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育六十年的发展，从来都没离开过政治和经济的影响，不同的是，现在的运动员可以活得更轻松。
建国初期，中国人吃不饱穿不暖，更没精力搞体育，衣服上有五六个口袋的军队里最容易建成一个运动队。除了军人，厂矿企业里的工人也可以随时组队。毛泽东的口号“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是他们身兼数职的动力所在。
1953年，国家体委把中国游泳队和足球队送到体育强国匈牙利学习。在当时，体委是下了大决心的，据说队员的生活补助相当于匈牙利总理的工资。为期两年半的留学很有成效，以穆祥雄和戚烈云为首的游泳选手频频打破世界纪录，中国民族自豪感一时无比高涨。
进入60年代，两种运动成为风潮，一是自上而下的乒乓球，一是自下而上的羽毛球。乒乓球无疑是举国体制的最大受益者，当时中国退出奥运会，脱离了众多单项国际组织，以容国团、庄则栋和徐寅生为首的乒乓球选手在国际男单和男团比赛中表现神勇，让中国领导人看到了振兴中华的契机，宣传机器趁势加大马力。容国团提出的“人生能有几回搏”、脱胎于1960年世乒赛108名陪练的“奉献精神”和“让球法则”成为时代宝典，乒乓球登上国球尊位，容国团等名将成为中南海的常客。而由归国华侨组成的羽毛球队，尽管横扫世界强队丹麦，但由于缺席国际赛事，最终只能沦为“无冕之王”。时至今日，乒乓球和羽毛球在中国体育系统中的地位依然耐人寻味。
文革十年让中国体育完全沉底，到了70年代，中国体育的星星之火就只剩下游泳（包括跳水）和聂卫平的围棋。1970-1972年，中国游泳和跳水队作为主席派来的人，从湖南长沙出发，历经海南、福建等地，开始全国大巡演，每到一处，万人空巷。到现在，中国人仍有游泳情结。
封闭和内耗让中国与世界渐行渐远，幸运的是，这种局面在80年代嘎然而止。改革开放后，中国回归奥运大家庭，中国体育人再次“贪婪地”吸取国际先进经验，疯狂参加国际赛事，希望将失去的时间找补回来。在这个过程中，个人首次战胜集体成为英雄，栾菊杰、李宁、郎平和许海峰成为大众熟知的名字。客观地说，这是中国体育人第一次实现自我价值。因为太过想要被世界认可，拼搏精神成了所有人的兴奋剂，科学的训练手段被忽视了，最终导致一些英雄过早地透支了运动寿命。民众对成功顶礼膜拜、对失败则极尽攻击的两极态度，更使昔日的英雄无法承受体育之重，李宁转战商场，郎平和栾菊杰黯然出国，一声叹息。
90 年代，中国的体育开始拥抱职业化。1994年发端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如火如荼地进行，以马家军和泳坛五朵金花为首的基础大项崛起，让人们看到了中国体育领先于世界的曙光。市场双刃剑的反作用也随之而来，在此期间，中国人陆续学会不少新词：球霸、假球、黑哨和赌球。市场无序的状态，耗尽了球迷和赞助商的热情。而马家军集体兵变、五朵金花使用雄激素，给田径和游泳带来灭顶之灾。
2000 年之后，人们开始平和地对待市场经济，也更加注重体育本身。体育只是体育，我们有姚明、易建联、丁俊晖的专业团队，也有刘翔、郭晶晶、林丹等一代巨星，更有仲满和何文娜这样依托网络手段迅速蹿红的新星。他们不再只是站在前辈的后面，说着国家和民族之类的沉重话题；他们追求人性，不拒绝娱乐和时尚，他们敢于怀疑一切，也能更从容地对待自己的成败。尽管，谈到成败，中国人从来真正从容过。
容国团： 困难年代的体育惊喜
新中国“全民体育”从容国团夺冠开始，周恩来把容国团夺冠和建国十周年一起列为1959年的两件大喜事
■苏枫
是他让中国人从此爱上乒乓球。
他喜欢弹着吉他唱猫王的歌，酷爱毛泽东诗词。
容国团的一生短暂而绚烂，从1958年到1967年，他先后作为运动员和教练，为中国乒乓球拿了三个“第一”——第一个男单冠军、第一个男团冠军和第一个女团冠军。
2009年，距离他为中国夺得第一个世界冠军，正好50年。
1959年的两件喜事
1952年，容国团15岁，参加香港乒乓球公开赛，崭露头角。
1957年9月，容国团到北京参加省港澳乒乓球运动员友谊赛。当时他又高又瘦，还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用“野路子”打败了全国冠军王传耀。
这匹黑马被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看中。应贺龙邀请，19岁的香港人容国团走过深圳罗湖桥，进入广州体育学院，他用日记记录下当时的心情：“这是我走向新生活的第一天，我心里充满了幸福感。”
当年，容国团代表广州队参加了全国九城市乒乓球赛，第二年5月加入国家队，为1959年在西德多特蒙德举行的第25届世乒赛备战。这期间，他喊出后来激励了无数中国人的口号——“人生能有几回搏”。
同为第一代乒乓球国手的庄家富对《新世纪周刊》说：“1958年，赶上大跃进的年代。他写毛笔字特别好，曾用毛笔字写过一个大标语，从四楼到一楼的长条幅，十个大字：‘不拿世界冠军死不瞑目！’后来在备战会上，他又跟大家讲‘人生能有几回搏，我在25届世乒赛上，不拿世界冠军死不瞑目！’当时很多队员，包括我，都觉得这小子在吹牛。后来熟悉了，发现他既有雄心壮志，训练也十分刻苦，技术又非常全面。”
一年之后，容国团的豪言壮语实现了，他为中国夺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周恩来总理将容国团夺冠和十周年国庆并列为1959年的两件大喜事。
50 年前在多特蒙德发生的一切，庄家富至今仍记得很清楚：“前八名里，中国运动员有四个，我、王传耀、杨瑞华、容国团。后来我们三个都被淘汰了，就剩容国团孤军奋战。他在半决赛遇到了美国老将迈尔斯。五局三胜制，他零比二落后，当时我们都非常紧张，觉得可能不行了。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改变战术，跟迈尔斯比搓功。最后比分21分都还没到，迈尔斯主动找容国团握手认输，不打了。”
“接着决赛，对打匈牙利的老将西多。当时男队教练傅其芳因为政治原因不能出国，由我任代理教练，跟容国团算是亦师亦友。决赛前夜的战术会上，我提出要改变打法，对方削球时不给他反攻机会，加强进攻时球的旋转能力。比赛开始前，我发现匈牙利已经买好花放在旁边，就等西多赢了上去献花。”
最后一个球打过去，容国团攥紧拳头跳了起来。这一天，象征世界乒乓球最高荣誉的圣.勃莱德杯，永久刻上了“RongGuoTuanChina(中国容国团)。”
妻子黄秀珍说容国团其实一点都不喜欢炫耀，几次去中南海，回来还是平常心。黄国珍问他为什么一点都不激动，他说报纸上都讲平常心对夺冠有好处。去多特蒙德前，容国团就对妻子说过，“我这是糙瓷碰玉器，没有包袱，我不怕！”
1959 年4月6日，容国团夺冠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社论。此后，各种庆功活动接踵而至，周恩来在北京饭店请乒乓球代表团吃饭，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容国团等乒乓球运动员。1959年5月1日，盛大的庆祝活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容国团和兵乓球友一起组成方队，表演着各种击球姿势经过天安门。
困难年代的三项冠军
1960年，中国差点被严重的经济困难击倒，整个国家的建设几乎停顿。贫困并没有挡住新中国第一次举办世界级体育比赛的热情。为了迎接第26届世乒赛，圆形的工人体育馆在北京东郊建成。
“一定要办得像个样子！”国家体委主任贺龙一字一顿地说，他决心用第26届世乒赛展示中国的形象，全国精挑细选了108名运动员精英，集合封闭训练，容国团和庄家富都是其中。
庄家富说当时日本队有一个秘密武器弧圈球。日本队在本国的乒乓球杂志上说已经用弧圈球已经打败了欧洲，马上要用弧圈球打败中国。“什么叫弧圈球，我们都不太清楚，只能想象。就在离比赛开始还有一个星期的时候，我们听说了日本队马上要访问香港，我就被派到香港，装扮成一个学生去看日本队的现场。”
“我戴一副大墨镜，拿报纸遮住自己的脸，因为以前我跟日本的好几位队员都打过球，怕他们认出来。日本队拉弧圈球最好的队员是星野，他那天对香港冠军吴国豪。星野一拉弧圈球，吴国豪就削不到。观众看不明白，就骂吴，‘你回家捡大粪吧！球那么高、那么慢，你还削出界！’我想笑又不敢笑，把弧圈球的技术特点和破解规律，都偷偷记在报纸的白边上，把情报带回到北京。”
1961年4月9日晚，中日团体决战。对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体育绕不过政治，这场决赛有超越体育之外的深意。
女子团体决赛先行开战，邱钟惠和孙梅英迎战日本的上届世界冠军松崎和伊藤，最后屈居亚军。
接着，中日男子团体决赛开始。一共八盘。第一盘庄则栋猛扣星野的弧圈球，先胜一盘。第二盘徐寅生输给了日本的一个新手，第三盘容国团也失利了。就在中国一比二落后日本的形势下，徐寅生再次上场，连扣星野十二大板。直至今日，“徐寅生十二大板”在乒乓球爱好者中仍然被津津乐道。第五盘庄则栋又拿下一分，第六盘容国团输给木村，第七盘徐寅生胜荻村。此时总比分四比三，第八盘比赛，此前丢掉两盘的容国团再次出场，关键时刻战胜星野，锁定胜局。
中国男队五比三战胜日本首次夺得男团冠军，这个新闻迅速轰动中国。第二天，邱钟惠在女子单打决赛中首次夺冠，中国再次沸腾了。
1963 年，第27届世乒赛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中国男队蝉联男子团体世界冠军，并获得男子双打和男子单打冠军，但女队一个金牌都没拿到，国家体委要求女队在下届比赛上打一场翻身仗。容国团临危受命，担当中国女队教练，终于在1965年第28届世乒赛上带领梁丽珍、郑敏之、林惠卿等乒乓女将捧回了中国第一个女子团体冠军考比伦杯。
政治漩涡中的一次抉择
1966年，中国乒乓球队被卷入政治漩涡，世界冠军成了“修正主义尖子”，每个人都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容国团也不例外。
“当时国家体委分成两派，一派是掌权的，叫造反大队；一派是保守派，叫毛泽东思想兵团。我是国家田径队的，和容国团一起，都属于保守派。当时情况特别混乱，好多以前的队员和朋友，几乎一夜之间突然就跟我们翻了脸。很多人不和我们来往了，见了面也不打招呼。”黄国珍说当时容国团的精神压力很大，面对当时“谁在世界上成绩越好，就越反动”的批斗口号，容国团沮丧地说“干这一行没有什么奔头了！我不能为国争光，对自己的事业失去信心了。”
容国团、傅其芳和姜永宁都是从香港来的球员，三个人都被怀疑是香港派来的特务。傅其芳、姜永宁与很多昔日世界冠军一起被革命委员会关了起来，容国团因为家庭出身好（是贫农），没有被软禁。
1968年4月、5月、6月，连着三个月，一个月走一位，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先后自杀，跟三位运动员从香港回到大陆的顺序相同。
1968 年6月20日，容国团在北京劲松养鸭场边的一棵大槐树上吊。他的上衣口袋里有一个红皮小本，留了两页纸。一页写着“爸爸、秀珍、小秋（容国团唯一的女儿，当时两岁）：我要连累你们，真是罪恶，我很对不起你们，请永远忘记我吧！”另一页是写给体委造反派和革命委员会的：“我爱面子甚于生命，我是清白的。我站错队了。不要怀疑我是敌人。我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向毛主席请罪！”
黄秀珍一直记不起当时的全部情形（或者潜意识里根本不想记起）。她只记得当时连路都走不了，是被别人拖着去的现场。“然后是造反派的人给处理的后事。我后来回家，家被抄了。所有的照片、信件什么的，都被抄走了，想继续调查容国团。”
幸运的是，容国团年轻时写给黄秀珍的情书还在。“我很坦然，一直相信他是清白的。他是个心地单纯的人，从小没受过大的挫折。别人说你以后再也不能参加世界比赛了，再也不能打球了，运动员要当服务员，服务员要打球，他就真的相信，对事业感到绝望了。”
如今的黄秀珍替丈夫原谅了当年对他们冷脸相向的人：“时代就是这样的。当时最难、最难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帮我们，没有一个人为我们说话。现在他们跟我打招呼，我也不会不理。毕竟，这不是一个人的错误。”
因为文革，中国乒乓球代表队没有参加第29和第30届世乒赛。
1971 年3月，第31届世乒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是中国自文革以来派出国外的第一个大规模体育团体，中国男队再夺男团冠军，重现辉煌。中美关系是第31届世乒赛上的最大政治新闻，中方宣布“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自此开启了70年代的“乒乓外交”大幕。
1978年6月23日，容国团去世十年后，国家体委为容国团、傅其芳和姜永宁平反。为纪念三位运动员，中国乒乓球协会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举行“三英杯”乒乓球邀请赛，每年分别由北京、上海、广东、香港、澳门五地轮流主办，比赛的宗旨是缅怀英杰、发扬传统、增进友谊。
《人民日报》1978年6月24日的消息为容国团恢复名誉：“容国团同志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好同志??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名又红又专的运动员、教练员，为攀登乒乓球运动技术世界高峰，发展我国体育事业建立了功绩，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和贺龙副总理的接见，曾荣立特等功。体委的决定宣布，过去强加给容国团、傅其芳等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辞一律推倒，过去所作的错误决定予以撤销。”
容式打法：
容国团擅长直拍快攻打法，球路广，变化多，精于发球，推、拉、削、搓和正反手攻球技术均佳，较好地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左推右攻打法，并创造了发转与不转球、搓转与不转球的新技术，在比赛中运用战术灵活多变，独具特色。中国乒乓球近台快攻的技术风格，就是在总结了他的技术经验之后，由“快、准、狠”发展为“快、准、狠、变”。
以毛主席的名义表演
三个不同年龄段的游泳跳水队员，在1970年的夏天，一起干了件异常热闹的事
■柳西溪
毛泽东喜欢游泳，曾44次畅游长江。在他的影响下，游泳成了一件国家大事。从1970年开始，国家游泳队和跳水队员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到中国各地表演游泳和跳水。这一年，陈运鹏、史惠国和钟少珍在毛泽东的家乡湖南相聚，共同承担起宣传“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任务。
陈运鹏
1935年出生，前国家游泳队总教练
陈运鹏年轻时穿着讲究，很好玩，尤其喜欢跳舞，总是一副不服输的模样。
他是中国游泳跳水队的第一批选手，1953年，18岁的他被选派到匈牙利。“当时训练强度很大，我没有能顶住。”陈运鹏回忆，“回来之后，我跟着自己的教练，100米蝶泳也是世界前25强的水平。”
在运动员时期，陈运鹏就有些“另类”，当时只有他会穿着运动鞋在水中训练。1965年，陈运鹏成为国家游泳队的一名教练。
1970年的某一天，陈运鹏接到上级的命令，随队伍去全国各地巡演。负责人在下达任务时对他说“这是政治任务，务必要完成。”
后来他才知道，作为工农兵选派的代表，他们要去参加全国各地的巡演。
陈运鹏赶上了前所未有的大时代。“我们先后到过浙江、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和海南岛，每到一地，都下到厂矿企业或公社等最基层单位。没有正规的游泳池，就是在大河、江里、水塘里，主要是进行四种泳姿的表演，此外还有潜泳、打水球和跳水的表演。”
陈运鹏说自己是第一批留学匈牙利的成员之一，还是教练，很多表演他都充当主力，“50米的潜泳主要是我和戚烈云。当时河里的水很浑浊，老是看不到，有时候潜到了40米可能碰到墙，观众会哄堂大笑。”
“还有一些表演还要‘克服困难’，把自己的手和脚绑起来游泳。”陈运鹏非常喜欢那个时代，他认为自己所做的多少也推动了后来游泳的普及。“回京后，周恩来、陈毅和贺龙经常到训练馆来，而且是说来就来。他们会坐在门槛上吃西瓜，还邀请我们到家里去吃饭。”在当时，高层领导都喜欢游泳，邓小平喜欢夏天到海滨游泳，叶剑英和粟裕更是泳坛高手。
这次巡演是他职业生涯中最为闪光的时刻。此后，中国游泳队在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上全军覆没，陈运鹏深受打击。从此，他开始琢磨中国游泳队的技术革新，跟踪世界先进技术，并提出了著名的“短板理论”。陈运鹏对每名运动员的强项和弱项了如指掌，培养出上世纪90年代风光无限的“五朵金花”。
现在，陈运鹏和妻子在北京上海两地来回跑，对中国游泳，他一直还在关注，他的“陈运鹏视点”还有很多忠实观众。
他不太会做家务，也没有要孩子，或者，有一项一辈子都不会厌倦的事业，其他的缺憾都可以忽略不计。
史惠国
1948年出生，上海跳水队领队
史惠国最后一次比赛是在1965年，当时，他参加的是男子甲组比赛，赢了男子3米板的比赛。刚刚冒头的史惠国遇到“文化大革命”，再次踏上跳板，已经是5年后。
史惠国说自己被选入国家队是有点糊里糊涂的意思：“当时国家队成立跳水队，他们可能以为我是国家队的，理所当然地向我发出了邀请。”
1970年，中国跳水队国家队成立，被选进去的第一批人就包括杜度、詹京华、钟少珍和史惠国。当时，他已经22岁，而且以前的技术也忘得差不多了，“但估计他们可能已经没的选择，于是我就来到国家队，来到北京。”
把关系从上海转到北京后，史惠国算是比较闲，每天的工作就是做报告，背语录，游行。直到有一天，有人通知他去宣传毛泽东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口号。
国家跳水队先走，几天后史惠国跟着到了长沙。在那里，他见到陈运鹏。接待条件都是高规格的，人们把最好的宾馆和旅馆给了他们。群众拿着毛主席语录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人，“我们也拿出毛主席语录，挥手。”
到了毛主席的家乡，史惠国和陈运鹏的表演更卖力：当时湖南游泳池很少，大多是在池塘里。晚上要用烟火，手里拿着烟火，脚里也拿着烟火。一般开始是集体表演，拉烟火，十米的地方，运动员在脚上绑着7米大的标语。一人拿一个标语，共17个人，摆成对联的造型：旁边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中间横批是 “毛主席万岁”。“然后是湖边的集体跳水，3米跳板的单个人表演，10米的单个人表演，最后总是以5米的集体跳水结束。”
在这次巡演中，他们尝试过各种条件的地方，有室内游泳池，有室外游泳池，有池塘，有水沟，也有江河，更有大海。“我们要克服不同的自然灾害，在人山人海中进行表演。”史惠国说感觉自己和同伴当时就像是播种机，不断表演，跳水因此也会有了发展。
1974年的德黑兰亚运会史惠国没有参加，因为在前一年的选拔赛中他只获得第三，顶替他的李孔政获得了冠军。一年后，他成为国家队教练。
史惠国后来回到上海，先后出任上海队总教练和领队，现在他被提起，大多是因为跳水名将吴敏霞和火亮。2009年的全运会后，他已年过60，可以安心退休。
钟少珍
生于1948年，国家跳水队功勋教练
出生于8月1日的钟少珍是典型的共和国同龄人：低调、朴实、木纳，永远只穿着两三套单位发的李宁运动服，住在运动员南公寓不足7平米的宿舍。
有次奥运会直播，郭晶晶的比赛过程中，电视机的特写镜头竟然对准吴敏霞的主管教练刘恒林。记者有产生这样的错觉并不奇怪，跳水馆的管理员还经常把她错认作队医或队员的家属。
一次国家跳水队聚会，有事来迟打车匆匆赶到的钟少珍在门口被保安拦下，理由是“这是奥运冠军的场合，要签名等下次。”
很少有人知道，她是中国跳水队培养出奥运冠军最多的教练，从熊倪、高明到如今的郭晶晶。更少人知道，她本身就是中国第一代跳水队员。
1970年，时任海军跳水队队员的她，和队友杜度、詹京华等随同领队王发成来到北京。那时候海军跳水队归总政管，但编制在体委。
看着国家游泳队办得红火，跳水队几个领导决定也组建国家队，钟少珍因此从地方选手，变成国家队的一员。后来，这个组还补充了上海队的史惠国、江苏队的金海泉和北京队的杜召。
队伍成立后的第一件事不是训练，而是和中国游泳队一起到地方去巡演。巡演有学名，叫为工农兵表演。作为唯一的女队员，钟少珍总是出现在压轴戏中。
辉煌的巡演并没有改变跳水队的现状，当时的中国跳水队没有训练场地，更没有比赛机会。跳水队借用游泳队的场地，有1米板、3米板、5米台和7米台，水深只有 4米。国家游泳队做了一个水线，跳水队练习1米板，就不能练3米板。如果想练习3米板，必须征求游泳队的许可，把水线拿掉。而7米台，则干脆是游泳队不练了，跳水队才能使用。到陆上训练，当时游泳馆和国家篮球馆中间有一块空地，跳水队在那里装一个陆上的架子，一个坑，几个垫子，一个跳板，一个网，就是训练场。钟少珍说“当时跳水队的两块板还是从上海借的，写了借条。”
偶尔，她们也会到北京陶然亭室外馆练，那里水深，一般人不敢去。到了冬天，她们就转战到湖南长沙，“一去就两三个月，招待所十几个人一个房间。吃也不习惯。但当时也没感到什么。”这种打游击的状况到了1974年才有所改观。
钟少珍来自跳水强省广东，对她技艺触动最大的是电影《女跳水队员》（拍摄于1964年)，影片以1953年中国新兴力量运动会亚军黄秀尼和郑观之为原型，主演基本都是从专业跳水运动员里选出来的。主人公陈晓红攻克难度动作5311为钟少珍打开一扇窗。“当时我们学他们的每个招式，包括怎么入水。”
中国游泳协会1958年退出国际游联以后，国际游联严禁协会国的游泳选手同中国运动员有任何比赛交流。文革期间，中国运动员更没有任何途径和其他国家的选手交往。当时敢同中国跳水队交往的只有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也不是国际游联的会员，不怕国际游联的处罚。70年代后，著名的“乒乓外交”并没有连带着为中国游泳和跳水也打开一扇门。1973年，根据中美两国文化交流协定，一个美国游泳队到中国访问比赛，回去后收到两份函件，一份是当时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祝贺信:“感谢您对美中友谊作出的贡献。”另一份是美国游泳协会的通知：“你违反了国际游联的规定，被开除出美国泳协。”
就在这种时候，中国跳水队参加了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我们坐船十几天到了那边。当时中国还不是国际游联的成员，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参加比赛，心里很忐忑。”后来国际游联的官员观看了中国跳水队的训练后，临时决定让中国队参赛。
无心插柳的钟少珍和队友包揽了跳水的全部四块金牌。钟少珍第一次见识国际综合运动会时已是26岁“高龄”，当时她的动作难度系数超不过3.0。但历史就是这样被改写和记录下来：钟少珍，女子3米板和10米跳台冠军，中国第一位亚运会冠军。“当我夺冠后，几个女记者激动得都哭了，一些当地华人也都情难自制。我们，终于冲出亚洲了。”
1978年肘关节骨折脱落后，钟少珍以30岁高龄退役。此后她的职业生涯仍然风雨不断，先当国家队教练，作为助手协助总教练徐益明培养出了高敏、熊倪和许艳梅等奥运冠军，随后被贬到地方。再次出现在国家队，已经是1998年，郭晶晶成为她的学生。
教出那么多重量级的跳水明星，她至今仍住在天坛公寓不足7平米的小屋。“我也不是高风亮节，主要是习惯了。”她的床很凌乱，放着《知音》。
三大球饥渴下的女排奇迹
在那个特殊年代，女排夺冠被当作一件国家大事来宣传
■严昆
在日本大阪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进入到决赛，中国女排对阵有“东洋魔女”之称的卫冕冠军日本队。中国队在先胜两局的情况下被对手连扳两局。最后一局的争夺尤为激烈，“13平！14平！17比15！”郎平一个跃起，一个斜线扣球，中国队锁定胜局。
1981年11月16日晚，《中国体育报》记者杨玛俐没上夜班，在家里的黑白电视机前见证了中国女排首次夺冠。“看完比赛坐在电视机前大哭，站不起来了，那种心情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杨玛俐对本刊记者回忆说。
冠军是这样炼成的
张蓉芳小时候的梦想是当兵。13岁时，她已有1.68米，在姐姐同事的推荐下，和女伴走进了四川女排当时的训练地成都体育场。在那里，她第一次见到排球，“误打误撞”地开始了14年的运动员生涯。
1976 年，张蓉芳进入了国家队，当时主教练袁伟民带领新组建的中国女排开始“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征程。杨玛俐分析中国女排能迅速崛起，关键是女排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全面、快速、多变”打法。张蓉芳的丈夫胡进当时是中国男排运动员，在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时说，他把这一过程看作是“卧薪尝胆”。事实上，当时的中国男排也到达了历史上的一个高峰，多次战胜世界强队，拥有着汪嘉伟等一批明星级球员。
1976 年重新组建中国排球国家队后，上级反复传达贺龙元帅说过的话“中国三大球得不了冠军，我死不瞑目。”拿世界冠军是第一任务，所有人都知道。1979年，袁伟民率领中国女排击败日本队，结束了中国女排从未在重大比赛中战胜过日本队的历史。完成“冲出亚洲”的目标后，女排开始向世界冠军的目标发起冲击。
在胡进的记忆中，中国女排在艰苦训练后，已经具备了夺取世界冠军的实力，当时的排坛，日本、美国和苏联都是中国队的强劲对手。“每次夺冠都异常艰难，她们一直没有放弃训练，为各种困难做准备，训练临场应变能力。如果不做好每一个环节，历史很可能就得改写。”
杨玛俐见证了张蓉芳时代中国女排发展的全过程，“那个时代的运动员一定是吃了别人吃不下的苦才能战胜对手。”湖南郴州训练基地的竹棚岁月给那一代人留下了深刻记忆，队员们每天在粗糙的地板上倒地接球，翻滚上百次后，木刺扎到衣服上，嵌进肉里，训练结束后个个变成“刺猬”。训练时只有白开水可以喝，伙食可以保证吃饱，“吃好就谈不上了。”张蓉芳记得国家队曾经发过一些小瓶装的“人参精”，第一次吃完后队员们浑身不舒服，以后就再也不敢吃了。
备战期间常常要“一天四练”，每天要练八九个小时，周日还要训练半天。自上世纪60年代中国排球从日本引进“大松训练法”，苦练就成为日常训练的主题。女排队员们每天都要用枯燥繁重的训练挑战身体的极限，几乎每个队员们都有严重的伤病。1982年世锦赛，决赛当天的上午，张蓉芳在训练中腰肌被拉伤，最后打了封闭针后上赛场，“夺冠后上领奖台时，是队友们把我架上去的。”胡进也说那个时代的运动员“带上伤病坚持训练，参加比赛，精神方面的东西占了重要因素，现在的年轻人很难体会”。
胡进现在是四川女排的主教练，他会经常拿当年女排的精神来要求队员。在他看来，30年过去了，排球规则有变化，但对排球基本技术、熟练准确的追求和顽强拼搏精神是永恒的，“只有依靠这两项才能打出理想的水平。”
就没出过世界前三
训练球员时，胡进会经常拿新老女排比较，“老女排运动员与现在运动员的身体素质、科学训练、营养补充、保障条件都没法比，但是技术练到了极致，每个人都各有特点。”
张蓉芳的绰号是“怪球手”，在赛场上，身高1.84米的郎平常常成为关注的焦点，身高只有1.74米的张蓉芳却在很多比赛上得分更多，她的得分几乎都能造成对方打手出界。张蓉芳跳起来扣球，发力点却不在跃起的最高点，对手按她的节奏跳起来，在整个身体下降时，她快速出手，这时对方拦网已经掉下来，力量就没有了，“人再高也拦不住她”。胡进这样评价妻子，“技术熟练，球速快，进攻手腕变化多，跑动积极，”“1米74的小个子打强攻不容易。”
女排获得冠军后，整个中国都沸腾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女排夺冠被当作一件国家大事来宣传。张蓉芳说当时几乎是人人都在谈女排和排球，光她一个“就收到了 2000多封热情观众的来信”。1981年11月17日，在女排夺冠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学习女排振兴中华》，第一次将女排和振兴国家联系在一起。1984年，女排获得洛杉矶奥运会女子排球冠军，邓颖超发表《给中国女排的一封信》：“中国女排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要向中国女排学习，为我们四化建设，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此后的20多年，“遇强不惧、百折不挠、团结一致、顽强拼搏”还会时不时被人提及。
和中国女排一起打下“三连冠”后，张蓉芳于1984年底退役回到四川省体委工作，她的丈夫胡进则因调入中国女排任助理教练，留在北京。当时，她还不曾想到日后会成为“我国第一位获得世界排球最佳教练员称号的女教练”。
1986 年，张蓉芳29岁，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就读期间，为了准备毕业论文的素材回到北京做社会调查，时任国家体委训练局局长的李富荣找到她，宣布国家体委的一项决定：由她出任中国女排新任主教练。当时距离世界锦标赛只有3个月的时间，张蓉芳“盼望过上安稳的生活”，“很不情愿地服从了组织安排”。1986年6月 9日，张蓉芳走马上任。
上任不久，张蓉芳发现自己怀孕了。胡进回忆说，医生建议张蓉芳不能剧烈运动，“最好不要担任教练”，但是夫妇二人考虑不能“撂挑子”，“女排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占据崇高的位置，关键时刻不能因为我们个人的事情影响工作”，张蓉芳怀着孩子继续当教练。张蓉芳带队取得世锦赛冠军后，袁伟民开玩笑说：“全代表团22人都非常高兴！”张蓉芳听到后还觉得奇怪，全团只有 21人啊！后来才恍然大悟，“肚子里的儿子也见证了夺冠的难忘时刻。”
在随后进行的第十届亚运会中，中国女排再次汉城夺冠。比赛很顺利，张蓉芳感冒了，怀孕不能吃药，“有时整夜只能坐着，躺下去就咳嗽”。胡进说作为丈夫，他能做到就只剩下精神支持了，“那时候不觉得张蓉芳怀着孩子带队有什么特别，因为有了精神层面的力量，很多问题都能克服。”
在女排“五连冠”辉煌之后，张蓉芳进入排管中心，中国女排也远离了80年代称霸排坛的时代。直到2003年世界杯陈忠和带队再次夺冠，中国女排在“五连冠” 之后已经连续17年未尝到登顶滋味。胡进说这很正常，一支队伍不可能总在高峰，中国女排虽然在17年中有些起伏，但一直没离开过世界前三名。
王军霞：生活在奔跑之外
除了冠军奖牌，王军霞带给中国体育的还有一个全新的思考：在举国体制下运动员的个体命运应该获得何种尊重
参加亚特兰大奥运会，王军霞的身体已经差到让所有人觉得快坚持不下去了。她消瘦，一直在发烧、腹泻、胃痛，很难吃下东西，不敢随便运动。
领导和教练都劝她放弃女子5000米决赛，集中全力争取10000米。她是后者的世界纪录创造者，而前者，她在预赛中仅排名十二。
但她对自己有把握。5000米决赛时，她格外活跃地热身。在此之前，为了隐瞒病况，入住奥运村以来，这个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23岁姑娘忍住了好奇心，从没出外参观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