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网络的年代，流传着一个顺口溜：不到广东不知道钱有多少；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儿有多小；不到东北不知道胆儿有多小；不到海南不知道身体不好。
到如今，不止是广东人能挣钱了，挣钱的手段也不再是低买高卖了一百一百地挣了，有本事的人都是空手套白狼几亿几亿地捞；当今世界，各种矛盾越来越激化，神州处处有二王，胆儿大的不止是东北人了；现如今祖国繁荣昌盛，十步之内，必有野花，要体检也不再需要千里迢迢到海南了；唯独这官派儿，那也只有在北京才能体会得到。
北京是一个特权横行的城市，平民百姓随时随地都可以体验到自己的卑微。那些特权阶层怎么享受特权，一般人都看不到，心不烦。只有这出行，都在大马路上，人人看得见。如果你在北京开车，如果看到有些普通牌子的车在警察眼皮底下占用自行车道、逆行，千万不要跟过去，否则扣车、押照、罚款是跑不了的，人家没事儿不代表你没事儿。
身在北京，每年两次，什么两会党代会之类的，都会有交通管制，出门办事都要打个提前量或者避开交通管制。而到了五年一届的大会，除了交通管制外，北京城内更要仔细清理，什么反 共的、抗日的、六 四死难的，统统发送到外地软禁旅游去；外地打工没有暂住证的，一定拉到清河筛沙子支援北京建设。每每看到代表们的车辆在重重护送下耀武扬威，你哪里还能指望着人民代表代表人民呢？
有一次，我和朋友从紫竹院出来，一路溜达到木樨地，准备过天桥上长安街南侧坐车。天桥下一个便衣军人拦住了我们：
不许过。
我问：为什么？
戒严。
戒严多长时间？
不知道。
那我们怎么过？
.......没有回答。
我往天桥上看，桥上南北两侧，每隔几米就站着一个人。
桥下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人声鼎沸。这时一个当官儿的模样的人过来，说了几句，士兵们就让我们过去了，一路上不断地有人催促：快，快，快。
当我们坐车往东走时，长安街两侧都站着警察或士兵，东西双向最里面的车道已经清空。一直到了贵友，我才看见一个五六辆奥迪的车队疾驰而去。
我曾经在木樨地的茂林居上班。门前长安街中心的隔离栅栏有几块是活动的，平时上着锁。再往北，有一个巨大无比的院子，围墙高达三四米，上面还挂着铁丝网，这是刘华清的住所。有时在上班或者下班高峰时节，警察们阻断了长安街，打开栅栏门，在无数人的唾骂声中，让一个小车队通行。
还有一次，我去同学那里玩。吃完中午饭，有人提议打牌，可是找不到牌。于是按照规矩抽签，先找一个出钱的，然后再找一个跑腿的。结果一个人连中两元，荣幸地承担了这个任务。
我们等啊等啊，一直不见他归来。心想他虽然是个老西儿，比较抠门，但还不至于这么绝吧。到了晚饭的时候，看见了他。他说学校商店里没有，就到小庄，也就是人民日报社的正门去买。结果一下子被闷在里面出不来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了。
到了晚上，就知道了。新闻联播第一条：江戏子视察人民日报社。
只有一个极度虚弱极度专制的政权才会如此害怕和对待人民。
大头子们这样摆谱，小虾米也上行下效。
二十年前的夏天，异常闷热。北京城内，街头到处是军车岗亭持枪哨兵，更加令人压抑。在西行的列车上，我躺在座位下，享受着凉风睡着了。后来我被热醒了，发现车停了。火车走走停停，最后在南口附近一个小站停下来。
旅客们都下了车，寻找阴凉避暑地方。有人到不远处山坡上听收音机，美国之音那熟悉的激动人心的乐曲不时传来。
我们在这里等了十几个小时，又热又累。突然，列车员招呼大家上车，我们以为列车要开了。上车后，列车没有启动，车厢内闷热异常。这时，列车员和乘警要求关闭所有的车窗。旅客们一听就炸了窝了：车厢已经在烈日下暴晒了十几个钟头了，里面本来就跟蒸笼一样，电扇不开，窗户还要关上，还让不让人活了？
不管怎么闹，乘警列车员严防死守，就是不让开窗，他们也是同样汗流浃背。在经过将近一个小时的桑拿，大家基本上都过了一遍水，一列只有三节车厢的火车飞驰向西。列车员通知可以开窗，可以下车。
在等待了将近一天后，列车又可以前进了。在阳高附近，列车减速通过，我看到了两节躺在山沟里的货车车厢，这大概就是事故现场了。我很好奇到底是谁来处理事故，如此摆谱。在几天后的《人民日报》上，读到了几十字的一条小消息：某日京包线因塌方中断，经铁路职工奋力抢修，已经恢复通车。由此看来，此次乘坐专列的人级别不高，很可能是铁道部的部长，甚至连部长也不是，是个副部长之类的，因为消息上对这次视察连个字都没提。
在北京，只要是有点权，就一定要显摆。京通快速修好后，只有高碑店入口和出口收费两元，其余的都在五到十元不等。而京通辅路上，只有四惠往西才开始堵，往东基本没车。所以大家都是走高碑店出入口，以避开交通堵塞而又不多花钱。由于只有一个收费口，在上下班时节，高碑店出入口都是排起了长龙。每天早晨，在高碑店入口进城的地方，至少要排起三层队：最里面的是那些规矩的、胆小的、技术潮的、心疼车的；第二层是那些技术好不怕碰的；要是敢到第三层往里面加塞的，只有出租车小公共了。在华润饭店门口，过往车辆只有跟自行车抢道了。有一次我看见一辆牌子为“甲01”的军车，拉着警笛，在第四层往里加塞，喇叭还喊着：“前面车动动。”大家一个个都跟乌眼鸡似的，一个盯一个，怎么动法？
在北京，一不小心就可能开罪了不知道什么人。记得就是年代中，《北京青年报》报道了这样一件事：有一辆面的在开车时，可能惹恼了一辆奔驰S600，那大奔一直追着面的。面的回家进院，顶着墙停下来，那大奔一头就撞到小面的屁股上。那面的司机下车还想理论，只见那大奔倒车后又撞上来。如此数次，那大奔司机一边撞还一边说：撞死你，撞烂你。最后直到把小面撞扁为止，当然大奔也严重受伤。司机弃车扬长而去。看完报道，同事说这丫的非富即贵，我说这家伙一定是既富又贵，因为只有富贵人家的子弟才会如此猖狂。当年尤太忠主政内蒙，有一少爷二十锒铛岁。一次上街骑车撞人，人家把住车子不让走，尤公子弃车扬长而去。那可是凤凰锰钢大链盒呀，一般人要辛辛苦苦攒钱，还要等票，也许一辈子都抽不到那张买车票。据说尤公子这么干已经不止一次了。
后来的结果果真验证了我的说法。当时北青报说要继续关注此事，连续报道，结果再无下文，民间消息证实那是某公子。（不是我不想点名，实在是忘了，其人之父并不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
在北京，时时会感到自己的卑微，恨自己的官儿太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