种各样的土办法，摸索研制了子弹、地雷和手榴弹，是军工领域土生土长的工程师。
此时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迅速转入反攻，国民党军队在各条战线上都遭遇了惨败。他们的美式装备大批地落入解放军手里，野战军因此装备了不少大钢炮。大规模的攻坚站和阵地站临近，部队对弹药的需求将会空前旺盛。
大连的地下党组织接到指示，要在短时间里在大连建立大规模的炮弹厂。
“之所以选择大连，是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大连一直被日本占领，日本投降后，大连仍然保留了一些重工业设施，比如炼钢厂、化学厂，还有大连机械厂。”杜永生说。他1948年进入建新公司引信厂，曾在吴运铎手下工作了几年。建新公司在建国后改为国营五二三厂，他任厂史办公室主任。
1946年11月，中共旅大地委根据东北局的指示，召集各解放区驻大连的负责同志进行筹议，成立了地委军工生产委员会，由公安总局局长边章五任主任，曾在延安茶坊兵工厂担任领导的胡俊和刘振任副主任。
在这之后，华东局、胶东兵工厂、华中分局、晋察冀中央局，辽东、辽南??各个解放区几乎都委派了一些技术干部到了大连。
“因为上下级关系不明确，局面一时有些混乱。”杜永生说。
后来关系终于理顺了，陈毅指示华东局组织部长曾山派华东局财委副主任朱毅率领一批干部奔赴大连，成立了华东局财委驻大连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华东各个地区在大连设立的机构，大连建新公司就此诞生。
当时的东三省，大型的军工生产基地，只有大连和沈阳。
吴运铎就是在这个时期来到大连，在这之前，他在鲁南的沂蒙山区担任华中军械所副处长兼炮弹厂厂长。
1947年，组织决定由他和吴屏周带领一部分人，选择甘井子海茂村原来一个日本人遗弃的胶合板厂的旧址，建立生产炮弹、弹壳的隐蔽工厂，起名叫裕华工厂。
吴运铎自己又带了一部分人，在甘井子老虎牙原来日本留下的一个石矿机修厂，建立了生产引信、底火的第二隐蔽厂，起名叫宏昌工厂。
日本投降以后，苏联军队进驻大连，大连所有的工厂、学校等等，名义上都在苏军的管控之下，大连是“中立地区”，既不归共产党管，又不归国民党管。
但实际上，共产党在大连的力量非常强大，算是一个“特殊的解放区”，这也是将兵工厂设在大连的重要原因之一。
到1947年底，建新公司的员工已经有2600多人，而这个数字在1948年，达到了8000人。1948年底，解放战争逐渐转入了战略进攻阶段，辽沈战役已经结束，华东野战军正在淮海战役的战场上奋战，建新公司的生产任务越来越重。
苏军“暗渡陈仓”
根据杜永生后来了解的情况，在1947年冬天，生产材料供应还是相当困难的。
虽然经过地委和苏军交涉，7月1日，苏军就正式将他们经营的炼钢、化学、进和、制罐四个工厂移交给了建新公司，但是当时这些工厂里的设备大部分已被苏军拆走。大连机械厂的工人们，只能把剩下的破机床修复，利用厂里剩余的火车车轴做原料，试验生产炮弹弹体。
“生产弹壳需要大量的铜，当时我们很缺铜，经过跟甘井子苏军司令部一个少将司令的协商，他同意给我们提供一些方便。”杜永生说。
当时，大连所有的仓库都在苏军控制之下，一到晚上，我方的运输车就一辆辆地把那些工厂仓库里的铜运走。苏军则象征性地朝天放几枪，第二天宣称工厂仓库被盗，以这种隐蔽的方式暗中支援。
另外，物资和弹药运输，也极其困难和危险。
1947年，为了解决物资上的不足，各解放区的后勤部门先后在大连建立了物资供应机关，名义上是贸易商行，实际是中转战场物资。
普兰店中转站就是专门为建新公司设立的中转站。当时上级确定运转站的主要任务有三个：负责建新公司和东北有关单位的人员和车辆进出石河驿苏军岗卡的接送和食宿安排；物资转运；安排建新公司生产的炮弹做射击试验。
这里面最难的，就是打通苏军岗卡的关系。“苏军在石河驿的边防司令是个大尉，叫干巴特，我们说服了他，所以后来我们的出岗证明都是由旅大公安总局和苏军大连司令部签发的。”杜永生介绍说。
证明一面是中文，另一面是俄文。为了方便建新公司的工作，干巴特经常在出港证明上签半个月或者一个月有效，时间长了，岗卡上的士兵见到签字就不检查了。
就这样，建新公司和东北解放区之间的岗卡障碍基本打通了。
“国际大厂房”
大连地委在为疏通各路关系奔忙时，吴运铎已经在引信厂的实验室里，忙着解剖和研究从战场缴获的各种美式和日式炮弹了。
一位曾在吴运铎的实验室里工作过的女化验员回忆说：“他总是把残疾的右手插在兜里，钻进自己的工作室，一呆就是大半天，有时候他会突然从屋里钻出来，跑到卧室里把不到一岁的儿子从小床上一把抱起来，跟他玩一玩放松一下心情，然后又马上钻回工作室里研究他的炮弹去了。”
而在一公里外的厂房里，工人们正在没日没夜地投入生产。这位女化验员记得，女工们集体住在一个大屋子里，打通铺。没有几小时工作制，也没有几班倒，所有人24小时连轴转，机器是从来都不停的。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工人们都没有工资，就是拼命干，都想为解放战争出点力，没人有私心，大家也没有任何怨言 。
当时除了引信厂和炮弹厂这两个秘密基地，大连市区里其他的工厂里，还有不少日本的技术人员，仍然留在原工厂工作。
“客观说，他们也做出了不少贡献。”杜永生说。
建新公司根据当时技术的需要，曾经留用了一批日本技术人员，大约300人，开始这些人怕受惩罚，处处谨小慎微，生怕遭到报复，在技术上遇到问题问他们，他们总是说“我们不会”。
共产党接手后，日本技术人员的月平均收入是苞米210斤，已经比中国人高了一倍以上，但是他们过惯了好日子，而且当时旅大地区财政困难，不能按时发薪，他们的生活也经常遇到困难，何况他们大多数是党组织为了工作需要勉强留下来的，就总是闹着要回国。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47年10月，建新公司特别成立了日本人工作委员会。
“当时有一个日本冶金专家叫荻原，这个人是国内一部电视连续剧里一个角色的原型，他本来很反动，和厂方闹对立，后来曾任新四军军部敌工部长的李亚农，亲自到他家找他谈话，给他们做了各种解释工作，荻原终于被感化了。”杜永生说，“后来，荻原把一个没有公开的关于硬质合金的制造方法，告诉了我们的技术人员。”
除了做思想工作外，在待遇上，组织又决定给日本技术人员增加了三分之一的薪水，还接管了日本的小学校和医院，建了日本人俱乐部，除工资外，每人每月还有9公斤救济粮。
1951年建新公司结束后，这些日本人才陆续回国。
为淮海战役输送20万发炮弹
在试验炮弹时被严重炸伤后，吴运铎不得不长期留在大连的医院里疗养，但是一想起前方的战事，他就躺不下来。
稍微能动了以后，他就向组织申请一位日语老师，帮助他学习日语，目的是看懂他收集的日文技术资料。后来，他又请求上级购买化学实验仪器和一些药品，在疗养室里布置了一间小型的炸药实验室。到了那年秋天，信管的设计图样全部完成。吴运铎也终于丢掉了两根拐杖，能够颤颤巍巍地走路了。
1948年的上半年，他就回到了工厂。不久，他研制的仿美M48引信和仿美75毫米山炮弹成批投入了生产。
这些山炮弹，绝大部分由华东局财委驻大连办事处的华顺商行组织的运输队，经海路越过国民党军队的封锁，源源不断地送到山东半岛东端俚岛的我军物资接运站，再由山东支前大军的成百上千辆小推车运到前沿兵站。
“建新公司生产的单基、双基无烟药，除三分之一留作自用外，其余的都支援了各解放区。”国营五二三厂厂史办副主任张济对生产炮弹的数量和去向，进行过详细的统计。
据称，在淮海战役中，共有20多万发炮弹来自建新公司。
1948 年，建新公司还生产炮弹引信2.2万多只，迫击炮900门。在吴运铎的带领下，1949年，建新公司又生产了美式全备山炮弹6万发，因为当时解放战争迅速取得了全国胜利，所以上面指示建新公司暂停生产军火。而已经生产的这6万发炮弹，后来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发挥了巨大威力。
当年，华东野战区副司令员粟裕在总结淮海战役胜利原因时曾经说：“华东地区的解放，离不开山东的小推车和大连的大炮弹。”
从1949年3月开始，建新公司开始陆续有干部离开，回到原工作单位去了，很多技术和管理人员陆续离开了大连。建新公司在解放后，改为国营五二三厂，从军工厂逐渐转为民用。
而吴运铎，也在全国解放到来之时，被送到莫斯科去治病。
大连建新公司，在解放后的60年间几次变动，工厂的名字也改了多次。但是直到今天，在新建的厂房后面，依然保留了一排破败不堪、杂草丛生的老厂房。
那正是吴运铎他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工程师们，在解放前夕的那段日子里，曾经摸爬滚打、提着脑袋研究炮弹的地方。
吴大观：到解放区造飞机
“我看国民党没有希望，不可能搞飞机、发动机。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投奔共产党、投靠解放区，希望将来造飞机、造发动机”
1948年冬天，32岁的吴大观，带着妻儿和弟弟，一家四口，装扮成从沈阳逃难回来做照相馆生意的商人，由北平到天津，再到石家庄，进入了解放区。
这位北京大学工学院的年轻讲师，专攻航空发动机研究，刚刚从美国进修归来。
接待吴大观的是聂荣臻。那天，吃的是火锅、羊肉，气氛热烈。
新中国成立刚刚一个月，中央重工业部就成立了航空工业局筹备组。吴大观被任命为组长。其后几十年间，中国航空发动机之路，与吴大观的想法思路密切相连。
喷发-1A，红旗2，涡喷7甲，涡扇6 ---在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的展厅里，吴大观的作品，浓缩着中国航空发动机的发展史，他的创新，促成了中国航空发动机的每一次重大转折。
中国成为世界仅有的5个有能力研制航空发动机的国家之一，吴大观是公认的奠基者。
躲空袭时埋下航空救国梦
吴大观生于1916年，江苏镇江人。毕业于著名的扬州中学，从而得以免试进入西南联合大学。
抗战时期的昆明并不宁静，日本飞机的轰炸让这座城市陷入绝望。
本来就对航空抱有极大兴趣的吴大观，自此怀上了“航空救国”的梦想，转入了航空系。并在毕业后去了贵州大定发动机工厂，那是中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工厂。
贵州大定是个不毛之地，厂房就在大溶洞里，虽然条件艰苦，但设备并不差，大都是从美国运送而来。更令人称奇的是，这座只有数百人的小厂，在建厂之初，就集中了8位在海外获得博士、硕士学位的青年才俊。
1943年三四月间，蒋介石视察大定，给这个工厂题词：“我们发动机何日可以完全自制”。甚至，一天晚上8点之后，蒋介石没带任何随从，一个人翻过小山包，跑到工人的集体宿舍看望大家，见面就问：“你们睡觉了吗？”
在大定的日子，吴大观潜心研究美国莱特公司的活塞式发动机整套技术资料，全面掌握了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航空发动机工艺技术。而他第一次接触喷气发动机，则是在1944年到1947年赴美学习时期。
当时中国买了美国一家生产小型航空发动机工厂的专利，打算选出具有大学水平、能力较强的人，到美国学习制造技术。然后，购买美国的机器、工艺规程、资料，还有锻件、铸件，等这批人回国后，就可以建厂生产发动机。
同批被派往美国学习的有25个人，大定发动机工厂的有20个人。
但吴大观从没想过要留在美国。当时贫弱的中国让他牵挂。1947年，吴大观回国了。
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
1947年10月，召唤吴大观进京的，是他的同学董寿莘。这个时候，吴大观并不知道董寿莘夫妇都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吴大观顺利成为北京大学工学院的一位讲师。就在这个时期，他的政治生涯发生了大变化。
住在学校集体宿舍里，晚上电灯不好，吴大观经常去其他同事的房间聊天。但他没有想到，跟他聊天的这些同事大都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就连他的助教袁永厚也是。他早已被学校里的地下党组织注意到了。
那一次，北大在沙滩开会，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表示，北平就要落在共产党的手中，动员大家随他一起南下。但吴大观代表教师站了起来，表示：我们爱国，要留下来。
为了他的安全，地下党把他送到了解放区。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吴大观成了共产党的接管干部。当他穿着一身棉军装接管国民党的矿冶研究所时，那里还有一位在美国和他一起接受培训的同事。
被安排在中央重工业部的吴大观，曾经试图拉近共产党与国民党老专家的距离。比如，曾任大定发动机工厂厂长的王士倬就在吴大观的安排下，与重工业部的领导谈了一次话，然而结果并不理想，“谈得很不愉快，可以说是不欢而散”。
“什么时候拿出你们的产品来献给党”
解放后，中国曾到英美国家留过学的航空发动机专家只有两位，一是吴大观，另一位叫作虞光裕。
1951年初，由于朝鲜战争爆发，维修战机的工作繁重而紧迫。在这种背景下，筹备已久的航空工业局正式成立。由修理到制造，新中国航空工业的道路由此起步。吴大观成为当时中国航空工业从业人员中唯一见过喷气发动机的人。
在苏联的援助下，1954年，沈阳410厂试制涡喷—5发动机成功。而这让吴大观热情高涨，他已经打算自己设计发动机了。
但实际上，当时自己制造发动机，几乎所有基本条件都不具备。“文革”前试制的三种类型的发动机，虽然都只是在原准机基础上做不大的设计变动，但除了喷发—ⅠA型发动机算作成功之外，其他都算不上成功。
吴大观很清楚中国航空工业的薄弱。他在自己家里设立外语学堂，让职工们学好英语。那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而苏联的资料保密的太多，相反，美国的部分资料还能够在杂志上看得到。
“什么时候拿出你们的产品来献给党？”在吴大观的日记上，这样的字眼比比皆是。他的压力可想而知。
年轻的科研人员周晓青由于外语很好，颇得吴大观的器重。但当吴大观看到周晓青傍晚时分打篮球时，就找到他的主管领导说：“周晓青是技术尖子，别让他打篮球了。”甚至当他看到技术骨干王智忠在家洗衣服，就打趣说：“这种事应交给夫人，你应该去看图纸、查资料。”
几乎所有的科研人员都知道，吴大观没有任何生活乐趣。人们能看到的就是他办公室灯火通明。“每天都在看资料。”周晓青说，为此，年轻的科研人员们也跟着自觉加班。
“文革”时期，吴大观以“走资派”和“特务”的双重罪名被关押批斗。而他那因长年劳累导致视网膜脱落的左眼，被造反派说成里面有搞特务活动的照相机，在用强烈灯光照射三天三夜之后，彻底失明。
“我们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其实，吴老有两大遗憾。”中航工业科技委原发动机局总师周晓青说，一个是“厂所结合”问题的纠结，一个是910发动机的下马。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央军委负责日常工作的是贺龙。当时，贺龙主张把研究所放到工厂里，而聂荣臻则主张把研究所完全军事化。
1965 年，吴大观第二次参观巴黎航展归来，在向贺龙汇报中提到：国外的工厂，都有科研机构，都搞自己的产品，在市场上搞竞争。没想到，就此成为“厂所结合”主张的代表。然而，他却并不是这个意思，在他看来，当时的国营工厂是在国家计划安排下进行产品生产的，完成生产任务是工厂的责任。西方是市场经济，企业在市场竞争的体制下，必须研发产品、加工生产和为用户提供售后服务。这两者的范畴和任务完全不同，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但这个波折却让吴大观处境尴尬。名义上他是“厂所结合”主张的代表者，与研究所的关系一度紧张；却又在公开场合否认自己主张“厂所结合”，与工厂的关系也未能善终。吴大观随后离开沈阳，远走西安。
那时的西安，刚刚引进了英国的斯贝发动机，正急需人才。而吴大观对斯贝发动机抱有极大的期望。也正是在他的主张下，1977年，中国花了10亿元引进斯贝发动机，几乎用光了重工业部的科研资金。
1980年5月，第一台斯贝发动机制造成功，中国在20世纪初有了一台推力适中的加力涡扇发动机，与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拉近了10年。
对方人员说，你们中国人买了我们的苹果，还想把苹果树带走。这正是吴大观心中所想，他太想搞出自己的发动机了。
主持研制涡喷7甲的气冷空心叶片时，对这项当时的国际尖端技术，他甚至撂下“狠话”： 谁研制不出来，谁的脑袋就要挂到自家单位门口。
斯贝发动机未负众望。实际上，如果没有斯贝发动机，就不会有后来的“飞豹”飞机。但是，由于引进斯贝发动机所用资金太多，当时沈阳601所吴大观曾经主持的 910发动机的试制经费短缺。不久，910发动机所针对的歼9飞机下马，910发动机也停止了试制。这成了吴大观的另一个遗憾。
1982年，按照组织的安排，吴大观到航空工业部科技委担任常委。脱离了一线工作的吴大观似乎更加具有国际视野，他多次发表文章呼吁发动机要重视预研。
直到晚年，在自传中，他还在反思，经历了50年的航空发动机研究道路，有两个关键问题仍需明确：航空工业技术是否高科技？是否要有强大的科研体系？
2009年3月，93岁的吴大观去世。临终前，他拿出积蓄10万元作为最后一次“多交党费”，而在过去46年间，无论是忙于科研还是被“发配”去打扫厕所，在正常党费之外，他累计已多交党费11万多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