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繁荣的、物质财富充裕的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者和开国者们的理想和追求。透过60年的历史跨度，中国人民获得财富、失去财富、恐惧财富、追求财富和拥有财富的历史，我们看到，任何个人的财富增长和变化，无不跟当时的经济制度紧密相关。财富积累的效率和合法性，有赖于基本的经济政治制度安排。 财富对于中国人民是个纠缠着复杂情感的词汇。
60年来，“姓社、姓资”的讨论、个人与集体的矛盾、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分歧，曾长期困扰着中国人的“财富道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中国人终于可以自由追求财富，享受财富带来的生活质量的提高。
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在最新发布的报告中指出，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2008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2770美元，中国已经由长期以来的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拥有了他们的父辈难以想象的财富。
现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让更多的人拥有财富，让更多的人拥有平等地获得财富的机会，已经成为中华民族进入下一个财富里程的奋斗目标。
黎明村土改记事
新中国的土改运动，令中国农民较为均衡地拥有土地所带来的财富，生产力也因此获得极大解放。这种农民对土地产权和收益权的享有状态，一直持续到人民公社化之前
“共产党在农村的那些事儿，没有我没掺和过的”。贫农出身的杨宝瑞说。 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黎明村的村民杨宝瑞，今年已经82岁。年轻时，杨宝瑞参加过共产党的地下武装组织，领导过村里的土改，后来还担任过村支书和农信社主任。
如今，他依旧住在生他养他的黎明村——从南五环上京开高速，南行40公里，在与河北接壤的大兴区礼贤镇出口左转向东，远近文明的“甜瓜村”就位于此。回首人生路，杨宝瑞老人说：最快活的时候，还是上世纪50年代初，出身贫农的他，额外分得6亩耕地，等于每年平白多出了1800斤口粮。 吃糠 “又是糠饼子”！记忆里，杨宝瑞已经数不清是第多少次抱怨母亲。
这是20世纪40年代的一个冬天，秋收的喜悦早已淹没在无穷无尽的对糠饼子的“反胃”当中。母亲把小麦壳磨成的糠，混上麸子(小麦磨成面筛过后剩下的麦皮和碎屑)，再拌上杨宝瑞兄弟3人挖来的野菜，点火蒸成糠饼子，全家7口，一年当中有五分之四的时候靠这个充饥。
杨宝瑞当时精瘦，而肚子却因为糠饼子胀肚而浑圆。最难受的还不是这个，而是动辄几天排不出大便。每天晚饭之后，肚子胀得难受的杨宝瑞只好出门遛弯儿，盼望着走着走着就能“想排一次”，但更多的时候，却是嗓眼儿里不住地从胃里反上来糠饼子的酸气。
遛弯儿的时候，杨宝瑞有很多时间去“想事情”。十六七岁以后，渐渐懂事的他总是盼望着：什么时候不再吃糠咽菜就好了。
可残酷的现实让他几乎看不到希望。家里有12亩薄田，最好的年头，“一亩地也就是能打上来四五斗棒子(玉米)(一斗合30斤)，150斤顶天了”(如今亩产10倍于往昔)。通算下来，一家7口(父亲、母亲、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奶奶和自己)加起来的口粮也只有1800斤，均分到每个人头上，每天只有7两粮，“除了吃糠咽菜，还能有什么路好走”？60余年之后，杨宝瑞说。即使是糠饼子，也有断炊的时候。进入5月，旧粮已经吃光，新粮还没丰收，一年一度的“青黄不接”时节到来，父亲就会去找地主韩德善借上两三百斤粮食。日子再苦，也总有游手好闲之人，村里设有赌场，老板正是韩德善。杨宝瑞的父亲替韩老板看场子不要钱，杨宝瑞兄弟3人则去给村里的3户地主当长工还债。
“我父亲和韩德善的关系不错，利息没有那么高，所以我家还算过得去”。杨宝瑞回忆。有些农民则没有这般幸运，“青黄不接”时去找地主借高利贷，月利三分，利滚利越滚越多，只好等丰收时拿口粮抵账。通常情况是：如果你有3亩薄田，每年一半的收成，也就是一亩半的粮食要交到地主手上。
日久天长，村里还真有两户人家因为好赌而失去了所有的土地，彻底沦为雇农。这些事，杨宝瑞都是听父亲等老人讲起，说还有更惨的：家里实在揭不开锅，只好把女儿给地主卖做童养媳，地主付账的方式是3亩薄田，“等于告诉女孩子，你父母有饭吃了，甭惦着了”！黎明村村支书刘瑞山说。
进入1945 年，撑不住了的日本鬼子终于投降，18岁的杨宝瑞已经成年，终于等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谋变在第二年，大批共产党干部进入杨宝瑞的家乡，不安分的杨宝瑞加入了地下党武装，分到了一把日本人留下的四轮手枪。父亲很是担心，劝他老老实实务农，杨宝瑞不肯回头，说“你就当家里没有我”。
在1946年底，共产党曾经一度控制了杨宝瑞的家乡礼贤镇，以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的第一轮土改随之拉开序幕。杨宝瑞毕竟年轻，甚至没有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儿”。而国统区与解放区的反复拉锯也已拉开序幕：国民党重回礼贤之时，往往又伴随着地主和富农的反攻倒算。地退了回去，粮食也退了回去，而村里一起参加共产党地下武装的8个年轻人，也被“下了枪”。共产党地下武装领导人、一位姓冯的书记秘密把杨宝瑞等几个年轻人找到一起，勉励大伙儿别泄气，“将来还要用你们”！杨宝瑞没有想到，用得着自己的地方，正是以分地为主要内容的第二轮土改，自己则成了村里青年队的队长。
此时已经是1950年元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已经3月有余。5个身着军装的干部进入黎明村时，村里人也接到了信儿，这就是土改工作队。动员工作拉开了序幕。对于这一轮土改，中老年村民积极性并不高。一来，他们的消息闭塞，担心国民党去而复来；二来，上了年纪的人普遍安分守己，对分别人的地、拿别人的东西并不认同——甚至土改之后，韩德善等地主的家门口，还时常放着收割后的棒子-一些农民认为，这些地还是你的，我只是帮你收割了而已。但年轻人不信邪，也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很快，杨宝瑞奉命召集了20余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青年。土改工作队选中了韩德善家中的四合院，开始在数九寒冬里每日上课，听众是自带板凳的20余名青年，授课内容则是《土地改革法大纲》。这是杨宝瑞一生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虽然年代久远，他却还记得授课的大概内容：(我看毛选、薄一波回忆录等书，中间不动两头平中间一直没有逗号)中间不动两头平(不动中农，把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分给贫雇农)。那时候的村民普遍不识字，所以院子里也没有支上小黑板，全靠土改工作队口传身教，一教就是一个月。反复讲解的难点是阶级的划分。雇农和贫农好理解，可中农、上中农和富农的界限在哪里？富农和地主的界限又在哪里？是否牵扯到历史上的恩怨？土改工作队的5名军队干部为此快“磨破了嘴皮子”。
杨宝瑞还记得，土改工作队告诉青年队的成员们：富农的出租地，不要动。 分地此时，中国共产党高层也正在为此展开争论。从1950年2月到1950年6月七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段时间，中共中央总结了历史经验，提出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但从5个中央局(缺西南局)和一些分局、省委、区党委给中央的复电看，华东局、西北局、华北局认为，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应当包括旧式富农的出租地；中南局和东北局则认为，旧式富农的出租地还是要动(因为有出租即有剥削)。
在省委、区党委中，也普遍持有这两种意见。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回忆，在七届三中全会刘少奇所作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们所采取的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是一种长期的政策。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都是要保留富农经济的。” 但在这份报告中，毛泽东又特意加了下述一段文字，为富农出租土地的争论作了注脚：“在两年前(指新中国成立前的1947、1948年)，在战争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解决，富农还倾向于地主、国民党一边，而战争胜利又要充分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时，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和其他财产是正确的”。
这说明，对待富农出租土地的态度和原则，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有一个基本的变化。 1950年春节之后开始的黎明村土改，因为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富农的出租土地因而得以保全。杨宝瑞领导的青年队一家一户地核查土地，与农会领导成员、土改工作队的军队干部反复磋商，最终贴榜公布的分地方案，颇有些现代的行政决议与复议味道，因为“第一次张榜之后，大家是可以提意见的”。
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反复告诫青年队，土改中不要使用武力。这一条在黎明村的杨宝瑞们身上被执行得很彻底。村里的3户地主和其他富农，“并没有什么抵抗”。杨宝瑞说。村里一位叫做刘瑞山的老人回忆，其实，一些富农在土改开展之前，已经把部分土地转手，一些富农也变为“自给自足的中农”。无形之中为土改减少了许多矛盾和冲突。这一轮的土改和分地很快结束。杨宝瑞全家多出了6亩地，一年多出了1800斤棒子的收成。杨宝瑞每天下地干活都哼着小调，“美得不行”，“走在路上，你会发现大伙儿都有小调哼着”。
土地改革两年之后，全国粮食总产量达3278亿斤，比上年增长10.6%，比1949年增长44.8%！超过战前最高水平(1936年的3000亿斤)。杨宝瑞至今还记得1952年的春节，自己兴致勃勃地去组织高跷队、亲自上去踩、几乎闪了腰的往事，“真是从心底里乐开了花”。
即使是30年后同样引起生产力大解放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给杨宝瑞那种归属感的快意，仍然比不上土改，“因为它完全为我所有”。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52年底。之后的互助组和人民公社化，使得杨宝瑞再也没有找到土改之初从土地上得到的强烈归属感
上海永安公司的公私合营史
像大多数留在大陆的民族资本家一样，郭琳爽那时并没有想到未来会发生什么
“我是姓郭的，郭家门第二代的老大，应该留在上海，负责维持有‘传统性’的企业。”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永安百货公司总经理郭琳爽如此回应人们。
上海解放前，历经时局动荡的民族资本家们，很多人在彷徨中选择了离开。上海永安，这个当时规模最大、并在国外享有一定声誉的“环球”百货公司，由郭琳爽的父辈创设。1949年上海解放时，郭琳爽已经执掌上海永安百货公司帅印达16年之久。像大多数留在大陆的民族资本家一样，郭琳爽那时并没有想到未来会发生什么。新中国成立7年后，永安百货公司被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郭琳爽不再以资本家的身份行使职权，并在劳动中逐步改造为劳动者。1966年，资本家定息年限届满，郭氏家族的永安百货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留此尽力维护矣” 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经济政策失败，物价飞涨，永安公司损失流动资金百分之八十，价值相当于四万两黄金。当时的报纸称之为“四大皆空”，意即永安等四大百货公司实力空虚。 郭琳爽不再对国民党抱有希望，但是也不了解即将掌权的共产党。父亲郭泉则频频敦促郭琳爽尽快离开上海，并在香港为其预留了房间。郭琳爽正在去留之间犹豫不决之时，公司洋酒部一名叫夏大义的高级职员找到他说道：“总经理，上海很快就要解放了，我们欢迎总经理同我们一起迎接解放，一起建设新上海。” “不要听信谣言，民族工商业者的财产和人身安全我们是负责保护的。只要你对人民有贡献，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共产党员夏大义与郭琳爽谈了三四个钟头。夏大义同时还是永安公司的小股东。
早在1948年底，地下党员丁盛雅也曾经拜会过郭琳爽。郭当时表示：“公司好比一条船，我是船上的大副，船在大副在，我是不会走的。” 原中共地下党员赵永明在1963年的一次访谈中表示，除了争取资本家之外，那时还要密切注意资本家不把东西搬走，不把商品转移。
1949年5月16日，郭琳爽和堂弟郭棣活共同署名，给远在美国的伯父郭乐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了不离沪的决心：“侄琳爽、棣活等留沪，不独为股东权益，与夫事业之前途，抑亦为与多年共患难之同事共同甘苦，苟非以身作则，示人以范，则千秋以后，将无词以自解，即此一端，已令侄等痛下决心，留此尽力维护矣。” 几天后，一个朝霞满天的清晨，永安公司最高层倚云阁顶端，升起了南京路上的第一面红旗。电话里，郭琳爽告诉关心他们安全的德国朋友：上海解放了！我们都很好，谢谢你。
“当时也是有顾虑的。” 1981年郭棣活在广州坦承，他和郭琳爽当时打算，如果形势不利再跑也不晚，“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解放后对工商业有很大帮助，多次约我们到北京，或在上海研究问题。” 惨淡经营 上海解放刚三天，永安公司就开门营业，但也只能惨淡经营。作为南京路上有名的四大百货公司之一，永安百货主要面向富商巨贾、官僚买办和大地主经营。解放前夕，这些人大多已经逃离上海，奢侈品和高级日用品失去了销路。而为工农大众所需要的普通日用工业品又备货不多，花色不全，规格不齐，因此生意清淡，月月亏损。
以1955年3月1日发行的新人民币计算，仅1949年9?12月四个月中，永安百货商场亏损约19万元。这期间，由于缺乏流动资金进货，上海永安百货主要依靠厂商寄售商品维持营业，寄售额占全部销货额的七成以上。1950年底，其全部资本为1222万元，其中流动资本仅169万元。郭琳爽想出一些“招徕”顾客的办法，如开办寄售业务，开办倾销场、拍卖场，搞“连环大赠奖”等等，仍然起色不大，公司经营业越来越困难。1950年，公司亏损22.5万元，1951年亏损47.8万元，1952年又亏损58.783万元。
那时，上海市政府对私营工业实行了国家委托加工、订货和收购，并对主要农产品和棉纱统购统销。为了帮助私营商业克服困难，上海市政府于1952年11月下旬采取措施，扩大商品批零差价和地区差价，让出了国营商业对123种商品的全部或部分批发业务，停止了国营22种商品的零售业务，撤销11个零售点、两个门市部，并停止了一家国营百货商店的零售业务。调整后，永安公司的营业额大幅上升，12月份较11月份增长68.27%。
经过这样的调整，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工农业生产也有了很大发展，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于1953年开始实施。受此鼓舞，郭琳爽提出了追求高利润的“滚雪球”计划，打算在1953年做1000万元的生意，赚取利润40万元。 然而，郭琳爽的计划还未及实施，就土崩瓦解了。
1953年10月，中央政府公布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要在10年到 15年甚至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了加强市场管理，除继续扩大加工、订货、收购、包销的范围外，1953年11月开始，政府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如粮食、油料、棉布等实行了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这一年，永安公司盈利仅7.38万元，不及郭琳爽预期的五分之一。但这一年，却是资本家“难忘的1953年”。
郭琳爽很快发现，进货越来越难。1954年，一些主要的私营工业企业开始公私合营。在批发贸易中，国营商业已经基本上代替了私营批发商。这样，永安百货的货源日益依赖于国营公司或公私合营企业，数量和品种上不再能够自由调控。这一年的进货、销货和库存与1953年相比，降幅均在50%以上。当年营业额只相当于 1953年的47%，亏损74万元。
今年83岁的陈瑞麟曾是永安公司的老员工。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国营商店摆得很满，我们就没什么东西。” 那时，国外的商品来不了，而国营批发部又要限制数量，“有些东西就不给你进了。” 1955年2月春节过后，适销商品大部分已经卖完，库存只剩不适销的冷背商品，永安公司可供调动的流动资金只有43万元，连职工工资也不能按时支付了。为此，国家对永安公司采取“安排与改造相结合”的办法，增加经销、代销业务，妥善安排货源，并通过增加贷款等办法促进资金周转，同时在对市场全面安排中扶持永安公司。此番安排后，批购比重上升到80%，而经销代销两项共占销售额的四分之三，企业基本能够维持开支。郭琳爽甚至对管进货的负责人说：“以后进货，只要国营公司有的，都要向国营公司进。” 永安公司基本上纳入了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
“我们分别从价格、职工工资，及经营业务等方面一步步向国营靠拢。”今年89岁的闵祖恩是一名地下党员，也是公司的老员工，参与了永安公司合营前后的很多具体工作。 1955年下半年，中国农村出现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进而直接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9月起，上海等大城市便开始出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势头。首先是上海8个轻纺工业和13个重工业率先实行按行业的公私合营。随后，全市绒线、棉布、绸缎三个商业行业也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公私合营已是大势所趋。当时，很多人认为“国营”的就是好，“私营”的就是差。一位外地顾客，买了一大包东西，正待开票发货，听说永安公司是私营商店，便说自己“走错了门”。 1955年的一个秋日，郭琳爽向公司工会主席表示：“我们争取百货业第一家公私合营。”在11月21日的董监事联席会议上，全体赞成永安公司申请合营。当天下午申请书送到工商联转交上海市商业局。11月23日获批，商业局责成中国百货公司上海市公司会同永安公司进行合营的筹备工作。
公私合营确定公私合营之后，公方代表3人、职工代表7人、资方代表5人组成上海永安公司的合营筹备委员会，并由三方面各派若干人组成办公室，下设人事、清产、核资、业务四个组，开展各项筹备工作。经过前后50天的准备，1956年1月14日，上海永安公司正式宣布公私合营。那一天，60岁的郭琳爽在庆祝大会上主演粤剧《金马鞍》，把一个劫富济贫的英雄人物演得活龙活现，栩栩如生，赢得掌声雷鸣。戏后，被公方代表陈恂贯紧握双手的郭琳爽局促不安地说：“论艺术我是献丑，论心情我是在交心，是向党奉上我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颗赤子之心。” 合营后，定股为人民币750万元，保持原来的750万股不变，每股1元。其中，永安系列私股约占82.96%，年息5厘，并定于1956年7月28日发放合营后第一次股息。
合营前的连年亏损，使得郭琳爽一直担心无法向股东交代，此番安排之后，郭琳爽喜出望外：“衷心拥护和万分感谢党和政府对工商业者的关怀和照顾。”并用公司董事长名义向国内外华侨股东报告这一喜讯。郭琳爽仍任总经理，但这时他只是国家任命的工作人员，而不再以企业主的身份行使职权。
“郭琳爽基本上没有权力了。”员工闽祖恩合营后升任公司支部秘书科科长，其顶头上司就是郭琳爽，“有什么事情我就向郭琳爽汇报，他一个星期到公司来一次，我就一星期汇报一次。” 闽祖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不来我也不找他，他不大肯管，也不怎么管。公司年度计划、季度计划和每个月的计划都是我做。” 合营之后，郭琳爽每年都要偕同夫人去香港省亲一次。“回来给我们讲讲香港怎么样，我们也就听听算了。”
闽祖恩说，“他讲香港那边怎么发展，也不说资本主义好，就讲实际情况。” 89岁的项泽南当年所在的五洲大药房也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了公私合营改造，项在公私合营以后的企业里面担任私方厂长，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合营以后，私方的责任轻了，管的事情少一些、轻一些，责任心也小了。” 据永安公司账册统计，从1956年至1960年的五年间，国家付出私股股息共计122.2万元，年均24万元以上。1966年9月，定息年限期满，公私合营企业最后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
“文革”中被抄家了的郭琳爽，于1974年10月27日深夜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78岁时离世。(本文特别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宋钻友、徐鼎新)
“经租房”前半生
“经租房”的形成，跟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的产权意识有关，也跟城市市民的产权硬度有关
“前门楼子九丈九，四门三桥五牌楼”；“前门楼子九丈九，九个胡同九棵柳”；“前门楼子九丈九，王口花炮响上头”。
解放前，老北京的前门地区曾经非常繁华，很多老百姓在那里置办了自己的私宅。 1944年，20岁左右的少女包璋，嫁到了前门附近的孙家。孙家在当时的前门，颇有几处房产。光绪9年间，孙家的祖上曾购置了北孝顺胡同4号、5号、甲5 号，三个院落共占地一亩八分，约合1200多平方米。婚后的包璋过着和美的日子。夫婿孙继昌是家中独子，夫妻俩受着中国老式家庭礼仪的熏陶，对双方老人都很孝顺。孙继昌一进岳父家的门，每次都先揭缸盖，看见没粮食了就赶忙去买了送来。包璋娘家也是个大家族，包璋的曾祖父曾位列包氏宗谱，是正宗的包公后裔。不过，到了包璋父亲包桂荫这一支，家道已经败落了。
子女多，吃饭的嘴也多，常常遭遇亲族白眼，包璋父亲一气之下，领着全家人到外面租房住，但没过几个月就交不上房租了。孙继昌索性把岳父母一家都接来住。人口增加了，孙家搬到了位于北孝顺胡同的祖屋。坐北朝南的三个院落里，住着夫妻双方的亲眷20多人，是标准的四代同堂，有老祖、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包璋夫妇以及孩子们。包璋识大体、贤惠，而且待人接物周全，她将大家庭中成员间的分寸拿捏得十分妥帖，周围人对她都十分敬重。虽然有点祖产，孙家生活其实并不宽裕。包璋结婚时，新人穿的婚纱、西装都是向外人借的，刚办完喜事主人就催着讨还，新妇包璋不得不为一家生计终日辛苦张罗。
1949年初春，解放军浩浩荡荡进入北平。前门这一大家子，悄无声息地融入了新社会。1949年5月，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发《布告》，依法保护市区内各阶层人民的房地所有权与合法经营权。1953年，新中国政府给孙家发放了房地产所有权证，确认了孙家自前清时候置下的房产。孙家就此安居乐业，夫妻双双进入了北京市曲艺团工作，包璋担任舞美，负责管理服装，孙继昌则做会计。
两人一起步行上下班，感情非常好。 房荒解放后，北平以继承祖产为主的私房占多数，一度达到了总房源的67%。私房房主多为普通大众，有教授、医生、工程师、商贩、工人等。民国时期，城市普通老百姓尚买得起房，根据社会学家陶孟和的调查，1927年素称“寒苦”的小学教员月薪是38元至50元，年薪大约是500元左右，在城里买栋四合院攒两年工资就够了。这些私房，有的自住，有的出租。有些人专靠出租私房为生，俗称“吃瓦片”。孙家没有“吃瓦片”，但也指着房子“生养死葬”。
1962年，为给婆婆预备寿材，包璋卖掉了草厂二条的半边院子，此外哪怕手头再拮据，包璋也没考虑过卖房。都是血汗钱，一栋自己的房子，就意味着老百姓的一条活路。祖上传下来的房子当中，到底还是有一部分房屋从包璋手上“经租”给了外人。1958年6月，北京市开始对私有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经租”的办法，即将城区内15间或建筑面积225平方米以上的私有出租房屋，交付国家统一经营收租、修缮。孙家并未出租过房屋，但是因为拥有两处房产，也成为被改造的对象。
“经租房”名义上由国家代理经营，但实质则是国家对城市房屋的管制。进行管制的主要原因，则是为了应付城市越来越严重的“房荒”。房荒主要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先是抗日战争，之后是国共内战，战火毁了不计其数的城市私有住宅，也使处于战争年代中的人们很少有投资盖房的意愿。新中国建立后，多数城市空地多，空房少，市民居住十分拥挤。而北京市则由于军队和机关纷纷进城，大量外来人口突然涌入城市，更加剧了“房荒”的紧张。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当时的财政主要向工业等领域倾斜，北京市政府大规模增加住宅供应的条件尚不具备。“今天国家的资财主要是用于进行人民革命战争和用于恢复和发展生产，不可能投下大量资本来修筑房屋。”1949年8月12日的《人民日报》刊文称。
北京建国后兴建了一批中央机关大楼，部分商业及文化设施，如扩建了北京饭店和国际饭店，修建了中国美术馆、工人体育馆等，但新修民房则数量有限。当时在城根关厢和一些空地上，曾仿“兵营式排房”的形式，抢建了一批平房。1951至1952年间，东单地区共建平房349间。
由于当时城市住宅极度短缺，这些新建的住宅无疑是杯水车薪。前门孙家的院子再大，也拦不住“房荒”的激流。受农村土改“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的启发，减租运动盛行全国。也有人认为，城市解放了，普通的市民就可以白住房子，甚至以为可以平分城市的房产。虽然《人民日报》发表了反驳这种论调的文章，但当时的左倾思潮还是占了上风，并逐渐催生了“经租房”的诞生。
1958年，包璋变为“经租房”房主。1958年，遍布中国城市的“房荒”得以缓解。全国被“经租”的私房达1亿多平方米，涉及62.41万户。其中，北京“经租”房共有24万间，380万平方米，占当时北京住房总数的40%左右，囊括6千户人家。 改造 1958年6月10日，北京首都剧场召集了出租15间以上的房主会议，之后全市还有大大小小的动员会。一个月之内，老北京大部分私房的“经租”改造就完成了。这样的速度并不稀奇。那一年，共和国的跃进纪录频频：人民公社林立，粮食“卫星”上天，大炼钢铁成风，私房的改造工作在“超英赶美”的气氛中跃进，催促着私房主的“申请改造”。
被改造的房主，多少还是有些情绪。宣武区房主纪坤敏说：“听了区长报告我是感激万分，改造很好，生活大大下降”。房主程顺达过去是粮商，他说：“我跟麻雀一样被到处哄，过去搞粮食被哄过一次，现在搞房屋改造又被哄了。”不过，这些“反动言论”当即遭到了批判。
包璋无奈但平静地接受了现实。房子虽然“经租”，但说到底，产权还仍然是自己的房产。包璋办理了“经租”手续，北孝顺胡同44间房，给孙家留下了14 间，其余的30间房则被政府“经租”了。房租有三分之一左右返还给房主。包璋每月固定领到的租金是46元，多少贴补了一些家用。已经5岁的女儿孙允玉已经懂事了，对于“经租”那会儿的记忆还算清晰：“北房奶奶住，南房是厨房，西房住外公外婆。南房两间是孩子的，一张一间多房长的大木床躺着五个孩子，倒没有太挤着。” 离北孝顺胡同不远的西罗圈一号的房主王大鹏，家里因为人口少，只给留了三间房自住，其余的90多间房子都被“经租”了，而且大都被房管局租给了底层手工业者和无业者。解放前，王家的房子也出租，但租户都是精心挑选过的，例如飞行员、地质工程师，省政府主席的太太等。这栋昔日住过赛金花、徽州状元洪钧的讲究的宅子，自此变身为“大杂院”。大家庭的风俗人情，藏进了孩子们的记忆。孙家院子最好的时候是春天，粉红色的海棠花把整个屋子熏得香喷喷。院子中间是一个堆起来的土山，上面栽着桃树、樱桃树和梨树。
夏天，满架子都是玫瑰香葡萄，一家人就在葡萄藤下乘凉、吃晚饭，温馨又惬意。 回家那时所谓的私房“社会主义改造”，虽然表达了一部分人希望实现“公有”制度的愿望，但与工商业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不同。私房即使出租，仍然属于生活资料，而生活资料并不是1954年宪法中规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象。就“经租房”本身而言，也并没有出现过被国家“赎买”或“类似赎买”的事实。“经租房” 的私产产权，经过新中国政府登记认定之后，至今没有变更过。包璋守着自家的房子，伺候病弱的公婆，照料五个子女，仍然过着相对平静的日子。家里还有一些她陪嫁的首饰，包璋打算将来给子女们留个念想。真正的变故发生在“文革”初期。红卫兵勒令房产主携带房契到房管所交公，前门孙家也不例外。可是，在孙家尚没来得及“上交”的1966年8月20日，红卫兵冲进了北孝顺胡同的孙家，翻箱倒柜，把家里的细软首饰、房屋地契，连带1953年人民政府颁发的房地产证，都一并抄走了。孙继昌气得躺倒在炕上，晕死过去。“经租房”的房租停发了，孙家也被赶进由门道改建的一间房里，房子质量低劣并且透风，天冷时，痰盂第二天都结了冰。 “文革”初期，北京市共“接管”了8万多户房主的私人房产，建筑面积占解放初全部房屋的三分之一以上。 孙家从北孝顺胡同搬离，一晃就是10年。
1982年，国家落实私房政策，但政府只发还了“文革”期间被挤占的房屋，没有发还15间以上的“经租”部分。包璋回到了老宅，此时的院子已经面目全非。大院里的各家住户，都积极盖房向外扩张，宽敞的院子，只剩下了一条很窄的通道。“文革”时还在院里修过防空洞，直挖到一间房子都陷下去了。而在前门近年的改造中，包括各种老字号和孙家的自住小院和“经租房”在内，如今都已经是一片瓦砾。八旬的老人包璋，不得不寄居在亲戚家里。 西罗圈胡同一号也不复当年的样貌。
房主王大鹏和老伴均是高级知识分子，如今不得不蜗居一隅。百年黄松木，高高的门廊柱子，精美的雕花隔扇与主人的红木家具，都陷落在周围堆得满满的垃圾中。一位来王家探访的朋友，出门时不小心被甩在地上的瓜皮绊倒，只得拄着双拐离开。如今，在广州、厦门等地，“经租房”已开始落实返还。幸运的房主需要办一道“撤销管理”的手续。北京的“经租房”房主们，则还在为“回家”做着不懈的努力，有极少数“经租房”业已发还，比如房主刘敬宜、房主钟惠兰的私有房产。
200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废止了1964年9月 18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经租的房屋不允许继承问题的批复》。废止理由是，“情况已变化，不再适用”。这给“经租房”主们再次带来了希望。对于“经租房”主人来说，“经租房”不仅仅是家庭财产，也是对家的信仰和依赖。这里不仅有青春的记忆，也是现存者寻找自己故去亲人影踪的唯一地方。前门大街改造好以后，85岁的老人包璋曾有一次回到前门。女儿孙允玉回忆，游览的整个过程里，包老太太盯着老宅废墟中的香樟树，一言不发。她念念不忘的心思是，老孙家传下来的这点祖业，不能够就在自己手上没了。
年广九：财富冒险家
长子年金宝曾这样评价父亲：他之所以出名，是碰巧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都在找致富商贩的典型，碰巧让年广九撞上了
本刊记者/孙春艳(发自安徽芜湖) 在安徽芜湖最繁华的中山路步行街上，与周边大楼林立、装修考究的店铺相比，年广九“芜湖市傻子瓜子技术有限公司”的三层白色小楼，显得低矮而破旧。店面正中的墙上，挂着《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1页对“傻子瓜子”问题的评价：“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很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 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从偷偷摸摸卖瓜子的小商贩，到成为中国最早百万富翁之一的“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九三次入狱，三次被邓小平点名。年广九命运的起承转合，暗合着中国私营经济发展的进程。 快到70岁的年广九，如今并不愿退休。他一手创立的“傻子瓜子”品牌，10多年深陷家族纷争中不能自拔。
2007 年，年广九宣布重出江湖，誓言夺回商标，大干20亿。 “我没老，我要是大干，谁也干不过我！” 年广九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这句话时，带着大金戒指的手在空中用力一挥。 浓重的芜湖口音，震得整个房间嗡嗡作响。 文革中的营销经济学 2009年7月31日早8时，《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走上了年广九的办公楼。狭窄陡峭的楼梯二层台阶上，不到40平方米的地方摆满了大装的瓜子和干果的盒子，手工封袋的老旧机器立在房间正中。三楼门口的晾衣绳上，则挂着小孩的衣服；椅子上放着换下来的衣物。年广九的家和办公室，就安置在这里。办公室里，只有两张盖着塑料布的麻将桌，和十几把破旧的凳子。
72岁的“傻子”年广九，梳着齐整油亮的老式大背头，正点着烟悠闲地踱来踱去。在上世纪80年代就赚到百万的年广九，对自己的办公环境似乎颇为满意。他说：“我喜欢打麻将，没事的时候朋友会聚在这里打上几圈。”他对办公室需要讲究的说法也不以为然：“秘书、办公室主任、财务、出纳、仓库保管??通通都不需要，有事打个电话我一个人就全办了。只有能力差的人，才需要那么多人辅助。” 与秉承“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誉群言”的徽商不同，年广九的骨子中多了几分“霸气”。正是这种“谁与争锋”的霸气，让年广九在跌宕起伏的人生中造就了财富，也招来了“麻烦”。
出生在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年家村的年广九是家中的独子。因出生在1937年的“三九寒天”，本辈泛“广”，而被父亲取名“广九”。因淮河多发大水，5岁的时候，年广九随父亲逃荒到了黄山脚下，靠讨饭为生。少年时期的年广九，跟随着父亲辗转到了芜湖。父子俩开始了沿街叫卖的生活。1963年，父子俩靠贩鱼、卖水果为生已经10多年。那时经济困难，囤积居奇、买空卖空的活动逐渐增多。1963年，国家严厉打击“投机倒把”行为，当年共查处“投机违法”大小案件5800余起。在这一年，年广九也因投机倒把罪，而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出狱后，年广九恢复了自己的水果摊生意。并在当时芜湖市政府所在地的繁华路口，支起自己的小篷子，放着录音机叫卖。生意出奇的红火，苹果那时一毛钱一斤，他一天的收入竟是10多元，几天的生意所得，就赶上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收入。
好景不长。1966年“文革”开始，年广九再度以“牛鬼蛇神”(比喻邪恶丑陋之物。在“文革”中，成为所被打倒、“横扫”的无辜受害者的统称)的名义被抓。一年之后，再度恢复自由之身的年广九已届三十。年广九开始琢磨着更长久的生意。这时，他看中了炒瓜子行当。他先后跟随熊、张、王、马等多位师傅学习炒货。他对自己的评价是，“聪明”，“会看师傅眼色”，会“偷师学艺”。他还专门跑到上海、苏州和北方的城市研究当地的瓜子。取经回来的年广九炒出的瓜子，粒大籽满，味道甜中带咸，咸中有辣，兼有草药芳香，令食者拍手叫绝。文革时期，由于天天还在抓“倒买倒卖”，年广九只能把瓜子包成小包，藏在大衣兜里偷偷地卖。每到晚上，当人们聚集在一起看电影的时候，他就穿梭在人群中，一晚上多时能卖20斤瓜子。他也经常被抓，但放出来后，他就再接着卖。
“啥叫经济学？我是从实践中得来的。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呗。你们文化人精通笔杆子，我没文化，可精通商业。”年广九说起这段历史时，眼睛乐成了一条缝。文革后期，小商贩的经营活动氛围渐渐宽松。年广九看中了芜湖中山路道口巷口的闹市，一辆旧板车，开始摆起自己的瓜子生意。因为总是多送顾客瓜子，年广九被人喊作“傻子”。他干脆就给自己的瓜子起名为“傻子瓜子”。很快，“傻子瓜子”迅速行销到江、浙、沪市场，迅速冲击了此前占据半壁江山的国营“迎春瓜子” 品牌。由于年广九的致富效应，芜湖同期，一下子出现了60多家瓜子企业，被誉为中国的“瓜子城”。
面对竞争，年广九主动降价，把炒瓜子的价格从每斤两块四降到一块七毛六。当时他的大儿子年金宝质疑父亲的做法，认为这是“赔本赚吆喝”。但这种薄利多销的策略，却是最实际的市场经济学。买瓜子的人蜂拥而来，店门口两排队伍，经常排到一两百米以外。
“傻子”确实生财有道。“我1976年的时候就赚了100万！”年广九回忆道：“多数都是几毛的，最大是10元的，因为不敢存到银行，搁在家里阴雨天都发霉了，只好天好时拿到院子里晒晒。” 邓小平点名，担当改革符号说完这番话，年广九忽然转身出去，回来时递给记者一张“独特”的名片：正面印有他和小自己30岁的第四任妻子结婚照，背面则是高悬在一楼店面墙上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对傻子瓜子问题的那段论述。 之后的年广九不再回答《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提问。他声音响亮地开始了长达3个小时的个人演讲。
民主、自由买卖、粮食价格、市场经济、法制社会等内容皆在年广九的演说内容之中。年广九一再强调，他说话之时不要打断他，否则不讲了。年广九的演说词中不乏激烈之词。但对邓小平发自肺腑的感谢，一直是年广九演说的主调。傻子瓜子的生意，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更加红火。年广九就把家里的亲戚都搬来帮忙，不够用了，又请来雇工帮忙。在最高峰的时候，雇工人数超过 100人，最多达到130多人。每天的瓜子产量，在5000公斤左右。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个体工商户的初步发展，人们正在开展对于雇工人数的大讨论：雇7个人以下算个体户，雇8个，性质就变为资本主义的私营企业。
雇130人还了得？一些好事者写信上告，指控年广九是“资本主义雇工剥削”“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当时的安徽省农委主任周曰礼，曾专门派人到芜湖进行调查。不久，周曰礼把这份调查报告，带到了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 1983年和1984年，邓小平先后两次直接点名，以年广九和他的傻子瓜子为例，明确表示中国政府鼓励发展私营经济。1984年，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以年广九为例，释放出了对个私经济进一步“松绑”的信号：“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从此，“雇工风波”才逐渐销声匿迹。当然，邓小平的两次点名“傻子”，解放的不只是年广九一个人。当时全国的工商户已有10万左右，民营经济发展中的雇工问题，也终于得以解决。当然的年广九因此也名声大噪。但年广九的命运仍然多舛。1987年底，芜湖市对年广九经济问题开始立案侦查。1991年5月，芜湖市中院一审判决年广九犯有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1992年，改革开放再次站在十字路口上。90岁高龄的邓小平南巡讲话，再次提到了傻子瓜子：“傻子不能动”。邓小平再次动用年广九这一“符号”，又一次救了年广九，也再次为改革开放拨开了思想迷雾，为民营经济成长拓宽了空间。据《激荡三十年》一书记载，2006年底去世的年广九长子年金宝曾这样评价父亲：他之所以出名，是靠媒体炒作出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都在找典型，碰巧让他撞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