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不动产投资著称的京城投资客张羽冲(黄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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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基金副总经理朱平(姬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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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场老板王军宁(关海彤 摄)
中国经济复苏与通胀压力：哪来这么多钱
7月29日，上证指数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跳水暴跌，盘中跌幅一度高达7%，数百家股票一起跌停，去年熊市期间的恐慌景象再次重现。
导致当日暴跌的传言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央行即将收缩流动性，由于担心央行釜底抽薪，投资者开始恐慌性出逃。似乎是作为对市场传言的回应，当日晚间，央行网站上发布了副行长苏宁的讲话，苏宁再次强调，要坚定不移地继续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巩固经济企稳回升势头。受此鼓舞，A股市场在随后的交易日重拾升势，上证指数站到3400点之上，年内涨幅已近90%。和股市联袂上涨的还有楼市，在今年初的几个月内，房地产市场还只是试探性回暖，而从6月份开始，则进入肆无忌惮的爆发阶段，各大城市“地王”频现，成交量和成交价更是创出历史新高。
在任何一轮经济周期的转换过程中，资产价格都会出现暴跌暴涨的过程，股市和楼市只是本轮资产价格上涨最具代表性的缩影。从本质上看，资产价格上涨的主因是人们对经济复苏的美好预期，而从短期看，最直接的推动因素还是充裕的流动性。
充沛的流动性首先来自银行体系的开闸放水。今年上半年，人民币新增贷款高达7.37万亿元，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的投放总量，也超出年初《政府工作报告》中的5万亿元的信贷指标，“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实际执行中几乎演变成“极度”宽松。
随着经济复苏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加之对通胀预期的担忧，居民投资的意愿又开始重新活跃。今年 1月份，A股新增开户数仅为32万户，但是从2月份至6月份，新增开户数迅速增长，每月维持在100万户~170万户。到了7月份，更是呈现加速增长的态势，以每周新增50万户左右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基金开户数也高速增长，7月份创下一周新增10万户的历史新高。随着投资热情的高涨，居民的定期存款开始搬家，存款活期化的迹象日益明显。
一向嗅觉灵敏的国际热钱也开始卷土重来，前几年热钱涌入中国是豪赌人民币升值，这次则是奔着中国经济复苏而来。今年二季度，我国的外汇储备净增长1778亿美元，其中贸易顺差348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FDI)183亿美元，其余1247亿美元不可解释的部分，一般而言被视为热钱。而且，这样的估算还只是最保守的方式，因为即使在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中，也包含大量的热钱成分。另外，如果考虑到难以统计的地下钱庄，现在的热钱规模已经非常可观。去年11月份，全球金融危机最危险的时刻，热钱一度撤离中国，而在风暴过去之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复苏最快的国家，热钱重新加速涌入也毫不奇怪。
如果将以上三股力量视为目前流动性的主力，不难看出，其中居民储蓄释放出来的资金和国际热钱很少会流向实体经济，主要目的还是投向股市、楼市等领域，以谋取短期收益的最大化。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体系释放出来的流动性何去何从就成为很重要的问题。如果银行资金不能最大可能流向实体经济，而是和上面两股资金合流，一起涌向股市楼市，资产泡沫就在所难免。在任何一轮经济周期的转换过程中，资产价格从暴跌到暴涨都是一个必经过程，不一定是理性反应但绝对正常。对于监管者而言，需要控制的只是使其不至于伤害实体经济的复苏。从7月份开始，央行、银监会等部门明显加强了对信贷资金的管理，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泡沫的发生。
当然，问题的核心还在于实体经济复苏的能力。如果实体经济能够持续复苏，有足够的能力消化目前的流动性，那么，银行体系的开闸放水将成为经济起飞的助推器，而不会对经济造成负面困扰。相反，如果实体经济的消化能力不足，巨额资金只是在股市和楼市等领域流动，最终资产泡沫将会越来越大，而实体经济裹足不前，一场“滞胀”也就不期而遇。■
两名楼市炒家的资金路线图
“4月份，信贷全面复苏后，这些房地产商才真正解困，他们通过低利率的票据贴现还清我们的过桥贷款。信贷解放了这批开发商，而我们的资金也在房产交易复苏初期打了一个‘短平快’，进一步充实了资本，恢复了元气。”
主笔◎朱文轶
程东(化名)接受采访的时候，正和他的8名生意伙伴在温州的一家茶楼里喝茶。他们称之为“发财大会”。自从投资市场活跃以来，他们之间这样经常性的碰头更加频繁。作为温州最为活跃的楼市炒家，程东一直在说服他几位投资矿产的朋友把一部分资金转移到楼市中来“联合投资”。
今年4月以来，楼市的转暖既为程东的资金解了困，也给他带来了新的挑战。程东发现，多数竞争对手们不仅都恢复了元气，资金实力甚至都比楼市低迷前大为增加，以至于，他必须寻找新的加盟资金才能增加话语权。
在北京，2009年春季，张羽冲的投资做了一个鲤鱼打挺式的翻身。这位以不动产投资著称的京城投资客一改几个月前表示“3年内不再涉足楼市”的声明，在最短的时间里将自己用于民间放贷的资金全部收回，并全仓杀入三亚的高端住宅市场中。这两名一南一北的楼市炒家同时做出的增仓楼市的投资选择，为我们粗略描摹出了今年民间热钱的形状和流向。
资金救资金
资产价格的一夜暴涨，在程东看来，无非就是“资金”救“资金”的最终结果。温州人程东 2004年和朋友通过温州民政局正式报批成立了一家“房地产投资协会”。这个以协会面貌出现的“炒房团”至今已经吸收了4万名房地产炒家，是温州最大的民间炒房群体之一，它的会员要求至少有100万元以上用来置业的流动资金。“从我们这些职业房产炒家的角度，可以清楚看到当初巨量的信贷资金是怎么在起着四两拨千斤的‘放大效应’的。”程东对本刊说。
去年上半年，由程东带队、50多人组成的温州购房团还在上海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采购”。这些会员大部分以女性为主，是典型的“太太团”，作为较早进入上海市场的炒家程东，充当了这个“太太团”的全程顾问角色，“当时主要方向是在乌鲁木齐北路、华山路、西藏中路等地块的几个项目中选择。”程东说，虽然这次采购中拾进篮子里的并不多，但事实证明，世博会预期抗不过大势，炒房团显然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利好预期，进行了一次过早的抄底——这批资金不幸地成为沉没于危机的牺牲品。
“到去年底，我们都还有一部分资金还被困在市场里，但整体来说，元气并没有大伤。”程东回忆这次小小的投资失误时说，“我从1999年进入房地产市场，这种市场波动对我来说是习以为常了。任何时候，我都会有保留地去下注。我们这行有个通常说法，就是‘小心地看一件事，大胆地去做’。这种态度决定了我们在进行大规模投资前都有一个铁打不动的前提：不是先想到这门生意能赚多少钱，而是先看我能亏多少。”
尽管如此，2007年到2008年的波动还是超出程东们的想象，这家“房产投资协会”代表了相当一批温州炒房团的处境。“我们提前分散了风险。”程东说，“但我们还是有一批资金没有出来。一个就是投资上海的物业；另一个，是我当时在浙江买的6块地，一共做了4个项目，去年开始没销售了。钱投进去，没有资金回来，4个项目，光工程款就有1.3亿元要付。即使托关系找人，解释目前的困难，70%的钱还是逃不掉的，这就要付8000万元。当时买卖流通完全断了，没有回笼资金，每天硬成本开支就是20多万元，这是极为折磨人的，几乎把我们逼到悬崖边上。”
温州炒家的强项就是相互拆借，但彼时的“强大”处恰恰成了此时的软肋。“所谓温州优势，就是民间资本的融资灵活，大家捆在一起，小资本成了大资本。”程东说，“但当时，所有资金都往回撤，对温州这样民间资本繁荣的地方，反而成为灾难最深重的地方。抱不了团了，谁也没钱，你周围的人都缺钱，那一下子长项就成短板了。银行里不仅不可能借出钱，有的还要催还以前的债。没办法，高息借贷是唯一出路。”
程东说：“银行年利率上限7厘6，民间借是7分2，1000万元，利息就是720万元，一个月支付的资金成本抵上银行的12倍。还有一些被银行逼债，没办法，我周围有的炒家为了还债借的最高的民间贷款月息是15%，1毛8分息，就是说借1000 万元，光利息就要还1800万元。这是非常残酷的，却是很真实的情景。”
让程东松了一口气的是，这种债台高筑的日子没多久就结束了。“因为有当初一笔套现资金的支持，我们撑到了增量资金到来的时刻，而没有成为倒在黎明前的悲惨的那些人。”程东说，就房地产领域，外围信贷资金的大举进场从今年3月份真正开始。“我们获得了一次很好的解套的机会。因为销售一松动，我们就能够把一些成本最低的一批住宅产品率先出手，获取资金回笼。”
新的接力游戏开始了。程东和很多房产炒家的做法是，利用销售回暖的机会，快速收回一批现金流，并将这先期收回的资金再迅速转到另一种“抗跌性更强和政策引导更对炒家有利的产品上”。“这些产品相对而言属于低估值物业。”程东说，“这样一来，交易，套现，抄底，楼市炒家们频繁地运作，使得资金活跃度在不断的‘接盘游戏’里再度高涨。我们可能感受到了市场上资金量巨大，其实这里面既有实际增量资金投入量的放大，也有库存交易在信贷效应里流通频繁的结果。”
被低估的洪水
这些民间增量资金怎么一夜间就冒出来了？“其实并不难理解。”北京房市炒家张羽冲说，“国外当时是没钱，中国是有钱不敢花。”他说，在市场处于谷底期间，活跃的民间拆借其实本身就是民间资金旺盛的体现。张羽冲在熊市时就加入了民间放贷者的行列，将自己在北京拥有的绝大多数商铺变现后的资金跟几家民间担保公司合作。他放贷的对象，就是过去的“战友”但当时被困在绝境的房产炒家们。但2008年底，他的投资已经转向了，他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把这些分散的借贷资金全部收回，“我打算重新杀回房市了”。
张羽冲对政策历来调控房市的过猛一直颇有微词。他认为，简单地用一套房和二套房来区分投资和自住的政策制定依据是有问题的，“真正能买得起房的人有多少只满足于一套住房？第二套住房本身有相当大自主需求的合理性在里面。你把投资的、投机的、有自住需求的一刀全砍了，这等于是用大坝来防洪，但是一点不给一些民间资金适当的出口。这种以堵为主的办法，造成每次到政府不得不开闸泄洪的时候，民间资金的洪流会积累到无法控制的地步”。“2005和2006年国家两次政策出台让市场成交量连续两次迅速下降，在后一个月的时候，价格和量迅速反弹，积压的时间越长，反弹的力度就越高。”
程东完全认同张羽冲的判断，他说，“闻风而动”的热钱是高度敏感的，一有风吹草动，它们会通过各种管道隐蔽起来，并再积聚新一轮力量。程东对本刊说，去年奥运会前后，温州资金大面积从房市、股市里撤出，“我们温州中小企业会有个大概统计，从北京撤出了450个亿，从上海撤出了500个亿”。这些流回温州的资金多数蛰伏下来在等待机会。
而程东说：“其实这些钱只是温州资金的冰山一角，恐怕没人知道这笔资金的总量是多少，计算不出来的。通常依据是看储蓄，温州存款额在2008年是直线上升，到2008年第三季度末，温州人在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储蓄存款余额2036.4亿元，首超 2000亿元，比年初猛增332.69亿元。”“这方面当然反映了一大部分，但国内的个人资本一直以来是被低估的，温州资金是民间资本里最重要的参量之一，也一直是很大程度上被低估的部分。实际上，我们自己都知道60%以上的温州民间资金都不反映在储蓄上，而是在其他城市以各种形式存在。温州因为是中国最大的侨乡之一，它本身也成为海外资金进入国内的一个渠道，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通过香港一些汇款公司或者虚报进出口数据的办法流入内地，进入一些亲戚朋友的名下。这些货币互换没有涉及实质货币的运动，银行也很难查知资金的来源和用途，无法进入统计。”
“另外，还有一批不太容易计算的资金是从制造业中流出的，因为温州到现在为止还有30%的中小企业仍然停产，有不少企业已经把实业资金和一部分剩余资本腾出来，在投资领域物色目标。”程东说，“一旦有相对明确的入场信号，这些林林总总的民间资本，就会全部涌入房市和股市，处于地下和灰色状态的民间资金也都浮出水面来。”
入场信号
“我们怎么察觉到入场信号？就是民间信贷。和它比，银行银根的收放要显得滞后很多。”程东说，从今年3月份开始，温州民间拆借的利率开始大幅回落，短短一个月时间，由高位时的6分息7分息，骤降至3分息，这是信贷投放后，宽松货币政策传达到民间市场最直接的表现，“这已经是给我们发出明确的信号了”。
“大家开始把钱拿出来了。”张羽冲在北京的观察从另一个角度回应了程东在温州感受到的信号。他在调查了北京几个城区中端和高档的几个楼盘，“我发现贷款的比例一下子超出一次性付款的人的时候，就说明大家信心已经开始恢复了”。张羽冲多年的投资经验告诉他，“如果50%的人贷款，50%的人全款，房价基本还是横在那。70%一次性付款，30%贷款的，说明有部分是以前观望的存量资金。如果60%以上是贷款，那么房价会微微上涨一点，敢贷款，就说明对预期看好”。“杠杆效应肯定是3比7，本来只能买3套，由于大家贷款了，成交了10套，多成交了7 套。这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放大效应？所以说，当信贷传导到消费时，投资客进场应该不需要再犹豫。”
银行宽松信贷的杠杆效应继续显现出来，并在资金接力中被推波助澜。程东先把已经可以用来周转的资金用去投资3个月的短期过桥贷款。“这也是为了让资金在短期内迅速收益，弥补过去高息借款的损失。”程东说，“在熊牛转换时刻，还有一些房地产商处于着急换取现金流的状况，他们在获得一期项目的预售许可证后，如果需继续融资以完成余下项目，会拿出一部分的单元，以市价30%到50%的价格打包预售给我们这些炒家。同时签署3个月后的回购协议，以退房形式将本利一起偿还。此类项目普遍月利率为2.5%左右，如果房地产商届时无力还款，那么我们可以处置相关资产。”
这是一笔各取所需的买卖。程东说，“炒房团”资金是典型的热钱，周转灵活，是率先从房市中解套的一批资金，他们把目标对准那些受困更深的地产商。“房地产商的身体比起我们要庞大，虽然销售有起色，但他们转身没有我们这么容易。在银根刚刚放宽的时候，一些开发商还得通过向我们这些民间资金求助，来维持项目开发。4月份，信贷全面复苏后，这些房地产商才真正解困，他们通过低利率的票据贴现还清我们的过桥贷款。”“信贷解放了这批开发商，而我们的资金也在房产交易复苏初期打了一个‘短平快’，进一步充实了资本，恢复了元气。”
“炒房团”的另一种做法是，直接吃掉一些弱势开发商的楼盘。程东说，“我们从来不跟上市公司或者开发实力很强大的房产商合作，首先我们不是一个对等的主体，我们的合作一定针对资金实力相对弱的民营企业”。“一些中小开发商可能手里有几个亿的现金，但在上海、杭州这样的城市，几个亿充其量也只能算得上一个弱小的开发商，5个亿，在上海也就是拿很小的一块地。这样的条件下，他更依赖于市场非常灵活的通道，就更需要借助多种资源。所以我们一个公开的名义是‘购房团’，师出有名，也帮助这批开发商成功从市场上阶段性地撤退。他们缺钱，要套现，但套现，要有个好名声。我们不会让你有利益上的损失，也不会让你有名誉上的损失，不会给外界你的资金量吃紧的印象。我们摸准了这批开发商的心理，只要价钱合适，时机合适，他们肯定是愿意跟我们这样的民间游资来配合，实现资金的快速滚动。”
“我们在他拿地的时候就开始合作，当他有一个初步的利润后，就由我们来接盘。我们实际上是承担了资金接力的功能，将开发商的一部分风险分摊掉。另一方面，我们也能保证顺利吃进后期的巨大回报，这里面涉及民间资金之间心态的博弈。”
这时候，对于众多像程东这样的炒房群体来说，他们之间需要较量的是，谁筹措资金的能力更强。熊市里，资金各自撤离主战场，分散到各个角落。“这时，拼的是谁能在最短时间内集中起最强大的现金流。”程东说。
资金的组织者
程东既是一个职业的楼市炒家，他的角色相当于一个温州炒房资本的代理人。“我们作为一个正常的买客，大部分炒作人，是引导更多的人将小量资金综合成一笔庞大的资金流。买1套是零售，买10套是小批发，当我用一个更大的量来做一个价值谈判的时候，这个空间是很大的，因为我有现金流，开发商有这样的需要，他要做出一些妥协。”程东说。
而和温州人天然的抱团习惯比，张羽冲的挑战要相对大些。不过，过去成功的投资经历成了最好的广告，他比以前更乐于跟媒体打交道，因为这有助于他在投资人中间扩大影响力。
他最近的一次举动是把自己集中起来的资金全部投资于海南三亚的100套房产里，跟随张羽冲到海南的还有当初一批跟随他投资北京“富力城”的老炒家们。“前后有80多个人跟我去了。”张羽冲说，“他们打电话问我最近有什么打算，我说去海南，他们就都说要跟我一起去。去的人到那儿一般都买了两三套。‘抱团’是一个特别容易互相感染的事情。一个人做决定并不容易，比如你有100万元，你觉得这个房子会看涨，但不确定，作为保守的投资，你可能只会买一套房子。如果这个时候有人确信房子涨价利润的空间时，周围的群体又抱团进入，你会被鼓舞起来。我就是那个做出判断的人，也是资金的组织者。”
在又一次经历这样“民间资金领袖式”的人物后，张羽冲开始重新设计自己的角色，“我发现了一个事情，别人买房子没折扣，我到哪儿买房都有折扣，我为什么不能按照‘携程’的模式来做呢？如果北京成交1000个亿，要是有一半人，委托我来谈折扣买房子，我能影响多么庞大的一笔资金走向？”“而且我周围已经聚集了一批有实力的、有闲置资金的人，我不需要花时间去专门游说，很容易就能把资金集中起来。”
张羽冲在这一轮房产热潮中注意到，民间资金流向有了一个显著变化，就是比以往更快了，“这次经济复苏信号出现，到房价起来，其实是很突然的，但你发现，炒房者能迅速地运作其中。可见，民间资金集中的效率变得更高了。我发现大家资产都不少，但很分散，你有100万元，他有200万元，投资成不了规模，谁都干不了大事。我手上就有个例子，有个很好的商铺，2200万元，银行要租下来，知道好，但是没几个人买得起。但我动员了几个朋友，大家凑一下就很容易办成了这事”。
张羽冲说，熊牛转换时刻，对任何投资者来说，都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为什么我去年把手里的很多商铺出手套现，那时候现金为王，它可以收购值钱得多的资产。而熊牛转换中，很多扛不下去，要急于套现还钱的人，都把一些资产贱卖了。炒房客的房产只是其中最小的一类，很多抵押给银行坏账，有眼光的人是真能挖出金子来的，明明值1亿元，人家卖给银行7000万元，是因为救命才低价卖的。这时候你有钱，你有能力接手，你就是抓住了熊牛转换中最有价值的时刻。但对大多数投资人来说，7000万元还是很庞大。我现在尽量用我的模式促成这些收购，每个人的自有资金都不用很大，把项目分成10份，我找10个人来接手，立了个项目，大家入股买入。这会充分发挥分散资金的能量”。
张羽冲的下一步计划是，将这种民间合作以财富俱乐部的形式，转换为一种常态。
区域和退路
尽管程东的投资再次进入如火如荼的局面，但程东并没有放松警惕。“一般的投资者是不容易理解我们的。现在每个人都有投资意识，但是他的资金量有限，投资无非是以增值保值为诉求的，危机到来时，普通投资者受到的冲击也极度有限。但我们不一样，一下子集中那么大量资金的地产炒家，牵一发动全身，所有人都系在那根头发上的，你一揪我们就痛。政策是随时盯着你的，房产这个特殊领域，对职业炒家来说，不存在任何扶持之说。市场一好，政策就会打压，银根紧缩，政府制定了很多游戏规则来牵制这个群体，那我们就要自己给自己留退路。”程东说。
“因为我们是职业炒家，资金来源很多，我们必须要对这些资金的所有人负责。我们在确定一项投资前，要回答所有人三个问题：什么样的产品类型的判断？什么样区域的选择？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怎么收益？”程东说，“怎么收益就是指，政策来了，风险来了，能不能承担？怎么预判政策会带来的风险强度？那么大的资金，你投出去之前，是必须要给自己想好退路的，以保证能在风险来临之后，我们在众多的民间热钱里独善其身。这甚至是比你募集资金的雄厚与否更为重要，它决定了你能否获得下一次机会，你作为代理人能否继续获得别人的信任。”
程东和张羽冲都认为，对热钱来说，政策是最好的资金流向风向标。“听政策、听金融方向，发现重大市政工程的动向，发现资金流和产品接合最好的方案。我现在手上最大的资金全部都在福建。为什么？首先建国60年也是我们投资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另外，两岸关系现在是在一个高度良性的轨道上，福建具备那么好的沿海条件，但因为台海局势制约，60年来发展很缓慢。我现在用很低廉的价格，去博一个两三年时间，中线爆发的一个机遇。”
“我们重仓投海西，福州、泉州、漳州、宁德这几处的房产，今年3月份扔进去，现在已经有 30%以上的收益了，超过我们收益预期了。另外，对我们游资来说，为什么要挑这些低价有潜力和爆发的区域进？也是因为我们要给自己留后路。北京、上海属于 ‘高价股’，这些区域的房价已经处于相对高位了，这轮行情，有些楼盘的确也可以实现30%甚至更高的收益，但对我们来说，风险高啊。我在这个位置接盘后，我卖给谁？现在北京这些地方明显又出现了观望气氛，交投从谷峰开始回落了，而我们是耗不起的，不可能等这轮行情下去之后，再等下轮行情起来，才找到买主，那会死得很惨。”
“我们在上海炒了少量的几个物业，感觉这一波房价上涨里，外资占了很大比例。而且我们了解到这批资金为了避险，也选择的是快进快出，尽管现在大城市房价是继续涨还是回落，谁也不太清楚，但我了解到，很大一批外资现在已经选择套现出局了。我的一个搞地产中介的朋友那里采集的数据，今年上半年以来，二手房外资买卖之差逐步扩大，资金呈流出状态。所以说，现在大家心态很谨慎，我们更不会把最大的赌注放在大城市。”程东说，“而海西概念区域不同，那是低价区域，现在有很多国内国际炒家正云集那里，就比谁先下手，谁先拿第一棒，50%甚至翻倍涨幅过后，比起北京、上海，我要找到接第二棒的买家是很轻松的。”■
大时代：基金经理的光荣与梦想
“改革开放后，第一个10年，是香港人到广东搞投资；第二个10年，是台湾人到上海投资；第三个10年，是五百强企业到中国投资；第四个10年，则是全球资本到中国投资，卖奢侈品。我们已经站到第四个10年的门口，现在的图景只是预演。全球的资本管理人都要把旗子插到中国来，不到中国募集资金管理资金，你就与未来的成长无缘。这是我总结的，未来10年制高点就在中国，很快中国资本市场的交易量就排第一了。”
主笔◎李伟
天敌与食物
40岁的朱平刚刚经历了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日子。坐在广发基金33层的大会议室里，他穿着考究的西装戴着黑框眼镜，看起来像位大学老师。窗外是浩荡南去的珠江。
朱平1996年进入广发证券，现任广发基金副总经理，主管投资；他曾担任易方达科汇基金经理，广发基金投资总监。2007年广发基金公司获得明星基金公司、基金客户明星、3年期持续回报明星、平衡型明星基金、大基金明星等5大奖项。
在不到两年里，广发基金完成了一次过山车般的波动，管理的资产总额在2007年最高超过1400亿元，然后下降到2008年底的700亿元，现在重新回到了1000亿元。这也是公募基金的普遍状况。
“‘突然’是投资的外在表现，就像昨天的大跌一样，谁会料到跌得那么深，但是想想也合理，总这么涨也不对。”朱平告诉本刊记者，“世界的真相就是‘突然’，只不过，反映在投资市场上要比生活中剧烈得多。”朱平引用了索罗斯的名言，“投资者就像丛林里的动物，你不知道下一步会碰见天敌还是猎物，你要时刻保持警惕”。
“去年是最难受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投资的机会。我们曾认为经济不会变得很差，虽然实际上现在也是这样，但当时市场并不这么看。去年是熬过来的，投资者亏钱，我们的心里肯定不好受。”朱平说。
指数重上3000点，是朱平年初时不曾想到的情况，“年初的时候，我们认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经济要复苏了。但复苏的路径并不知道，程度不也不能肯定”。2008年，银行信贷的大量出笼推动了股市的第一波上涨，这种涨势在春节后继续加速。当指数上涨到2400~2500点时，朱平意识到形势变了，“复苏的速度比大家想象的快很多，市场开始预期，去年的金融危机实际并不严重，全球经济都会反转。 4月份之前，没有人敢说出这个判断”。
朱平认为，如果全球V形反转的预期成立，那么反转的核心一定是中国，这又是一次全面性的机会。于是，周期性的股票开始进入基金经理的选股名单，投资就是一场战争，要赶在市场反应之前占领阵地。
两个月前，朱平给一家上市钢铁公司打电话，询问产量是否打满。对方很疑惑地说，产量虽然满负荷，但公司盈亏刚刚打平。朱平开始大量买入钢铁股，“我们预期钢铁一定会提价”。到6月底，钢铁企业开始赚钱，7月份赚了更多的钱，股票也应声而涨。与此同时，基金公司开始介入煤炭股，研究员们把每一家煤炭企业的产品、产能、成本情况的报告送到基金经理的案头。在键盘的敲打声中，汇聚成推动煤炭股暴涨的资本暗流。
“V形反转的前提条件是，去年的危机并不深。去年大宗商品市场泡沫崩溃，形成全球企业去库存运动，全在卖东西，没有人买东西，致使全球经济像自由落体一样下降。完成去库存后，大家发现金融危机也就如此，危机的伤害并不深。尽管反转只是一种预期，但市场先于实体经济做出反应。”朱平说
在这一波反行情中，李驰选择了金融股。他是一家著名私募基金——同威资本的董事总经理。
“如果不是签证的时间迟了，我现在应该在新西兰滑雪。”李驰对本刊记者说。窗外，正是烈日炎炎，中午的深圳就像一个大火炉。2007年8月，在牛市5000点的时候，李驰将股票清盘，他先是和朋友们去新疆玩了一个月，然后又去了非洲、南极。作为私募基金经理，他比公募的同行们享有更多的自由。接受采访时，李驰穿着黑色麻布上衣，像个江湖大哥。
“去年，有媒体说我是最潇洒的投资人。其实，你们是回头看我潇洒，当时看我多‘愚蠢’。”李驰说，“2007年8月份我卖掉股票，后面5个月一声都不敢吭。市场又涨了两个月，不断创新高，上涨了1000点。看看去年8月份以后我博客上的评论，都认为我是多么‘愚蠢’。实际上，后面5个月股市都在5000点以上晃悠。”
股市涨到5000点已经接近了李驰所能接受的极限了，万科已经赚了10倍，招商银行也赚了5倍。他选择了清仓等待。
2008年，李驰通过信托公司发行了3只信托产品，其中最早的一只“新华同威一号”就募集了 2.37亿元。股市下跌到2700点后，李驰重新杀回股市。越跌越买，到指数回到2000点左右完成建仓，“建仓的时候市场还在下跌中，我就说我是阿Q；接着跌，我就说我在做善事。我找出各种理由买，不涨我就等着。我的一句口头禅是：等待是价值投资精髓。好东西，迟早有人像疯子一样来抢。”今年初，他写了篇文章，认为目前是35年来最好的机会。
在A股市场，李驰买入了招商银行和中国平安，他的想法很简单：“在2000点左右的时候，这两只股票都比香港的H股便宜。同股同权，假定香港人不笨，那就是我们蠢。难道他们不知道招商投资永隆银行的故事么？没有听说平安投资富通200亿打水漂的故事么？那么，为什么全球投资人都愿意用更高的价格购买这两家公司？我们假设市场是有效的，那么错误就一定不会延续太久，市场其实永远在不断纠错的运动中，所以我配置了这两只股票。”李驰说，“所以现在国内证券市场形容起来尽管不好听，但确实如此，就是6个字：人傻、钱多、快来。赚钱的秘密是可以公开的，就是买便宜货，但不是便宜没好货的那种便宜货”。
李驰在去年3月4000点时发行的第一只信托基金现在已经获得了44%的收益，去年8月8日发行的第二0信托产品在分红后也获得近50%的收益，都跑赢了指数。
2700点以后，李驰没有沽出过股票，“冷清的时候，买也对，不买也对，卖是错；热闹的时候，卖也对，不卖也对，买是错。现在应该算是热闹的时候了”。
各自出发
李驰与朱平都生于上世纪60年代，同为浙江大学的校友。对于这代人来说，资本市场是一个新奇而充满诱惑的地方。
1988年，李驰从浙江大学力学系研究生毕业，专业是流体力学，与航空航天关系最近。1989年，他南下深圳特区，先后任职于招商局蛇口工业园、中国宝安集团、深业集团和香港怡东国际财务投资有限公司。
刚到深圳的时候，李驰在蛇口上一个为期3个月的培训班。学校的门口有人摆了张桌子，卖深圳安达公司(深圳老五股，现ST国农)的股票，100块钱一张。他发现，好多人买了之后，一两个月涨到了107~108块钱，就卖掉，认为很好赚钱，殊不知后来这张“纸”涨到了3000块，上涨近30倍。“1990年，我上了投资原始股的一课。”李驰说。
他还目睹了另一家中字头的企业来深圳创业的“奇迹”，投入300万元买了“深原野”的股票，同样涨了近30多倍，变成了1亿元。但这家公司最终仍然以关门告终。“从概率上说，绝大多数投机没有好下场。”
90年代的深圳，财富就像沙子，被风吹来又吹走。暴富与破产的神话轮番上演。李驰真正进场炒股票，是在1992年之后，1993年股市正是热闹，“我们当年进场，和2007年进场的人没有区别”。
“1997年有一家中资公司，1块多钱上市，第一天涨到了3块钱，后来又涨到了13块。该公司董事长告诉当时一家银行董事长的夫人，说我们的股票还能涨，她12块多进入，一年的时间最后跌到了1块多。那只股票我也在8元多时买了”，李驰说。
90年代的股市，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幼年期。前5年是短线暴利的巅峰，刺激得像香港电视剧，每天有人一夜暴富，有人破产出局。后5年，则是坐庄最凶猛的时期。投机是资本市场的主旋律。
当李驰在深圳小打小闹地开始自己的资本生涯时，在上海的一家交易所里，朱平也完成了与股票的第一次接触。
朱平生于1969年，199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他最初的理想是当一名物理学家。大学毕业后回到老家马鞍山，在一所师范中专教了3年书。1993年，他考入上海财经大学国际贸易专业读研究生。“时代真的变了。”十几年后朱平说，“我们那一届100名同学，最初只有两个人在证券行业工作，现在有一半的人在做金融工作，在证券公司的就有1/3。”
读研究生时，朱平拿出几百块钱生活费和同学合伙买了只股票——永生股份。“当时，有位同学快过生日了。我说，如果赚了钱，就拿出来大家吃饭或者买礼物。等到第三天，突然涨了10%，又等了两天没动静，我就把它卖了。赚了100多块钱。”朱平回忆说。但当时，他并没有对这个行业产生特殊的兴趣，“最初我不会想到做投资这个行业，我想去外企做营销”。
1996年朱平毕业，中国经济正经历着通货紧缩时期。工作不好找，他就去了一家儿童服装公司做市场经理，月薪1000多元。这份工作只做了11个月，一名在广发证券工作的同学，将朱平介绍过去。做服装销售一年，朱平攒了1000多元，他用大部分积蓄买了一张机票，前往广州面试。面试成功后，坐火车回上海收拾东西。当他再次来到广州，成为新组建的广发证券发行部的一名新员工时，几乎已身无分文。
1997年，香港回归，香港资本市场的新时代开始了。这一年，朱平去了广州，李驰去了香港。李驰在深圳公司驻港公司工作，负责公司的投资工作。也正是在香港，李驰见识了真正的资本市场，得到了更残酷的教训。
“刚去香港的时候，我们是抱着炒一把的态度，尽管已经很小心了，而且还是选择了高速公路股，又是打新股，结果还是损了手。”李驰说。
有意思的是，让李驰“损手”的就是刚刚回归A股即被疯狂炒作的“四川成渝”。1997年，这只股票首先在香港上市，算上发行佣金价格是1.55元。李驰觉得价格很合适，就用了几千万元去买。结果上市第一天就跌破发行价，跌到了1.2元。“我当时觉得不可思议，要在内地股市，绝对股价这么便宜的股票第一天应该是涨到天上去，怎么可能跌破发行价？”李驰说，“刚到香港，我简单地认为，几十块钱的股票就比几块钱的有价值，这是一个多么愚蠢的认识。现在已经深刻明白，市盈率才是高低贵贱的标准，低市盈率区间买，高市盈率区间卖，没有一次错。”
这只股票生不逢时，一年后最低跌到了0.3元。在1998年的一次强劲反弹中，它回到了1.4元多，李驰把它果断出清，很幸运亏钱不多。又过了10年，这只股票还没有回到曾经的高点。
“我知道了，香港的股票还会跌破发行价，便宜不代表不会继续跌。即使跌到了1分钱，10股并一股，也可以继续跌，这就是所谓的垃圾股股价完全可能是无底洞。”李驰说，“如果当时买了垃圾股，用香港的话说是，可能永远回不了家乡了。说到成渝高速H 股(香港名)的股价，也是10年才还乡啊。”
经过这次教训后，李驰认识到什么是价格什么是价值。
在从上海到广州的火车上，朱平说他翻来覆去地看一本名为《投资银行学》的小册子。这本册子的作者是陈云贤，当时任广发证券总经理，现任佛山市委副书记。对于接下来的工作，朱平有些茫然。
事实也是如此，他在发行部待了3天后就被派出去做项目，为准备上市的企业准备材料，做发行。“差不多什么都不懂，一名同事现场指导了我半个小时，我就出发了。”朱平说，“开会的时候遇到问题，我就去洗手间打电话回来请教。”
接下来的几年，朱平奔波于四川、北京、湖北、湖南的众多企业之间。“当时上市公司质量比较差，大型国有企业根本就不会上市。只有小型的省属的国有企业谋求上市，这些公司的资质都不太好。当时有一家湖南的岳阳纸业，产能规模在几千吨，设备都是 70年代的，但这10年里规模增加了10倍，资产也增长了几十倍。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想找个净利润3000万元的企业都很困难。”朱平说。
机会来了
世纪之交的香港沉浸在科技股的泡沫狂欢中。“当时的中移动、联想等大市值股票，都涨了大约10倍，科技股的市盈率都很高，市场极其疯狂。”李驰说，“我们这次的成绩比上次好，都赚钱了。”
这时候李驰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他开始回头再去研究巴菲特、彼得·林奇等大师，发现他们说的话都是发自肺腑没有任何包装，“真理其实挺简单，关键在于人们往往不相信真理就这么简单”。
2001年左右，李驰和合作伙伴韩涛一起在深圳成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迈出了私募生涯的第一步。此时，除了B股外，他更多的参照系还是香港。“2003年再回到香港的时候，我们感觉不能随便再炒了，风险非常高，要踏实地以做事业的心态投资股票。”李驰说，“因为像盈科数码(现在改名为电讯盈科，已经5股合1股)这只全香港人都在买的股票，都会从20多块跌到8毛多，还有什么不能跌？”
2000年，广发证券筹建易方达基金公司。朱平进入易方达，最初担任基金经理助理，2002 年开始担任“科汇”的基金经理。早在1992年，中国就有了第一只基金。但真正的中国基金业的起点是在1997年。这一年的11月，《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颁布，随后第一批基金公司诞生。易方达是第二批获批的基金公司。
2002年以前，国内基金业仍处于发展阶段，公司研究体系、投资体系、风险监控体系都不完善。“我们在筹建之初，就按照证监会的要求向国外机构学习经验，建立了投资股票库，以及相应的投资制度。”朱平说。
证券工作的几年间，阅读一直是朱平的日常生活。“看得比较多的是巴菲特、彼得·林奇的书。有本《美国的十大基金经理人》令我印象深刻，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巴菲特、彼得·林奇、索罗斯、罗杰斯等投资大师的特点和风格。现在市面上流行的书也都读了，包括《股票作手回忆录》、费雪的《怎样投资成长股》等，还有各种关于交易的书如《短线是银》什么的。”朱平说。
但在2003年以前，作为投资领域的正规军——公募基金的业绩一直不理想。尽管巴菲特和彼得·林奇被奉为经典，但他们的价值投资理念很少能够被基金经理坚持。这一方面在于，A股市场还是庄股的天下，1亿元的资金就可以在用于坐庄，2001、 2002年甚至属于庄股的灾年。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A股市场的优秀公司很少，中国经济还没有完全走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阴影。
这一局面在2003年发生了逆转。
2003年，股市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五朵金花”的出现(钢铁、汽车、石化、能源电力及金融板块个股)。中国经济进入了景气周期，很多行业出现了短缺，业绩大幅提升，电力、钢铁、石化等周期性行业都出现了价值投资的机会。包括银行的利润都在增长。
按照这样的思路，朱平选择了大石化行业作为突破，“我安排一名研究员专门研究大石化行业。从基本面来说化工要迎来短缺，2002年我们就买过化工扬子石化、齐鲁石化，都不涨，亏着钱。但是我们的研究员认为确实要进入一个大石化周期了，全球石化都应该是短缺的了。我们寻找符合这些条件的企业：第一，产能扩张了；第二，产品价格已经在涨的，或将要涨的；第三，毛利率比较低的”。
朱平在很低的价位继续购买扬子石化，这只股票从5块多钱一直涨到了16块。而2003年由于 “非典”原因，股市整体继续下挫，这一年基金科汇的总收益增长了30%。接下来，朱平又仿照巴菲特购买成长性股票，包括茅台、云南白药、双汇、东阿阿胶等，“当时天然就喜欢这些股票，也就增长都比较稳定”。
“2003年，最大的发现是按照巴菲特和彼得·林奇的方法做，就可以赚钱。”朱平说，“当时，就是比照着书做，彼得·林奇说，周期类股票怎么做，我们就在按照这个规则去找，成长性股票也一样同理。其实，这些规则大家都知道，只不过我们相信这件事。”由于市场的有效性差，这些简单的方法可以赚很多钱。
这一年基金重仓股成了大赢家，基金收益开始远远超过绝大部分散户和个人投资者。一批实践价值投资的基金经理开始逐渐成为市场的主力。
但在另外一个战场，李驰嗅到了更加诱人的猎物的气味。他开始介入法人股投资。
交通银行在香港上市后，第一大股东是中国财政部，第二大股东是汇丰银行。李驰在招股说明书上发现，大股东承诺将来增持交通银行价格不会低过1.7倍的净资产。“当时交通银行法人股也在民间转让，交易价格大多是净资产的1.2~1.3倍。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就开始募集资金收购。”李驰说。收购的时候，李驰发现不能用同威公司的钱买，因为银行法人股只卖给准金融机构，“我们就找到信托公司，通过信托公司的发行信托产品融资去买，我来做信托人产品的管理人，这个想法直接叩开了现在最流行的私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大门，可以说我们是阳光私募的始作俑者”。
收购法人股的方法包括通过拍卖、协议转让、投标等方式。在收购交通银行法人股的同时，李驰又同时收购了太平洋保险的法人股，因为很多机构既是交行的股东也是太保的股东，“买交行的时候也有搭配给我们太保的”。
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同威一共收购了5家公司的法人股，包括交通银行、太平洋保险、兴业银行、金风科技和上海银行。其中，除去上海银行和中国通联外，其他4家公司都已经在A股上市，李驰实现了成功退出。赚得少些的，如最后拍买来的兴业银行也有两倍多的利润，太平洋保险的价格则涨了十几倍，目前还在手上。
大时代的快车
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往往在不经意间启动。2003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起飞。
朱平起初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坐上了时代的快车。市场也同样迟钝，直到2005年，股市才触底反弹。
“到2006年底2007年初才意识到，一个属于中国的时代开始了。我们的经历都还简单，对这种历史感没有经验，也没有能力比照外国的历程更早地发现这样的周期。我们不知道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长到3000美元究竟意味着什么，会给中国社会带来怎样的变化，究竟哪些行业是最大的赢家。”朱平说。
第一个投资机会出现在产业上游。
市面上开始流行罗杰斯的那本《大宗商品投资》，与此同时，高盛抛出了金砖四国的理论。高盛认为，经济起飞需要大量的资源，而在过去二三十年中，以资源为代表的大宗商品没有新增投资，资源面临供不应求，价格会大幅上涨。“那时候，大宗商品刚刚开始从成本定价进入支付能力定价阶段，也刚刚进入价格泡沫阶段。当时有色金属的价格已经上涨了很多，但是二级股票市场却没有反应。”朱平说。
2006年的情人节那天，朱平和同事完成了对驰宏锌锗的调研，他决定再去云南铝业看看。2006年，电解铝的价格已经在上涨了。朱平发现，云南铝业在过去几年产能扩大了10倍，利润没变，也就是毛利率一直在下降，“我就跟云铝的领导说，接下来你们的利润会增长10倍”。
朱平更加确信，电解铝价格上涨的周期要开始了。“我让研究员做了一个统计，选择了价格弹性最大的中孚实业和焦作万方买入，预计这两只股票会涨10倍。很多基金经理都笑，认为不可思议，后来就真的涨了10倍。”
接下来，朱平把所有的资源类股票，金、铝、铜、锡、锌全部买下来，当时这些股票的价格都很便宜。“做投资一定要比企业看得早，比企业还要明白企业。投资家一定要比企业家看方向看得更准，否则怎么会有投资家的位置呢？”朱平说。
另一个重要的机会是消费领域。
2003年的夏天，朱平正在嘉峪关调研。突然想到茅台酒的招股书显示，其募集资金项目已建设了3年，而茅台酒的生产周期是5年，于是朱平用手机与研究员聊了近一个小时。他管理的基金几乎在最低位买入一些茅台。朱平那时并不认为这是一只将在未来3 年内上涨8倍的股票，但当五粮液和白药提价的时候，“我们突然明白，这只股票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很多，投资的比重也应增加很多”。
成长性的股票是这个时代的宠儿，如果能够挖掘到中国的可口可乐，那么就离巴菲特不远了。“苏宁电器也是这样的股票，时代的变化给它带来了三个基本面的变化。”朱平说，“第一，房地产业获得大发展；第二，平板电视替代了CRT电视；第三，连锁经营成为可能。没有这三个因素的出现，苏宁电器不可涨这么多。”
李驰更加坚定了价值投资的风格，他按照巴菲特的原则，在好公司上下了大注。 2005~2007年的大牛市期间，他只买了4只股票：招商银行、万科、中信证券和海通增发股。其中，只有海通增发赔了钱，“那是在6000点左右的时候介入的，市场已经没有便宜货了，海通增发，36元的增发价相对于70多元的股价已经很便宜了，但还是最低时竟然也跌到了14块多，当然现在它的股价又回到近40元，绩优股的波动在股灾中一样很大，对此我们是有心理准备的。”
站在时代的起点，谁都没有想到身边一下子涌现了那么多的10倍股，这是彼得·林奇孜孜以求的对象。尤其是好公司卖到了好的价钱。
“2003~2007年我们挣了那么多钱，有一些是一点点挣的，比如茅台、苏宁涨了四五年，有一些是一年挣的，比如券商类的股票。我们以前在证券公司，哪敢想过能挣80亿元，当时一年能挣10个亿就了不起了。”朱平说。
证券行业炙手可热，越来越多高学历的年轻人争相加入其中。朱平定下了一条招聘规则，除了名牌大学外，还要是各省高考前100名的学生，“其他有可能作假，高考做不了假”。
坐在时代的快车上，基金经理的生活各不相同。作为私募基金经理，李驰选择了罗杰斯式的生活方式。他每年有1/4的时间周游世界，去各个地方行走、滑雪、潜水。
而朱平的生活则刻板许多，“我们这代人，工作差不多是生活的全部了”。各种会议都安排在周六和周日，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就像欧·亨利那篇著名的《证券经纪人的浪漫故事》中写的：“谁无缘目睹曼哈顿经纪人在生意高峰时刻那股紧张劲儿，谁搞人类学研究就有极大缺陷。证券交易所里风云变幻，飓风、山崩、雪暴、冰川、火山瞬息交替；这些自然力的剧动以微观形式在经纪人办公室中再现。”
基金经理们将每年的排名称为“赛狗”，这个有些滑稽的自嘲实际上是一场残酷的淘汰赛。如果上半年做得比较好，下半年就会相对轻松。“干这一行其实也很难受。行情好的时候，很辛苦，每天要看盘看资料寻找机会；跌的时候，倒不累了，反正也没啥机会，但心情很不好。”朱平说。
他们总是比别人担心的更多，偶然的事件往往会引发一场市场大跌，所以必须给自己留出后路。
钱为什么越来越多？
五六年的时间里，中国股市的市值从3万亿元增长到了30万亿元，增长了10倍。钱，越来越多的钱，在市场中吹起泡沫，聚沙成塔，往复循环。
广发基金的规模增长，如同一根陡峭的斜线。在2003年底只有30亿元，2004年底为50亿元，2006年底就上升到300亿元，2007年底1300亿元，2008年是700亿元，现在回到1000亿元。最狂热的时候，曾经突破了1400亿元。
当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长到3000美元，整个社会究竟增加了多少资本？
“2003年到2007年是中国一轮新的经济周期，中国人2/3的财富是在这个时候积累起来的。在这几年里我们不仅赚了很多钱，工资涨了很多倍，还买了房子。在2003年的时候，虽然汽车第一次井喷，但还是一个奢侈品。现在的车已经变成了必需品了。”朱平说。
在朱平看来，虽然人均GDP增长了两倍，但实际增加的社会资本却并非两倍。因为第一个 1000美元中有八九百美元用于满足吃喝等基本生活需要，不是现金资产，可用于消费的只有200美元。当得到第二个1000美元的时候，则全部是现金资产，一下就增加了5倍；增长到第三个1000美元时，就增加了10倍的现金。“我们每个人的感觉就是现金多了，弹性带来放大倍数。”朱平说，如果以美元计，放大了10倍的资金都是可支配收入，可以流向楼市也可以进入股市。
中国的储蓄存款有30多万亿元，如果像国外一样有1/3用于金融资产，就是10万亿元。现在股市的流通市值才5万亿元，银行内的存款已经足够带动股市的大幅波动。
另一个放大性的因素在于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带动了其他资产价值的重估，尤其是土地和房地产的价格。
“我倾向于认为，2007年与现在股市的上涨并非银行贷款宽松的原因，而是经济基本面的改善，市场资金充沛。在中国，钱多于投资的机会，这个矛盾一直存在。这些钱要么存在银行，要么投资股市和楼市。”朱平说。
财富阶层的不断增加，也让李驰获得了更多的机会。与公募基金的大众性相对应，私募基金更多是为高端客户提供定制服务。2008年开始，李驰连续通过信托公司发行了5只信托产品，最小认购额都为100万元。
通过信托模式运作，是目前私募基金阳光化的主要方法。信托公司充当基金产品的发行人，托管行是基金的保管人，信托公司聘用投资顾问(或基金经理)管理募集来的资金。由于信托公司、银行、投资顾问和基金管理人多方制约，投资者可以规避私募不透明的风险。一般情况下，通过信托模式的基金申购费为1%~1.5%，管理费1%，这些费用由信托公司和基金管理人分享。除此之外，托管行收取托管费，基金经理要抽取20%的利润提成或分红，这种分红是要在基金的净值超过历史高点的时候才能进行。
信托模式使私募基金有了合法的保证。与公募基金不同，私募基金的分成方式更加刺激，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公募基金经理投身其中。
下一个10年
每一次泡沫的产生，都源于一个美丽的结论，不然就不会有如此多的信徒。在朱平看来，2007 年牛市泡沫的破裂也使“黄金十年”的理论获得了修正。“实际上‘黄金十年’是有两个约束条件。一是外需，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出口不可能无限增加；第二个大宗商品是有限的，原材料越来越贵，或者根本不会卖给我们。这两个条件会使‘黄金十年’的假设受到很大抑制。”朱平说，“我不是不相信‘黄金十年’，但是实现的路径并非一条直线。”
目前，李驰的同威所管理的资产有30多亿元。他有一个非常宏大的目标，就是5年后管理的资产规模达到500亿元，“完不成就是达到一半也好”。最近，他正在香港筹备发行新的基金产品。
“改革开放后，第一个10年，是香港人到广东搞投资；第二个10年，是台湾人到上海、苏州投资；第三个10年，是世界五百强企业到中国投资；第四个10年，则是全球资本到中国投资。我们现在已经站到第四个10年的门口。现在资本市场大涨大跌的图景只是在预演未来。全球的资本管理人都要把旗子插到中国来，不到中国募集资金管理资金，你就与未来的成长无缘。这是我总结的，未来10年全球资本的制高点就在中国，很快中国资本市场的规模就排世界第一了。”李驰说。
在年初经济还未转暖之时，李驰已经信心满满地上路了。
在4个月前，朱平写了一篇文章《股市新时代》：“无论是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还是金融危机的发生，都表明中国可能正在一个门槛上……中国将在以后的一个周期真正走向全球，在全球话语权也逐渐增加，与此相对应，一些全球性的大公司会出现，当年日本的成长也同样是伴随索尼、丰田的全球化的。因此，这种类型的公司可能会给投资者带来比上次牛市更大的收益。”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中国人的财富增长实际是一个问题，只不过后者用钱将前者量化了。”朱平说，“我们未来有两次大的机会。一是中国的现代化还没有到一半，中国人可以生活得更好。汽车刚刚成为必需品，公共交通还需要大力发展，我们要有更好的铁路，更好的公路。第二，城市化的进程也才开始。我们只建设了3000多万套房子，中国的城市化完成至少需要1亿套商品房。我们唯一要解决的就是要使市场运转起来，收入分配合理，让老百姓可以有钱消费。我们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是全球化的标准是美国的，也代表了西方的标准，日本的现代化没有改变这个标准。中华民族的复兴，一定是给全球带来中国的标准。”
李驰仔细地研究了巴菲特的发家史。他发现在过去的10年中，巴菲特的资产并没有很大的成长。 40年前买了巴菲特的股票可以赚1万倍，30年前买就只能赚100倍了，20年前买才赚10倍，10年前买到现在就只能赚百分之十几二十几了。“所以，你要发现一个人有潜力，你必须尽早和他在一起。”李驰说。■
买马人背后的故事
76匹澳大利亚纯血马大多还不能跑动。清晨6点，它们安静地待在专门搭建的新马厩里，享受两个马工温柔的按摩、理毛。“要划大圈”，他们重复着香港师傅教导的要领。因为十几个小时飞行，又吃了料，它们的腿有一点肿。还有一个多月，它们将参加国内第一次纯血马拍卖会，但从三四摄氏度的澳大利亚乘专机来到酷热的北京，多少出现了中暑迹象。香港驯马师梁锡麟决定趁周末飞回香港去买药。“北京也有药，可是我需要各种精确的添加剂含量，内地的马药还停留在畜药阶段，但纯血马是速度赛马，要和运动员一样对待。”一旁的马场老板王军宁没有回应，他自言自语： “成本真高……”
主笔◎葛维樱 摄影◎关海彤
速度衡量财富
王军宁投资马场是2004年，在马圈这是一个比较晚的时间。2004年是国内马场热潮的顶峰，仅在北京地区，马术俱乐部的数字就增长到70家左右。2001年开始至2005年全国的马术俱乐部出现了速度赛的新乐趣倾向，当时最火的通顺马场以每周8场博彩性质的速度赛马引起了观众兴趣，北京电视6台直播比赛，直到2005年在公安部“打击地下非法赌博”的行动中消失，通顺的几百匹纯血马被实施安乐死，成为“中国马圈最惨烈的记忆”。博彩被取缔之后，速度赛马却以其特殊的趣味被保留下来。
“我的马场没有速度赛。”北京稻香湖马术俱乐部的王冀豫在马圈内是最早玩马的元老级人物。 1985年成立的马场当时只是极少数人的俱乐部，当时初期接触马术的人大多以初涉商海的高干子弟为主，讲究骑乘乐趣。马术训练以健身和陶冶情操为主要方向，“我们享受的是人马合一的那种配合”，马匹本身并不名贵，大都来自国内的几大产地，更接近欧洲贵族式马术项目“猎狐”的趣味，“人和马都穿得漂亮”。王冀豫的马场到现在依然不开速度赛马项目，“但也就是近来经济最热的四五年时间，中国增长出一大批玩马的人，来自内蒙古、陕西、山西的老板们，他们热衷的是养纯血马和骑手，也会有小圈子里暗地的赌注”，“你赢我一个马头，我不服，10万元，下次再来”。
很多新晋马场为了满足增长的玩马群体要求，开始引进更昂贵更讲究的速度赛马。“我这马是几百万元买的”的说法，在马主们的信息传递中成为新的焦点。“那时玩马两个条件，一个是七情六欲不知哪根神经动了，就爱上了；一个就是俗话，钱烧的。”王军宁笑着自嘲。他在房山的俱乐部过去养了300多只名犬。“2004年朋友们觉得马好玩，我就搞了十几匹国内的马，新疆的、内蒙古的都有，那时候也不太懂半血之类的，反正也没对外经营，就是朋友们自己休闲的，当个养老院。”也就半年左右，一个朋友来玩过之后提出了意见：“人家现在都玩纯血马了，说速度快，刺激。你这些马灰不溜秋的，丢不丢人。”
“中国玩马的人就是这样，从无知到有知再到精明，那是有不断的大批无知者扑进马圈才逐渐发展的。”王军宁第一次买马就被内蒙古的卖马人给镇住了：“20匹里有那种身上裂个大口子的，还流血呢，我说你怎么给我这个，不要！人家在地下的马粪里捞起一大把，往伤口上一贴说，‘行了，咱们蒙古马禁造’，我就给拉回来了。”那时对马既不懂，也没有要求的中国马主，现在已经被大体上分为了4类人：“玩速度赛马的，不亲力亲为，那些纯血马时速70迈，没受过专门训练的人不能骑。但是这些马主又是最需要宣泄一番情感，有争强好胜的理想，那是一种强烈的对赢的追求，这批人就是纯血马速度赛的追捧者。”现在这批人成了国内马市的主要拉动者，“有的在马场里自己跑跑，小礼服一穿高头大马一骑，很过瘾。舞步玩得是训练，人和马要高度协调，想让它出哪只脚怎么跳都行，这需要极品的温血马。还有人喜欢野性的，骑到大河滩上几十公里地狂奔，这是玩越野的，其实用不了多少钱，一两万元的马足矣”。
第一种玩法需要巨大成本投入，但是在国内的马匹交易却和私下交易古董一样乱，况且懂行的人太少，交易形式被王军宁说起来就是“搞来搞去”，“马成了一般的流通商品，我从国外买了一匹觉得好，留下，不好的再卖掉，反正也没有价格比照，大家都这么自己转手再加上点忽悠”。但这样的投资本身就是一场赌博，一下子就赢得了国内新富阶层的欢心。“你说你这马1000万元买的，我就问你它1000米能跑多少？你说多少秒，这才是真标准，就和刘翔一样，速度是最简单但是最刺激的指标。”
实际出路
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喜欢马，为了区别于成本较低的策马狂奔，有实力的马主们选择了让自家的骑手和纯血马参加比赛。“在香港赛马是博彩，奖金和赢是马主的双重目标。香港一场普通的赛事奖金有2000万港币，1200万港币都是头马的，马主的精神享受和物质回报是双重的。而国内的速度赛事，奖金少得可怜。”王军宁说。梁锡麟却因此认为，“这才说明了内地马主们的伟大啊！”目前在国内马彩前途不明朗的情况下，确实如此。国家级的“全国速度赛马锦标赛”一年一次，头马奖金1.5万元，地方有些俱乐部或地方政府，拉到了赞助，又让中国马协挂了名，最高的奖金是3万元。“我的马参加‘御马者杯’，拿了两个头马，奖金一共3万元，我这千里迢迢地把人和马运过去，光算运费成本也不止这个数，租专车就1.2万元，给骑师、马房30%的奖金，给教练10%，再算算吃住，更不用提马的身价和养马费用了。目前在国内，想追求物质回报还是奢望。”
“整个中国的马主都在盼赛、求赛。有多少人愿意把纯血马当京巴？”中国目前各地的速度赛约有十几场。王军宁说，因为缺乏有吸引力的比赛，太多自己认识的马主都只能把马当宠物养。“我认识一个赤峰的矿山老板，让我的专用车给他送3匹价值100多万元的纯血马。司机给我打电话，一直往山沟里开，什么路都开没了，在土路里颠到尽头，终于见着人。那个老板说，上后山去吧，把马一放出来，就行了。司机往后山一看，天啊，山沟里有五六十匹纯血马，几十万元一匹买的，都和放羊似地在山坡上溜达呢！”
王军宁2005年开始买进纯血马，马场生意也转型了。渐渐地就有人看上了这匹那匹，要买走，也有人买好了放在他的马场养，这个马场占地500亩左右，算是比较大的。“有个马主在日本参加了一个小型的纯血马拍卖会，50万元买了两匹马，他也不懂，就随便找了个2亩地大的地方一圈。自从这马进了这院子，就好几年没出来，没溜过，饿了给点玉米吃，个子一点没长，脊背和刀一样，后来他们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商量着把这大小两匹马送出去想配种，说前两匹小驹子归我，第三匹给他们，那天晚上送来我眼神也不好，‘那大的马瘦毛长的就算了，怎么后面还跟一狗？’他们当狗养还养不胖！”在这样的潮流下，纯血马不再能供旅游、骑马享乐的人玩，只能竞赛。“参赛过的纯血马不跑要撞墙，要死的。进了马就得参赛，选骑手，北京本地也有几个常规比赛，国内的玩法就是这样，马主们也慢慢有了比赛的追求。我不是要马赚钱，我就是要证明我最优，中国人都好当个伯乐，那种自信心态是赛马的出发点。”
国内目前消费马的形式却没有太大改观。目前国内马术俱乐部约300家，纯血马每家大多是一二十匹的规模，40匹算多些的。伊犁、三河的马经过改良虽然也不错，但是却遭到了更新换代。马主经常请人给估价，“6000？我这30万元买的！”谁都不承认自己上当受骗，因此消费者现在提出的要求都是澳大利亚、美国、阿拉伯或来自日本的进口纯血马。“国内的速度赛分3组，分不清是纯血还是半血的，还有‘不限定马组’的比赛，当然成绩再差的纯血马也比半血马强。可是因为咱们国内这买卖马的方式、马场的育种都很乱，给马乱配种，有时候难以界定这是什么马。你这个是正规的大马场买来的，是国外进口的，就能说清，其他的啥也说不清。”这样的现状使得抱着“好好玩、正经玩”心态的马主们，更倾向一分价一分货的进口名马。
买马的生意经
日本借助上世纪80至90年代日元大涨的机会，进口了大批英、美、阿、澳等传统纯血马国家的品种回来，自行繁育，至今已经成为世界第六大纯血马出口国，是赚进外汇的典型案例。在今年初人民币出现涨价势头的时候，王军宁抓住机会和澳大利亚最大的马匹公司“神奇百万”签了合约，“现在虽然人民币又下去了，但总还是划算”。一开始，澳大利亚公司更倾向于卖给中国顶级的成年参赛纯血马，参赛马不论公母，种马则价值连城，在国际马匹拍卖市场上，现役的准马王才能成为投资焦点和马主争夺的对象。但是王军宁和澳方协商讨论的结果是，没有巨额奖金的中国市场，马的繁育能力会是马主们更关心的问题。
“我们不要骟马，尽量少买母马，目标是血统过硬的公马。”王军宁买回的76匹中有50匹都是刚满或未满2岁的小公马，它们的脖子上戴着铭牌，上面印着父亲、母亲甚至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名字。“这匹小马的爸爸是美国马王，身价5000万元人民币；爷爷是世界马王，身价过亿，配种费用一次是100万美元。但是小马却趁现在经济危机，以比较合算的价格来到中国。”梁锡麟是“神奇百万”的中方代表，他用半年时间亲自选出这76匹马送来北京。王军宁说：“这样世界知名的公司，不会一次性交易，讲的是信誉和与中国市场今后的长期合作，所以在价格上还可以接受，质量上又有保证。”梁锡麟本人曾经选出的最成功4匹纯血赛马都在香港赛马界威名赫赫，“它们4匹赢得的总奖金额已经超过1亿港币，最高一匹是3000 多万港币”。今年初受金融危机影响，马的价格普遍降了三四成，正是入手时机。
“香港除了荣智健这样的人可以同时拥有4匹马，马会里一般的马主只能拥有2匹。本地的生意人太幸福了，我经常听说一个内地马主就拥有10匹纯血马。香港马会有12个董事，他们可以拥有3~5匹纯血马，马主约七八千人，马会会员约2万人左右，因为香港马会是本地最奢华的俱乐部，想成为会员需要极高的资质，有资深会员介绍与银行担保，然后经过考察才能成为会员。一般会员参会到了第三年才能申请马匹进口许可证，名额有限获准率很低，买了第一匹马想再买第二匹要等上好几年。”梁锡麟说，尽管香港赛马世界闻名，但是纯血马的成交量在严格控制下。每一年的香港纯血马拍卖会都是马主们极为谨慎耐心的较量。“世界上大部分纯血马交易都是由拍卖来完成，质素高低与价格直接挂钩，参赛成绩决定价格。最富有的人拉头马，捧出奖杯来，是无上的荣耀。”梁锡麟说。
“内地如果能够有纯血马育种基地，那一定是最让人振奋的事情。”在这次进入中国的76匹纯血马中，有十几匹来自英国Darley马场的顶级名马，是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名下的马场，在澳大利亚等国都有分场。纯血马发源自英国，但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马场都在冬天将马匹运送到澳大利亚避寒，因此澳大利亚这二三十年也成为名马产地。“再者澳大利亚的运费相对欧美低50%。”速度赛马的根基在于血统纯正， “以前也有马主托人从国外进口几匹顶级名马，但是再怎么舍得的人，对价格依然比较敏感。香港用于赛马的纯血马平均身价300万港币，这样对于我们倒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王军宁说他特意选择了半数以上从未参赛的小马，“等它们练成了姚明、刘翔还能这么便宜吗？这次起拍的价格从20多万元到过百万都有。”对于刚刚发展起来的中国马主们，消费“姚明”显然极不划算，也没有用武之地。
虽然这么说，王军宁也说不清中国的马市场到底有多大，在2008年的中国马业论坛上，新疆、内蒙古等地的农大教授都认为，“好的赛马一直以来有价无货”。而王军宁本人的感觉是，“对纯血马的需求从我玩开始就一直在增长，但是国内的比赛上，一匹良驹有时居然能霸住各个比赛连赢10场。在香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马会要保证所有马的质素接近，才有投注的公平性。可见我们在数量上的缺乏和质量上的参差不齐”。他只有一个北京海关去年进口纯血马的数字，大概在300匹以上。国内俱乐部目前的会员多的达到300人，少的几十人，纯血马的行情被内蒙古、甘肃、河北、浙江等地的马主们看好，“在比赛是个缺项的现状下，穷则思变，那么能追求到的育配种的经济效果，就成了这次拍卖的侧面效应”。
新富阶层在成长
王军宁以纯血马骑师的标准，从云南请来了佤族的骑师和马工，他们身形瘦小轻盈，又有少数民族的霸气，虽然看上去只有十几岁，其实都已经20岁出头。梁锡麟已经教导了他们3个星期，但是马工牵马时，还是被梁锡麟不断指正。这些小马都已经非常高大，因为纯血马寿命只有十三四年，比一般马少一半，竞赛生涯只有5年。它们大多时候安安静静，被抚摸头或脖子会回应温柔的呼吸，被指到哪个部位就会自己转动身体让人看。但是一旦出栏则完全变了模样，有的高声嘶叫，有的则和别的小马打架。马工因为小马不肯前进甩了一下鞭子，因为怕痛，那种绳鞭已经在最前端弄开花，“Good boy！”梁锡麟立刻上前禁止，小马已经养成了听英文的习惯。“要轻轻温柔地碰它，它明白你的意思，不可以惩罚。它们天生娇贵，要不断安慰、夸奖！”这一天，有几匹状态稍好的小马第一次上马鞍，只在上下坡上走了几个来回就赶紧被冲凉洗澡，“这些小马没有上过学，都需要非常专业的教导”。
为了给马主们提供最专业的纯血马训练，梁锡麟和中国马协合办的针对马主、骑师和马工的专门训练班，将在8月开始授课。“其实就为了这一批马，提供它们最优质的成长环境。”对自己要求越来越高的马主们也跟着一起成长。梁锡麟手里拿着一个没有针头的巨大针管，里面灌满糖水，他往马嘴里一推，马就龇牙咧嘴地高兴起来。“养纯血马是一个很复杂又很有意思的过程，肯花大价钱买还只是初级阶段，真心爱马需要此后不断的付出和耐心。”养纯血马在香港需要每月3万至5万港元花费，“但吃什么料，让哪个等级的骑师来操练它，都是成本极高的事”。王军宁也说，“大浪淘沙，马主也逐渐走向专业化了。以前有人在赛马时和别人差200米，居然要定下一个月赶上人家的赌注，现在明白这是种的问题，马主们也已经不再这么玩了”。
速度赛尽管不多，推进马的质素却依然重要。“神奇百万”今年将在北京举办每场奖金总额30万元的比赛3场，为买马的人直接提供一展雄风的机会。“入门阶段之后就是上小学，马主们很快就会享受到速度赛带来的欢乐。”一场是开放的赛事，预赛的头马就可以拿3万元奖金；第二场是针对价格最高的十来个马主，直接决赛，头马奖金15万元，是目前国内最高奖金；第三场就是所有拍卖马匹都可以参加的。世界上各大卖马的公司都有自己的赛事，不仅是营销手段，这些赛事往往也是全球巡回赛，虽然只让自己公司卖出的马参加，依然是世界水准，可以记录积分排名。这次在中国只能做一个小圈子里的微观尝试，“高奖金额的速度赛在全世界，尤其是美、加和亚洲地区，都是极受欢迎的。贵的马不一定就适合速度赛，有人说自己的马价值几千万元，那个概念应该是奥运会障碍马术的马，那样的马之所以名贵，是因为聪明，知道哪个坑可以跳，又勇敢，面对障碍可以一往无前。这样的马有脑子会思考，所以万里挑一，极其昂贵，但是这和速度赛是没有关系的。”梁锡麟说。
“外国人一听中国人要买什么就兴奋，我们首先是学会保护自己。”“哪个贵给我来哪个”的马主也存在，更多人则开始精打细算，“即使是现在国内的速度赛，早已经不带半血马玩了。半血马在高端消费者中的淘汰已成定数”。更使马主振奋的，是武汉、南京在2008年底至今，相继落成了号称亚洲一流的赛马场地，武汉还进行了第一次商业赛马试水。“硬件已经有了，如果马彩开放，这次买马的一部分人立刻就会成为现成的真正‘马主’。”但是对于这个敏感的问题，目前谁也不敢对此下判断，趋利的天性表露出来：先行预备，等待时机。■
